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贾植芳与任敏

东方笑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逾古稀的贾植芳带着夫人任敏，从上海启程，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席学术会议。入住宾馆时，服务人员要求出示“结婚证书”。那个年代，这是公安部门的规定，并非故意为难，可是“这个”—— 一对老人真没有。还是负责接待的吴宏聪教授从中“斡旋”、担保，才得以入住。

1942年，富家小姐任敏因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作品，惊叹他的才华，放弃锦衣玉食，逃离深宅大院，风餐露宿，只身来到黄河边的一座简陋的小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心上人——贾植芳。

一对思想解放，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青年两情相悦，便开始了同居生活。

贾植芳命运多舛，一生历四次牢狱之灾，第四次失去自由长达25年，任敏受牵连两次入狱，从上海发配青海，关山阻隔，两地相悬，生死不明，几十年悲欢离合。他与她没有这一纸“婚书”，坚贞不渝的爱情，却惊天地，泣鬼神。

“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七夕这天，我仰望蓝天星河，想起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鹊桥仙》，也想起苏兴良教授一次次对我讲起的贾植芳、任敏的传奇爱情故事，仿佛这首词正是为这对有情人所写，亦或说贾植芳、任敏用一生诠释了这首词。



贾植芳何许人也？如此值得任敏历经坎坷，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相伴终身？

逝水流年，除却“贾门”弟子、再传弟子，或是现代文史学人之外，贾植芳以及与任敏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鲜为人知了！

贾植芳，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曾是“大名鼎鼎”的“牛鬼蛇神”——



1916年，贾植芳出生在山西襄汾一个小地主家庭，17岁时在叔父资助下，到北京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由于接触到具有革命思潮的学友，阅读马克思主义等一些进步书籍，开阔了视野，蕴育了革命思想，立下了献身报国的志向。

193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岁的贾植芳作为骨干分子被北洋政府抓捕投入监狱，他在牢狱中怒摔饭碗、斥责狱监，被刊登在报纸上，轰动一时，就连“蒋委员长”都知道这样一个“人物”。当时对学生运动骨干分子的审判词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加之贾植芳又大闹监狱。叔父被吓得不轻，赶紧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出来，又出资将其送往日本，到东京大学读书。

在日本期间，贾植芳又与郭沫若、郁达夫、李春潮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进，引起日本当局注意，警察登门警告，并明目张胆的搜房。学业未满被迫回国。

1942年，在徐州打入日伪军内部任职、谋划策反，也即与任敏同居不到三个月，被第二次抓进了牢房关押了近一年。

1948年，又因给进步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拘捕关押一年多。

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已是晴朗的天。他抵制各种诱惑，选择“治学”之路，入职上海震旦大学，做了教授、中文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改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任敏就职某期刊编辑。

夫妻俩经风历雨、颠沛流离，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和得如心愿的工作。

1949年至1955年，这一时期是贾植芳研究翻译写作第一个高峰期，先后出版了散文集《热力》，《人民民主主义的成长与发展》、《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戏剧艺术》等多部译著，以及学术专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小说集《人生赋》等等。

贾植芳先生的学生张业松教授评价说: “先生治学具有世界性眼光，跨专业学科意识，强烈的当下意识和批判意识，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等显著特点，为后人治学探索、示范了一条新路。”



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教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贾植芳只是在重庆与找上门来的胡风见过一面，平时也就是信札往来而已，换了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贾植芳却坚定回答，两人是共患难的朋友，更是为身陷囹圄的胡风极力辩护说，“胡风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作为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第三看守所，家也被抄。1956年3月，被作为“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

贾植芳当年被关押，不几日，有人找任敏谈话，让其划清界限，断绝夫妻关系，任敏坚信丈夫无罪，当面断然拒绝，随即被关到南市监狱。9月宣布释放，发配青海省牧区小学教学，12月又被重新关进当地监狱，直到1962年出狱，遣送至青海回族自治州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因自然灾害等原因，任敏等人被遣散。

贾植芳近八年杳无音讯，任敏毅然决然回到贾植芳襄汾的老家，种地当农民，这样既可替丈夫尽孝照顾父母，又守着家，让他有朝一日能找到自己。

任敏日复一日、苦苦挣扎，默默祈盼。

1963年10月，贾植芳在狱中突然收到一个包装粗糙简易的包裹，打开一看:

一双黑面圆口布鞋，四颗红枣，四颗核桃。

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不见一字，但从布满家乡味的包裹中，贾植芳终于得知、会意任敏已平安回到山西老家，并且一直等着他！

入狱这八年，从未掉过一滴泪水的他，止不住热泪满面，他不知道、也想象不出，任敏是怎样活过来的。

他与任敏有了通信，任敏怕贾植芳担心，从不提走过的路，吃过的苦，他们互相鼓励，要好好保重身体。

任敏为了能和已监外执行的贾植芳见上一面，花了一年的时间，凑够了路费，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来到“蜗居”的宿舍，当一眼看到贾植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喊了一声:

“植芳，我来了！”

这是两人分开长达11年后，第一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

此次，任敏住了11天，又再一次分开，回到了山西老家。



“正义只会迟到，从不会缺席。”

胡风案1978年12月，1986年9月，1988年6月历三次平反，最终推倒了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还以清白。

1980年贾植芳被上海法院审查宣判“无罪”，并先后恢复了教授职称、教学研究和主编重要文献资料等工作，夫人任敏也先后被青海化隆法院宣判无罪、调回了上海，夫妻团聚，安排在复旦第六宿舍，后转住到第九宿舍庭院。

贾植芳用20多年的生命，坎坎坷坷行走，又回到了原点。他用瘦小的身体和与任敏的生离远别惨重代价，捍卫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尊严、良心与正义。他后来著述或与任敏合著，回忆这20多年的生活历程，在《狱里狱外》、《解冻时节》等数部著作中，也只是对人性的思考与历史经验教训的体察，而非怨天尤人、耿怀“伤痕”。

遗憾的是正处著书立说的黄金年代，贾植芳被剥夺了“纸笔”，现代文学史的长廊里，空缺了几部鸿篇巨著。

贾植芳恢复教研后，与任敏相濡以沫，温馨的家使他毫无后顾之忧，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开展各类学术活动。

他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型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文学研究会资料》和《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等，以及为巴金、赵树理、沈从文等各流派作家主编专集。

其非凡的意义在于: 改变了“文革”期间现代文学史长廊空空荡荡，仅有“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鲁迅一面旗帜和浩然一部《金光大道》）的贫乏局面，还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他是全国首先倡导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创立了研究机构，获得了奠基性的丰硕成果。

贾植芳1987年8月退休后，仍然担任研究生导师。

贾植芳与任敏无儿无女。先生旷达豪放，任敏慈心如母，学子亲如儿女，“贾府”成了充满温馨的“大家庭”。

贾植芳先生高尚的人格魅力、宏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尽心竭力无私奉献培育、奖掖后学，使得施昌东、章培恒、陈思和、严锋、张新颖等一大批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贾植芳先生不无自豪地说: “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



1997年，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任敏突然中风，紧急送医院抢救，从此一病不起。

任敏生病的五年里，贾植芳从未放弃过治疗，高昂的医药费逼得他山穷水尽，但从无怨言。为筹措医疗费，他夜以继日，整理各类旧稿、著述新作出版。汇来的稿酬，他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送到医院去。

任敏出院在家时，他每天去买新鲜水果一口一口喂，精心照料，亲自为任敏擦洗。他握着任敏的手，深情地说着话:“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任敏不能说话，眼角滚下一颗颗泪珠。

2002年，坚持了五年的任敏，终于离他而去。

在追悼会上，86岁高龄的贾植芳，突然双腿跪地，声泪俱下，一声声的呼喊: “任敏，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眼看着这对患难夫妻的绝别，在场的所有人潸然泪下！

贾植芳对任敏的爱就像任敏一样绵恒痴绝，任敏住过的房间摆设、用物，一如从前模样，任敏生前喜欢喝点小酒，他每天斟满一杯，颤抖着双手端到任敏的遗像前。

他有时对朋友、有时自言自语的说:“能不能让任敏再醒过来，好好再过一阵子啊！”

2008年4月，“七月”派著名作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92岁的贾植芳驾鹤西去，与他心爱的任敏团聚了。

贾植芳曾说，他是“大时代的小角色。”

贾植芳晚年有一段被时人称道的名言 :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

这也是任敏无惧万般困厄、坚贞不渝、追随一生的理由吧！

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人性而言，大概没有人会喜欢苦难，也不会为了让后人记住自己，而故意选择苦难。

然而，当苦难的厄运从天而降，贾植芳与任敏没有沮丧、颓废，而是坚定信念，挺直脊梁、勇敢面对，用20多年的生命和足迹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度过了苦难。

他们不仅把“人”字写得“比较端正”，更是在天上人间，将“爱情”两字，书写得凄美壮丽…



还要说的话



写作此篇“剪影”，苏兴良教授为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并多次解惑释疑，追念在奉贤五·七农场与“戴帽分子”贾植芳，朝夕相处的日子，以及出于人道、本心，对身材瘦小、孤立寂寞、只有30元生活费的贾先生的体谅、关照的生活细节。

当时在农场劳动的中文系教职员工，仅有一台12吋电视机，贾植芳是没有资格进去看的，30岁不到的苏老师，其时任排长和场部委员，看到他在门前打转，就对他说:

“贾植芳（那时只能只呼其名），你进去看吧，如有人问，就说是苏兴良让你来的。”

这点点滴滴，现在说来再平常不过，可那个年代，对落难的贾植芳而言，那是寒冷的冬天，极其难得的温暖。

苏老师感慨地说，所以为人，就要有一颗“人”心——即善良的心。

他不曾想到的是，贾先生平反恢复各项工作后，多次当面提起这段往事，深怀感念之情。

贾先生主编几部大型丛书，都将重要的任务交给苏老师，成了苏老师的“顶头上司”。

苏老师一次随贾植芳先生进京开会，恰好父亲亦来看望，贾先生坚持要与其做农民的父亲同居一室，两人同庚，一个教授一个农民，谈笑甚欢，亲如家人。

贾植芳先生与夫人任敏，苏老师和夫人刘老师，两家很长时间互相走动餐叙，往来密切，亦师亦友。

逆境之遇，最能度量人品。

苏兴良老师不曾想要的回报，却无意间得到贾植芳先生对“良心”加倍的回报。

我在《传播星火，追望大道》一文中提及过，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让夫人给贾植芳送去200元，并婉转地说: “我家的钱用不掉，请你帮忙花，买点酒喝。”

以心向善，这个世界，将会避免多少悲剧、生出多少美好啊！

这就是我——还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