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不在，诗还在

顾桐

下边正篇是“命题作文”，为文联工作的友人所约。想是申请到了社科经费，广请作者，撰述选题为《古诗词中看太原》一类的书。因学识谫陋，我极少写这种文字，但朋友力邀，又有“润笔”诱使，就恭敬不如从命。这首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谒并州大兴国寺》，十多年前，亦师亦友的太原史专家王继祖先生，编《龙城三章·咏并诗词百首》一书，辑入其中。我得一函，由是得阅。因是帝王所写，又通篇散发着浓郁的禅佛意味，于是，不甚上心，只是泛泛读过。而此次是写“赏析”文字，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打不成马虎眼。初以为，书上查查，网上搜搜，“析”个八九不离十，也非为难事。不承想，费去两三日工夫，竟找不到“权威性”的注释与译文。原因大概是，此诗题材属“迷信”类，又无什么能量为“正”的宏旨大义，专家学者们懒去“普及”。而网络空间于此诗虽不冷落，但多是裸陈和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的臆造解析。无奈，只得埋下头来查阅李世民年谱，和他的存世另作来触类旁通，并从正解的禅诗佛语中找寻应证。总之，力求“赏”言“析”语，出之有据并离去不致太远。如此，总算敷衍完成。但，可以肯定的是，未必就正确和不存错谬。也只能这样付之厚颜了。

超然离俗尘

——《谒并州大兴国寺》诗赏析

说到古代帝王，知名度、美誉度最高的，大约非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莫属。有史论不吝评价，称他为“千古一帝”。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代皇帝，626至649年在位，为唐高祖李渊次子。《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说：“其听断而不惑，从善如流者，可称千载一人耳。”在一个朝代里，大凡尊为太宗的帝王，多为有成之君，李世民可谓深孚此望。他即位后，以其“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极人君而兼听纳下”的作风，审时度势，治世升平，无论于内政、于外交，都显示出贤明勇武的胸襟与气魄，超出先前历代。唐太宗李世民年号“贞观”，在其治下，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勃兴，后人誉为“贞观之治”，是众所公认的史上罕见的盛世。李世民做为一代英主，其功业建树非凡，厚积丰载，当时与后世，传诸口碑与留诸史册。亦使人津津乐道的是，做为帝王，他能诗善书，也带动和促进了唐代的人文风华、思想驰游，诗心涌动各具魅力，诗情迸发呈现繁荣，交相辉映如星汉灿烂。

太原，古称并州，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兴兵起义，结束隋朝、建立唐朝的所在，有称“龙兴之地”。这首《谒并州大兴国寺》诗，是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所写。唐是汉下两晋后，诗歌发展达至史上高峰的全盛时期，唐太宗濡染其中，为政之余，也多有吟咏。这首诗是他的即兴而作，为“游记”性质，又题材局限于一时一地，在唐诗俊彩星驰的洋洋大观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和不大为人知晓。但于太原，它就意义非同寻常，不仅生动侧证了唐太宗的一桩游并史实，更折射了李世民向佛礼佛的情怀。全诗不饰雕琢，通篇晓畅如述，由衷而发的情感跃然字里行间，读来如睹其心、如临其境。全诗录下。

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晨。

梵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

宝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

未佩兰犹小，无丝柳尚新。

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筠。

对此留余想，超然离俗尘。

这是一首五言排律，写景抒情，出于自然，语言清新，对仗精巧。首联所写，从相关史料看，“回銮”应为纪实。贞观十八年七月，李世民带兵征伐高句丽，初战连克十城，但后为不继，加之天气至寒，粮草穷竭，只能于昱年被迫撤回。途中，李世民特意取道定州，过太行山来到太原。在这里可以摹想到的是，征战之苦并征战不利，使他的身心极为劳累疲惫；所谓“游福地”，是他遥想当年起兵并州、创立勋业的地域感念，以期精神上的寻找依托和求得放松。“极目玩芳晨”，是前往寺院路上的写景抒怀：春日的早晨芳草萋萋，放眼而观，心境为之一开。唐代诗人杜牧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𠄘延而下，唐代崇佛。李世民遵从佛教，入悟弥深。诗的次联与三联，所写都是佛语佛解。“梵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梵钟”即佛钟，“交二响”可以理解为钟声起落，但本意应是佛谛中的“开启心智”与“破除烦恼”，由钟声交替鸣响；“法日”，为时序“立春”，是节气之首，有万物自此而始的吉祥之喻，故别称“法日”；转双轮”，是指佛教中的智慧之轮与禅定之轮，双双转动。这一联所吟，是眼前实景引动下的意绪流淌，既为佛象的描摹，也为佛心的领悟。“宝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句，是走临佛寺近前的情致叙写，宝刹顶如同佛器，遥遥承接着来自天界的纯净露水；“天花”，为佛语中开在西方极乐中的仙界之花。著名的应县木塔（本称佛宫寺释迦塔）有“花宫仙梵”匾额，同此一“花”，摘来可与应证。李世民在这里，拈花一笑，触景悟禅，赞颂近在眼前的法相，足与春天媲美。四联与五联，是早春景致的描写，“未佩兰犹小，无丝柳尚新”，唐太宗观察细致入微，对偶至巧，写出春初的两种物象：一小一新，兰花刚吐嫩芽，柳树未及垂丝；“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筠”，这是进入佛寺后进一步的观感，捉为佳对。“圆光”在佛语中是指佛、菩萨及诸神头顶上的光环，此处代指整个寺庙；“月殿”即月亮，亦称“月宫”。如南朝梁简文帝《玄圃园讲颂序》中：“风生月殿，日照槐烟。”又如《笠翁对韵》中句：“烟楼对雪洞，月殿对天宫。”诗中这上下两句，俱为修辞倒装，译为今语是，清晨西垂的月亮还半挂在寺庙上空，风中之竹摇碎了一地乱影。这是写景极为细腻、最为传神的一联：圆与碎，光与影，低与乱，月与风，构成一幅静中寓动的图画，笔无滞涩，氤氲迷离，情境交融，佛心如仪，令人读之感同身受。尾联“对此留余想，超然离俗尘”，是谒佛寺后的心境总结。李世民征战困顿，拂去纷乱，游寺而悟。在一派清净的世界里，他沉潜其中，余想驻心，佛境的自在宁静，自然的生机轮回，让其于此放空一切，超然尘俗之外。

据有关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存世诗作88首，《全唐诗》中收录69首，做为帝王，也为罕见。元代辛文房在其《唐才子传》序中写：“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中间大体三变。故章句有焦心之人，声律至穿杨之妙，于法而能备，于言无所假。及其逸度标高，余波遗韵，临高能赋，闲暇微吟，旧格新体、古风乐府之类，芳沃当代，响起陈人……（见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唐才子传全译》）”。译成白话是：唐代天下近三百年，显赫的功业使诗道昌隆。其间诗风，大的方面有三次嬗变。因此，雕章琢句有殚精竭虑之人，音韵格律如百步穿杨之妙。手法上多样完备，语言上自出胸臆。其成就则超越高峰，余波留有悠长韵味。诗人登高望远，能出口成章，闲暇之余，常低声吟咏。无论近体律诗、古风乐府，芳香熏陶当代士子，警醒老朽迟钝之人……

《唐才子传》不仅是一部详记唐代诗人逸闻趣事的精彩传记，还是一部杰出的论唐诗风格流变并评价诗人艺术成就的专著。本书开篇，即作传《六帝》（唐，太宗、玄宗、宪宗、德宗、文宗、僖宗），称颂他们“俱以万机之暇，特驻吟情”。其尤认为唐太宗为“天纵”，即在诗才上秉赋极高。虽然，作者视天子为贵，引为篇首，但也以此说明唐代诗歌的兴盛，不能不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语）的必然；而李世民被列“才子”之“首”，也并非仅仅是对一个帝王“业余爱好”的褒赏过誉，而是折射这一时代中，所体现的自上而下文心一脉的精神禀赋。

《谒并州大兴国寺》诗，是随写，也是晚年唐太宗的心迹自然流露。他垂老之岁，迟暮中向佛而语，摒除俗念，将心放归平淡。诗作三年后，一代君主走完他的帝王之路。而之后，历一千三百七十五年迄今，诗中所谒“并州大兴国寺”，花草幽径，风雨尘烟，早已无存。据学者们考证，原址应在晋祠以东，现北大寺、南大寺村之间。寺不在，诗还在，并仍会一直延存下来，于我们的捧读吟诵间，回味曾经，传为久远。

（说点题外话。中国是诗的国度，这种文化传统，使历代帝王中好诗者也多，但能达到诗（词）人之称的也就三五。唐太宗是一个；之前有魏武帝曹操和其子文帝曹丕，之后有南唐后主李煜及宋徽宗赵佶。应该说，他们的诗（词）名都超过李世民。清中兴后，乾隆一跃成为写诗发烧友。据说，一生作诗四万首，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但这位自负的主，历史与后人并不买他的账，认为他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或是“拣到篮子里便是菜”，其诗，一是架子“端”得厉害，二是面孔一同毫无生气。可见，帝王职业与诗并不完全并行，龙椅上虽“威加海内”，但诗总归是性灵之物，无论高亢与低回，无论喜悦与哀伤，都要出之“我”并我的真性情。唐太宗这首诗，是他“困境”中的逃离现实之吟，今天讲算是“消极”，但不藏不掖，于诗反真。）

（配图为作者所摄晋祠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