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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

七，再见！上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伟大领袖下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逍遥二年半的我来到了学校，孙老师和我讲：“看来你一定要走了，现在安徽淮北还有名额，再往后就是内蒙古，黑龙江，云南和贵州了“。哥哥姐姐都在上海，我留上海是不可能的，近郊也无缘，外农是必定的，那么淮北离上海还比较近。我绝对不能去黑龙江，那里又冷又远，小叔叔在黑龙江多少年才回家一次，车票太贵了。于是，没和父母商量，我就报了名，似乎像得了内部消息，抢到了什么宝那般。其实，什么名额，只要报名，都能去，农村天地广阔无垠。

母亲在居委会学习班，那时凡有子女没报名下乡的，家长每天都要去学习。“妈，我报名了，回家。”我冲进学习班大声嚷到，声音如此之大，仿佛是在告知全世界。

全家开始为我准备行装，父亲从床底下拉出个箱子，从新刷起了油漆。当年，乡下仔到上海成了城里人，今天城里拥挤，容不下他的儿女，再把他们送回农村，似乎也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轮回。从城市到农村，那时叫下放，物质与精神都将下降，放到另一个层面，父亲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母亲在为我准备衣物，那时我和妹妹是三件衣服二个人穿的，现在我必需要拿走三分之二。母亲叹息着，她想把毛衣给我重新织一下，可是时间不够。孙老师和华老师知道后，一起加入编织，一个织大身，一个织袖子，三天完了工。本该在课堂里讲授的老师，而今在为学生织毛衣，她们似乎要把没讲完的课文，还有那些数理化公式，统统编入这针针线线中，让她们的学生带去那广阔的天地，其实老师也明白，除了毛衣能御寒，那课文和公式又能给予学生什么呢？我穿上了毛衣，带着不尽的师生情，带着这张特殊的毕业证书离开了母校。

我去派出所迁户口，这本是门可罗雀之地，近期却门庭若市了。办事员缓缓地接过我们手中的户口本，在“迁入地”一栏写上我们要去的省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然后机械地盖上“迁出”的图章。如同工厂流水线的工人，他们现在已经非常熟练这个程序了。迁户口的太多太多。一个个城市居民消失了，一个个商品粮户口注销了，粮油关系各类票证都免发了……。城市减压了，但无数个瞬间变成农村户口的青年学生迷茫了，无数个父母从此与思念的苦痛相连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那是我离开上海的纪念日。我们到学校集合，开完欢送会，戴上大红花，坐着大巴去上海站。几个男同学踏着黄鱼车，把我的行李送到车站，从此同窗好友天各一方。马路上站满了人，有送行的亲朋好友，也有看热闹的路人，还有过几天也要戴上大红花的学友。喇叭里滚动放着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敲锣打鼓，这个城市沸腾了，我的心却掉入冰点。父亲去了人民广场，目送大巴离去，（这是后来听妹妹讲的）我没有在人群里看到他，我不让父母去车站，我没有悲哀，更没有喜悦，我在无数本小说中看到过的离别场景，今天在我身上发生了，这就是命运。

火车开动了，离别的哭声渐渐听不见了。我紧紧抱着我的书包，那里有哥哥给我的半导体收音机；有妹妹给我的尼龙手套；有妈妈给我的喜来临糕点；最重要的有父亲给我的20元钱“别乱花，无论到什么时候身上都要有一张车票钱，不行就逃命”。父亲一再叮嘱我。宿州到上海11元钱，这也是我不去黑龙江的原因，

“ 知识青年”，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不论是小学毕业的69届，还是即将要高考的66届高中生，一律冠于此学历，一律按此进行毕业分配，不！未毕业的分配！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也许有些可以去北大，清华，南开，哈军工……，也许有些将来会是硕士，博士，科学家……，也许有些可以去三线重工，军工企业……，可是没有也许，现在统统塞上了这列车……，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去接受再教育。我们是上错了车？，还是坐错了位？我不知谁会给我们答案，只能等待历史的回答。但目前我知道：一切，结束了。一切，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