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三）

崔

5月18日是第48个世界博物馆日，由三星堆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推出《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特展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这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后首个特展。在展出的160余件青铜器中，国家一级文物有30件（组），还有国家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器精华。

　　此次特展展出的文物时间跨度长、门类齐全、类型丰富、造型多样、重器云集，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的脉络、主要特征和文化内涵，全面呈现青铜器的科技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展览分为形、式、凝、工、锈五个板块，主要展示青铜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风格面貌、纹饰差别和铸造工艺等。参观者还可以近距离了解青铜器的原始色彩及产生不同锈色的原因。

此次特展以青铜器为主题，但展示的内容不局限于青铜器本身，而是想通过青铜器来展示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礼仪制度以及艺术、科技等方面取得的非常突出重大成就。

　　象纹饶（nao) ，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9年入藏。

饶是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中期普遍流行的青铜乐器，其造型渊源应是二里头及陶寺文化出现的陶铃和铜铃。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南方地区流行体量较大的饶，一般单件使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北方地区则流行多件成套使用的编饶，体量较小。这件青铜饶形体硕大，鼓部正中饰一对象纹，是广泛见于湖南等地的南方大饶。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表面往往铸刻或镶嵌有各式各样的装饰纹样。对于古代先民而言，这些纹样意味着神圣而虔诚的神灵信仰和礼乐文化的物化表达；对于观赏者而言，它们则表露出青铜装饰艺术独特而瑰丽的审美趣味。从夏商时代到西汉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表现出显著的系统性、稳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工艺技术、审美意识、风俗习惯、精神信仰等各种动态因素的推动和影响下，青铜器装饰艺术也不断地发生演进和革新。总体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装饰纹样包括想象类、写实类、几何类三种类型，具体则包括兽面纹、龙纹、凤纹、鱼纹、虎纹、鸟纹、蛙纹、蛇纹、人物纹、植物纹、云雷纹、重环纹、三角纹，等等。在各种类型的青铜器表面，纹样形式或简约质朴，或精巧繁辱，或整齐划一，或刻意求变，往往营造出庄重、典雅、神秘、奇绝的装饰艺术氛围。本单元挑选的青铜器，轻造型而重装饰，意在反映具有典型时代风貌的装饰纹样，并对其思想内涵进行解读。

　　兽面纹簋（gui) ，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河南洛阳塔湾出土。

此器造型方面的突出特征是圈足下接方座，一般称为方座簋，这是西周早期新出现的器物类型。该器的半环形耳设计为兽、鸟结合的造型，兽在上，作张口吐舌状；鸟在下，尾羽下垂。此外，该器腹壁外侧有突起的扉棱，呈立鸟状，这种扉棱本是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出现在周王朝腹心地区的青铜器上，表明西周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出现过显著的南北融合趋势。此器内底有铭文"作宝彝"，口沿保留有清晰的篾席残迹。

　　亚貘（mo）方鼎 ，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53年入藏。

这件鼎呈椭方形，腹部、盖顶边角较为圆转，下有四个柱形足。鼎盖正中有两条"凹"字形垂直突起的扉棱。口沿两侧各有一条纵向扉棱，左右各饰两枚乳丁，以扉棱为鼻梁，乳丁为双目，构成一张极度简约的兽面。

　　父丁鼎，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8年入藏。

这件鼎属罐式鼎，纹饰十分精美。颈部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凤纹组成的纹饰带。腹部饰一圈蕉叶纹，内饰蝉纹。三柱足上部饰云纹带，下饰三角纹，内饰变形饕餮纹。

　　妇好分体甗（yan) ，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甗相当于现代的蒸锅，下层放水，需要蒸的食材放在上层。其上部为甑（zèng），下部为鬲(lì)，是两者结合的一种蒸食器。甑底有穿孔的箅(bì)和鬲(lì)之间分隔，鬲内盛水。甗的主要用途是蒸饭或肉食，上层放食物，下部煮水加温，蒸气通过中间“箅”的将上部的米或肉蒸熟。

　　父乙甗（yan)，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58年入藏。

　　作册般甗（yan)，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1959年入藏。

作册般甗以其铭文著称于世，是最早的长篇铭文之一。铭文内容反映了商代末年商王朝与东南部夷人部族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同一时期的甲骨记载及后世文献相吻合，是十分珍贵的史料。铭文的书法也颇值得称道，书体雄劲有力，宏放恣肆。作册般甗铭文这种首尾尖、中间粗的书法作风，被称为"波磔体"，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代表风格。

　　父辛卣（you) ，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65年程仲鸣等捐赠。

父辛卣的肩部两侧设置有两个半环耳，两耳套接提梁两端的圆环。这种提梁的套接方式出现在商代中期，商代晚期之后普遍应用。

卣为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有盖和提梁。

　　泾伯卣（you) ，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72年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

此器器身呈直筒形，提梁两端有首，颈部中间也有突起的小兽首。其器、盖内有相同内容的铭文："泾伯作宝尊彝"，表明这是泾伯所作之器。泾伯一族可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往甘肃一带的殷商旧族，铭文中西周早期的泾伯可能在密国担任高级军事将领。

　　鹰首形盖提梁壶罐，更新期·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70～前280年），2013年征集。

青铜壶堪称青铜器中的大宗，大体有椭圆腹、圆腹、椭方腹、方腹、扁腹几类。这种圆腹鼓张、最大径在腹部正中的青铜壶是更新期，尤其是战国时期铜壶的流行范式。这一时期，列国在铸造此型圆壶时多注重装饰纹样，内容各有千秋，山东地区则陆续发现一些以造型艺术见长的圆壶。这件提梁壶颈、腹通饰瓦纹，纹样简约质朴，但壶口、盖构思为鹰首，以下喙为流，上喙为盖，启闭灵活，是更新期青铜壶中罕见的佳器。

　　络带纹壶，更新期·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75～前370年），1957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这件壶的颈部两侧各装饰一件圆雕形的虎作为器耳。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圆雕立体状的虎的形象经常以器耳、器座等构件形式出现在青铜器之上，增强了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特征。这些虎的形象多较为写实，与晚商、西周时期广为流行的以虎为主体元素的兽面纹大为不同。

　　鸟形盖壶，更新期．春秋中期（约公元前680～前550年），2002年征集。

这件青铜壶的壶身造型可能取象于瓠（hu）瓜或水囊一类软质的贮水器物，故又称瓠壶。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三晋地区，其壶身造型、顶盖上的鸟以及连接壶身与器盖的提链都是颇具特色的造型元素。有学者认为它的造型来源于北方草原地区普遍流行的皮囊壶，是三晋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产物。

　　蛇纹提链罐，更新期·春秋中期（约公元前680～前550年），1960年征集。

提链小罐流行于春秋时期的山东地区，是一种地方风格浓郁的青铜器。尽管数量稀少，它们却是转变期向更新期过渡的典型器物，开启了更新期造型艺术的新风。这股新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链工艺的出现启发了造型艺术的变革，二是立鸟装饰的复兴。

　　左为跪坐男像，更新期．西汉时期（约公元前202～公元8年），1956～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这件青铜人像出土于石寨山滇王墓中，置于青铜贮贝器上，为跪坐形式的执伞俑，青铜质地的伞已经残缺，仅剩伞柄。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此类人像体量较大，造型生动，刻画精细，对我们了解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服饰类型、面貌特征大有裨益。

右为跪坐女像，更新期．西汉时期（约公元前202～公元8年），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

　　柏侯壶，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1959年故宫博物院拨交。

此壶颈部细长，下腹外鼓，盖顶饰莲瓣形捉手，兽首形双耳较为精巧，整体造型显得婉约秀美。壶盖内壁及器身口沿内侧均铸有铭文："柏侯作旅壶，永宝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形制、铭文完全相同的一件青铜壶，与此器应为一对。

　　瓦纹酃（ling），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1957年山东沂水出土。

青铜酃在造型上具有敛口、短颈、折肩、斜收腹的基本特征，与疊相近，但铭文中自称为"酃"，有时别为一类，或可视为一种富有地方风格的青铜罂。这件青铜酃盖顶置立鸟，带有转变期山东地区的造型艺术作风。

瓦纹是由平行的、凹槽组成，形式如一排排仰瓦，故名“瓦纹”。西周中期新出现瓦纹，盛行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酃为一种储酒器，造型粗犷。当年同出二件，其一己散失。根据器盖上的鸟形钮装饰和出土地望考证，此器当为以鸟为图滕崇拜的东夷族属的莒国之器。

　　杞伯双联鬲（li)，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2010年征集。

这件青铜器呈双高联体的造型，其中一件口沿铸有铭文："杞伯作车母媵（ying）鬲，用享孝于其姑公，万年子孙永宝用"，表明是杞伯为车母所作的陪嫁滕器。杞伯双联鬲将造型艺术与铭文内容融合，寄寓佳偶良配，构思十分巧妙。

　　连珠纹斝（jia)，育成期·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

此翠颈部装饰一周较浅的连珠纹。这是育成期青铜器最为简约、质朴的一种表面装饰方式。

　　子蝠盉（he)，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8年征集。

青铜益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这件益器形严整，器身饰有精细的兽面纹。

盉为盛酒器和盛水器，大腹敛口﹑前有长流，后有鋬，有盖，下多为三足。

　　冉方彝（yi)，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2014年国家文物局拨交。

冉方彝器为方形器身，四面坡式器盖仿古代建筑屋顶而作，盖顶有小钮。器身四面纹饰大体相同。以正面为例，纹饰自上而下分为三层，上层为相对而设的一组S形龙纹，瓶状角，大口张开，尾卷曲；中部兽面为主体纹饰，神兽有首无身，其特别之处是龙角为形象完整的两条龙，与下方兽面构成复合纹饰；圈足部位另有一组相对而设的龙。值得一提的是，盖、器扣合时，方彝类器物的盖面纹饰是呈倒立状的。

彝为古代盛酒的器具，是古代宗庙常用的祭器。

　　士尊，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传世品。

这件青铜尊腹部装饰一对凤纹，歧冠张扬，凤尾矫健，喙爪凌厉，是鼎盛期凤纹的精绝之作。

　　凤纹簋（gui)，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60年入藏。

青铜簋的纹饰往往分布在器物的颈、腹、圈足之上。除此之外，其器身两侧的半环状耳被设计为结构完整而形态特殊的神兽﹣﹣上下两端的兽首、垂珥分别为神兽的首、尾，中间分布云雷纹的部分则是兽身﹣﹣其身体被吞衔于自己的兽口之中。器物口沿下装饰一周长尾凤鸟纹，这种纹饰在西周时期十分流行。

　　员鼎，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57年征集。

这件圆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员作用器"，员为器主名。器身饰以优美的鸟纹，鸟的长尾向内卷曲，这种鸟纹肇始于西周早期偏晚，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

　　乳丁纹簋（gui)，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60年入藏。

此器腹部装饰大面积的乳丁纹与雷纹构成的组合纹样，其特点是乳丁明显突出器表，增强了器物的整体气势，与相对扁平的乳丁纹意趣不同。

竞簋（gui)，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9年入藏。

竞簋的鼓腹遍布乳丁纹，并以雷纹衬底，形成重复的菱形单元纹样。乳丁纹是鼎盛期几何纹样的代表之一，较为习见。

　　蟒纹提梁壶，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这件青铜壶的提梁两端为龙首，提梁上则施布菱形的蟒纹。龙身上的菱形纹取象于现实中的蟒纹，也暗示了龙这种瑞兽的一种文化渊源。

　　雷纹鼎，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59年入藏。

雷纹是鼎盛期习用的衬底纹样，广泛见于主纹之下，形成繁复细密的地纹。这件形体硕大的青铜鼎颈饰兽面纹，器腹则以雷纹作为主纹，审美简约而粗犷，颇为独特。

　　曾伯宫父匜（yi)，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2005年征集。

青铜匜是供沃盥（guan）之礼上使用的礼仪性水器，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此的整体造型延续了西周晚期以来的风格特征，兽形足和盖上的立鸟则体现了这一时期新的风尚。

　　䚄（lu）簋（gui)，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传陕西宝鸡出土。

䚄簋的器腹饰长冠拖曳的凤鸟纹，与簋耳的凤首饰相呼应，是装饰纹样与造型艺术的完美结合。

　　云纹轭（e）饰，转变期·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77～前771年），1953年入藏。

轭为御马器具，一首双脚，首上系于车衡，双脚则下扼于马颈。轭一般为木质，青铜轭饰则为嵌套在轭表面的装饰物。这件云纹轭的主纹粗犷逶迤，虽称云纹，其实为鼎盛期龙纹、兽面纹一类瑞兽纹样的肢体解构并重组而成，是转变期新兴的装饰纹样。

　　遣盄（diao）父铺，转变期·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77～前771年），传陕西宝鸡出土。

这种浅盘镂空柄的青铜器，与浅盘实柄的豆形制相近，但多自铭为"铺"，也有个别自铭为"豆"，可知为青铜豆的一种特殊形态。镂空柄的青铜豆多见于转变期，是此时竹编器纹样被引入青铜器装饰的代表器物，反映出这一时期青铜器纹样风格的创新尝试。

铺是一类浅盘、镂空高圈足的豆形器。这类器物的铭文自名常常以“甫”为声符，如“铺”“㕊”等。因此不称之为“豆”，而特别以“铺”称之。

　　射壶，转变期·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77～前771年），2004年入藏。

龙纹是常见的青铜器装饰纹样，几乎贯穿青铜时代的始终。因设置于不同器物的局部，龙纹的形态十分丰富，大体有侧视构图的夔纹、回首状的顾龙纹、盘卷躯干的蟠龙纹、多条交绕的交龙纹，以及其他随器形自由创作的龙纹。射壶的腹部正面呈十字形分割，设四个单元的龙纹。一个单元内有双龙首，龙尾相接，形成一身双头龙，创作自由随意，不落窠臼。尽管这种龙纹不属常见规制，但风格质朴素雅，代表了转变期纹样艺术的新风尚。

　　者生鼎，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1958年入藏。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的纹饰风格发生显著改变，兽面纹、龙纹呈现出显著的几何化、图案化倾向，重环纹、垂鳞纹、窃曲纹、波曲纹普遍流行。这件鼎的器形纹饰当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铭文倒铸，此种情况在青铜器中很少见。

　　窃曲纹鼎，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1960年入藏。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圆鼎的形制逐渐产生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比如，鼎腹逐渐变浅，腹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外鼓甚至下垂的倾向；原来的三个柱形鼎足则逐渐向兽蹄形足的方向发展。在器表装饰方面，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逐渐成为纹饰主体，取代了鼎盛期广为流行的龙纹、兽面纹、凤鸟纹，呈现出明显的几何化、图案化倾向。

　　蛇纹盆，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2005年入藏。

此器盖上有两条相互蟠曲、交缠的龙，龙首交聚于盖顶，龙有双角，身上有鳞，龙身半隐没于器盖之内。器物腹部装饰有一周图案化特征显著的交龙纹。

　　莲盖蟠螭纹壶（一对），更新期·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50～前476年），2015年征集。

这件青铜壶的装饰纹样繁缚而细腻，颇具更新期三晋地区的装饰作风。器身以绚纹，即绳索纹，分割出五圈纹样带，分别装饰兽面纹及蟠螭纹。器盖为莲瓣形，莲瓣之上饰蟠螭纹。

　　天亡簋（gui)，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传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出土。

天亡簋是西周初年几件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有铭青铜器之一。铭文记载作器者天亡辅佑周武王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祭祀典礼，祭祀周文王与上帝，祈望得到神灵的护佑。从祭典的主祭者（武王）、助祭者（天亡）、祭祀对象（文王、上帝）、规模（大礼）等角度来看，这场祭祀是已知铭文记载中西周早期级别最高的一场典礼，也是武王克商后举办的最重要的国家祭典之一。

　　爯（cheng）鼎，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2005年征集。

爯鼎腹壁一侧铸有铭文49字，内容为遣伯为再制作了宗庙彝器，爯早晚用其祭享先人，祈求长寿。爯的先父生前遵行遣姬、遣伯的美德善言，使爯强干。爯希望其先父赐福，保佑自己远离灾祸。

　　十四年陈侯午敦（dui)，更新期·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70～前280年），1959年孙鼎捐赠。

此敦器、盖内壁均铸有铭文："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武敦，台然以尝，保有齐邦，永世母（毋）忘。"陈侯午即战国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关于陈侯午与诸侯盟会及制作青铜礼器的渊源，十年陈侯午敦铭文也有相关记载，可相互参看。十年陈侯午铭文记载："唯十年，陈侯午朝群邦诸侯于齐，诸侯享台吉金，则作平寿梏敦，以然以尝，保有齐邦，永世毋忘。"根据铭文记载，田齐桓公十年、十四年，各国诸侯曾经两次在齐举行盟会，其他诸侯向陈侯午进献青铜，陈侯午铸作青铜礼器作为纪念，用以祭祀祖先，祈望齐国邦祚长久。

　　逑钟，转变期．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77～前771年），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

逑钟器身铸有长篇铭文，记载西周世官世禄的背景之下，逑继承其祖辈的官爵职位，并受命管理四方虞林的事件。铭文中，逑以自述的方式叙说了其家族先辈辅佐周先王建立德业的内容，然后介绍其本人接受周天子赏赐、册命的情况，为感念周天子的恩德并告慰其祖先神灵，逑特意铸作青铜礼乐器，希望神灵保佑其健康长寿并常为人臣，希望其后世子孙永远宝用此器。

　　父癸（gui）爵，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9年征集。

父癸爵的铭文非常简练，却很有代表意义。铭文表明，这件器物是作器者为父癸所作的青铜器。"作"这一动词在青铜器铭文中的出现，构成了主语、谓语、宾语基本要素俱全的完整语句，成为早期铭文向叙事性铭文发展的重要表现。

爵为饮酒器，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

　　征簋（gui)，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9年征集。

就耳部特征而言，商周时期的青铜簋可以分为无耳簋、双耳簋和四耳簋，双耳簋最为盛行。无耳簋出现于商代早期，商代晚期一度较为流行，西周早期以后基本消失不见。此器属无耳簋，内底铸有单字铭文"征"（或释"正")。铭文从口从双趾，两只脚丫并立，上有方形图案，象形意味浓郁。"正"为"征"字初文，属会意字，"口"或具有表音功能，甲骨文及早期金文字形相近，上面的方形图案象征城邑，举趾往邑，会远征或征伐之意。

　　耳鬲（li)，育成期．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1956年征集。

　　小子父己方鼎，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8年入藏。

　　楚王鼎，更新期·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50～前476年），2003年李斌利捐赠。

楚王鼎盖内、器壁铸有对铭5行28字，记载这件器物是楚王为次女㛵（芈） 加嫁入随国所制作的陪嫁之物，又称媵（ying）器。随国为周王朝分封在江汉地区的姬姓国，用以屏障楚国。春秋时期，两国关系复杂，随国对楚国时叛时服。楚王鼎铭文反映出春秋晚期时，两国的君主以通婚谋求政治关系缓和的史实。

　　师酉簋（gui)，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1959年入藏。

师西簋器底铸有铭文11行106字，盖、器同铭。铭文记述了周王册命师酉继承祖先的职官，负责管理各类夷族邑人，并进行赏赐，师酉为感恩周王，铸器以告祭父母。

转变期初，青铜器铭文逐渐脱离之前端严谨持的作风和凝重谲奇的气氛，形成一种笔道柔和、字划圆浑的风格，称为"玉箸体"。师酉簋铭文可视为这种书风转变的代表作之一。整体来看，簋铭运笔舒展，字体间架较为自然。

至見用

蔡大司马匜（yi)，更新期·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50～前476年），2003年李斌利捐赠。

蔡大司马匜是蔡国大司马燮为其庶长女孟姬陪嫁制作的腰器。铭文大意是：正月初吉丁亥日，蔡大司马燮为其庶长女孟姬作陪嫁盥匝，祈求长寿无疆，子孙后代永远传用。蔡大司马燮是蔡庄侯的儿子，当时楚国强盛，蔡国不得不听命于楚，燮欲联晋抗楚，后失败被杀，相关事迹在《左传》等史籍中有记载。

　　六年琱（diao）生簋（gui) ，转变期·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77～前771年），1959年张少铭捐赠。

　　任鼎，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2002年征集。

　　典簋（gui)，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2014年征集。

　　伯武父鼎，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2014年征集。

这件铜鼎口部略呈桃形，腹壁斜直内收，在西周时比较少见。这件鼎的鼎足和外底皆有烟炱（tai）痕迹，可知确为烹煮食物所用。腹内壁铸有铭文4行19字，大意为伯武父作此鼎，在宗庙早晚宴飨朋友、婚媾（gou)。由此可见，此鼎的用途在于和睦宗族、沟通姻亲间的情谊。"朋友"是器主家族的同姓亲属，婚媾指异性姻亲。从伯武父的称谓上得知其排行为"伯"，符合其宗子身份。他使用祭祖礼器宴飨亲戚，是合族亲善的重要手段。铭文也反映出宗子拥有主持祭祖典礼、支配祭器的权力。

　　召（shao）簋（gui)，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2012年征集。

这件簋内底铸有铭文6行56字，是一篇典型的赏赐类铭文。铭文大意为周王对召进行册命，赏赐召赤黑色的丝衣、黑色的蔽膝、黑色的绶带和系在马胸前的革带，并命令召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召向周王行稽首礼，赞颂周王的美德，铸此宝簋以祭享其先父。

　　连珠纹斝（jia) ，育成期·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1952年入藏。

此斝足部呈锥状，空心，足部外壁可以看到几处补铸痕迹，在育成期青铜器中属常见现象，体现了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阶段性特点。

斝为古代青铜制的酒器，圆口，三足。斝是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

　　兽面纹斝（jia)，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7年山西石楼县二郎坡出土。

这件兽面纹学体量较大，装饰纹样细腻。从与器身相接处的内侧，可以观察到接榫，可知此器采用分铸法铸造而成：先铸成学身，然后将铸接在接榫上。

　　兽面纹釜，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传河南安阳出土。

这件兽面纹釜器身呈罐状，肩两侧分别套铸提梁，十分罕见。提梁两端各有兽首，与提梁中部共同构成一身双首的神兽形象，使整件器物显得灵巧、生动，并且极富神秘色彩。该器提梁与双耳的结合显然使用了分铸技术，从双环耳铸铆式后铸痕迹来看，或许是南方工匠迁入安阳后所作之器。

　　马永盉（he)，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8年入藏。

马永盉的提梁工艺堪称鼎盛期的特例。与一般半环耳提梁的套铸方式不同，它采用包覆式的套接结构，即提梁两端为大半个球状空腔，空腔包覆肩部两侧的青铜钉。这种包覆结构的提梁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器身纹样的打破面积，使得器表纹样更加完整连贯。包覆式提梁结构的青铜器目前仅有发掘品三件，传世品十余件，十分稀有。

　　兽面纹鼎，育成期．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00～前1251年），1959年征集。

以耳部、足部特征而言，育成期的青铜器均采用立耳式设计，足部形态则为空心锥状尖足，这都是适宜采用浑铸法铸造成型的造型设计。这件兽面纹鼎是浑铸成型的典型范例之一。

　　曾伯漆簠（fu)（盖），更新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1959年入藏。

曾伯漆簠是晚清时期出土的有铭铜器，因铭文"金道锡行"等字样著名于世。金道锡行，指青铜冶铸原料铜和锡的运输道路。铭文内容揭示了曾国盘踞汉东地区，为周王朝控制南方青铜原料的开采、运输的史实，向后人展示出一个青铜时代冶铸工业源头兴盛繁忙的掠影，以及周王朝有效利用分封制度开发稀有冶铸资源并巩固王朝统治的布局经略。

簠（fǔ）为盛食器，在祭祀时用于盛稻粱。

　　目云纹鼎，育成期·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2011年征集。

此器深腹，锥足，上腹部饰凸起的阳线式目云纹，这都是早期青铜鼎的典型特征。器物的腹、足部可以看到三条自上而下的范线，这是块范法浇铸过程中产生的工艺残留。另外，其腹、底过渡部位的凹陷位置分布有三处规律性补铸痕迹，也是早期阶段铸造水平有限造成的。

　　兽面纹鬲（li)，育成期．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00～前1251年），1957年安徽阜南出土。

此鬲颈部饰目云纹，腹部饰兽面纹，主纹之下有云雷纹为地。器物款足部位的兽面纹上卷尾，几字形角，巨字形目，瞳孔浑圆，宽口露齿。这些特征与鼻梁部位的勾形扉棱一起，共同构成了商代早中期江淮地区南方青铜器装饰工艺的典型风格。

　　蟠螭纹鼎，更新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1954年征集。

这件青铜鼎的造型、纹饰带有更新期三晋地区的典型特征。其器身与足部的范线没有连成一线，铸造时器身、器足采用了分铸工艺。

　　嵌孔雀石钫（fang)，更新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2012年征集。

这件青铜铸通体饰云纹，并嵌以孔雀石，装饰繁缚而华丽，代表了更新期镶嵌工艺的技术高度。

　　错银鎏金云纹鼎，更新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2012年征集。

这件青铜鼎的造型典雅，在更新期颇为常见。但器表通饰云气纹，并综合运用了错金、错银、鎏金三种装饰工艺，呈现出富贵华丽的艺术风格。

　　镂空人面纹钺（yue)，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65年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

这件青铜钺的钺身饰人面纹，眼、耳、口均镂空，纹样张扬有力。镂空人面纹与硕大的钺身相结合，大大减轻了器物沉重笨拙的视觉效应，转而显得生动灵便，又不失严肃庄重。

钺为古代兵器，青铜制，像斧，比斧大，圆刃可砍劈，中国商及西周盛行。又有玉石制的，供礼仪、殡葬用。

　　兽面纹鼓环，更新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

此器为双兽首衔环造型，上下两个兽面相向而设，兽面之间设衔环。兽面部分略有弧曲，应为鼓的提环。此器通体鎏金，呈金黄色，部分位置金层有磨损、脱落，呈现出以氧化铜为主体的灰黑色。

　　兽面纹方尊，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9年河南新乡出土。

青铜尊是一种盛酒器，包括圆形、方形两种造型，方尊的礼仪规格相对较高。这种尊的造型特点是大口，长颈，腹部外鼓，圈足较高，其纹饰则属于典型的三层花类型。颈、腹、圈足部位的兽面纹、夔龙纹、蕉叶纹为主纹，其下分布的云雷纹为地纹，器物肩部周缘分布的圆雕形鸟和兽首形附饰，还有四角及中线位置上下贯通的扉棱，则构成第三层纹饰。

　　彩绘雁鱼缸灯，更新期·西汉时期（约公元前202～公元8年），2010年崔卫星捐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礼仪功能减弱，实用功能增强。因此，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有着极大的造型创作自由，并立足于实用价值的设计构思。雁鱼釘灯堪称反映这一时代背景的翘楚之作。

这件雁鱼缸灯由雁首及长颈、雁身及雁足、灯盘、灯罩四部分组成，表面施以彩绘，勾画出翎羽、鳞片等。缸灯通过调整灯罩来控制亮度和光照角度，烟尘则通过雁首及长颈引入雁身，溶于水中。雁鱼红灯既长于审美又宜于使用，是造型艺术和实用功能完美统一的青铜器佳作。

　　秦公壶，转变期．春秋早期（约公元前770～前680年），2005年征集。

此器埋藏环境隔绝空气的条件较好，所以器物腹部保留有大面积的金色，这是青铜的本色。器物颈、腹、圈足等位置自然斑驳的灰、黑、蓝、绿颜色则代表着青铜的各种氧化物。

　　晋侯簋，转变期·西周中期（约公元前976～前878年），2004年征集。

此器保存状况较好，埋藏环境有效隔绝空气，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器物表面的氧化过程。尤其盖面、颈部氧化程度较轻，保持着青铜器新铸时的金黄本色。

　　兽面纹鬲（1i)，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传世品。

这件兽面纹鬲的表面色泽黝黑，质地显得十分致密，几乎未见斑驳之感，是典型的酸性环境埋藏下的青铜器。

　　飨（xiang）宁鼎，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8年征集。

这件青铜鼎的器身莹亮如玉，与赵希鹄所称"纯绿色而莹如玉"的色泽十分相似。

　　驭麤（cu）塵（chen）甗（yan) ，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2012年征集。

因合金成分、比例方面多有区别，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色泽往往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不同的埋藏环境，对青铜器的表面锈蚀也会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这大大加剧了古代青铜器的外观差异。此外，埋葬环境中的土壤、植物、油渍、丝绸等物品也会附着于青铜器表面，产生千差万别的外观特征。这件器物的表面色泽丰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锈蚀、附着物等综合元素。

　　云雷纹鼎，更新期．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1952年征集。

此器器身锈色黑亮，细腻均匀，局部位置有红、白色锈斑。值得注意的是，鼎足中部以下呈现出灰绿色泽，与其他部位明显不同，应与埋藏环境中的局部差异有关，也不排除其为古人对器表的处理或装饰。

　　蜗龙纹簋（gui)，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59年征集

此器表面均匀细腻的氧化层主体成分应为相对稳定的氧化锡，对青铜器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父己觯（zhi)，鼎盛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1959年征集。

从器表锈色、痕迹来看，此器出土后应该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流传，表面氧化物曾经受到过人为的干预和处理。

觯为古时饮酒用的器皿，形似尊而小，或有盖。

　　戜（die）伯鬲（li)，鼎盛期·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046～前977年），1955年入藏。

这件青铜鬲表面光洁，其红色、黑色、绿色等铜的锈蚀产物并无分层现象，说明该器出土后经历了长期的外物保养和人为摩挲。

　　三星堆博物馆老馆。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

　　新馆的外墙。

　　古代青铜器的名称和用途有：（1）食器‌包括：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例如，鼎是古代烹饪器具，常用于煮肉；簋则是盛饭的器具，常与鼎配合使用；豆则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

（2）‌酒器‌有：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瓿、盉等。爵和角是古代饮酒器，爵有倾酒的流槽，角则无流；尊用于盛酒或水，壶则用于盛酒或储存液体。

（3）乐器‌有：钲、钩鑃、铎、铃、钟等。这些乐器在古代社会中不仅用于音乐表演，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据文献及考古发现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五鼎为卿大夫，三、一鼎为士级。

鼎的作用：

①古代的一种煮食用的炊器；

②祭祀用的一种礼器；

③比喻王位和帝业，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

　　鬲是口圆、三足中空的器具。鼎可以明显地分为腹身与足两部分，而鬲(lì)的腹部与足部则是相通不好分开。

　　簋相当于“碗”，是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

　　簠是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方形器具。簠的基本形制为长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用途与簋相仿。

　　盨是汉族在古代盛食物的铜器，椭圆口，有盖，两耳，圈足或四足。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晚期——春秋后期，在这一段时间昙花一现。

　　敦是盛食器和礼器，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由鼎、簋的形制给合发展而成。基本造型为圆腹、双环耳，三足或圈足，窄盖。器身常饰有环带纹等。

　　豆是用来盛放肉酱类食物的。下有把、大多数有盖。豆的容器部分都是碗形状的，而铺的容器部分，是扁平的。

　　青铜器取材于自然界的矿物原料，堪称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先秦至秦汉时期，不同阶段的技术工艺、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审美风格、精神信仰给青铜器注入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给每件器物都赋予了独特的生命历程。它们首先在古代匠人世代传承的绝世工艺中形具而神生；其后数十年之间，它们在贵族社会的礼乐生活中达成使命；生死别离之际，它们在事死如事生的精神信仰与情感寄托中被埋入地下，并在深埋之地悄悄地变换容颜；数千年之后，部分器物在考古发掘或其他各种偶然事件中重现天日，完成转瞬千年的时间穿越旅行，将古代社会消逝弥久的珍贵信息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古代青铜器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对青铜器的研究和欣赏，可以大致概括为造型艺术、装饰纹样、器表铭文、冶铸工艺、腐蚀机理等五个方面。本次展览以此五个方面为纲目，全面、细致地介绍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与艺术，努力呈现青铜器的造型、装饰之美，并力图阐释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礼仪属性、发展脉络、文化内涵和重要成就，引领观众近距离欣赏美轮美奂的古代青铜艺术，领略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独特风采与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