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朴实的父亲

凡夫子

今特写此文怀念我勤劳、朴实、伟大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叫樊应芳，于一九一三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出生，祖籍湖南省东安县白沙村老屋樊家。于北京时间1999年12月28日中午，在河北省高碑店市海洋石油研究中心大院去世，享年87岁。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的两重天，两种完全不一样生活，也感受到了晚年的幸福、美满、四世同堂的快乐生活。 我们父母亲河北省高碑店市中海油研究中心大院合影 我对祖父以前的家史无从知晓。听父亲说，我的祖父叫樊策球，故世较早，大概56岁就去世了，听母亲说爷爷和奶奶非常喜欢我、痛爱我，特别是爷爷成天把我当成宝贝扛在肩上，走到哪就扛到哪。我的奶奶去世时我是有印象的，那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东安县及白沙、大庙口这一带都被日本军队占领），父母为奶奶的去世按我们那里的风俗做了道场，披麻戴孝，吹吹打打，很是热闹。
祖父有三兄弟，祖父樊策球是老大，二爷爷樊策恩，三爷爷樊策蛟。祖父这一辈有几个姐妹我也不知，没有听父辈们谈起过，在我的印象里，小时候母亲曾带我到大庙口姑奶奶家去过，但不知是否是我的亲姑奶奶。
二爷爷樊策恩，去世得早，也没有一点印象。他生有四子一女，即我父亲（老大），二叔樊应银，三叔樊应冬，四叔樊应蛟，小姑即桂姑。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还有两个大姑姑，比我父亲大所以我们叫伯伯，我也曾跟父亲去过几次，但真的不知是不是父亲的亲姐姐。
二爷爷樊策恩家境不好，养活这么多的子女实有困难，把我四叔樊应蛟过继给了离白沙8里路，叫下水铺的地方姓曾的贫苦农民做儿子，起名曾昭银。
三爷爷樊策蛟，是一个非常勤劳朴实，办事果断，而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种田把式，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打鱼（捕鱼）能手，撒网技术很是出名；没有文化，他的一生全部在埋头苦干，经营着祖宗给他留下来的约32亩水田，由于家里人口少，解放后土改的时候，被划定为富农。
三爷爷樊策蛟生有一子一女，儿子樊应多，聪明能干，小学毕业，不幸于14、5岁时溺水而亡。女儿樊应兰，泼辣能干，具有男孩子的性格和能力，如下田犁田、耙田，下河抓鱼，放牛和上山砍柴等，男孩子能干的事，她都能干，小学毕业，为了传宗接代，招了一个下白沙的乔亦安的入赘，使我樊家的这一支的香火，得以延续。我的这个小姑小我一岁，现在的身体仍十分康健，儿孙满堂幸福美满。
爷爷樊策球，只生一女即姑姑，我叫妹妹满满，满满即是比父亲小的叔叔或姑姑的通称也。为了传宗接代，二爷爷樊策恩把我的父亲过继给了大爷爷樊策球，这样樊策球就成为了我法律上的亲爷爷。
我父亲一直遵守着这一承诺，为了这个家苦苦的支撑着，起早贪黑，克勤克俭，累了一辈子，为的就是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能使这个家富裕起来，光宗耀祖，发展祖业。也无微不致的照顾着自己的妹妹（即我的姑姑）。 父亲与弟弟妹妹的合成照片，从血缘而论父亲的大弟樊应银，二弟樊应冬，三弟樊应蛟，妹妹桂钴，他们的父亲是樊策恩；姑姑的父亲叫樊策球，早年父亲过继给了爷爷樊策球我与姑姑关系甚好；三弟樊应蛟过继给了下水铺的贫苦的曾家，改名叫曾昭银。 当然，也完全为了子孙后代，父母生我弟兄三人，哥哥和弟弟少年夭折。我的父母为了我付出了一切。他的一番苦心，其主要部分的目的已经达到，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孩子，培养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处级领导干部，应该说这是成功的，他的辛苦没有付诸东流，在他的晚年终究感受到了这种成功的喜悦和幸福。 父亲母亲我于1984年离开湖南老家与我同住，这是父母与我和孩子们在高碑店家里的合影。 然而，也还有一些他苦心经营的家业，如家里的祖屋等等的等等，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变迁等种种原因，他的辛苦已付诸东流、荡然无存了。他为此感到十分愧疚，认为祖宗留下的财产都毁在了他的手里。
我的姑姑，听母亲说比父亲小三、四岁，在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姑姑结婚以后的事。听父母说姑姑似大家闺秀，文静而漂亮，说话不多，没有读过书但勤劳，还有一手好的针线活。当时在白沙书院教书的老师邓先辉，看上了我的姑姑，在他的不断追求下，姑姑才答应与他结婚。
姑父邓先辉是距白沙12里八复一户地主家的大儿子，读过书有学问。他与我姑姑的婚事，不是门当户对，我的姑姑在邓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并没有过上好日子，而且还经常受气，我父母很少与他们家往来，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我去办或进行交流，我曾多次去看望过我的姑姑，姑姑生儿子秋元时，正是我代带礼品去为姑姑庆满月酒（我们那里叫打三蕉）。父母对姑姑非常好，非常牵挂姑姑，有求必应，姑姑也十分依赖着我的父母。
姑姑和邓先辉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叫邓秋元。解放后土改时，姑父的父亲被镇压，姑父被牵连坐牢，后发配到东北劳动改造。我姑姑同姑父的弟媳妇一同被赶到不远的官田，在一个尼姑庵里安家，苦苦挣扎，以养活自己和儿子，每年的插秧、收割，都是我父亲、两个叔叔和我去帮助完成。
六十年代初期，姑父刑满释放，在当地农场安排工作，姑姑当即带儿子邓秋元去东北与姑父团聚，在东北姑姑又生两子。打倒四人帮后，姑父和姑姑带着三个儿子一同回到官田，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日子慢慢好起来。
好日子没过多久，姑父得病去世，姑姑的身心遭受巨大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姑姑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1984年初我的父母离开老家来我这里定居的时候，姑姑送父母走时，一路走一路哭，她离不开自己的哥哥嫂嫂，当汽车走了很远，母亲从汽车上还看到姑姑还坐在地下哭。
从此以后，听说她的神经不正常了，1998年我和妹妹春艳通电话时，我的妹妹春艳说姑姑以前常去大庙口赶集，有时还能见面，1999年春节后我请妹妹去看望姑姑，告诉我姑姑神智已不清楚了，后来小叔曾昭银给我我打电话，也告诉我姑姑疯了（神经失常），这对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我当时脑子一下就懵了，我怎么也难以相信这是事实。
姑姑是我唯一在老家的最最亲的亲人了，我也是她除了她的儿子以外最亲的亲人了，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姑姑。我和她的感情很深，我也明白姑姑对父母的感情，也明白姑姑对父母的依赖，她是想念她的哥哥嫂嫂想疯的啊！
堂妹樊巧英知道我对姑姑放心不下，2000年3月初巧英妹请妹夫魏水清，专程到官田看望姑姑，得知姑姑确实神经失常，而且病情确已相当严重，已完全失去记意，见什么就撕什么，已撕碎三条被子和其他如衣服什么的，也不认识人了，一日三餐也不知饱饿，尽管有3个儿子轮流送吃的，但仍不吃不喝，状况非常糟糕。
听到这些情况，我的心都碎了！我当即给春艳妹寄去800元，请她好生照顾，为她买了被子、衣服、以及吃的等东西。后来我小叔曾昭银也来电话告诉我，他也看到了我姑姑非常悲惨的惨状，让我无计可施。
我原本计划2001年10月前后，回老家看望姑姑和其他亲人，但因为我的爱人因病在天津住院，耽误了时间，就在这时，得知姑姑已于2001年11月9日早晨去世。听到这一噩耗，我是悲痛不已，心情十分难受，因不能回家，只好请春艳妹用我寄的那些钱办丧事。但我却永远见不到我的姑姑了！
后来听春艳妹和巧英妹来电话讲，因为有了我寄回的钱（除给姑姑生前买的东西外，大概剩有600元左右），我的春艳妹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为姑姑办丧事；他们以这些钱为主，春艳妹及我的其他亲属凑了一些，为我的姑姑办了一个象样的葬礼，请了道士吹吹打打做道场，还放映了电影，还算热闹，我的心得到一丝安慰。 我父亲老实忠厚，一生继承和维持祖父遗留的田产上劳作。父亲没有上学读书，能认识几个字，也是在长期的劳动中学到的。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有12亩水田，还有三亩左右的旱地，有房屋13间（都为木制房，其中一栋是两层比较高大的木制房，有10间，可以说是新房，曾被日本鬼子占住并破坏，所有的墙壁、门窗和楼板都被破坏或烧毁，或搬走它地，解放后的1951年重新装修。另一栋是爷爷兄弟们分家时留下的破旧房子3间；还有谷仓两个（一老一新，即一小一大），牛栏两间，灰屋一间。我们家人口只有父母和我3人，人均水田较多，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富农成分。
父亲具有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南方农民所具有的许多优秀品质。
首先，父亲的这一辈子是非常勤劳，而又极能忍受疾苦的一生，他受的苦可以说到了极点，可他从来不说。我少年和年轻时，参加过许多繁重的农业劳动，亲身体验过农业劳动的艰辛困苦，也亲眼目睹过父亲所受的疾苦。
我们家繁重的农业劳动，连我的妹妹（母亲后来带在身边的女儿也是我的亲表妹）也不理解，她曾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哪有那么多干不完的活？我的理解很简单，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得好一点，为了比别人生活更好一点，为了自己的儿孙，为的是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在我的眼里，只有勤劳，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过的好一点。事实就是这样！ 父亲的早期在老家的照片 这是父亲1998时在河北高碑店海油大院的照片 我们那里的主要农活就是种好水稻，多打粮食，生活才有保障。搞些副业，可以有点零用钱。有饭吃，饿不着，冻不着，那是比较好做到的，也还是比较轻松的，应该说是比较清闲好耍的。可要过的好一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不是天下能够掉馅饼的，以我们家而言，我父亲一个人要种12亩水田，还有三亩左右的旱地（比水田还难种更难伺候），为了把水田种的好一点，水稻产量高一点，父亲花了很多心血，想了许多办法，如什么样的土质施什么样肥，什么时候插秧最合适等。为了提高产量，把田搞的更为精耕细作，准备的农家肥又多，质量又好。
父亲视水田是个宝，一年的辛苦都花在这块水田上了。只有把这块水田伺候好了，才能让这块水田获得大丰收，所以父亲每年在田里都要施两次肥，春耕前每块田要施一次底肥，即施一次牛粪肥，犁田把田泥翻过来，覆盖住牛粪肥，灌水让水田冬眠。
第二次在稻田返青后的追肥。父亲每年都要烧相当多的草皮灰，和粪肥混合，肥力十足，禾苗返青后，耗田撒上石灰除草后，把草皮粪混合肥点在禾兜上，禾苗长势就非常好。
有些田里需要踩青，父亲在耗田除草后，上山砍刺木条踩在两弄禾稻之间，这种绿肥也肥力十足。
父亲通过实践证明，狗粪比大粪（人的粪便）和牛粪肥力更好，父亲就利用农闲时间，甚至是寒冷的冬天也是如此，每天临晨，天刚蒙蒙亮，别人还在梦乡的时候，父亲就带着病体起床了，首先听到的就是一阵阵的咳嗽声，湖南的冬天早晨是很冷的，由于父亲吸旱烟太多，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一遇冷风就咳嗽不已，然后便背着粪筐检狗屎去了，整整一个冬天，日日都是如此，每年也都如此。
为了解决生活好的问题，不仅要种好田，更要搞好副业，有了副业才能有钱花，才能改善生活。
从我记事到解放初期，我们家每年除了种好水稻外，还要种各种其他经济作物，如甘蔗、红薯、绿豆、豌豆、高粱、麦子，当然还要种各种一年四季吃的蔬菜等等。
父亲每年要种一亩左右地甘蔗，种甘蔗可直接吃甘甜爽口，也可以制糖，有糖可以吃也可卖，可以有收入，改善生活。
种甘蔗十分辛苦的，特别是给甘蔗地除草是最苦的活，每当甘蔗长到1米左右高时，正是盛夏，地里的杂草丛生，要使甘蔗长的好，就要除草、松土、施肥。除草最好是出太阳的好天气，当除草、松土后，经太阳一晒，草就死了，效果最好。当人除草时，太阳当空，夏日的太阳火辣辣的，人钻进甘蔗地，就象钻进了蒸笼里一样，汗流浃背十分难受，搞不好还得中暑，加上甘蔗叶子利如刀，人在甘蔗丛中钻来钻去，人的脸、手、胳膊（因穿衣太热，只好穿短袖或光膀子）到处都是伤，给甘蔗除草就是在受罪。
从甘蔗到制糖，还得要燃料，为了燃料父亲要上山砍几十担毛柴（灌木）。榨甘蔗、制糖时，甘蔗水加热过程中产生许多杂质（如泡沫、细的甘蔗渣等），我父亲每年都要收集一大缸甘蔗杂质（如泡沫、细的甘蔗渣等），撒上酒曲，让它发酵，然后入大锅蒸馏出酒，这种酒，味道醇正，不上头，不少人都对此赞叹不已，实质上这是父亲的一项专利。
每当父亲喝上这醇正的甘蔗渣酒时，父亲感到了劳动所带来的甘甜，吧嗒着嘴，是在享受。甘蔗的这种综合利用，经济效益是很可观的，当然如果没有勤劳，不打算吃苦，是不会有甜头的。父亲每年酿制的这种甘蔗渣酒，可以喝整个正月。 父亲每年都种将近一亩的甘蔗，，种甘蔗十分辛苦，特别是盛夏时节除草更是苦啊！甘蔗叶子例如刀刃，在甘蔗从中来回胳膊上脸上尽是伤痕，又晒又渴非常难受；收割、榨糖、制糖还要砍柴熬糖非常辛苦，甘蔗可吃，可以制糖也可卖钱有收入，改善生活，每年父亲从甘蔗渣、泡沫制成酒，可以喝整个正月。 父亲的一年里，是没有不干活的日子的，在农闲时，不是上山砍柴，就是积草皮肥，或是烧石灰，或是下河撒网捕鱼。
烧石灰是水稻收割后最重要的事情了。烧石灰是很重的农活，首先是开山炸石，然后抡起很重的铁锤，把大块的石头破成需要的大小石块，再装窑烧窑达七天七夜，昼夜不停。
我们家乡那里没有煤炭，烧石灰的燃料全靠上山砍柴，烧一窑石灰，一般都要砍掉半边山，父亲一般和十多户一起合烧一窑，一人一份，吃了早饭就上山，自己带饭在山上吃，十分辛苦劳累。1955年我在家曾与父亲一起，参与烧石灰砍柴，我们家分得两份，我尝到了烧石灰的辛苦。
父亲在白沙方圆几十里，可以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捕鱼能手。白沙附近河流众多，素有鱼米之乡的称谓，特别以白沙街上、下白沙、老屋樊家的人群（包括大人和小孩）中捕鱼水平最高，我们那里的成年男人几乎人手一网，包括十来岁的小孩，都有本事下河游泳和抓鱼。成人们一有空，只要有人幺喝，就会自动组织起来捕鱼，而且肯定都会有所收获，成为众人吃鱼和经济来源的一部分。
父亲和我三爷爷樊策蛟就是他们中的主要撒网手，我的三爷爷在竹排上撒网的技术比父亲高；父亲除了参与这种集体捕鱼外，大多在雨季过后日子或炎热夏天的中午（一般人都在休息），下河撒网捕鱼，特别是雨季过后河流涨水的时候，有时早上出去，下午或天黑回来，一天一般都有十多斤鲜鱼进帐，其中中午把上午打的鱼卖掉，晚上回来时带回一娄鱼，而且都是大鱼。我们家的大鱼、小鱼、禾花鲤鱼（在稻田里养的鱼）、干鱼，湿鱼（坛子淹的鲜鱼）、鲜鱼，常年不断。这些都是靠父亲幸勤劳动和辛苦得来的。 父亲和三爷爷还是白沙这一带的纺线能手和织网能手，所有织鱼网的麻线都是自己纺成，这些线都是母亲的辛勤劳动，把麻撕成细而均匀的丝而提供的，父亲所用的网也都是父亲一针一针的织成，有时还为别人纺线、织网，分文不取。
南方的燃料问题是每一个农家生活的一件大事，因为缺煤，一年的生活以及烧石灰和制糖都得靠上山砍柴。特别是冬天的取暖也都得靠木柴，父亲经常上山砍柴，有时为了砍到好的棍棍柴（好烧，火力足），走出七、八里到深山里砍柴，可见砍柴的劳累和辛苦。
我记得大概是1952年夏天，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家时，父亲在大庙口三姨娘家治脚的刀伤。听母亲讲，那是父亲和其他三个人一同去乔家后面的深山里砍柴，在砍柴过程中一次用力过猛，柴断了，父亲的左脚也被砍伤，刀口有两寸多长，刀口很深，连骨头都看到了，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是同来砍柴的人把他抬回家，找农村的土大夫，用草药治疗，但几天过去了仍没有好转，反而脚肿的越来越大，情况很不好，伤口出现化脓，不得不又抬到大庙口，住在我三姨娘家。
在大庙口西药诊所治疗脚伤，医生是从解放军转业的卫生员，条件也很差，也没有什么好药，每天换换药消毒，效果慢而差，开始伤口合不陇，后来伤口也长得很慢，眼看水稻就要成熟了，如果耽误了收割季节，水稻烂在田里，那损失就大了，一年的收成就全完了，在父亲的刀伤还没有完全好的情况下，回家来和我及母亲三人，带着伤还是及时收割完了12亩水稻，但脚却留下了后遗症。我们后来看到的父亲左腿猓骨以上那段黑皮肤，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受苦受难的一生，这种苦难，如果没有经历过，是难以想象的。以上只不过是举了其中之一、二而已。
父亲的一生不但勤劳，而且非常善良，处处能以大局为重，从不考虑自己家的利益。用过去阶级斗争的话说，是遵纪守法，或者是特别能忍耐，能忍辱负重；从另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胆小怕事，有些窝囊。父亲从来不与任何人计较，不与他人争论，自己或家里受了再大的损失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就一句话“算了”，“不说了”。
我从春艳妹妹那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他的意思就是只要我在外面工作不受到影响，能顺顺利利的工作，父母受再大的苦，受再大的冤，父母他们都忍了。
1962年困难时期，我们家也一样因为定量很低，根本吃不饱，父亲因此得了浮肿病，脚肿得好大，参加不了劳动，做不了事，吃的有时是野菜（给猪吃的），有时吃的是树叶、树皮，唯一的就是把大队补贴（补我家房屋被共产补的钱）的钱买糖粒吃了。据说一粒水果糖一元钱，我家那么多的房产被公社共产，那么大一栋基本属新房，才补了450元钱。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告诉我，就这么忍气吞生的挺过来了。
有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是解放前，我大概有十来岁时的一个夏天，有一天，我父亲晚饭喝了一点酒，在我家门口的河里的一个水坝附近（即磨面粉的水碾子的坝），摸鱼，搬动了坝上的几块石头，因而，与坝主（姓郑）发生口角，被坝主拉去见保长，走到白沙街上的上面桥墩边，双方又争吵起来，并动了手，对方两个人，把父亲从桥的岸边扔下桥去，结果父亲的后脑勺被摔了一个大口子，流了很多的血，他们却扬场而去。
后来，我得知坝主郑某是国民党员，而且和保长的关系还非同一般。当时我年龄虽少，但，我明白了道理，虽气不过，也只有忍耐，才能躲过恶运和更大磨难。
解放初期到抗美援朝，全国的粮食短缺，政府号召多卖余粮，父亲非常拥护，宁可自己困难一点，少吃一点，也主动多卖余粮，受到政府的表扬，而一时成为白沙的美谈。
我父亲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虽然家里钱不多，只能说生活过得去，并没有富余的钱来干公益事业，然而，父亲喜欢，也热衷。解放前有好几年，父亲用自己的钱办了一个调班子（农村小调），请老师教，办行头（小调的戏装），买锣鼓、二胡，化装用品等等，自己家里大屋的堂屋架起舞台，父亲自己当管理员，每年农闲时就开始唱戏，一直唱到正月十五，有时唱到附近农村，更远的唱到广西的庙头、黄沙河，还真唱出小有名气了，当时白沙好多年青人都是调班子的演员，演女角色的都是男的年青人扮演的，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白沙街上的蒋声响是最响亮的旦角演员。
解放以后还唱过几次，后调班子逐渐冷落就慢慢取消了，后来乡里又用我们家的房子，作农民夜校，办扫盲班，时开时停，我还当过扫盲班的老师，一直办到1958年。
1959年初白沙人民公社，缺乏办公场所，以工作需要为由，把我家的那座两层新房子（十间）拆迁到社场坪，作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办公用房。同时，大队还把我家大的新的谷仓，两间牛拦，一间灰屋，都统统拆走，后来不知去向，而且还没有给我家任何补偿。
父亲也没有提出过要求，也从没有告诉我任何这方面的消息。后来，我回家探亲时发现我家的那些房子什么都没有了，我问起这事，父亲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
1958年的这场共产风，刮掉了我家差不多的全部祖业，虽非自愿，但只因自己的富农成分，父亲只好忍耐，为此别无它法。
1962年以后，中央纠正58年的共产风，大队给我父亲补偿了人民币450元，就算了事。
父亲因为胆小怕事，也就自认了。对此，父亲也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心情非常压抑，总感到对不起祖宗。
1984年我决定接父母出来跟我一起生活，父母走后，家里没有人居住，只好把家里剩下的那栋又老又破又小的旧房卖掉。1984年初我回家处理这件事，结果以人民币1200元卖了，父亲在卖房契约上签了字后，我看到父亲无奈的神态，眼睛匝叭了几下，眼泪总算没有流出来，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我把祖宗留下的祖业都败光了”，说完，用右手擦了一下眼睛。以后在河北高碑店家里，也还多次向我表达过这个无奈。
我家新房子被公社、大队拆走后，房子的宅基地也被侵占。更有甚者，七十年代以后，白沙中学扩大，把我家的宅基地和菜地全部囊括在内，竟然将学校男女厕所盖在我家门口，即我家原房基地内，离我家旧的住房越两米左右，在我家成天闻到的都是臭轰轰的臭气，特别是夏天，更是臭的难闻，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吃饭的时候，绿头苍蝇在屋里飞舞，让人感到呕心，在这样非人生活的地方，我的父母竟然含泪忍辱度过了十五、六年的艰难生活。
1981年和1984年，我回家时目睹了这种情景，这时我反省自己，我一心为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没有顾得上生我养我的父母，让父母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受那样的耻齿大辱，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儿子，所以，1984年我才下决心让父母离开那事非之地。

1999年春艳来看望母亲时，在河北高碑店海油大院的照片 我的妹妹毛春艳，原本是我的小姨娘的女儿，即我的亲表妹，1954年出生。1058年8月我只身前往青海西宁工作，我的母亲舍不得我的离开，每天思儿不见儿，哭的死去活来，乡亲们说眼睛快哭瞎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于1958年把春艳带在身边。
春艳的到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父母对我的思念，也由于春艳的陪伴，使父母看到了希望，他们的生活才重新走上了正规，春艳对我父母和我的帮助十分巨大。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因为1964年我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大港石油会战，我没有陪伴在爱人身边，完全是靠父母及春艳妹妹的照顾。
1967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也因我在大港油田工作繁忙，又处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之中，我无力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婴儿），只能再次留下刚出生的婴儿，请父母及春艳妹妹照顾，他们无怨无悔，没说一个不字，婴儿没有奶喝，靠春艳磨豆浆（我留下的东北大豆），不到13岁的春艳步行15里的山路往返，到资溪市镇卖炼乳（铁罐的牛奶加糖），再混合温开水稀释喂养。春艳帮了我很大的忙，她对我是有功的，应该感谢春艳。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富农，那个年代是讲成分的，农村也开展批判走资派（农村干部），我的父亲也常被拉去陪斗，只有春艳陪伴在父母身边代我尽孝，还被剥夺了她上学的权利。为了争取上学，不得已于1970年回到亲生父母（我的姨爹姨妈）身边，才得到上高中的机会。
父母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社会环境里，没办法于1969年秋，母亲带庆滨跟我的同学黄力子的父母一同来到天津，把大儿子带到我的身边。我的父亲一个人坚持在白沙农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春艳妹妹，对我事业的支持是巨大的。春艳妹妹在我家处在非常艰难时期，陪伴在我父母的身边代我尽孝11年。后来对父母也一直关爱有加，十分孝顺。当我有困难时，又毫不犹豫给予帮助，先后两次协助我带孙子。真是我的好帮手。
就我个人而言，这段时间确实把我的全部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大港油田勘探事业上，完全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去了，完全忽略了对父母和妹妹的照顾。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坚持正义，实事求是，对大港地质研究所革委会对技术干部的批判及处理，提出过反对意见，对王向辉错误定为敌我矛盾提出过申诉，受到油田、研究所和电测站等先后进行错误批判近两年之久。后来王向辉问题得到平反，事实证明我的意见和做法是正确的，说明我的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水平是合格的，但这已为时已晚了。
这段时间里，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也失去了关心父母和妹妹的最好时机了。所以，从大局上看，我是对党忠诚，以事业为重。可谓风光无限。可对自己而言，我没有精力和时间来考虑个人利益，没有关心和照顾好自己的父母，也没有照顾好为我分担义务的妹妹，实实不是一个好儿子。
对我家里的房子被共产了之事，内心里总感到很不是滋味，心里感到十分委屈，总想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讨回一个公道。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非常注意党的政策的变化，我从党的文件、报纸上获得了许多有关落实房子被占政策的有关精神，我认为应该是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84年回家时，找过当时的白沙乡党委书记和东安县县委书记，向他们陈述了我家房产在1959年被拆共产的事实，在向白沙乡党委书记反映情况时，甚至我还提出建议：“只要白沙公社和大队承认侵占了我家的房子，我只要求政府出示樊开意自愿将我家房产捐献给政府或大队，我不寻求政府和大队给以任何赔偿。”
当时白沙乡党委书记表示知道有这么回事，但作不了主。东安县县委书记表示，这个问题他不清楚，需要了解情况。
应该说当时的东安县县委书记是十分重视的，几个月后，东安县政府信访办公室给我来了一封回函，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
政府信访办公室回复的是：“你父亲为人老实，在队服从领导，反映较好。58年公社需建办公室，你父亲响应号召同意拆正屋。因为你父亲知道，当时私房被拆的不只你一家，公社说拆他只好违心同意，牛栏、仓屋、灰房当时被生产队拆用了。““你这次回乡在访问这一房产问题中，态度是明朗的。过去家里为国家作了贡献，损失了个人的利益，现在需要我们有境界对待，服从大局。服从政策。家乡的人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清楚告诉我们政府的调查证实，我家的房屋被公社拆占确切无疑，但处理的意见是不合理地，要我服从政策。什么是政策呢？是乱拆乱占吗？
那时，我在研究中心的工作，时任研究中心党委委员，东海室党支部书记兼研究室副主任，重任在肩，社会工作和研究工作非常繁忙，一心只扑在工作上，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家的私事，因而，也就把这一问题放下了。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忘记父亲留下他心中的遗憾，我也没有忘记我的责任。我希望，总有那么一天，是由我还是由我的儿女们，来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还我一个公正的心愿。 父亲为人正直，从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说和做表里如一，年轻时是这样，到老了也还是这样，始终如一，从不考虑自己。我记得解放初期，每年秋天，给政府交公粮，当时有些农民为了把好的稻谷留给自己，把差的或半湿不干的稻谷放在箩筐的下面，把好的、干的稻谷放在上面，上面多一点，检查的时候，手插不下去，也就检查不出来，有些乡亲向父亲传授经验，父亲坚决不从，认为是欺骗政府，那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做过有假的事。
那时侯农村交通不便，走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运输十分不便，都靠两个肩膀两条腿，而我们那一带离紫溪粮站（距火车站近），有15里路以上，有好几次为政府运粮食，按规定我当时未成年，应该可以不参加运粮的，但是，父亲还是要我参加，特别是第一次参加运粮，记忆犹新，我那时大概只有13岁，挑50斤稻谷，要走18里路，开始时觉得还算轻松，但越走越感到担子越重，两个肩膀越来越痛，连两条腿也不听使唤，父亲看到我这样，只好又把我的箩筐里谷子倒一些给父亲，我才能把谷子挑到仓库，可父亲还要因我而承受更重的负担，我看到父亲豆大的汗珠，不停的流，可以想象父亲也在忍受劳累啊！
父亲这样老实巴交，实实在在做人的故事很多；母亲也曾给我讲过一件事：大概是1982年，父亲这个生产队在门前樊家东面的山坡上种了一片柑橘，交给了我父亲等几个老头管理，天旱的时候，需要挑水灌溉，别的老头年纪没有父亲大，都挑一担小水桶，挑的水还不满，父亲却特别挑一担大水桶，挑的水也比他们的满，有个叫策满爷爷的说：“应芳，你不能小挑一点！”，父亲说：“现在能多挑一点，就多挑一点吧！”,
到了柑橘快要熟的时候，为了防止柑橘被人偷，生产队里要组织人员昼夜值班巡逻，父亲主动要求值夜班，他对生产队领导说：“我有件皮大衣穿（父亲的皮大衣是我爱人姜俐生，在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时的发的劳保大衣），晚上能够抵御寒冷”。这样父亲就经常值夜班，队里的其他老人们特别感动。
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从来不偷懒，不耍滑，能出十分力，绝对不出九分九，而且能处处为别人考虑的多，为自己考虑的少，这是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就像那年农业学大寨，打直我家门前那条河，从白沙中学到火烧桥，长达8里，任务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少，人均分配，我父母年老人衰，哪有能力完全任务？父母没有任何怨言，一直坚持到底，母亲告诉我腰累断了，人快累死了，好在我的那些弟弟妹妹，春艳和妹夫李盛忠，在完成了他们自己的任务后，都来帮忙，才把任务完成。
父亲一辈子都是在高强度的农业劳动中，吃尽人间的苦和累，累弯了腰，我们所见到的父亲，原来的高大身躯，起码腰弯了30多度，再也直不了了。父亲就这样默默的忍受着社会、环境对他的不公。
我的父亲是勤劳、朴实、憨厚、无怨无悔，既普通又伟大的父亲！
樊开意写于2024年7月30日

后记： 其实，我在2003年曾向东安县有关方面写过一个申述材料，这以后曾多次申述，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和响应，因此特将这个申述材料作为附件展现于后。

附件：关于要求解决私人房产问题的申诉

申请人樊开意，中共党员，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党委委员、东部海域研究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物探研究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申请人的父亲樊应芳，原籍湖南省东安县大庙口镇白沙乡白沙村农民，已在河北高碑店海油大院去世。
申请人曾多次听父亲，谈起湖南省东安县老家中的私人房产，被当地有关部门侵占的问题，心感震惊。现将情况申诉如下：
申诉人的父亲非常忠厚老实，勤劳俭朴，而且胆小怕事。1958年刮共产风时，我家的一栋正房被公社拆走侵占。同时被拆走和侵占的还有牛栏两间，谷仓一座，灰屋一间。该正房基本属新房，房屋高大，是白沙村附近最为高大的房屋，纯木制，双层10间，房子曾遭日本鬼子的破坏，解放后的1951年重新装修。1953年起先后被当时的大队和公社作为办农民夜校使用，后又把房屋拆至白沙社场坪当大队和公社的办公场所。另外，在修扩建白沙中学时，毁掉和侵占我家毛竹林、寿竹林各一片。
1962年中央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纠正58年的共产风时，大队给我父亲补偿了人民币450元，就算了事。父亲因为怕事，自己忍了，一直没有告诉我。
当时，由于我全心全意的投入在研究中心党的工作和研究工作上，没有时间顾及上家里的这些问题。在后来我回家探亲时才得知自家的房产被侵占一事，而且还目睹了白沙中学的男女厕所就建在我家被拆的正房的宅基地上，离我家住的旧房前不到2米，使我的父亲母亲过着整天臭气熏天的日子。我当时虽然非常气愤，但为了大局，也还是忍了。
1980年我为了讨回一个说法，曾向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和东安县委书记，反映过我家房产被侵占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后来，虽然没有从乡党委那里得到任何答复，而县政府的信访办公室，给了我一个回复。
政府信访办公室回复的是：“你父亲为人老实，在队服从领导，反映较好。58年公社需建办公室，你父亲响应号召同意拆正屋。因为你父亲知道，当时私房被拆的不只你一家，公社说拆他只好违心同意，牛栏、仓屋、灰房当时被生产队拆用了。““你这次回乡在访问这一房产问题中，态度是明朗的。过去家里为国家作了贡献，损失了个人的利益，现在需要我们有境界对待，服从大局。服从政策。家乡的人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原件附后。
申请人的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曾几次与我谈及这个问题，他每次都是含着眼泪。他老人家总是说，“我没有保住祖宗留下的房产而内疚”。我也因工作太忙，没有顾及到家中的房产权益和父亲的生活而感到内疚。
保护私人财产，是任何法制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不可推卸责任。我希望我家中的这些房产权益得到保证，私人房产的所有权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交代。让我的父亲母亲也能含笑九泉。
这一案件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时间不能成为落实党的政策，按法办事的障碍。
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有三种：
1、按原来东安县政府信访办公室的说法，“现在需要我们有境界对待，服从大局。服从政策。家乡的人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意思是算了不了了之。
2、落实党的政策，以法行事，归还被侵占的全部房产，并补偿因此所受的财产和精神损失。
3、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归还我家的房产所有权。通过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与申诉人进行磋商，申诉人可以捐赠给当地政府或教育部门。
以上三种办法中，第一种办法是不负责任的，是违反党的政策和违反我国法律的。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必须得到落实，国家依法保护归侨、侨眷在国内私有房屋的所有权。因此，此路不通，我不接受。
其实，我现已退休，我有自己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我的儿女们也早已成家立业，均有自己的事业。我曾早就表示过，不谋求获得赔偿，只求讨回公道。
我希望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收回房产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某种法律程序，以我的名义或以我的儿女们的名义，捐赠给当地政府或教育部门，我分文不取。
我希望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尽快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
申诉人：樊开意 2003/10/18

樊开意的侨眷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