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

范哥

　　

上世纪90年代初已是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的我参与了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筹备工作。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是由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进行工作指导，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托管的经济独立核算的民间社会团体。

在筹备期跑市文联组联部，去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局，与市公安局文保处打交道均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法人登记证

　　在筹备了一年多时间，取得合法证照后。1995年4月8日下午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浦东大道143号浦东新区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钧先生（后改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专程来沪祝贺并代表贾芝会长宣读贺信、赠送锦旗。（贾芝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女婿，著名学者、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贾植芳先生胞兄）。

贾植芳会长致开幕词，研究会主要领导（后任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作了工作报告。

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徐中玉先生、上海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王仲伟先生（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烁渊先生、上海华师大钱谷融教授、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伦新先生（原中共南市区区委书记）在成立大会上即兴发言。特别是李伦新先生的发言，至今想来也令人深思，而且一语中的。

李伦新先生的即兴发言，由我根据录像资料整理。

会议通过了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章程（1997年8月经理事会讨论决定，由我执笔对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决定李伦新先生、钱谷融教授为研究会顾问。（后增补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同志为首席顾问）。

选举《新民晚报》社（读书乐）主编曹正文先生、《解放日报》社（上海小说）主编吴永进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秦耕为副会长。

图为修改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部分章程的公告

原南市区文化馆副馆长王爱珍女士（后增补为副会长）、浦东文化馆馆长徐维新先生、《东方剑》杂志社副主编朱玉琪先生为副秘书长。

上海轻音乐团团长杨玉蓉女士、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徐华龙先生、浦东中学高级教师薛洪钧先生为常务理事。（后增补薛洪钧先生为副秘书长）。

上海各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

　　根据社团管理条例，社会团体每年必须要召开会员大会，要有正常的社会活动，而主管单位是不拨资金的。

就以每年二期的会内期刊《上海通俗文艺通讯》为例，每期印刷在1000本以上，上钢三厂内有印刷厂，虽给优惠价也需要1000元，靠收到的会费根本入不敷出。

图由我任责任编辑的《上海通俗文艺通讯》

资金，对一个初创的社会团体非常重要。我作为办公室人员一直在想法动脑筋。一次我做导游带游客去上海锦江乐园，在闲逛时看到乐园内有家卖工艺品的商店，我即进店参观，巧的是正好店铺老板来巡视工作，于是和她搭讪。交谈中得知她是位女企业家，原是国家中长跑运动员，退役后创建了自己的企业，专门生产销售仿真珠宝，全国及上海开了许多直销店。

回来后我将情况向主要领导进行汇报，认为女企业家一直为社会做善事，如能将她吸收成为会员或许对研究会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事情确实如我所料，当我再次去上海锦江乐园将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情况向她作了介绍，她表示愿意加入研究会，在以后历次会员大会都作了捐赠。后她成为名誉副会长。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是个藏龙卧虎的社团，许多会员都有自己的人脉关系。如何调动会员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工作，作为会长办公室的专职副主任兼秘书，每年几次的理事会（一般是开常务理事扩大会），会议的诸多事项我均请有人脉的会员想办法，每次的会议均能圆满举行。还有召开会员大会，场地的安排及费用我都自己去谈，尽量将费用压低。

　　会员的捐赠或赞助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困境，社团的的发展一定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经研究会主要领导提议，理事会讨论决定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与上钢三厂冶金发展总公司联合成立上海通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双方各自出资。但研究会的资金那里来？确实是个头疼的事，好在研究会的会员得知消息，积极响应出资。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去愿出资的会员单位或家里取现钞，并手写借条签上我名字。

有次去某领导单位取款，她认真地对我说，收款人不能写我名字，要用民政局社团管理处的正规收据单，否则万一出了事这些债务都是你个人的。她说的非常对，过了几天我就收回个人写的借条，换成盖有研究会公章的收据。

通艺公司的经营范围很广。以书报刊为例，有位副秘书长提出办书报亭，安置刑满释放人员，这样不但给他们有了就业机会，也对社会稳定起了作用，后不知何因此事没办，如办了就没有以后的东方书报亭了。

我也曾提出上海有老年报、青年报、少年报，但没有中年报，那时办报的氛围非常宽松，何不利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出版局的人脉关系办张中年报。

《通俗文艺报》是由青岛市新闻出版局、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报刊，面向全国发行。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陈钧先生建议《通俗文艺报》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报社副总编来上海考察并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图为设立《通俗文艺报》上海办事处的公告，我任办事处主任助理，

图为《通俗文艺报》，我在报上发表过新闻稿、名星专访、小说等，

《通俗文艺报》在上海没有印刷点，每期报纸由青岛邮寄到上海。然后再由专人分销到报刊分发点。1997年春节，我接到通知要去新客站行李房取已邮到上海的报纸。印象中那年春节这天天气较热，当我将几百份报纸扛到家时已大汗涔涔。

有次我在报刊上看到上海报刊发行部门要在长风公园举办报刊订阅宣传，不收摊位费，但要在自家的报刊上刊登宣传订阅的广告。经社团主要领导与《通俗文艺报》总编协商，报社在刊登订阅宣传广告的同时，派了一位同志来上海长风公园设摊。

图为我在长风公园设摊点

与《通俗文艺报》客人在长风公园，

上世纪90年代对创办影视制作中心的政策还是宽松的，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了东方影视制作中心，决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图为关于成立东方影视制作中心上海办事处的公告，我任办事处主任助理。

有了制作影视作品的权限，还得有好的剧本。有名会员编了部电视剧，剧名我忘了。写的是家庭伦理，剧本阅读后确实感人，让会内的编剧或导演会员传阅后也认为有拍摄的可能。

在编剧的引荐下我和研究会主要领导去上海电视台商谈合作事宜。电视台总编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也认可了剧本。但最后还是卡在资金上，因为既然是合作拍戏，电视台不可能出全资的。此事也不了了之。

《通俗文艺报》在上海销售不理想，国家也对一些影视制作中心进行整顿。时间不长两个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均被撤销，

两个办事处撤销了，但研究会还得生存与发展。在一名会员提议下成立了以商业演出为主的通艺艺术团（舞蹈团）。主要领导任团长，实际主管是一名后加入研究会的会员。不知咋地我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这位会员时印象就不好，（至今我还是有以相貌看人的品质习惯）。我发觉他夸夸其谈乱开无轨电车，每次都讲能为研究会拉到赞助或能找到舞蹈团的演出合作方，但没成功过。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再来时说到外省谈合作项目，请他拿出车票、住宿费由研究会报销却又拿不出。

舞蹈团的工作我没参与，主要领导开玩笑说，不让我参与是为了我好，否则我又多了几位好妹妹。商业演出谈何容易，那时上海整个演出市场都萧条，何况名不经传的舞蹈团。

舞蹈团的运营我是没过问，但后面的发生的事还是由我出面解决。舞蹈团经营不顺解散，舞蹈演员的部分薪资没拿到，她们的家人一直打电话到办公室催要薪资，并扬言要诉诸法律。对于这种情况我先好言相劝，并告知她们家长为何没有薪资的原因。一般家长听了我的劝都能理解，对极个别的家长只能采取其他方式让他们知难而退。

图为与舞蹈团部分演员合影

有天我在办公室起草文件，办公室来了二位客人，在和主要领导嘀咕了半个多小时离开。事后主要领导告诉我来人想与研究会合作，在杨浦区长阳饭店开个夜总会KTV，我立即对主要领导说此事要慎重，不可冒然行事。实话说我觉得来者面相不善。

在实地考察了长阳饭店后，我又向主要领导提出此地不宜办夜总会KTV，理由是饭店3楼已有一家歌舞厅，再在5楼开KTV风险太大，而且5楼是客房，要全部敲掉翻新投入资金太大。客流量不会太多，请他三思。

但一届十一次理事会还是决定接纳长阳饭店夜总会KTV为实体会员单位。

长阳饭店5楼改成一间间包房后，

招聘了一些年轻女子为陪唱小姐，由一名妈妈桑管理。至于里面的经营状况，由于我提出过反对意见，因此并不让我过问。

在长阳饭店KTV经营的同时，那位夜总会的实际负责人又找到其他人欲将一家婚介所纳入实体单位。对这家婚介所我还是知道些，曾暗访过几次，写出文章刊登在《消费报》。但没想到此婚介所以后会成为研究会实体单位。

图为刊登在《消费报》上的文章

夜总会的经营状况确实不行，连员工的基本薪水都发不出，有名认识的JD小哥打电话给我，春节发鞭炮抵薪水。

夜总会是开不了，5楼又改为棋牌室，但经营情况惨淡。

而后续的事也接二连三发生，长阳饭店5楼夜总会的房租，一些设备的费用在开张前均没付款。经营不善欲付款谈何容易。有位会员是空调公司的副总，给5楼夜总会安装了十几万元的空调分文没收到，他也因此事受到免职处分离开原单位。

事后我曾对他说，如果你告诉我要为长阳饭店5楼装空调，我肯定力劝你不要做。或许为此事会得罪人，但至少精神上没有压力。

长阳饭店5楼夜总会KTV倒闭了，主要负责人因是研究会法人代表，发生了遭黑社会人员逼债、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等事情。

后记

《我与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一文从4月份就开始断断续续写，有时觉得要写的内容很多，有时又觉得无字可写，

文中记述了1995年——2000年我在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主要领导（已病故）至今我还是怀有崇敬的心去尊重他。

我和他以前都是上钢三厂的职工，他在物资处任政工干部，我在转炉分厂工作，我俩都是厂报《三钢报》的特约记者。

我对他应该是久仰大名，经常在厂报副刊上拜读他的故事作品。因此他有钢城“故事大王”的称号。

和他认识并一起工作也算缘份，他放弃了政工干部的岗位，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精华故事艺术开发书社，他是经理，我是办公室主任。

带领一批下岗再就业职工自负盈亏创业确实不容易，上海的新闻媒体均作了报道。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采访他，他正好外出，由我接待了记者的采访。

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在他接手之前曾有其他人申请创办七年多均以不成功告终。而他接手以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成功创立，其因素有前期创办的经验，有个出谋划策的筹备组，当然还有我一直在外交际跑脚。

对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他是呕心沥血，将全部精力投入，以致妻离子散。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是我一直陪着，让他能尽量减少心灵上的痛苦。

对研究会内某些不和谐的现象，我也曾苦劝他，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长阳饭店夜总会运营失败后，那位夜总会实际负责人不知躲到那里去了，而研究会主要领导却被黑社会讨债人员堵在空荡荡的夜总会里，有时还遭到殴打，是我陪着他，同时好言相劝讨债的人不要动武。

长阳饭店5楼夜总会安装了十几万元的空调设备，但没付款。夜总会倒闭那位空调公司的副总会员被单位免职，只能辞职去其他单位工作。而研究会的主要领导也被空调公司起诉，败诉是肯定的。同时空调公司派了讨债人员来研究会办公室静坐。到了中午还得请他喝酒吃饭，我也被搞得头昏脑胀。

我与研究会主要领导没有个人恩怨。只是对研究会发生的某些事情保留自己看法。2002年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要进行换届选举召开会员大会，那时我的工作岗位已调动，不再任研究会专职秘书，但我还是理事、办公室副主任。

按照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章程，召开换届选举大会必须由理事会审议通过，确定会议时间、地点及会议主要议程。然后由秘书起草会议通知。

但这次却有几名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的副会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没有收到参加换届选举会议的通知。

在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工作的几年间有苦也有乐，也有献谄媚的小人。我任专职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时，就有人奴媚地对我说如有任何事他都会尽心去做，其实我知道他的用意，想让我推荐他为研究会理事。那时我是有一定的权力，可我负责地讲没有利用手中权力请其他会员办过一件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