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基是中国的十四年抗战

若谷

太平洋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基
是中国的十四年抗战

作者：张谷林
2019年12月29日

（原作刊载于2019年12月29日
“太行英雄网”）

原作刊载于2019年12月29日

“太行英雄网”

目录：

一、 中国与日本的历史交集
二、 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抗争背景
三、 中国共产党率先领导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敌后抗战
四、 中国抗战两种不同战场形式的共同作用
五、 中国建议并参与了成立联合国的全过程

正文：

2019年11月18日，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会长李彤妍，秘书长李小峰，副秘书长钟永强，抗战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张谷林，张宏伟，《太行英雄网》总编辑马正等，与来自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人二战老兵后代组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代联谊会孟京生会长和吴岩，在北京太行分会会议室亲切会晤，进行了抗战历史文化交流活动。

朋友们就有关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进展，海外各界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观点和看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宣扬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以民族大义为主线，交换意见，热烈恳谈。

其中关于中国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话题引起笔者结合中国通史《论中华魂与根文化》等相关内容的思考，故成此小文奉上。

中国通史《论中华魂与根文化》专著。

世界历史风云

一、中国与日本的历史交集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为邻，历史久远。

自汉隋至唐代，两国曾经有过流传千古的“蜜月”时光。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鉴于中国向日本的文化和技艺输出，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规模巨大的日本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非凡贡献。

双目失明的唐高僧鉴真东渡弘法，传播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为来自日本的好友晁衡（阿倍仲麻吕）作诗哭祭“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苏州的寒山寺与日本的拾得寺犹如一对兄弟，饱含两国割不断的历史文化渊源。

寒山寺

至宋朝，日本随着中国版图的变化而对中国起变化，追随着霸主政权……

元代的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希望与日本“通好”，但时值镰仓幕府时代未果。于是于1274年、1281年二次跨海发动降服战争，皆因突遇台风，铩羽而归（二战时期的日军“神风”称谓亦由此而来）。

至明朝嘉靖年，日本倭寇“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问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大将戚继光抗倭成为著名民族英雄。

戚继光

日本对中国穷兵黩武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

1868年11月，日本的明治天皇将都城由京都迁往江户，将江户更名为东京。

迁都东京后，明治天皇政府大张旗鼓地向西方学习，开始了资产阶级改革，既日本历史上重要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已不再是封建小国，其自身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一。

1894年9月17日，日本挑起甲午海战，该海战以已经衰弱的清朝失败而告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至此，台湾进入日本帝国殖民统治的时期，又称为日据时代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邓世昌、甲午海战。

1900年5月28日，日本又以最多兵力与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组成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进犯北京，英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驻扎在中国旅顺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2月10日，日俄正式宣战。

1905年，日俄两国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和谈。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沙俄在和约中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并把攫取的中国南满铁路、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将俄国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此次日俄战争成为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性战争之一。俄、日、美之间的关系从此进入意识深处的怪圈。

日俄战争破坏了中国的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日本对沙皇俄国的宣战以及取得日俄战争的最后胜利，跻身于世界列强，使日本的野心急速膨胀，最终走上了他们自己都认为的军国主义道路。据学者统计，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差不多每五至十年即对周边国家进行一场侵略战争，用兵频繁、规模巨大，在世界近现代史罕见。就连日本右翼都大言不惭的把自己粉饰为“百年战争”。

1941年日军攻占中国香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二战期间香港本土唯一的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在反“扫荡”、保护商队与民众、抢救盟友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700多人，解救遇险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以及港英官兵和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人士近百人，立下赫赫战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位于新界的乌蛟腾村是港九大队在香港最重要的基地。香港沦陷期间，该村先后有40位青少年义无反顾地参加抗日队伍。他们英勇抗击日军，偷袭启德机场、炸毁日军九龙第四号铁路及军火库等。其中，李世藩、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村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此，乌蛟腾村民自发建设的“抗日英烈纪念碑”也成为香港唯一的国家级纪念地。他们的英勇抗战向世人表明，中国香港人深具爱国传统，不乏牺牲精神。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乌蛟腾村

香港乌蛟腾村抗日英烈纪念碑

二、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抗争背景

中国人民有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十世纪最早期的可以台湾为例。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当中，台湾本土同胞对日本统治者的抵抗，大抵都发生在日本据台的前20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台湾人民一连串反抗日军接收的“乙未战争”；第二期是紧接着的民众抗日游击战，几乎每年都有武装抗日行动；三是自1907年“北埔事件”起，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到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哖之战”。

日本正规军对这些反抗疯狂镇压，民众自发的游击队被集体屠杀，都以失败告终。

之后，台湾反日运动转为维护汉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但是在1930年期间，原居民部落还是爆发了“雾社事件”，引发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住居民。

“雾社事件”中被屠杀的台湾原住民

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清朝的消亡，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此时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就已经预示：“中国国民之民族运动与恢复国权运动实属自然”。中国的“统一必定成功，其国力亦将渐次集结”。由此可知，从那时起，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就预感到中国的发展与统一。

1926年，日本皇太子裕仁登基，改年号“昭和”。昭和时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便大规模展开。

1931年（昭和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同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 约30多万中国军民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九·一八事变

卢沟桥事变

南京大屠杀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梯次爆发。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

直到1941年（昭和16年）12月7日清晨（“九·一八”事变十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才爆发。

这一系列战争，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人民，乃至全世界带来无数灾难。

在此之前，自1935年始，至1939年，美国的孤立主义派利用美国人民不愿卷入世界战争的和平情绪，通过国会多次订立中立法，以躲避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引导美国及其公众作好反法西斯战争的准备，与孤立主义展开了坚决而富有艺术性的斗争。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为了能让美国人民支持与日本进行的战争，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美化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唱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

直到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

至此，一般认为始自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三、中国共产党率先领导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敌后抗战

“以往，我们看东北义勇军像似一支没有主流文化引导的，由普通民众（甚至包括地痞、流氓、占山为王者）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但其坚决抗日，彰显的却是原发的民族性爱国精神，充满正义凌然之气，是中华魂的切实表现，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扬。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引领下，东北抗日义勇军特别是辽西一带的义勇军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和国歌的原始创作做出了特殊贡献，这是要塑本还原的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

针对国民党节节败退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就开始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十四年敌进我进的敌后抗战。

20世纪，“五四运动”爆发10年后，日寇侵入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危机！

“1932年5月5日至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执政者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亦称《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多个卖国协议，致使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对整个民族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中华民族面临分崩离析、生死存亡的紧急态势：

“——1931年9月18日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11月发起民族性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继后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

“——1933年3月至5月打响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主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城抗战；同年5月至10月国共局部合作的抗日同盟军；都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中国西北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必备条件；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传统中轴线天安门广场、天桥、新华门等处），发动了大规模抗日救亡运动，迅即延展全国，”四面八方到处传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6年12月12日和1937年7月7日，又先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的旗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打响了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而在世界上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

“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曾经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时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以上引自《论中华魂与根文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联有着坚决支持、引领和领导的全面作用。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发表和做出了多个宣言、要求、决议、报告等，发出抗战的第一声，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局势，并在会后发表了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深刻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旗帜鲜明地号召 “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并作出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中国共产党要求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督促各地党组织对义勇军工作的具体指导。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引领和领导，辽宁各地义勇军的发展迅猛异常，民众抗日武装斗争势如潮涌。“辽西是满洲义勇军反日战争发动最早，斗争也是非常剧烈的地方，义勇军英勇斗争的结果曾经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打击，夺回了很多被日军所占据的地方。”（引自：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文件）

义勇军在长城

义勇军中最具代表性的战斗是1932年1月9日，在连接关内外的长城关塞咽喉要地葫芦岛市（原锦西县），歼灭日军古贺联队精锐部队，取得震动国内外的冮家屯大捷。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以当地民众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取得的第一次抗日战斗的标志性大胜利，是由“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代行东北军政事务的抗日前敌总指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与共产党人刘澜波，于1932年1月3日夜间，领导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共同策划启动的。锦西义勇军于1932年1月16日和1月26日，先后两次收复日伪盘踞的两座锦西县县城所在地（今钢屯和连山），短暂建立了敌后抗日政权。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消灭占领县城的日伪军，被中国人民收复的第一座沦陷县城，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迟滞了日寇进犯华北、平津的进程。其抗战精神和抗战收复县级失地的性质影响重大。

古贺传太郎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被抗日民众击毙的日军联队长（死后被晋升为大佐）。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政府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哀叹锦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起，以慓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民族”。

对此首次收复失地、建立抗战政权，在党引领下的抗战大捷，国内媒体也多有报道。上海《时报》在《锦西战役》报道中积极提到：“自此次日军出发剿匪以来，各地义勇军纷起抗日，迄今其势益见炽盛，日军殊有疲于奔命之势。”

“‘发动、组织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抵抗日军侵略’是党组织交给刘澜波的任务。

“在中华民族万分危急的时刻，刘澜波建议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在黄显声委任东北义勇军第一、二、三路军抵抗日寇侵略之后，刘澜波受托以警务处名义起草了对义勇军的‘编委方案’，成为《义勇军编委方案》起草人。

“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的黄显声将军（爱国将领，东北军高级将领中最先接受党的领导者，后为秘密共产党人，电影‘红岩’黄将军的原型人物），被日军称为：‘义勇军的总指挥’。更特别的是在他身边还有一位最坚定的抗日支持者与策划者，他最信任的秘书，老共产党人刘澜波（曾任黄显声的少校书记官），有的研究学者认为称刘澜波是‘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不为过。”（以上引自《论中华魂与根文化》）

黄显声

刘澜波

之后，1933年中共北方局指示中共党员刘澜波通过北平抗日救国会，把在辽西和辽南的义勇军重新组建为两个军团，到热河去接收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和装备，参加热河保卫战，并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义勇军骑兵一团和二团，整编为第二军团骑兵旅，由骑兵旅长白乙化（中共党员）统一指挥。就是在这块标志性的长城峰岭文化地域，刘澜波代表党组织，高举长城精神文化战旗，直接打造了聂耳最早获取第一手翻滚着抗日战斗硝烟的《义勇军誓词歌》歌词核心素材，强烈激发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战火灵感，与田汉等许多同志共同创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白乙化牺牲后———-

正如毛泽东在1935年指出：“满洲义勇军……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形成一种特殊的贡献。这一特殊的贡献还突出体现于该地区是中国著名的红山文化等古老精神文化区域，对全民族快速形成抗战精神的潜在意识形态影响至大至深，充分显现了全民族长城精神文化的爱国主义和支柱文化凝聚力。

鉴于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和武两个围剿的双向结果，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转折，提供了实现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走向胜利梦想的大本营。这些都凝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根、魂、梦！其后，才是“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作用，暂停了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全国“剿共”局面。

毛委员在长征中

长 征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一二·九运动

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动摘掉五角红星，改编为国民党序列的八路军，建立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正开启了中国人民民心的全民团结抗战的长城精神意识文化，汇聚了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正式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提倡建立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持久战方略，才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任了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被国际认同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全力主张建立的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方略，也就不会有蒋介石名副其实的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的地位。这是一段人们熟知的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史实，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持久战得以延续前进的关键一招，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长城抗战的英勇战斗，直接引出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共产党提倡建立的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直接效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全面反响和高度评价。十四年旷日持久没有间断的前期孤军奋战，顽强抵抗，到后阶段的中国全面抗战，不仅支持了英美继续贯彻其“先欧后亚”的战略，而且为东亚和太平洋战场能够转入战略反攻起到了根本性重要作用。

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眼光指出，“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把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直接联系起来。

苏联的斯大林也指出“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英国首相丘吉尔则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

中国在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的铁蹄践踏之下,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愈战俞强，进入了中国战场和世界战场的全面战略反攻阶段。

这些史实和评价都是许多二战研究学者反复论证过的。

毛泽东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四、中国抗战两种不同战场形式的共同作用

中国抗战有两种不同的战场形式：一是所谓的正面战场；二是独特的敌后战场。

之所以称其为“所谓的正面战场”，是因为这种被动的战场形式是因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被迫转换出来的防御性战役。

而敌后战场却是共产党领导抗战军民主动进击的敌进我进、分兵做眼的在日寇纵深之后遍地开花的游击战、地道战，辅助进攻战的抗战战场。

尽管如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区块链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部分，表现为不同的战略态势，各有所长。

从民族大局出发，我们可以不去分什么伯仲。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许多研究者意图把歼敌数量放在一个可比较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这个做法容易造成很大的误差。因为，在共产党领导的广阔敌后地域面积的游击战中，有敌后十四年来许许多多种神出鬼没的斗争方式，其大大小小、日日夜夜、零敲碎打的歼敌数量是我们很难以完整统计计算的，这还不包括由国民党制造出来的数不胜数的反共高潮和“摩擦”，如抗战期间发生在太行根据地的磁武涉林战役。

我们还可以采用现代不同的地区性战场状态进行对比，如抗美援朝时期一年金城防御战“零敲牛皮糖”的坑道作战以及上甘岭战役、建国后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战略战术思想找到答案，这些特点与中国的敌后抗战都有共性。

筑地下长城

上甘岭战役

我们可以这样看，假如日本方面确实有可信赖的权威依据数字，那就用它减去国军正面战场相对容易计算、统计和自认的数字，就是敌后战场的大约数字了，而这个数字很可能是个爆炸性的大数字。可事实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见到日本方面愿意拿出值得信赖的权威统计数字（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这样容易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是与“南京大屠杀”真相同样，都是要尽可能回避掩盖的。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全国民众的人民战争是中国全面抗战制胜的根本保证。基于中国全民族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战场，曾间断性的展现出其民族大义的紧密配合，使日伪军在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中，始终面对完全不同的两线作战，很快便陷入中国持久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走进盲人瞎马的境地，导致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1938年末，中国抗日战争既快速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可是，就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和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快速加剧了一切反共摩擦活动，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战场力量的战略性支撑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1943年7月2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四年多来出现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抗击了日寇21个师团，35万人，占58%，国民党仅仅“抗击”日寇15个师团，25万人，占42%。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56万，国民党仅仅“抗击”伪军6万。两项共计，共产党抗击了敌伪军91万，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31万。但是国民党拥有300余万军队，相当好的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则连游击队在内不过50万，不到国民党的七分之一，装备尤为落后。”

社论当中的这一段话，把中国两个不同战场形式的情况用具体数字说得明明白白。这就是真实历史。四年多来，在敌后战场作战的共产党在抗战第一线显然是相当艰苦的，基本要靠自力更生，从敌人手里夺。

1943年7月2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老八路赵勇田收藏至今)

这一切，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直接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迫使日军难以分身，不得不专门拿出更多战略资源，用以对付身处敌后的各个解放区、根据地和拉锯区，从而减轻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压力，对于将日军由战略进攻拖进战略相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很多反动派害怕毛泽东！

我要说，毛泽东不仅仅提供了战争制胜的精神食粮，而且也提供了持久战、游击战、“零敲牛皮糖”等战争制胜的智慧诀窍。

对此，无论是抗战时期的美军观察员，还是日军大本营的训练特种部队教程，继而外国军事专家对游击战的战略作用都深表认同。

曾有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就赞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抗日战争根据地

毛泽东提出的发动群众打持久战、游击战战略方针，不仅使国共这两种不同的战场形式确实起到了的共同作用，既：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艰苦卓绝的全国性抗战，挫败了日军北、南并进、速战速胜的企图；还使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战略相持阶段，为美国研发使用原子弹等解决二战胜负的先进武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一弹成名”。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日寇深陷中国战场的长时期相持阶段，美国的原子弹研发和使用几乎会等于零。与此可进行直接对比的是，1939年9月也完全有条件研究使用原子弹的英国参战后，就没有与美国同样好的安稳条件。英国原子弹研究小组所在地利物浦，几乎每夜都会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有好几次，炸弹就在原子弹研究中心边上爆炸。不得已，在原子弹技术研究已远远超越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也只得于1943年把自己的核技术和核人才转让给了美国，美国人占了英国科学家的先进科研便宜。而美国之所以会有这一切来之不易的安稳的本土和平研制环境，都是中国的抗日持久战赐予的。

1939年，德国发起二次世界大战，大举进攻波兰，极大刺激了日本军阀。此后，日本军政高层一直摇摆于北进苏联远东地区、南进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战略选项之间。

两年过后，为争夺长期战争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场局部地图

可是，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冬季攻势，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以及开展已久广泛深入的游击战，日军大本营已经发现必须“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

即便在1941年6月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日军总参谋长仍然强调：“目前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日本御前会议不得不作出决定：向着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跨出南进的步伐。还在幻想“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综合欧亚国际大变化之一环，才有解决的希望。”

这些都表明，中国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首先打乱了日军既定的战略计划，在中国战场陷入全面困境。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的危局中，不得不放弃北进苏联远东，而向南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英美宣战，作困兽之斗。这一下，中国的抗战就从根基上挫败了日本的原有战略企图。

但日军低估了“南进”后仍然迟滞于中国战场的顽强性，于1941年12月7日清晨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一下子触发的太平洋战争，使中国摆脱了10年来单打独斗的艰苦抗战局面，反而与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拉近了关系，进一步突出了亚洲中国战场的重要地位。

很快，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共同调整对日战线，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联合国军队。这就将中国的抗战与反法西斯联盟的远东战略紧紧联系在一起，密切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名副其实的东方亚洲主战场。

一些西方史学者刻意贬低中国战场地位，把中国战场说成是太平洋战场的附属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表明，尽管日本集中了海、空精锐军力，向南推进到太平洋战场，但是从其发动战争的基本目标、战略地位等诸方面考量，日本军国主义胜败的重心，仍是中国所代表的东方亚洲主战场，其主要战略目标仍在于侵吞中国。

而中国的持久抗日战场为太平洋战场和世界法西斯战争提供了严重消耗、瓦解和挫败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力、军力、耐力和支撑力的重要有生力量。

中国的十四年抗战的战略性胜利反攻，奠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制胜基础和条件，成为太平洋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之基。

同时，也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推动了亚洲与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新征程。

五、中国建议并参与了成立联合国的全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充满文化自信，中国人民率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并以极其沉重的民族牺牲，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与共同作战，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

中国抗战胜利的文化价值，确立了其自身在世界范围的大国地位，并为成立联合国、重建战后国际秩序发挥了重大文化作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从筹划到成立的全过程。

成立联合国的动议，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中国是第一个建议成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共有三个主战场：第一个最早期的是从1931年“9·18”事变，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的起点，揭开了世界战争的序幕，至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开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东方主战场；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开辟了世界战争的西方主战场；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俄成为二战的欧洲主战场。

面对德、日、意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的疯狂侵略，使不同主战场的反法西斯国家逐步联合起来。1941年8月12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见，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历史性文件（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参战），这一宣言以战后的未来世界的希望为基础，首次公开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已经经历了10年抗战的中国，在第一时间既向美、英、苏等国建议，由中、美、英、苏成立军事同盟，旋即得到了美、英、苏的响应。

随后，于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为首的26个反侵略国家代表发表《联合国家声明》，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建立，强调在打败共同敌人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在罗斯福总统提议下，签字国首次使用“联合国”这一名称代表反法西斯联盟。至此，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苏、英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创建工作，迈出了筹建联合国的关键一步。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中、美、英、苏四国分组先后在美国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四国同意把即将成立的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并拟定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

1945年2月，苏、美、英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就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并决定召开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代表中国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及随行人员于4月12日，搭乘一架小型军机不畏艰辛，毅然启程，在四大洲之间辗转飞行了10天，才最终抵达美国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的288名代表出席大会。6月25日，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权利、义务和主要机构的职权。会议进行了两个月。1945年6月26日举行签字仪式。

1945年6月26日上午10时许，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吴贻芳、董必武等一行8人，先后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国是第一个在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成为《联合国宪章》签字的第一人。

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也在《联合国宪章》郑重签字，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联合国宪章》的内容上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尤其是董必武老人本身就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先行拓荒者，新中国法学的开山鼻祖与奠基人。

1945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签字。

而且，这个签字顺序安排的很特别，不是按国际惯例安排的（根据国际惯例，签字国应按国名首位字母顺序排列）。

签字时，与会者特别认为中国是最早受到侵略的国家，所以在这次会议决定签署文件的时候，特意将中、法、苏、英、美五国签字依序排在前头，然后才是与会的其他四十五个国家的签字。这一签字顺序表明，中国一改百多年来饱受屈辱的历史，在法理上取得了与各国平等的应有地位。这也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的十四年抗战是唯一展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过程的见证者。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

1945年10月24日，在得到多数签字国批准后《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后来补签的波兰在内的51个国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我们从上述过程可知：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象征，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中国是始作诵者和重要参与者、推动者、签字者、组成者！

作为联合国始创会员国，早在1942年1月1日，中国政府代表在标志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中国战场为它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10月，中国参加莫斯科会议并签署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普遍安全宣言》，开始参与联合国创建工作。作为联合国最早倡导国之一，中国在联合国筹建过程中，为《联合国宪章》的制订做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2月，苏、美、英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就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并决定召开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宪章》的最终确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提出关于国际法院非联合国理事国的“地域分配”等三点重大建议都被大会接受，并纳入《联合国宪章》。在中国坚持下，在《宪章》第十二条规定了由联合国管理托管地，并最终实现自治与独立等主张，在《联合国宪章》中写进有关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等内容，这是中国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秩序设计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正是中国的据理力争，才有力地促进了亚非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联合国成员迅速壮大。这使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就能清楚地判断钓鱼岛和琉球群岛等地域的具有法理性意义的归属地位。

正是1944年到1945年时间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一二九师八路军各个军区军民，遵照毛泽东主席“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明确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命令和任务部署，纷纷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以书面形式分别送延安和总部，并于1945年初春、春夏季逐次进入大反攻，勇猛无畏的组织和打赢了安阳战役等多个波次的系统化安排大反攻战役之时。

这些几乎与《联合国宪章》正式签字，提前或与联合国成立同日期发动的战役战斗的胜利，拖住了日本军队，打散了日军军心，消灭和压缩了日军主力，使得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平汉线、津浦线等南北铁路动脉的少数城市内，无法顺利向太平洋战场征兵和获得后勤给养，已经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侵略者崩溃结局。

义勇军进行曲

中国作为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对联合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被认定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始国。中国为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不朽贡献。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反映中华民族抗战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已经在全世界传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

美国政府特别提出：在联合国胜利之日的大演奏中，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代表音乐。

到了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彰显的高超智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中国政府赠送联合国的幅宽十米，高五米的《长城》艺术挂毯，高悬在联合国总部的休息大厅。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

197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等游览长城。

纽约联合国总部悬挂的长城壁毯

借此小文，笔者也从民族大义出发，客观的评价以蒋介石先生为代表的旧中国政府及其本人的历史功过以为商榷。

其“功”主要有三点：

1.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北伐，中华民国全境基本消灭了封建军阀割据状态；

2.在中国共产党的拥戴下，他以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始终没有向日本侵略者投降，坚持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抗战；

3.败退台湾后，他和蒋经国先生始终坚守一个中国的中华民族立场。

那么蒋介石的“过”是什么呢？他最终失败失策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很多！

笔者个人认为，当然也是写在《论中华魂与根文化》一书中的。他最主要的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性精神文化反进步过错，是纵容和维护了国民党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腐朽文化。而这里所指的腐败腐朽文化，并不单指对于金钱权力等私利的追求和贪婪，最主要的当然包括他们父子对历史大势和民族大义精神文化没有不失时宜的作出正确选择和决断，通过积极接触和政治协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和祖国的统一大业。

人类的进步取决于先进和共同的精神文化。

因此，才会出现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当时仍处于相应落后状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至今，全世界友好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结束这篇文章时，也说一点与中国抗战和联合国都相关的，笔者在大学学习时的老师郑启愚教授的故事。

郑老师曾在美国留学十二年，学术声望，早已远播海外。他甘于寂寞，潜心向学，除完成繁重的学业之外，还从事深入的研究和著述，传播中国文化，向美国人民和其它国家的人民宣传中华文化。回国前，他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莱(美国学术重镇，加州大学本部和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出版了学术论著《东西方文化比较观》(或《文化学概论》)(‘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Contrasted’or‘AnIntroduction　to　Cultuology’，1943)和诗集《新中国》(‘New Chinain　Verse’，1944)。两本书装帧考究，均为精装本。

郑启愚教授的游击战作品，

董必武给郑老师的书信。

整个抗战期间，郑老师虽身在美国，却在《新中国》这部诗集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祖国人民热爱自由的精神和抗击侵略者的勇气，讴歌了中国对于世界文化和争取自由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让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进步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和欣赏。当时中国人民还处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之中，远在大洋彼岸的他对祖国同胞反抗侵略的神圣事业充满必胜信心，也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所从事的艰苦卓绝斗争给予更多的关注(当时的美国大众对于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捍卫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著贡献还只有较为模糊的概念)。

郑老师在美期间，独自远离祖国，却创作出很有中国抗战特色的独幕剧《游击战》，凸显出他的爱国情操、进步倾向和他对中国抗战最大亮点的认知。

1945年，联合国于旧金山成立之初，郑老师有幸与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结识，以后还有书信往来。董老曾在书信中向他坦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称赞他“目光如炬”。

显然，董老在夸他抓住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独特游击战重大支撑，以及游击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所起到的“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的国际价值。

1945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各种活动。

注：

2019年12月29日在《太行英雄网》发表的这篇《太平洋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基是中国的十四年抗战》文章、与2020年4月18日在美篇发表的《安阳战役—抗战八年献上新礼物》和2021年4月8日在美篇发表的《一张折射出国际正义胜利的抗战老照片》，堪称三篇姊妹文章。

三年前分别发表的历时三年的这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合起来都讲了同一个道理：中国的14年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绝无仅有的巨大贡献。三篇文章里所讲到的大大小小的历史和人物故事，都佐证了这个具有国际价值的同一道理。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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