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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

八， 二十四小时

知青专列在一月十七日晨七点到达了安徽宿县，这是个小站，月台上站着几十个身穿黑棉袄棉裤的男人，这着装我从陈登科的“风雷”里见过，不觉得陌生。他们是各公社来接知青的。挂在黑棉袄上的锣鼓敲得不怎么响；“热烈欢迎上海知识青年”的横幅标语孤零零地挂在出站口大门上；只有喇叭里滚动播放的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和上海的一模一样，这应该是全国的统一版本。上海学生是守纪律的，自觉站好队，等待认领。

我们学校20多个同学都分在同一个公社，来接我们的那位没有穿黑衣，从那身褪色的军装看，他是个复转军人。我们跟着他上了一辆敞篷大卡车，车厢里满地煤粉。车子摇摇晃晃在公路上颠簸，我们都站着，好奇地看着车外的景色，大片大片的土地，什么也没种，白花花的，这也许就是盐碱地，等着我们去科学种田吧。看来我们责任重大。我胡思乱想着。凛冽的寒风夹着阵阵沙土扑面而来，我闭上了眼睛，把头埋在围巾里。顾不得黑黑的煤粉，坐了下来。车子颠着开着，风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冷，同学们靠的也越来越紧。“还有多久到？”有人抖胆问，“快了，快了”。无数人问了无数次，回答都是“快了，快了”，这个人似乎就只会说这两个字。记得哥哥和我说过，他在地图上量过，宿州到五沟就相当于上海到昆山，可现在开了这么久。这地图的比例尺错了？終于有个女同学开始呜呜哭了，一个，二个，女的，男的，加入的越来越多，最后全车人都一起抱团哭了，哭声越来越响，呼呼的北风也越刮越猛，淮北的北风要和上海的哭声比高低了。复转军人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话，似乎他也冻得连“快了，快了”都不会说了。又冷，又饿，又想家，我们这些未经过风雨的上海娃娃，寒风中坐了五个小时的敞篷观光车，终于来到了公社。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各个生产队来接人，那个复转军人是我们生产队的，他带我们走了，这会儿是一挂牛车，我从来没见过这交通工具，老牛慢慢腾腾地迈着步子，大木轮子吱吱嘎嘎地唱着歌儿，从先进的绿皮火车，到无需煤和油驱动的老牛车，24小时中我看到了交通工具的进化，有点浪漫，更有点酸楚，没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就是这样被穿越的老牛破车拉去新的家，不是家，是学校，接守再教育的学校。

终于到了，一间破旧的土坯房，有二张床，一张床板是竹条的，另一张则是四根木棍撑起了木框再松松垮垮攀上了绳子的，如果是在树上，我们叫它吊床，可现在这？我们决定放弃绳床，二个人挤在竹板床上。还有一个小矮方桌，村民管这叫案板，是擀面用的，日后也是我的书桌。再有一个泥坯垒的台子。屋角有个土灶和一口大铁锅，还有个大缸和一副水桶。这就是我们的新居与全部家当了。一居室，全含。当时知青下乡，政府是发了安置费的，是时间不够还是其他，生产队就这么安置了我们，不敢发问，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成绩单就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谁敢一下来就寻问老师，給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呀。

门口围了好多看热闹的，白发老人，黑衣壮汉，花袄媳妇，挂鼻涕的小孩……这个胡家生产队只有20多户，140口人，现在他们在迎接第141，142号公民，不需要报户口，也不必盖章，一切手续从简。那时候的农村户口没有户籍管理。

“这箱子还蛮重的。”我突然听到了一句硬嘣嘣的上海话，是那个复转军人说的，他看出我的诧异，解释说他在上海当了8年兵，会说一些上海话。我庆幸我们没有用上海话抱怨什么，也没和同学说箱子里妈妈给我放了10斤大米，否则就暴露了我的小资思想。现在我明白了，这个在上海呆了8年的老兵，他懂得这群娃娃在车上的哭声，上海人怎受的了这个洋罪，不，分明是“土罪”。“为什么要来？”这是以后他问的。

屋角的那个土灶开始工作了，花袄大嫂为我们做饭。瞬间，屋里烟气迷漫，男女老少都齐刷刷地蹲了下来，低位可以避烟，我们俩还直挺挺地站着，眼泪顺着脸颊流淌，借着烟泪，我们真的哭了，这是24小时内再次哭了。

饭菜好了，几个黑棕色的杂粮馒头，一碗红薯粉条，一碗猪肉，白白的，肥肥的，厚厚的猪皮上有超一公分的黑猪毛，以告知身份它们是正宗的黑毛猪，今日也粉身碎骨迎知青了。我渴了，端起大瓷碗的水就喝，嘴里品到了咸咸的苦涩味，这水也是原生态的，没有任何的处理。50多年后的今天，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当初是受到了有机食物，绿色食品的礼遇，但当时，我们真的是一口难咽。

天黑了，人散了，屋外西北风鬼哭狼嚎般吼叫着……屋内，小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映着我们满是泪痕的脸。我们吃着上海带来的糕点，给家里父母写信：“爸爸，妈妈：你们好！女儿已平安到达。”信文简单的如同拍电报，才分别24小时，要说的早说了，想说的又不必说，不能说。不能让父母为我们担忧。

相距 24小时，600公里，这时空的变化宛如隔世，人生中无数个24小时会淡忘，但唯独此，1969年1月16日晚至次日，上海-濉溪……。这24小时开启了我新的人生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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