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院虎溪校区，四川美院美术馆（罗中立美术馆）三、收租院群雕

黄鹤

　　《收租院》是中国现代大型泥塑群像。创作于1965年6～10月，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作者是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等，学生李绍端、龙绪理、隆太成等，以及校外雕塑者李奇生、张富纶等人。共19人。

　　泥塑群像《收租院》，是因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的阶级斗争需要而诞生的。它以连环画式的连续情节，展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原来仅希望塑造一组反映地主阶级罪恶的展模，没想到《收租院》后来成为名震一时、人人皆知个个参观的教育模具，成为那个时代人们最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标本之一。后来，这个记录一段历史现象的见证物，以其艺术性让世界美术界感到了震惊。至今《收租院》已吸引近百个国家数以千万观众。

　　收租院泥塑是创作者们经过多次调查走访，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现场构思创作的。一共有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它们以连续的情节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了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

　　《收租院》的雕塑者们，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而为一，表现出了较强的写实风格。这些众多的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上具有了特定的地位。

此外，这些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再现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事实。

　　对于生于上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收租院》的记忆来自教科书和老画报，停滞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年，《收租院》雕塑群一再展出，人们试图赋予它更多的当代性解读。

　　其实，它早已从历史语境里“复活”了：上世纪90年代，它的艺术价值开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的学术事件和话题，甚至超出学术界在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这源于旅美艺术家蔡国强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引起了一轮艺术论战和著作权官司。原创《收租院》也渐渐热闹起来，在国内外多次获邀参展。

　　现在展示的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是美术馆极为重要的藏品。泥塑《收租院》1965年创作完成并展出。1973年四川省文化厅申请国家拨款36万元，在泥塑原作基础上进行“复制和再创作”，历时4年另做了一套用玻璃钢制作、镀铜表面处理，艺术处理与表现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收租院》群雕。直到2000年，才在四川美院美术馆实现了群雕的完整展出。

上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界开始关注《收租院》。德国一些左派学者对之特别感兴趣。卡塞尔大学成立以莱勒教授为主的《收租院》研究小组。有几百名学生参加，还引发了主张教学及艺术改革的学生运动。

除了政治语境，还有更重要的艺术因素：《收租院》的现实主义手法，与当时欧美兴起的超级写实主义暗合。创作者把实物道具、现成物品放进雕塑，又与欧美兴起的装置艺术有了对接。主体雕塑手卷式的叙事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是新的创造。

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的左派情结，也造成了瑞士策展人哈拉德·塞曼这样持续几十年年关注收租院的现象。他1972年就邀请《收租院》参加第5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他主导策划的1999年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上，旅美艺术家蔡国强复制《收租院》，展出了《威尼斯收租院》，获颁金奖。

　　改革开放之后，围绕《收租院》，出现了学术事件和社会话题。既有推崇它为现实主义艺术典范的，也有认为它不是艺术品，而是宣传品的。

还有一些学者以及原型庄园的后代和乡民提出关于谎言和凭空捏造的问题，列举了它们在特殊时期给许多无辜者带来了灭顶之灾的事例。

　　让艺术归艺术，让政治归政治，让历史归历史。但是，它们是分不开的，那就混声合唱吧，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