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日报社纪事·微故事》16则（网络版）

随方就圆

（选摘自田发刚《活火集》上卷《恩施日报社纪事》）

△用心工作是第一位的要求

报社与其他的单位不一样。报社的业务是写稿、编稿，都是动脑筋的事。写成一篇好稿，坐在办公室也不一定能如愿。为了写一篇好稿，也需要熬更守夜，早上上班就不一定准点，下班也不一定按时。我开始到报社工作的那一两个月，沿袭着报社规定的作息时间，不得迟到早退。编辑记者虽有怨言，也无法提出。有一位编辑在某本杂志上找到一篇文章，叫做《我不管你屁股坐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用心在工作》。这位编辑将这篇文章送给我，其实也就是送的一条建议。我读了觉得很新鲜，这篇文章太适合报社了。于是我将这篇文章复印了发给大家，鼓励大家用心工作，同时，在会上宣布：晚上加班写稿子的编辑记者早上可以9点钟上班。

△没打算靠高级职称来做社长

到报社不久，要闻部主任胡仁钧建议我职称转聘，他愿意帮助跑。他是一番好心，有职称才有发言权。我在财委工作时已破格晋升为高级经济师，但那时行政单位的职称只评不聘。在报社工作转聘成主任记者职称，本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我却没加思考地回答了胡仁钧的好意关心：“我到报社工作，凭我的正县级职务和勤勉态度工作，不需要凭职称资格工作。”于是，此事作罢。

△人手一本工作手册

1995年初，报社贯彻“两个文件”，大家都非常认真，为了让“两个文件”和报社的工作目标深入人心，由办公室和总编室着手编了一套册子，名叫《1995年鄂西报社工作手册》。收集了“1995-1997年鄂西报社工作基本思路”、“社长总编辑分工的通知”、“关于加强报纸工作提高报纸质量的几项决定”、“鄂西报编报制度”、“鄂西报社1995年广告经营管理办法、全年宣传报道大纲等，还收集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关于书稿规格、体例注意事项》、《校对工作细则》。

编辑记者一册在手，随时翻读，这在报社成了一件新鲜事。

△给报社印刷厂留个窗口

恩施日报社新闻大楼交付使用后，依然由副社长李廷志负责新楼门面的出租经营。我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件事：印刷厂有困难，要给印刷厂留一间门面作为窗口，让客户到报社来一眼就能看到印刷厂，联系业务方便，也有利于厂内的生产安全。李廷志为他们分了一间最好的门面。报社印刷厂将这间门面作为经营科。这那怕是一件小事，但贴近了印刷厂同编辑部的关系。

△伏尔加车遇险记

1994年底，我带队到各县市开座谈会，乘坐报社的伏尔加轿车。从利川回恩施，快要到罗针田的途中，突然刹车失灵。司机代金春还很灵活，将方向盘朝左打，让车撞到山边，车撞坏了，人算是有惊无险。我们下车后，表扬代金春说：“你不错，这个时候知道把方向盘往左打。假设不打，只要车一下山，我们就都光荣地粉身碎骨了！”同车的有张全榜、刘安泰等人，大家都吓出一身冷汗。伏尔加的车容易刹车失灵，司机无法预防。回报社后，我作主将这轿车两万元卖了。从此我就租用州委的车子出差。

△修房子拿回扣不是铁定的事

1995年，副社长李廷志管基建。他工作负责，起早贪黑，我基本上不过问细节。有一天，退休干部刘大忠在报社院子里指着在建的大楼说：“你们修那么大的楼，拿回扣是行业规定了的事，应该是10%还是5%啊？”他说这句话时主要是针对李廷志，当然也顺带着我。我说：“从来没听说有按基建款拿回扣的规定（那时还没有运用‘潜规则’这个词），我也没有拿回扣。可是我说没有拿，你们也不会相信啊？那该怎么办呢？”我真有点哭笑不得。

△报社领导不领广告提成

从张绪辉当社长时制定的广告规则开始，就明文规定社领导（副县级以上干部）不提取广告提成。领导也没有拉广告的任务，但帮助拉广告的热情还是很高的。1995年，我给建始烟厂厂长李传贵做工作，要搞点赞助，他答应搞6万元，只要求把宣传建始烟厂的报告文字《朝阳在前》登载出来。经济部主任张全榜为了登这篇稿件，根据报社专版宣传改革的思想，创造了一个“星期二选载”，《朝阳在前》从8月份登到10月份，既有可读性，也有效益。几个人问我拿不拿提成，我肯定地回答：“按规矩办！”

领导拿提成，有几大弊端：手中有权，容易与编辑记者争客户，影响报社形象；领导心思用在拉广告上，分散办报精力；那时拿提成，本质上是拿回扣，也是不廉洁行为。

当然，有没有领导通过编辑偷着拿，我实在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只是我自己坚决不拿。

据我所知，傅瑞满任社长期间，依然沿袭这个规定。

△随人之愿，也是一种仁德

1995年各部室的人员微调到位不久，覃佐松提出要离职去北京读书。据我所知，他当时属于尚无目标地找书读。我想：青年人自己寻求机会去深造，勿须拘泥于正式通知、学习指标之类的东西，也不排除可能是不愿意在新社长旗下工作呢，我非常利索地表态：“去就去吧，支持！”覃佐松去北京转了一圈，或许是没有寻求到合适的学校，或许又是对学习深造的兴趣淡然起来，从北京打回电话直接找社长，要求回来上班。我接电话时也是很利索地答复：“回就回吧！回来到要闻部工作！”他实在没想到来去这么自由。于是，他就回来了。要是碰到一个心胸不宽、心眼不大、心计不少的领导，可能会说：“那你自己要出去的，你就自己谋出路吧！”我觉得，随人心愿，也是一种仁德。

△报纸大差错，幽默应对，从容处理

我每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的报纸。1995年6月7日，三版《恩施市人行出台五条反腐倡廉措施》一稿，将“廉”字写成了“腐”字，变成了“反腐倡腐”。我发现了这个错字，心里一紧。我希望别人没看出，所以我并未声张，准备开会时查找错误的源头。上午到州人民政府大院办事，州人大的副主任唐必章碰到我就批：“你田发刚怎么搞的？搞个‘反腐倡腐’，真反动！”我知道这个错误，有心理准备，就幽默地说：“我们要反腐倡廉，你们却要倡腐，编辑念滑嘴了，就搞上去了！责任还不是在你们当权派！”唐必章说：“你搞错了，还倒打一扒，赶快去州委书记那里作检讨！”

我回到编辑部，将总编辑吴光明、副总编辑张佑林、政文部主任刘锵等人找来，一环一环地查，查清了责任，就在部室召开会议，作检讨、订措施，杜绝这类错误再次发生。

△不要糊弄心知肚明的社长

报纸广告关乎报纸质量、关乎报社收入。第一年我亲自管着广告。主要是掌握进度，注意动态，调节政策，研究对策。夸张一点说：眼睛从来是瞪着的。

广告人员小Q在中缝做一个“特色专科”（恩施城内一家小诊所）的医疗广告业务，时间很长。经我在财务上了解，收账单上从来没有“特色专科”交的款项。有一天，我就到“特色专科”去查问。我亮明身份，询问协议和交钱数量。对方说：“钱肯定不会少的，少了钱也不会登。”问：“发票呢？”答：“我们不需要发票，没开过！”问：“可不可以说一下交钱数量？”答：“既然是这个情况，那我就不便向社长说明数量了。”过了几天，我将这位广告人员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我知道你做的‘特色专科’收钱没入账。我也没打算查，你是何等人物啊？我查无对证，劳而无功。不过，你一定不要耍小聪明，糊弄社长。要知道，你做的这事，社长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查。”

报社在修改第二年广告经营办法时，就建立了广告发稿签单制度，也下决心让这位“广告大师”不做这事了。

△广告费用，熟人不一定就能优惠

1995年秋季开学前，州电大的副校长涂前禹来报社做招生广告，与广告部人员软磨硬泡，将5000元一版的价格搞成4000元。少便少了，我不知道也就罢了。谁知道涂前禹跑到我办公室吹牛，讲了如何优惠云云。我立刻打电话找广告部的小Q，叫他到我的办公室。当着涂前禹的面，“训”了他一通：“电大招生给报考的人优惠了吗？电大有的是钱，你凭什么给他优惠？”小Q说：“我想着他与田社长是熟人，就优惠了！”我说：“赚钱，就是要赚熟人的钱，支持我的工作呀，况且，你也没有这个优惠的权利！赶快改过来，不准少！”

我这是借题发挥，借机讲一个原则。

△张家界报“踏访”稿件被停登

1996年上半年，张家界报社副总编辑张小珊带着几位记者来恩施采访贺龙的革命事迹。我们热情接待之后，给鹤峰、咸丰、宣恩几个县的记者站安排，陪同采访，提供方便。不几天，我在经济版上看到了这次采访系列报道的第一篇，顿觉奇怪，就把柳季春找来问情况。我说：“张家界报社的‘踏访’怎么在我们报纸登出来了？”柳季春说：“这是领导安排的，我只能执行啊。”我说：“停发！”柳季春很为难。我给他讲了两点理由：（1）1991年，由C副社长带队搞过“踏访贺龙的足迹”的大型采访，历时几个月，发了几十篇通讯。我们有必要再登这类稿件吗？（2）这类稿件即便要发，应该是政文部的事，怎么跑到你经济部来了？你真有点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张家界报的采访只登出一篇。当时，如果是在政文版发出来，我不会干预。我是对主管领导协调不力和业务部室不服从协调 的意见表述，只是不需要说破。

△这类事不属于社长管

小覃和小徐是一对恋人。两人一会热热乎乎，一会打打闹闹，到底是年轻了，后来闹得到了要分手的地步。

1996年下半年的一天，小徐的父母到报社来找我。我们是熟人，接待热情，说话随便。谈了几句“今天天气真好”之类的闲话之后，他们突然提出要我管一管小覃，直至要求我处分小覃。我才知道两个年轻人真的在扯皮了。

假设这两老是请我给两个小青年做做工作，我倒应该答应帮忙。可是要我处分小覃，就不在理了。于是我不大客气地说：“两个年轻人恋爱是报社领导不能干涉的，如果有什么不可开交的事，恐怕各自的父母都要教育自己的子女才是，处分教育小覃的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请你们谅解。

△《黔江在崛起》纪行该不该登

1995年5月，根据州委领导对学习黔江经验的指示，总编辑吴光明带了一个记者组，到四川黔江地区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采访，写了《黔江在崛起》纪行八篇稿件在本报发表。这时，州委正计划召开二届三次全委会，研究工业发展问题。在这样的时候由总编辑带队出境采访报道别人的经验应该是个大行动。这事发生后，我碰到州里一位领导对我说：“黔江的经验好啊！谢谢你们报社为州委找榜样啊！我们要好好学习呢！”我听了这酸溜溜的话，纳闷了好几天，只好无言。

△编辑也能当伯乐

《鄂西报·周末》编辑称得上是让一些特殊文化人才“出人头地”的伯乐。1995年，主持人谭笑从通讯员蔡元亨的来稿中发现他的民族文化研究文章，见解独到，风格鲜明，决定登门拜访。谭笑利用一个星期天，按照来稿中的地址，与其他编辑一起登门拜访，才知道这位尚在执教的老师竟是在恩施八中一座危楼上一间小屋里伏案写作出精彩深遂的文化专论。此后，谭笑为这位老师的土家民歌研究开设了“歌哭现象”、“撒野现象”、“太阳钟现象”等系列专题。蔡元亨在此基础上延伸写作的《大魂之音》，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鄂西土家族歌谣研究的扛鼎之作。

谭笑与蔡元亨也由此成了忘年交。谭笑与蔡元亨共同合作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系列文章，历时几年，结集出版的《行为理性》，成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优秀读本。蔡元亨老师退休后去南方打工，成为外出务工者第一个以文化视角体验打工生活的人。《鄂西报·周末》又与为他刊登《南方，你好！》的系列报告文学。

应当说，《鄂西报·周末》是恩施民族文化的园地，谭笑充当着通讯员伯乐的角色。

△我没考虑调动的事

1996年下半年，我在逆境中艰难前行，工作依然是井井有序。一次，副社长李廷志很关心地问我：“您与××今后也不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你打算什么时候调走啊？”我坦然地回答：“现在我好象还没有理由考虑不能同你说的××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至于我调走不调走是州委考虑的事，我好像还没纳入思考的日程。”

【个性评点】

这16个微故事，都能够以小见大，透视那个时候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因年代久远，记忆不全，又懒得查阅资料，权且以“微”偷懒。其实，正因为故事块头小，读起来方便，又是一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