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言而有“信”的日子

Lisa

去年夏天，我回了重庆，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十来封我二十几年前从美国寄给父母的家信，父母一直保存得完好，信封和信纸上的字迹清晰可见。看着这一封封几乎被遗忘的书信，我的眼角泛红，眼睛湿润了，二十多年了，父母保存的不仅仅是我写给他们的信，也是保存着他们对女儿的那份爱和那些年对女儿的思念。

我把这些家信带回来了台湾，现在由我继续保存着，直到永远！家书抵万金，这些信件不仅是我与父母的情感纽带，更是承载了我与他们的血脉之情，在每一封信件里，都有着岁月流逝的那些故事，往事有痕，往事不能如烟～

以前我们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就开始教学生如何写信，写信的开头是称呼和问候语；“亲爱的XXX，你好！” ，信的结尾是“此致，敬礼！” 无论写信给谁都是这种模式。前些年很流行的一首歌《一封家书》，每当我聆听这首歌都会被感动，歌词很亲切，仿佛是我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

我从小就喜欢写信，记忆里最早给家里写信是刚上初中的时候，那时我们中学校在重庆市长寿县有个分校，有一学期我们去分校读书。我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就是在刚到了分校之后写的。我早已忘了信的内容，可是母亲记得很清楚，前些年我回国照顾父母时，母亲跟我聊天还提到过我第一封信的内容，母亲夸我说信写得很好，写了去分校一路上所看到的风景，写了在分校的生活条件和教室等情况，母亲说我用词很不错，文字也生动。母亲也给我写了回信，嘱咐我在分校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跟同学搞好关系，也锻炼独自生活能力。我在信中抱怨说我被分配睡上铺，很不方便，母亲在回信里教导我说：“总有人睡上铺，你要服从老师的分配”、“上下床铺的时候动作要轻一点，尤其晚上睡觉不要翻身太多，不要影响下铺的同学休息。”

那个时候，我十三、十四岁，算是第一次离家在外面过集体生活，睡的是木质上下铺床，吃的是集体食堂的饭菜，周末还去参加农活劳动，对那段生活的许多记忆我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分校，我跟两个男同学一起办班级简报，用一支笔尖是铁做的刻字笔，在一张蜡纸上写字，然后再用黑色油墨印刷在白纸上，简报就出现了。

又过了几年，我高中毕业了，搭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晚班车，当年没有高考，所有的高中毕业生统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家我和二哥都属于下乡的知识青年，他去了母亲的老家江津县的农村，当单个知青，而我则去了由重庆市政府机关组织的“知青点”，在巴县虎溪区农村，知青点就是十几个男女知青聚集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是我第二次离开父母家在外面生活。

2015年，我和知青战友们最后一次回到了农村，看了看当年我们住的地方，之后不久，那一片农村全部被政府规划重建，打造成了重庆市大学城，我们当年住的知青土木屋了无痕迹，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当年下乡那时，我刚满十七岁，妥妥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大孩子，被国家政策赶到了农村，靠劳动掙工分养活自己。虽然巴县离重庆市区不远，但是我们很少回家，在那个年代，写家信是我跟家里人联络和倾吐衷肠的唯一方式。我喜欢写信，把在农村生活的所有经历和情感都写给父母和家人。

记得，有一次我写信给母亲时特别提到了农村的蚊子好多，蚊子好大，被叮咬了马上皮肤起一个大包，奇痒难忍。母亲在回信中一字一句仔细地教我晚上睡觉时如何驱赶蚊帐里的蚊子，然后把蚊帐关好，并叮嘱我上厕所的时候记得拿把扇子扇蚊子，还告诉我去大队小卖部买风油精擦被蚊子叮咬的包。我现在都习惯了夏天出门旅行一定要带上风油精。

我们家都是母亲给孩子们写信，父亲从来不写家信，但父亲会把要对儿女们说的话告诉母亲，然后，母亲在信中会把父亲的口信带上，所以，我们孩子们都习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呼“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好！” 代表着信是写给父母两位大人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了，我幸运的搭上了全国恢复统一高考的早班车，从农村考上了大学。由于我读的大学就在重庆市区，五年的大学生活里，我除了给远在外地的哥哥们和知青战友写信之外，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因为每个周末都可以回家跟父母团聚，都能吃上母亲做的饭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成都市一家医院做医生，很快在成都结婚生子，这是我第三次离开父母家在外面生活，而且是真正的开始独立生活。写家信又成为了我与父母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成都距离重庆不远，信件一般2-3天就到。我在成都生活的后期，也有跟远在国外的大学同学通信，他们的书信如同一扇窗口，让我开始真实地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

我在成都前后一共生活了十年，到了后面的2-3年，我父母的家和我在成都的小家都安装了电话，我跟父母和家人之间有什么事或要问候一下打个电话就行了，写信逐渐地减少，甚至到最后都不写信了。

时光的流逝进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不久后，我移民去了美国。九十年代初，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的昂贵，我记得，从中国打去美国，每分钟38元人民币；从美国打中国，每分钟3块美金，所以，写信是我与国内的亲友最主要的沟通和交流工具。国际邮件走得很慢，一封信要走半个月的时间，从一封信寄出到收到回信，中间起码要等一个月。

而正是那些在等待和期盼中收到了千万里之外家信的日子里，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无尽的温暖，‌也让我收到信件的那一刻变得更加珍贵和难忘。当我终于拿到从国内寄来的信件，拆开信封，看到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时，所有的等待和期盼的焦虑都会瞬间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幸福和感动，因为我收到了来自远方的温暖和关怀。此刻，让我想起唐代诗人李绅的诗句：“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书抵千金”。”

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跟平常一样，母亲总是家信的执笔者，母亲在信中没有正儿八经的说教和长篇大论，她都是告诉我她和父亲的生活现状，告诉我家里其他人的情况，以及针对我在信中所诉说的一切写出她的个人意见和看法，每一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母亲的牵挂、关爱、开导和鼓励。

我们这一辈的人由于早年接受了比较多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尊重长辈和服从父母被视为美德，我们从小比较听父母的话，对父母有敬畏之心，也相信父母的经验和智慧，因此，长大成家立业之后，我们依然能遵循父母的教导，虽然不是说像小时候那样绝对的服从父母，听父母的话，但总的说来还是能听进去父母的忠言和劝导。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比较自我和自主，他们接受更多的是现代文化教育，强调的是个性化和独立性，因此，现在的孩子听父母的话不像我们这一辈那样的普遍。

我刚去美国的那会儿特别的不适应，从在国内整天的忙忙碌碌，到在美国闲人一个没事做，强烈的失落感困扰着我。那时，我到了美国跟我现在的先生刚结婚，我们认识不久我就去美国与他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我们是“闪婚”，加上我和他是从小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的人，我生长在中国大陆，他生长在台湾，所以，我们有许多的观念也不同，甚至还有分歧。因此，我们在婚姻磨合期时经常发生矛盾，也有争吵。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写信给母亲，把心中的烦恼和委屈都向母亲倾诉。

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母亲的情绪极为稳定，面对闹情绪的孩子，她总是以轻柔的话语和细腻的态度，耐心倾听我们的烦恼与忧虑。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扰或挑战，她都能以一种平和而坚韧的态度给予我们最温暖的支持、鼓励和帮助。母亲在回复我的每一封信里，一方面安抚我的情绪，另一方面教导我要多理解和体谅现在的先生，多为他着想，台湾人的思想比较传统，生活习惯也和我们大陆人不一样，母亲在信中说，她当时只跟我先生见过一面，在短暂的接触中感受到了我先生身上那种传统中国男人儒雅的一面。因此，母亲嘱咐我要改一改自己一些任性脾气，要学会包容和理解他，夫妻之间别太较真，也别讲什么“大道理”，更不能得理不饶人。

我刚去美国的头一两年里，我经常跟母亲通信，母亲的角色如同一名心理咨询师，给了我很多的心理疏导和缓解了我不适应美国生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她帮助我认清了自己和理解我的先生以及他的女儿。

以前的父母都有给自己的孩子写家信的习惯，一些名人给孩子的家信还编辑成书，比如，我读过的有两本，一本是傅雷的《傅雷家书》，另外一本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清代末年的风云人物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一书我虽然还没有读过，但读过该书的介绍和一些金句。

我清楚的知道，我母亲给我们的书信虽然远远不如那些名人的家书有着独特的文学欣赏价值和高尚的世界观，她的语言淳朴自然，但是，我母亲的家信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和正面的教育意义跟那些名人是一样的。

随着现代化通讯设施的普及，电话和手机的普遍采用，现代人写信越来越少了，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人们基本上放弃了写信，都是靠网络联系。

现代的通讯设备和互联网能快速、直接和零距离的传递信息，人们通过电话和网络畅快淋漓的交流和情感表达。然而，人们再也没有盼信、拆信、读信的那种愉悦了，在电话和网络交流中，人们彼此都是匆匆忙忙、言简意赅，没有转承起伏，没有排比递进，更没有含蓄委婉、峰回路转，只求把事情说清楚。

这样的交流方式没有深度，没有心灵的交流，少了深沉，少了生命中的那个定格。其实，一封好信带給人们的快乐何止一天两天！我们都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在那些内容深深浅浅、字迹正正草草的纸上，写信人的音容笑貌如出其间，举手投足如出其里，白纸黑字犹如重重叠叠的青山绿水，是我们生命中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非常怀念以前言而有“信”的日子，多么希望能再给父母写信，再期盼着他们的回信！

我去年回重庆祭拜父母时，看到了父母所在的重庆华夏陵园里设立了一个“天堂邮局”，寓意人们可以给天堂里的亲人寄信和寄东西。我伫立在这个邮局前好几分钟，心里真的想通过这个邮局寄给父母一封家书，告诉他们，我现在一切都好，就是非常思念他们，最后，希望他们二老在天堂开心快乐，别担心我们，然后，结尾：此致，敬礼！

八月十八日 写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