受业之地的百年情愫

何京

一

今年是我们大学毕业40周年。即使是班上最年轻的同学，也在今年越过花甲，奔向古稀。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用一生的经历，来回味我们的大学时光。甚至也可以在更加深远的历史视野下，去追忆我们母校的过往，寄语她的未来。

回味我们进入贵州大学的时候，我们刚从一个封闭，迷乱和动荡的时代走出来，恰是青春年华，正赶上禁锢渐开，求知若渴的新时代风尚。那当然是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美好的感受，是镌刻在记忆深处的。

那时从贵阳城里去学校，需到次南门乘坐郊区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比较拥挤，车过中曹司就宽松了，空气清甜。路两边有高大的白杨树，绿意盎然，公路左侧不远处，是缓缓流淌的花溪河，碧水如蓝。

　　校门口有停车站。下车走进校园，杂树掩映着礼堂和小栋小栋的办公楼、教学楼，都是苏式建筑混搭民国风。只有通往称为红楼白楼的学生宿舍那条路，有点秃然，后来我们参与种上了法国梧桐，现已树高参天，荫蔽今天的学子。

我们中文系的老师群像，也是一派混搭风。文革后全校硕果仅存的两位资深老教授，都在我们系里。教古典文学的陈果青先生和教外国文学的陈廷赞先生，还有教我们音韵学的系主任蒋希文先生，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是浓郁的民国遗风。教文学概论的徐达老师和教唐宋文学的宋秀丽老师夫妇，从里到外都散发着上海滩的精致精明，上课时展露着复旦的严谨和海派的幽默。教写作理论的江泽纯老师，睿智富有激情，而眉宇间总带一点夹边沟的忧郁气息。教写作又带讲了书法实践的姜澄清老师，骨子里落拓不羁的老庄风度已开始散发出来，以后他以庄子虚玄之风为底色的画论书论，享誉国内。教外国文学的胡日佳老师，外表呈俄罗斯的寒温带气候特征，内心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热情炽如烈火。教古代汉语的张闻玉老师，热衷于用四川口音传授来自安徽滁州张汝舟先生的古天文历法秘笈，至今还有众多的追随者。教古典文学的李晔先生，藏书汗牛充栋，深居简出，学富五车，学养深厚，俨然贵州陈寅恪。教现代汉语的张相筑老师，因年轻貌美，教学风格清新，而成为教师里唯一让全班男同学精神振奋的一缕春风。

那时学校老师的教法教案，谈不上严谨。老师可以在香烟盒上写两三行提纲，就端着茶杯上讲台信口开河讲两节课。没有人会打小报告，也没有监控。但对于重在开阔视野，传授治学方法，指点迷津点到为止的精英教育，这恰是拨云见日，醒聩震聋，足够受用。因此，班上尺修、若海等几位因旷课数超标险被开除的同学，以后依然成就了富有才华的一生。

　　那时的校园思想是自由而奔放的。学生老师都可参加基层人民代表的自由竞选，我们看见初尝民主滋味的学兄学姐在食堂的院子里， 跳到高处来一通或严谨或出格的激情演讲。登台滔滔者后来命运多舛，在下边静听的许多人后来成了省里的大小领导。夜晚的教室和图书馆是宁静的，不少当时在那里潜心学问的同学，成了当今学界的栋梁，流布本省、国内乃至国外。校园周边的村舍田畴是纯朴清新的。课余的白天或夜晚，有三五同学漫步其间，结下的情谊延续几十年。有孤男寡女乡间小路上春心初绽，流连忘返，得大自然和风鸣虫的加持，所得皆所愿

　　其实那段时光不仅对我们而言是最美好的，纵观贵大的百年风云，似乎也是最美好的一段。我的家世，与贵大有悠长的牵系纠葛，因此我可以心怀亲历受教的授业之恩，以及先辈和后辈感同身受的经历，来抒发一下对母校的百年感怀。

二

贵州大学的源头，可追朔到雍正十三年设立的贵山书院。我的先辈，前清进士何泌，曾任书院山长，主讲于书院，并在扶风山倡导修建了纪念王阳明先生的阳明祠。这是我们家族与贵州教育结缘之始。前两年我曾向贵大捐赠了何氏先辈清代考进士的殿试试卷，现展陈于校史馆。

（图：笔者（左一）向贵大校史馆捐赠先辈殿试试卷。张大林副校长受赠）

在近170年的时光里，贵山书院堪称贵州的最高学府和最高学术机构。贵山书院名贤荟萃，羽扇纶巾，坚守儒家道统，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在贵州古代文化史上功莫大焉。这是贵州大学厚重的历史遗产。

到1902年。光绪皇帝想实行变法，下诏各省书院一律改设学堂，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

1902年由贵山书院改制而来的贵州大学堂，就是贵州大学列入校史的建校时间。那段时间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在贵州，教育改革首当其冲。曾任朝廷礼部尚书的李端棻、曾任湖北按察使的唐尔镛、黔籍富商华之鸿、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任可澄、曾任省政府秘书长的熊范舆、前清进士，文化大家姚华、留日学者、笔山书院末任山长徐天叙、原贵州省政务厅长何麟书等当时的一批著名士绅，都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是贵州教育从封建士大夫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先驱。其中何麟书是我的祖父、李端棻是我祖父的表哥、任可澄是我伯母的父亲、徐天叙是我外曾祖父。所以我的家世与贵州教育的渊源可谓深远。

但当时贵州大学堂在贵州并无多大建树。因为当时这批人的主要精力在于着手变革贵州面广人多的初等教育，和发展地方经济所需的职业教育。他们创办的通省公立中学，就是后来的贵阳一中。成为百年名校。他们任教的陆军小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初级军事学校，也是贵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在辛亥革命时发挥重要作用。国民党军队中早期的黔籍重要军官，王文华、何应钦、刘显潜、柏辉章、吴绍周等都出自该校。

　　但贵州当时缺乏创建现代大学教育的经验和师资。我的那几位先辈中，李端棻、徐天叙先后离世，祖父何麟书与他的同时朋友任可澄、熊范舆、华之鸿等，辛亥革命后都居官显赫，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所以贵州大学堂在民国初期的存在感似有还无，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甚微。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贵州政局一直动荡不断。二十年代军阀争斗，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三十年代红军长征入黔，国民党中央军趁围剿之机，进驻贵州瓦解了黔军的体系，实现中央政府对贵州的有效统治。但贵州高等教育仍是大大的欠账状态。三十年代后期，日寇图我国土，中国北方和东部战火烽起，贵州成了抗战大后方，许多著名高校纷纷迁入贵州。国立浙江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国立广西大学成建制迁到贵州。协会医学院，河北医学院在日寇压境时宣告解散。师生流离到贵阳，在此地组建了贵阳医学院。（今天的协和医学院是战后以当时贵阳医学院师生为主体回京后重新组建）。私立湘雅医学院迁到贵阳，并改为国立，与已到贵阳的南京中央医院联合办学。贵州高等教育因祸得福，一时呈十分兴旺之势。

但贵州的有识之士深谋远虑，他们认为这些西迁的高校是一时避难于贵州，将来总要迁回原籍。贵州应在此时乘势而上，创办一所属于地方的大学。重建贵州大学之议被提上民国政府议程。

此时正好有一个契机，后又成一段公案，略叙于后。

曾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的王伯群，兴义人氏，是一位杰出的贵州之子。他于1924年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声誉鹊起，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抗战时期，大夏大学西迁贵州。因战乱时期经费筹措困难，1941年开始，向民国政府上报，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大夏大学提出保留原校名，学校就交给国家。蒋介石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责教育部整理院系后再呈核。当时大夏校董，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向蒋建议，按复旦大学私立改公立的模式，蒋也基本同意。而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未再征求各方意见，即下文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成立新的贵州大学。此文一下发，在大夏大学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当时师生多为外省籍人士，他们极为珍视大夏大学的金字招牌。全校师生立刻成立护校委员会，罢课抗议，宪兵包围校园亦不屈服。校长王伯群也很悲愤说道：“一厢情愿，不惟校名消亡，校产亦被告掠夺，真可谓非法政治矣。”他立刻赶赴重庆，约见教育部长陈立夫，又邀孙科、孔祥煕、何应钦、王正廷、张嘉璈等11人在重庆召开大夏校董会，决议必须保留大夏大学主体和校名，大夏可拨部分专业给新贵州大学，支持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部应该增加给大夏大学的补助经费，以渡过难关。

　　最后教育部收回成命，保留大夏大学，并增加经费补助。于1942年下文，委派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休为校长，在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新的贵州大学。后来蒋介石知道大夏大学未改国立，还增拨了补助经费，愤怒斥责陈立夫“以国家教育为儿戏”。陈立夫顿感哪头都不是人。

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但它对贵州教育的贡献彪炳史册。当时贵州大学的文科院系，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得到大夏的很大支持，今天的贵州师范大学，脱胎于当时的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大厦迁回上海时，把在文化路的校舍划拨给了当时的贵阳师院。大夏大学附中，是抗战时贵阳被轰炸其间唯一留在城区坚持上课的中学。大夏大学回到上海后，在1951年被改制为华东师范大学。一个饱经沧桑的校名，终究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1942年，是贵州大学校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从这时起，它有了完整的文理学科设置，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此时全国抗战胶着，战事复杂多变。贵大师生胸怀报国梦想，教学相长。正如校长张廷休所撰校歌云：学府起黔中，正神州鼎沸，海峤云红。既披荆斩棘，水鲜藻馥。此地贮潜龙，坚毅笃实，吾校之风。

1942年贵州大学重建后，设有文学院、‌法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等四个学院。一批全国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前来担任院系领导，比如我国著名农业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罗登义先生任农学院院长，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丁道衡任工学院矿冶系主任，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谢六逸先生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团队中还有我国教育大家、史学家柳诒徵、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土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乐森璕，著名土壤化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土壤化学学科的先驱彭谦，文化大家、执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之牛耳者张汝舟、著名作家蹇先艾等等当时在中国学界熠熠生辉的人物。若论教师团队的学术成就和全国影响力，40年代可称贵州大学的高光时刻。往后不知何年能再现那时荣光。

40年代我的父亲在贵州省高等工业学校读书和任教。解放后即去北京深造并留北京工作。这所学校后来也并入贵州工学院。他在学校的同学、同事吴继武、何荣书、范永发、殷以睿、朱佳穗等等后来又分别成为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的学生、老师。这些老友与我们家多有往来。所以贵大轶事是我幼时就知道的存在。

到了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解放军4月强渡长江。7月二野五兵团在江西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挥师贵州。贵州解放指日可待。实际上贵州在解放前一年地下党已十分活跃，并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我父亲任职学校的同事殷以睿就是地下党员，后来担任了贵州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我父亲等一伙年轻人，受他的影响，都在暗中准备迎接解放。当11月15日解放军从大南门入城时，贵阳街头的欢迎队伍打出的毛主席像和朱德像，就是我伯父何士璇在西湖路的南明河边，折柳枝烧成炭笔，在家里拿来的白布上绘制的。

　　贵阳的师生们上街与解放军联欢，竟然唱着《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让解放军官兵大吃一惊。

当时贵大的校长张廷休是在贵阳解放前的最后一刻离开学校去了台湾。到今天如果我们客观的评价他，他对贵州高等教育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他本人是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但他能吸引许多优秀人才到贵大，是源于他尊重人才的卓越品格。比如他请到我国著名史学大师柳诒徵先生到贵大授课。当时学校没有汽车，他去城里车站接初到贵阳的柳先生时，只雇到一辆人力车到花溪。于是他把柳先生扶上车，自己跟在车后一路奔跑20多公里回到学校。当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贵州学界知道此事无不动容。我八十年代在贵州大学参与第一次校庆筹备工作，张廷休先生的家人曾联系学校，转达他的遗愿，希望捐款为贵州大学建一座图书馆。鉴于当时对台工作还有许多禁忌，此事未能如愿。我想当时除了张廷休先生，还有许多更有名的文化人，比如胡适、张大千、傅斯年、梅贻琦、钱穆等等，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归属，这并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他们为中华文化做出的贡献的评价。

作者在张廷休校长塑像前

三

解放初期，新生的政权忙于重建社会管理体系。其中对文化教育十分重视。专门成立省文教接管委员会。选取南下军队干部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申云浦同志和康健同志任正副主任，他们与文化教育界人士广交朋友，结下延续几十年的友谊。当时贵州只有三所高校，贵州大学、贵阳师院和贵阳医学院。当时为接管贵州大学，省文教接管委员会派了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的团级干部陈大羽同志，带一个联络员，一个警卫员前往花溪接管贵大。他们依靠广大师生，迅速稳定的学校局面。当时花溪匪患猖獗，时有数百人土匪队伍入校骚扰，绑架学生。陈大羽亲自提着机枪带领学生狙击土匪，迎来增援部队击溃土匪武装。他带领学校教授委员会推举了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为解放后的贵州大学第一任校长，学校下属五个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和文学院，全部转入正常教学。当时一些国外省外的才俊，比如刚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冶金专家徐采栋先生等，前来加入贵州大学，所以解放初期的两三年，贵州大学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在西南地区和全国都有很好声誉和很强的实力。

不料短短几年以后，贵州大学忽然解体，可谓世事难料。

事情源于当时的中央教育部。从1951年起，他们就对中国许多大学的英美制式不爽，要学习苏联制式。英美高等教育多为大学下设学院制，苏联较多的是单科性专门学院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急于发展工业经济，需要大量专业技术型人才。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全面推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下手的主要目标就是拆解综合大学。

当时中央教育部长是民主党派人士马叙伦先生。他肯定难于决定这么大的事情。一定有更高层级的拍板决策。但制定具体方案和执行的人应该是教育部高教司，也即1953年以后高教部的人。当时贵州大学被列撤销名单内。但贵州是经济和文化较落后的地区，照理撤销重组应该以有利于本地经济文化发展为依据。但当时分拆结果匪夷所思。贵州大学最强的地质系调到重庆大学，后又调到成都地质学院。贵州这个从寒武纪以来的世界地质学研究重地没有了地质研究学科。贵大工学院分别划入调入云南大学和重庆大学，直接成就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昆明工学院。法学院被调入四川参与组建西南政法学院，即现在赫赫有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系划归西南经学院，即现在有名的西南财经大学；比较强的土木工程系被划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贵州大学最为倚重的农学院分拆为二，最重要的农学类专业并入西南农业大学，留一部分组建新的贵州农学院。只有贵州大学文学院完整留在贵州，但划归贵阳师范学院。从拆解贵大的过程看，我推测操盘的这帮人可能原来是干拆炸弹的专业人士，看手法有点象。每拆下一个零件 就往不同方向放得远远的，以防它们不小心汇拢，又成一个炸弹。

当然经历这一轮命运轮回的不只贵大，还有许多已经具有国际声誉的名校也在拆解之列，比如燕京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齐鲁大学等等。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锐减至1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受到截肢式调整，但他们的学校主体还在。这轮调整后全国工科院校和在校生有明显增加，但文科院系受损严重，全国文科类在校学生占比最低时下降为4.4%。

这轮全国院系调整工程浩大，耗时颇长。最后到1957年才基本结束。但还在调整过程的后期，高教部可能也感觉不对劲，一个大国的教育还是不能这样搞。于是在调整刚结束后的1958年，便一声令下，恢复部分被裁拆的综合性大学。高教部把贵州大学忝幸复建的名单。

　　贵州大学在1958年迅速恢复，得益于两个原因。其一是魂魄未散。当时划归贵阳师范学院的原贵大文学院一批学养深厚的老教师回归贵大，延续了贵州大学的血脉传统和治学精神。特别是我们后来者就读的中文系，张汝舟、李淑元、朱厚锟、赵伯愚、皮焕昌等等一批深具中国文人风骨的学术大家，在系里有了年轻的学术传人，泽被我们这些后学，实为幸也。若1953年那波调整下手再重一点，如同把广西大学中文系跨省调到广东中山大学，把清华大学中文系调给强势的中国人民大学，从此一去不返，那么老贵大和新贵大就没有一点真正的血脉相连了。其二是地气可接。1953年贵大撤销，校址由老贵大的儿子贵州农学院继承。贵大恢复建制，希望回到花溪。农学院地盘挤不进去了，新建校舍费钱费时。正好在与老校区遥可相望的花溪朝阳村，有1953年以后新建的贵州民族学院，是一所民族干部的培训学院。于是就把民族学院撤销，新贵大于1959年迁入。以后，这片土地，赓续了几代贵大人的百年教育梦想，也是后来留下我们青春岁月的地方。

四

贵大恢复重建后，按我的经历和观感，可分为三个时期。即道听途说期、亲身经历期和希望寄托期。

复校后至我们进校前，即是我的道听途说期。这段时间对贵大没有切身的感受。但那些年培养的学生，都是我们的学长、校友和老师。许多人与我工作和生活中多有交集。特别是那些让我们入室面授的老师，在我们一生中印象尤深，影响尤大。从他们身上，就看见了那时的贵大。

现在就我的观感而言，我们可以从总体上评说，他们那个时期的生命感受，不如我们在校的时期，他们苦乐相伴，苦多于乐。

他们比我们艰难。复校的第一批学生1958年进校，我们的老师张闻玉先生、房开江老师就是这时进校的。他们进校不久，国家就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物资，特别是食品十分短缺。食不果腹，正值青春年华，一定不堪其苦。我后来在贵州大学党委办公室工作期间，曾在档案室翻阅到以前的会议记录。有的学生因为偷吃了食堂的一口饭，或擅自吃了同寝室同学的一勺白糖，就被开除并送劳教。

另外政治运动折腾不断，思想约束严苛。原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余未人大姐他们是1962年进校的。当时经济困难稍有缓解，但随即开始了全国性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四清运动”。他们在校期间只有一半的时间上课读书，另一半时间都是参加运动。大家常被集中起来，先自查，自己交代各种思想问题。然后转入互查，找别人的疑点。如果对别人提出的疑点你不能自圆其说，就会“中枪”，也就是记录在案。轻者批判，重一点就影响未来。比如与余未人大姐同班的丁廷模同学，就因为有记录在案的“污点”，毕业后被分配到绥阳县旺草镇中学当语文老师，中年以后才调回贵阳。同学间的一些交流也有风险，谁如有出格的言论会株连他人，被认定为反党小集团。在贵阳土生土长的何士光先生1960年进校，1964年毕业就被分配凤岗县琊川镇一所中学，也与他口风不严有关。我后来列席过学校的党委会，会议研究为一些找上门来的当事人平反，并给人家写平反材料。但二十多年已过去，他们该吃的苦已吃尽。

还有一些哭笑不得的复杂情况。有的学生被批判的时候说他参加反党集团，而处理时又从轻，不以反党分子定性。但分配出去后当地在工作安排、政治待遇上仍被做为反党分子对待。后来落实政策，人家要求平反和落实政策规定的补偿。但单位查不到当时的处分决定，没有平反和补偿的依据。所以人家来找学校党委要求出具一个当时被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依据。但学校当时明明没有给他以反党分子定性，现在又怎么去纠正一个大错误下并没有犯的小错误呢？真是一桩魔幻事，十年辛酸泪。

当然，美好的青春是倔强的。贵大百年历练的浩然之风，总能明德润物，化育人格。尽管现实生活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那些年的校友学长，依然学有所成，成为社会的一代脊梁。比如留在学校的张闻玉老师、房开江老师、卢立志老师、李朝龙老师、佘长虹老师等等，都是老贵大那批老先生的再传弟子，都学有专攻，成为贵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术翘楚。还有60年代从国内和省内其他院校来到贵大中文系任教的老师，比如来自燕京大学的蒋希文先生、来自北师大的胡日佳先生、来自中山大学的汪炯华先生，来自复旦大学的张启成先生、徐达和宋秀丽先生、来自贵阳师范学院的姜澄清先生等等，带来新的学术系统和治学方法，使贵大学子更加视野闳阔，善于融通。

那些毕业出去的学长，大多数人也在逆境中磨砺成长，成就了不辱母校教诲的骄人业绩。如前述与余未人大姐同班的丁廷模先生，后来成为贵州省委副书记、还有龚贤永先生，担任了副省长。他们前后几班的同学，诸如钱荫愉、卢惠龙等都成为贵州省文化部门的重要领导。何士光先生成为蜚声国内的大作家。这些就是我说的苦多于乐中的那份事业成就之乐。当然还有一乐是幸运之乐。因为1966年以后，贵大又停止招生了。文革风起，贵大中文系和全校，也和全国一样，几年停办。后边几年的高中青年，已无缘到贵大中文系享受苦乐人生了。

　　十年文革，必然是文化的浩劫。大学生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重要工具。文革初期我还是小学生，但已经被卷入运动风潮。我们被大街上大学生们的革命豪情所激荡，好奇的观望着他们错乱的革命锋芒不断变换的斗争方向。当时的印象，在社会上冲杀得厉害的有贵州工学院的915红卫兵团，贵阳师院的66红卫兵团和贵阳医学院226红卫兵团。贵大915红卫兵团据说也很了得，从花溪杀将过来，直接占领市中心大十字，办起广播站，气势如虹。斗志高昂的那批红卫兵小将把社会上的当权派和学校的老教授都送进了牛棚。在完成摧枯拉朽的使命后，就统统被分配到工厂农村的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去了。

有四、五年的时间，没有了学生，贵大校园清风雅静。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发出指示，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贵大闻风而动，1972年开始招收推荐而来的三年制工农兵大学生。不仅是理工科，也招了文、史、哲和外语等文科专业。我们进校的时候，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刚毕业离校，贵大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

文革结束后，很快恢复了高考，我由此有了亲历贵大的荣幸。77、78、79、80、81这几级的学生先后考进贵大，大家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我们与前边三级的学生同时在校，感受了同样的校园环境，同样的教学课程，同样的师生情谊。我们这几级的特点是不少人中学毕业后，已经在社会上混迹数年，同学们年龄跨度大，社会阅历丰富。除了各班级有自己的圈子文化，不同年级的同学也结下许多跨年级的友情。我和同班同学王尺修刚进校就被编入78级学兄寝室，与曹前军、蒙大德等兄长同住。如今进校早于我们三年的学长，都已度了毕业四十年这个特别的日子。他们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龙超云学姐送我一本78级学长的纪念文集《文心在兹》，很惊叹他们留下在校四年间详细的“求学轶事志”，汇集许多有珍贵价值的史实史料，使过去了四十年的往事变得鲜活起来。还有他们怀念校园生活，深刻感悟人生况味的美文。翻阅品读，敬佩学兄学姐们的才情睿智。

今年轮到我们了。班上的纪念活动筹备组号召大家撰文记录我们的时代足迹，响应者众。张时荣同学的《花溪河畔追诗梦》，读来感觉他几十年政坛风雨后，还是那个提笔就摆出沉思状的文青。罗平金同学回忆大三时集体去安龙县采风，落下的文字全是记录美食美景的游记。朱一鸣同学的《我的几位大寝室的哥们》，把几位室友逐一回忆一番再加点评，似有人生总结的意味。王尺修同学的《不如相忘于江湖》，怀念恩师姜澄清，文章江湖味不浓，人情味很浓。还有很多美好的文字，同学的文字都聚焦在读书期间。本文也是应纪念活动组委会的要求而作。我就想把视线拉远了，大跨度的把对贵大不同时代的观感叠加在一起。在比较中给人带去思考的乐趣。那么，我在前文描述文革前那一代学长的时候，说他们有苦有乐，苦多于乐。那贵大带给我们这一代的是怎样的综合感受？我想应该是有苦有乐，乐多于苦。我甚至把它定义为“纵观贵大的百年风云，似乎也是最美好的一段 ” 。这绝不是随意遣词。因为这一段安详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校园生活，在贵大历史上没有过，以后也无缘重现。这样的校园气息，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我毕业后留校在贵大中文系任教师，后来又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比毕业离校的同学们，对贵大又有了更深的感受。就我的感受而言，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贵大都氤氲在豁然旷达，开放包容的校园气息之中。我在系上任教的时候，老师们只有每周五下午到系办公室政治学习，大家算是可以碰个面。而政治学习也不强求，老师们愿来就来。平时与老师之间和老师与领导，互不相见。没有课的时候，系里对老师的时间支配是没有约束的。但老师们的生活非常单纯。不像现在的社会那么浮躁繁杂。我们去哪位老师家，不用预约，那时，个人和家庭也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登门拜访的老师们准在家，而且总是在书桌边。回想起当时，我在徐达老师、韩建芬老师、李惠民老师、张闻玉老师、姜澄清老师、钱荫愉老师、涂光禄老师、杨祖芳老师、佘长虹老师、张顺发老师等等老师的书案边小坐喝茶，或请教或聊天，受益匪浅。那时每家都很朴素，但书香沁人。

　　其实那个年代，一种朴素、宽松、温情的氛围，是弥漫整个学校的。我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一些老师常直接溜达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如果书记有空，就坐下喝杯茶，聊几句。当时学校只有大食堂，没有什么包房或专门的档口，所有学生、老师和领导都一样端个钵钵排队打饭。校内也没有任何小食摊或小餐馆。校党委书记陈如新同志家住城里，我们经常一起开会过了午餐时间，食堂早已收摊，就没处吃饭了。有时就到我家里煮碗面条吃。但那时我工资低，家有面条的时候也不多。我们就盘算去哪个老师家混饭吃。去得稍多一点的是祝开成副校长家，他家有面条或剩饭的几率较大。历史系团总支书记王唯维后来调到校党办，她做饭麻利，因此她家也是混饭的去处。我们也经常去一些老教授家，比如哲学系的郭文运教授家等等。不速之客，粗茶淡饭，但大家一起聊生活，聊学校的事，大家的心很近。

当时，省里主管学校的大领导们，也完全融入这样的校园氛围，不拘礼数，没有官威。记得时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加入了数学系一个班团支部的编外成员。经常来参加支部活动。他下班后会只身一人来到班里，与同学们端着食堂打来的饭，在教室围坐，边吃饭边交谈。在家的校领导听到风声赶过去，锦涛同志已经悄悄走了。校领导稍感怅然，但领导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没有什么失迎的过失感。

当年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参加贵大数学系团支部会

　　我还记得一事。当时省委副书记丁廷模同志亲自签批从黔西南一个县里调了一个女同志到学校。这位同志的单位领导对她的工作有些意见，给我说过，知道是省里领导批示来的，不批评她别人有意见，批评又有顾虑。正好一次丁廷模同志来贵大，工作之余，我在和他聊天的时候就问道，某某你签字调来，什么关系啊。我一个小干部居然向大领导这样提问，现在看就不仅政治不成熟，还可能神经有问题。丁廷模同志一笑说：我不认识她，是在阅批群众来信的时候，看见她在原单位陷入很多矛盾，家里老人又在贵阳需要照顾，觉得调开对她对原单位都好，就批给人事局了。我问得突兀，廷模同志回答得坦然。其实当时就是这样宽松温情的校园环境。

六

到了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以后，贵州大学进入了大开大合，大兴土木，快速扩张的时期。这时我已离开贵大，结束了亲身经历期而进入希望寄托期。我的夫人还在贵大工作，我们在贵大仍有居所。我的弟弟后来也由贵工合并到贵大任教，侄女现在是贵大教师，所以对母校发展的观察和美好期望，不是遥祝，而是每日看在眼里，想在心里。

贵大扩张的重要方式之一，用贵阳话说叫一麻拢二并拢。把很多部门的学校收归旗下。贵州大学最早的吸纳合并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省里在市区罗汉营划地建了一所学校，名头不小，叫贵州人民大学，但办得不温不火。当时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也是贵大老校友的刘汉桢同志，为了让贵大在市区有块地盘，就力主将其划归贵大。当时我还在贵大，参与几次磋商。最后在1993年完成合并。以后十余年，合并不断，曾动议把贵州省建筑专科学校划入贵大，因贵大当时没有工科专业的基础，此事未成，后来该校划入贵工。1997年前后，贵大先后与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合并。2004年8月，贵州大学又与贵州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贵州大学。而此前贵州工业大学已合并了贵州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贵州省工业管理学校、贵阳煤炭工业学校、贵州省城乡建设学校，一并带入新贵大。2004年以后的新贵大在贵阳的东西南北就有了十多个校区，在校生人数也迅速增加，达到了申报“211工程”的条件，并申报成功。

在国外高校很少有这样的发展方式。我曾经游走过国外很多大学，从牛津、剑桥到洛杉矶、斯坦福。他们上百年前的校园风貌和院系设置依然存在，历史根脉和学术传统可以一以贯之。牛津大学的三一学院、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几百年坐不改名，但专业文理兼备，人才辈出。在这个意义上，我有点赞成当代硕儒蒋庆先生关于事物存在三重合法性的说法，即道统的合法性、历史的合法性、现实民意的合法性。最合理的存在合法性是寻求三重合法性的最佳平衡点。但当代社会最注重的是眼前利益，不太敬畏历史。眼前有利的事，一拍脑袋就干。

　　这一系列合并中，比较重要的是1997年与贵州农学院的合并和2004年与贵州工业大学的合并。这期间学校的行政体系和学术体系震荡比较大。比如我们就读的中文系，在几年间先变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后又变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然后又变为贵州大学文学院。频繁的变换就容易把历史的传承关系和归属感搞糊涂。农学院在历史渊源上与贵大同出一脉，合并的历史合法性说得过去。贵州工业大学在血缘上与贵大没有关系，是1958年在贵州籍革命老干部秦天真同志的带领下，一帮省级机关抽调来的干部，全国招来的教师，胼手胝足，白手起家建起来的。经过40年的奋斗，积淀丰厚，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价值、精神内涵和校园文化。合并后贵州工业大学品牌价值的消散，应该说是贵州高等教育历史文化资源的损失。后来又在其原址新建一所贵州理工学院，又得在未来几十年重新积累其品牌价值。这一系列操作都各有道理，但客观上手法粗糙。

当然，前述都是贵州大学在破浪前行的发展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沉舟侧畔千帆过，2005年9月，贵大成为国家“211工程”大学。2017年9月，已成为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年2月，成为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新贵大得到国家教育部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校园建设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新校区，占地3000多亩，朝晖晚霞，山林湖泊，掩映着幢幢敦厚别致的教学楼，景致不逊于世界任何一所名牌大学

（图：贵州大学新校区）

去年我在太原理工大学见到贵大原校长郑强先生，他回忆起学校班子和教职工在新校区建设上付出的心血，仍是激情澎湃，感慨万千。现在贵州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学科建设，远非我们在校的时候可比。现有世界一流学科一个，国内一流学科九个，区域一流学科10个，省级重点学科31个。博士授予学科19个。贵大近十余年的成就，我们贵大学子都引以为傲。当然，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我们知道中文系在解放前就是老贵大最强的学科，谢六逸、张汝舟、柳诒徵等名家济济，都是学科的国内巨擘。我们读书的时候，徐卫同学、鲍贤伦同学、严为礼同学、龙超云同学、徐新建同学等等就已经在全国展露头角。现在我们的专业仅列省内重点，区域重点都未列上。所以寄语文学院和中文系的学弟学妹们，加倍努力，为文学院增光。前文曾以苦乐之比来谐谑我们的先后学长们在校的感受。现在的学子，已不必承受大的时代之痛和生活艰辛之苦了。反倒是美丽的环境、舒适的生活，良好的学习条件，能否激发他们更加勤奋的学习，并有所建树，这是我们以往的贵大学长对后学的殷殷期待。

七

溪山如黛，百年春风，学府起黔中。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数十人，在阔别学校四十年后，又聚集在熟悉而又陌生的美丽校园，真是感慨万千。感谢历史的厚爱，在沧桑巨变中，留得我们曾经沉浸其间的教室还在，食堂还在、熟悉的礼堂和办公楼还在。使我们的青春岁月思有所依，情有所归。也感谢国家和省委省政府，以及贵大的历任领导和职工，把一个宏大崭新的贵大，留给贵州，也留给我们。当然，今天的贵大与我们当年的贵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经过大的整合重组而来，它需要凝聚各方校友，重塑历史的认同感，用情、用心、用力，和今天以及今后的贵大学子，去共建历史与未来同辉的贵大。

记得两年前在我向贵大校史馆捐赠先辈清代殿试试卷的仪式上，我的77级学长王晓卫撰《贵州大学赋》赠母校，石刻镶嵌于校史馆大厅墙上。当时校党委书记李建军同志在致辞中说道，校史馆要定期邀请何老师、王老师等等这些老校友到学校，与同学们开展丰富的活动，留下精神财富。两年过去，还未接到邀请。但相信也许三年以后，就会有更多校友受邀去到学校。我认为校史馆和校友会，应该更加主动作为，发挥校友与学校间的纽带作用。形成良好的机制，把校友与母校的情感维系好，把校友的资源和能量发挥出来。星移物换，我们愿一起薪火相传，畅写春秋，愿贵州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

2024-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