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玛放排开荒往事

黄大信

1969年11月，我们上海安亭中学六九届的22位同学去黑龙江省呼玛县呼玛镇公社二队插队落户，临行前在学校操场上照了一张合影。可惜杨菊梅同学在呼玛因病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记得七五年夏锄时，公社领导把我调到一队去充实领导班子。这些年来，和二队的知青、老乡都相处得很好，说离开还真不是个滋味，但个人服从组织安排是个原则，所以从七五年到七九年，我就是一队的人了。

到了一队，我和大家一起夏锄铲地、抗旱坐水种萝卜和白菜后，就去老摆河打草、麦收、放排、上山伐木、打柈子、开荒、兴修水利、拉砂石修道。和大家熟悉了，一队的老乡都管我叫老徐。其实我那时也就二十多岁，可能是平时不注重穿着的关系吧。

下乡那些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呼玛河放排和上老摆河开荒的事。

放排遇险记

七六年春天，公社接到县里的通知，由于发生山火，各生产队要安排人员，把冬天伐下的木材都从呼玛河放排回来，避免堆放在楞场的原木被山火烧了。

我以前在二队时和耿叔（耿宝年）从余庆上沟放过两回木排，这次我和一队的老杨（杨常山）、杨常利、于连青、陆惠彬等6人，先坐“丰收-35”拖拉机载着人和粮食、工具和器具走旱路到二道盘查，在呼玛河边卸车后，再坐船顺水到呼玛河南边的余庆上沟一队楞场。

这次由于县里和公社的催促，时间紧，只弄到一条小木船。人和工具、粮食以及压排用的扒锔子、连接木排用的吊游等铁器具都在一条船上，吃水量太大，我估计这不行，会出危险，何况有些人是不会水的“旱鸭子”。我看河边拴着几条船，还有桦皮船，是鄂伦春人的，然后我就想问他们借条船。但看到鄂伦春人正在喝酒，也就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了。

时间已到晌午了，我们就在河边蹲下，喝着清澈的呼玛河水，用上海带来的榨菜就着馒头。不一会儿，有两个鄂伦春人向我们走来，“给我们点儿好吗？”他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说：“行啊，你们借条船给我们好吗？”“行，拿去吧。”他们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用一包榨菜换了一条小船。估计这两位鄂伦春哥们拿榨菜当下酒菜了。

我们把东西分别放在两条船上，然后顺水而下往楞场漂去。呼玛河水流湍急，一路有不少礁石浅滩。就在经过“三块石”时，河流直冲三块大礁石而去，水花飞溅，哗哗直响。

我们的一条小船掌舵的没经验，小船被激流直往大礁石冲去。说时迟，那时快，小船冲到大石头前，三位老乡顿时往大礁石上一跳，小船被蹬出去后，立马翻了个底朝天，顺流漂了下去。一袋面粉还浮在水面上，眼看要冲走，我立即跳下河，把面粉袋往岸上推。然后再顺水游向倒扣的小船，把小船拉到岸上。

此时已冲走二十多米了，还好人没出出事。几个“旱鸭子”蹦到了石头上，但小船上的锯和斧子，还有一大包扒锔子和吊游都沉到河里了，连装盐的小袋子也被扒锔子压着沉到河底。那水深有二米多，水清得能看到一把大锯反射着白花花的太阳光在河底躺着。

我上了岸，脱下球裤和衣服。那时还是5月份，开江才半个月，河水扎骨的冷。上海知青陆惠彬和老乡捡了些干柴禾，点燃一堆火让我取暖。我们6个人中没几个会游泳的，陆惠彬和杨常利会游泳，但不会潜水。会潜水的就我1个，我们小学六年级时在安亭就学会游泳和潜水，学校的体育老师高老师还带我和张友琪等几个同学横渡过黄浦江。看来捞这些东西只能指望我了。

得先把大锯和斧子捞上来，没工具怎么干活？可是水流湍急，由于光线的折射，捞河底的东西必须有个提前量，否则你还没潜到河底，就会被水流冲出老远了。

开始，他们用绳子牵住小船尾，让我站在船头，离开3米多远，我咬咬牙，就扎下水，然后潜到河底，抓住东西就往上浮。那白花花的大锯被捞上来了，但我也被急流冲出七八米远，上岸后还得踩着岸上的鹅卵石往回走。

捞每样东西都必须潜水，东西冲出老远，来来回回很费体力。关键还是水太冷，往回走时人湿漉漉的被风一吹直打哆嗦，效率也低。没有扒锔子就没法串木排、订压排杆，这么一大堆扒锔子都捞上来，要费老劲了。大锯、斧子和盐袋子都被我捞上来了。老乡和知青心疼我，上来就帮我擦干身子。

盐早已化完了，那晚我们只能吃没盐的面疙瘩汤，晚上大伙围着火堆想办法。

第二天，按杨常山的办法，我们砍了根比胳膊粗的白桦树杆，在树根部绑上一块大石头，然后人拉着船尾的绳索，让船停在河底有扒锔子的地方，接着把带大石头的桦木杆插到有扒锔子堆的河底。

用这种“下锚石”办法，船虽在激流中，但被我们固定在河中。人一手把着树杆潜到河底，抓一把东西就顺杆上浮，把扒锔子扔进船舱。我和杨常利轮流下水捞，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效率，上午就把河底的东西都捞上来了。

这时，二队也派人来放木排了。他们给了我们一些盐，这下问题都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到了楞场，用撬杠把原木从楞场往河边轱辘，下河处是稳水流的地方，这个是冬天伐木归楞时就选好的地方。

河边的杨常山、杨常利用砍钩（长木杆上有带尖钩的铁头），把落水的木头扎住，拖到一边排整齐后，上下两根细桦木“压排杆”，用扒锔子固定在原木上。

排头那节选用上下粗细一致、长短一致、大小头朝一个方向的六根原木，把“压排杆”订好。第二节排用十来根原木；第三四节排用二十根原木，第五六节排的原木根数逐渐减少，排尾那节的根数比排头略减，整张大排看起来类似橄的流线型。每节排的4个角订上吊游，吊游之间用铁链或粗铁丝连接，整张大排约有一百根左右的原木。

木排的大小要根据河水河床的具体情况而定，河水小了容易搁浅，河水大了看不清浅滩，有暗礁和淤柴。

每个生产队放排都有“把头”，二队是耿宝年，一队是杨常山。我们这次编了两张排，每张排上3个人。“把头”在排前看水引航，排后有“压尾”，排中间的人撑杆、扳小棹（zhao）。

小棹类似船桨，中段订了不少铁钉，能附在木排边原木的树皮上，两手握住棹柄左右扳动，像摇撸一样，可以根据河道的暗礁浅滩调整木排向左或向右。

呼玛河的河道弯弯曲曲，两岸都是山林、砬子，多浅滩。我们一早开排，凭着“把头”领队和大家的配合，从余庆上沟经红砬子到呼玛河口约有一百多里水路，傍晚时分到达东屯，一路顺利。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依旧历历在目。当年在深山野外，就是靠大家的齐心协力，才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我很怀念当年的人和事。

老摆河开荒

老摆河是呼玛河注入黑龙江处的河套岛屿，是当年呼玛镇公社和荣边公社各生产队的草场。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片自已的草甸子，呼玛一队在草甸子占地面积很大，有些岗上的草长得不好，尽长蒿子。七五年夏天，公社把我调到一队，我和一队的知青、老乡到草甸子打草，当时就寻思着把那些岗地开荒种地，因为草场够用了，那些不打草的岗子足有好几十垧（1垧=15亩）。

记得七七年初春，在把黑龙江建设成商品粮基地的口号下，队委决定由我和上海知青陆惠彬、老杨（杨常山）、姜安凯（关里来一队落户的）、刘怀斌（吉文知青）共5人去老摆河开荒。为了保证队里的春耕春播不受影响，没有动用拖拉机，而是牵了6头牛，带了2副犁仗。

4月上旬，乘还没有开江跑冰排，我们套了一辆胶轮马车，带着粮食和行李，从东屯下河，趟着冰面上已经融化的雪水，经过老富岛过二道河汊，登上了老摆河的一队大草甸。草甸子东边靠着大江，春天的风很厉害，俗话说“风是雨头，屁是屎头”嘛。

那天江边的风特别大，我们搭好窝棚架子，想把带来的苫布盖上，但是怎么拽也拽不动苫布，五个人一起上也不行。没辙了，就只能找个凹下去的大坑里，拿铁锹靠土坡挖了个小灶台，捡些柴禾，架火煮疙瘩汤吃。我们野外干活的第一顿饭都是煮疙瘩汤吃，因为来不及安放厨房案板，发不了面。

晚上我们只能把苫布一半铺在坑底，上面横几根树杆，把苫布搭在坑边，五个人挤在坑里猫了一宿。第二天风小了，我们把苫布挂在搭好的窝棚架上，固定扎牢，砍小杆柳条搭好铺。外面用小杆柳条架了个喂牛的槽子，支锅安灶准备过日子了。那些年，在二队时，庞义田大爷带我们知青上山打柈子、老摆河打草，教会和练就了我们的野外生存能力。

我们把冬天拉草时落下的草底子用叉子都捡起来，垛好喂牛用。这个时候六头牛是我们的主要生产力，得伺候好。我们还带了铡刀，把草铡得细细的。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都是在二队时老乡教我的。

我们捡好草底子，就准备烧荒了。在岛上烧荒还是很安全的，但也要看好风向，不能把柳茅子也燎着了。先烧出防火圈，这时边烧边打。有了防火圈，这火就不会四处蔓延了。烧过的荒地黑乎乎的一大片，在阳光下土地加速融化，一场春雨预示着要开江了。

下了开江雨，大地开始解冻，雨水的渗透加速了土地的开化，这时土地已化开一扎多了，可以开犁开荒了。我们出发时在铁匠炉特地打了二把挑刀，也就是在犁铧前按了一把刀。牛拉犁时，前面的刀先扎入土地把草皮子划开，便于后面的犁铧把草皮翻过来，也大大地减少了老牛的牵引力。否则，在草甸子上开荒，老牛太费力了。

我们用三头牛拉一张犁，一人牵牛，一个人扶犁，把犁仗和二轮子都调整好后，大声吆喝“开犁喽”，一前一后两副犁仗紧挨着往前耕。第一仗必须要走得直，我们在草甸子的那头立了一根杆子，牵牛的人需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目标走，这样开出的第一犁就比较直，后面的牛会踩着前面的犁沟走，两副犁仗翻扣过来的土地黑油油的真带劲。

在老摆河开荒，我们可是第一犁。拉犁开荒最累的是老牛了，一个来回下来，老牛们都张着嘴，伸出舌头，喘着气，真是“宁拉千斤载，不拉一寸土”啊。拉车时轱辘转动有惯性，这拉犁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惯性也没有哪，好心疼这些牲口。我们只是吆喝，不怎么鞭打它们，拉到地头就稍微休息会儿。

老牛怕热，我们尽量早起早干活，中午多歇会儿。这样一天下来，我们丈量了一下，两副犁仗，一天大约开一垧地。我们四个人开荒翻地，小刘给我们做饭，面粉是带足的。那时刚开春，漫长的冬天，菜窖里也没啥菜了，就带了些土豆、咸菜。天一暖和，小刘就到处挖野菜，用婆婆丁、苦苦菜做汤喝。晚上吃完饭，我们还要铡草、切豆饼喂牛。

六头牛挺能吃，我们每天得铡一大堆草，把切好的豆饼泡上。早上天还没放亮，我就起来喂牛，把泡好的豆饼拌在草里。看着老牛吃得香，我也很高兴。按照那时的开荒进度，我们二十天能开二十垧地，也就是三百亩。如果当年5月底能种上，就不会复荒。春天较旱，我们必须随翻随耙，这样才能保墒。但当时我们只牵来六头牛，如果耙地还需要一头牛。老牛太辛苦了，我们多喂了些料，看来豆饼也不够。

我们上岛时带了一条小船，准备开江后回村肘走水路用，但这时正是江河似开未开的阶段，冰面已无法行走，跑冰排还得过五一节。就算跑冰排了，那也得过段时间才能行船。此时与队里的交通无论旱路水路都无法通行，那时没有电话、手机，信息无法沟通，咋办呢？

那天下了场春雪，无法下地，我们围着炉子商量合计着。老杨说往南走到龙头山边，就能到湖通镇。我说湖通镇生产队的张保华我认识，是县里的知青模范，呼玛县第一个知青当生产队长的。

我决定马上去湖通镇找张保华帮忙。那时没有地图，没有导航，也没有路，只是怀揣着两个馒头，眼望龙头山当坐标，踏着春雪往南走。到龙头山附近有些塔头甸子，上了山有一条山路，我就沿着山路往上走。到了湖通镇一打听，正好保华在家。我与他说了来意，他很爽快地答应帮忙。我向他队里借了二十块豆饼，两付钉齿耙，再借了头牛。散牛群里抓了头牤子（公牛），套上倒挂子装上东西。谢过保华，沿着我来时的脚印回草甸子。真是天助我也，如果没有那场春雪，我往回走的目标不好找。有雷和脚印，爬犁走着也方便。

这以后，我们六头牛继续开荒翻地，小刘除了做饭，还用借来的牛耙地。

我们二十多天共开了二十来垧地。公社对我们开荒的事很支持，联系了县良种站，拨给我们十袋黄豆种子。我还记得那个品种叫“69701”。我和知青陆惠彬去良种站拉来用船送到老摆河。良种站的同志希望我们种在岛上会更纯，明年还可以留做种子。

那时已到5月中旬了，没有机械，我们5个人刨埯种的话，得种到猴年马月啊，何况季节不等人，还有半个多月就到芒种节气了，当地农谚“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我问老杨，咱一队是否还有马拉播种机？老杨说，现在没有了，荣边公社应该会有。我说，我去荣边公社找上海知青姜宏建帮忙。

我和老杨立刻登上小木船去荣边公社找姜宏建，借来一台马拉播种机。其原理和现在的播种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小型的用牲口拉的罢了。这台播种机播幅也蛮宽的，有四五个开沟播种器。这下可好了，把豆种直接播到湿土里，提高了出苗率。大大提高了播种速度，减轻了劳动强度，当时在岛上也算是半机械化了。十袋良种，我们播了十八垧地，没有种子了。我们决定剩下的两垧地种瓜。

我们用较原始的方法开荒播种，在兄弟生产队知青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开荒种地任务，做到了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的目标。我们那年种的瓜也送给边防官兵尝了鲜。

回忆这段往事，我很感恩大家的齐心合作。2015年我回呼玛时，老乡们说，现在的老摆河都开荒种地啦。遗憾的是，当年和我一起同甘共苦的老乡和知青都已过世了，我们也是七旬老人了。，想到他们，我心里很难过。

每当我回忆起往事，就会想起电视剧《年轮》里的一段话：“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必定有卓越的精神之闪光，纵然时代扭曲，此精神不可亵渎。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因为它乃是祖先至我们，以人类的名义所肯定的奋勇。”

同学老乡情

那些年，老同学张友琪一直像兄长般的关心着大家。我俩小学、中学都是同学，又是同厂的职工子弟。小学时，晚上都在张友琪家做功课、捉迷藏，他母亲待我们像自已孩子。他是我们男生里的头，我们一起到了呼玛，自然就形成了凝聚力。

有一年秋天，傍晚快息工了，队长叫我去下站看看地里进水了没有。我高兴地骑着没有马鞍的光背马就走了，这一个来回得有好几十里地吧。回到队里天已黑了。当时知青宿舍还没建好，我们暂时在在队里的木工间吃饭。我们男生暂住在队部大院后面一个叫“小淘气”的家里，当时他全家回关里家了。

呼玛的秋天已经很冷了，我一路又冷又饿，骑着光马，没有马鞍和脚蹬子，脚脖子被刺骨的寒风吹麻了，又不便下马，因为跨上马也不容易。到食堂吃好饭，可能是一冷一热的关系，我两个脚脖子疼得下不了地。这下我有点着急闹心了，明天咋干活呀！老同学张友琪看我疼成这样，背着我回到“淘气”家的小屋，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很感动。

有一年冬天上山砍柴，那时附近的柞木都砍得差不多了，我发现小白房那边山的北坡有柞木，就是赶爬犁往回拉要爬岗，牲口很累。但离大江不远，下山就是黑龙江，我想试试。因为那里是两山夹一沟，坡度很陡，没有爬犁道。我想爬犁没事，下了山就走江道，牲口也省力。

我一早就赶着牛爬犁上山了，砍了不少柞木，装了满满一爬犁，心想反正下坡走江道，没事。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看着一条需白的山沟，其实很陡，地上尽是碎石头，被大雷覆盖满了看不出来。

等我赶着老牛下山沟时，起先还好，再往下走，老牛的肚子都被积雪托住了，四个蹄子够不着地。我只能把牛卸了，人趟着齐腰深的雪，把牛牵出来，再把爬犁上的柞木一根根捞出来，硬是趟出一条道。这坡度太陡，只能这么干，一折腾就很晚了。

我一大早出来，又累又饿，顺手抓把雪，撸一把柞树叶子嚼着吃。我把空爬犁拽下来，在较缓的坡上再装爬犁，套牲口。等赶着爬犁到大江上，只见张友琪沿着江道来找我了。他听饲养员说我一早出去，还没回，他不放心我，就找我来了，当时我很感动，感到兄长般的湿暖。

七五年，公社派我去了一队，每次回到二队，老大哥都热情接待，感觉像回娘家一样。

在老摆河开荒那年初冬，我想在那里盖个地营子，还要在屋里挖个菜窖，这样就可以告别帐篷了，还能储存些冬菜，让打场的人可以少遭罪。

我在生产队铣匠炉拉好镐尖，装上一队修水利用的独轮车，又带了两位从关里刚到队上落户的小伙子从东屯到下站河套，往老摆河走去。冬天昼短，下河坎就见太阳下山了。我们沿着人家在雷地上走过的脚印，在河道上走。天渐渐地黑了，于是我把独轮车藏在柳茅丛中，准备明天天亮后再来取。

我夹了条犴皮裤，一手握把小斧子，继续往前走。眼看再过二道横河就是咱草甸子了，我感觉脚下的冰雪踩着不结实，于是吩咐两个小伙子离我远点，待我走过去了，你们再一个一个地过来。当时封河不久，有的地方冰很薄，有危险。他俩很听话，就站着不过了。

当我走到河心时，脚下的冰突然塌了，我本能地伸开两只胳膊，那条犴皮裤立马就被冰下的激流卷进冰下冲走了。还好我会踩水，再说突然掉下去，我的棉衣棉裤也有点浮力。我一边踩着水，一边叫他俩别过来。我用手上还握着的小斧子砸冰层，就这样扑腾了约二米，边上的冰层厚实了，我才爬出冰窟窿，回头叫那俩小伙子返回队里去。

我独自一人往前走，这时我的衣裤和鞋子就开始结冰了，走起来咔咔作响很费劲。前面又是一条小横河，我想如果再掉下去就完了。为了减小压强，我就匍匐爬行过了河。上了岸就看见一队的帐篷了。知青陆惠彬拿斧子把我的鞋带剁开，脱光了裹上被子烤火。当时年轻，也没有觉得怎么冷，也没惊慌，因为我对自已的水性还是自信的。

事后想起来有点后怕，亏得两位关里来的小伙子很听话，我叫他们离我远点，他俩就不动了，因为他们不会游泳。如果他们过来拉我，那么三个人都掉下去可就完了，还好有惊无险。

几天后开江了，我们在江边捡漂流木，盖了个简易的地营子，这都是在二队时跟庞义田大爷上山干活时学会的。老同学张友琪特地赶到老摆河来看望我，他那么在乎我，这种情义至今难忘。

1979年，我和二队的张友琪、杜燕霞、陈国钧一起回上海。临走前，我们上北山口头道岗给杨菊梅上坟。

由于那时队里的知青都已返城，我们受人之托办了好多人的行李。有的同学人已返沪，行李需要我们帮忙办理，我们四人共需办理28件行李。

袁月棠大娘（左）与女知青合影。

老大哥张友琪向公社借了辆汽车，提前一天把这些行李送到塔河火车站。我和陈国钧、杜燕霞因为没有铺盖了，就在袁大娘家借住一宿。下乡插队十年，袁大娘把我们知青当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爱护，我们也视大娘为亲人。

1942年河南大旱，袁大娘和家人一路逃荒要饭，她说从她家的村庄到张寨约三十多里地，沿途逃荒要饭的人都饿得没人大声说话的，怀里揣着糠窝窝没半点粮食，捏不成团。不少人走着走着就倒地不起了，可见那时有多惨。

黄河都干了，为救活老母亲和弟弟，袁大娘走过黄河，到山东梁山自卖自身，换了几斗高粱。王少海大爷的妻子死了，大娘就和他结为夫妻，她饱受了苦难。大娘正直纯朴善良，热爱新社会，一心为集体，是典型的土改干部，是地区和县劳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十年来，大娘和乡亲们接纳了我们，他们的优秀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们，让我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学会了生存能力，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和坚强意志。“眼是懒蛋，手是好汉，勤来勤去搬倒山”，在那冰天雪地的地方，真的是能冻死懒汉的。

大娘说：时轮呐，你们十六七岁来呼玛，也出了不少力，遭了不少罪。这都回去了，还真舍不得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啊，都一起来，就都一起回去吧。多么朴实善良的大娘啊！离别的那晚，我还是如孩子一样，倒下就睡着了。袁大娘看我的毡袜破了，就在灯下给我补毡袜，我也不知大娘是何时睡的。

第二天早晨5点不到，天还没亮，王大爷就把我们叫醒了。大娘炒了碗白菜，那时呼玛冬天漫长，窖里储存的菜有限，很少炒菜，大多是熬菜汤，炒菜是招待客人的。大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盅酒，愿我们顺顺利利。大爷大娘送到院门口，大娘含泪说：越送越难受，走吧走吧，好走。我们向两位老人深深的一躹躬，这情景至今难忘。

回沪后顶替进厂工作，补习文化，结婚生子，上有老下有小，忙忙碌碌也没能回呼玛看望老人家。听说大娘进了呼玛敬老院后，给大娘邮去一些钱。

我用114电话查询到敬老院的电话号码，并拨通电话。终于在电话里听到了大娘的声音，她说也很想我们，说着说着就哭了。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我2013年退休后又工作了2年。2015年我和老同学张友琪等十几位知青回了趟呼玛，遗憾的是老人们都不在了，我们只能给他们上坟以表怀念。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就是缘吧。兄长情、慈母心影响了我一生。

作者徐时轮（后排左1）1972年与二队知青回上海探亲时路过北京，在天安门前留影。

徐时轮1969~1979年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呼玛镇公社二队、一队下乡，曾经被评为呼玛县劳动模范。

作者（前排右1）2019年在呼玛镇公社知青纪念下乡50周年聚会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