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蘑菇云”

Avier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西部荒漠上空强光闪亮、天地轰鸣，“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从此，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挺直的脊背、大国崛起的身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向前发展的步伐！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我不禁想起我的父亲孟昭瑞在60年前（时任《解放军画报》社记者）被上级委以重任，秘密飞往新疆罗布泊，开启了长达10年之久的核试验拍摄之旅，从此他与中国“蘑菇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蘑菇云”不仅是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时生成的蘑菇状烟云，它还是中国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尖端科技、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符号；是一面壮我国威、扬我军威的“核盾牌”！

让我们跟随父亲的镜头，了解一下中国“蘑菇云”是如何升起的。

　　一、执行国家重大任务，历史最终筛选了我父亲

　 1964年9月的一天，父亲正在外地采访，突然被解放军画报社一个电话紧急召回。领导跟他说，有个紧急任务，你明天直接去机场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联系。至于什么任务，领导没说，父亲也不会去问，因为接到类似的紧急通知，已不是第一次。事后才知道，这次任务重大、高度机密，画报社这个层级并不知晓，而是上级部门经过严格审查、层层筛选，最后通知单位，直接要人。

第二天，父亲带着全套摄影设备到达机场。在专机上，父亲见到了张爱萍将军，并同机秘密飞往新疆罗布泊。

这时，父亲才知道这次是去西北拍摄第一次核试验。之前，八一厂的同志已赴前方准备拍摄纪录片。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核大国极力破坏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他们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想轰炸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在这种背景下，“保密”就成了重中之重。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周总理发出了不许任何媒体拍摄报道的密令。但又考虑到除了拍纪录片之外，还应该拍摄一些核爆炸时的照片留作历史的见证，也为党和国家保留一些国防科技的图片资料，于是中央最后决定只由军方派一名摄影记者。

在专机上，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前线总指挥张爱萍向我父亲交代：“我们自己制造的首颗原子弹很快就要试验了，因任务特殊，摄影只批准你一人参加，一定要照好啊，试验成功后马上要向国内外发稿，千万要照好啊！”听到这里，我父亲感到能够亲眼见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亲手记录中华民族的高光时刻，兴奋、激动、自豪、骄傲的心情交织在一起。

但冷静下来，又感到沉重的压力。 因为原子弹是个什么样子，爆炸后会出现什么变化，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犹如抓拍一场风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拍摄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真可谓：震惊世界的核试验，一个人的摄影担当！

　 二、艰苦的岁月

简陋的帐篷、昏暗的光线、低矮的土炕、破旧的被褥，折射出父亲在试验场区艰苦的生活条件；黢黑的双手、油污的军装，揭示了生活用水的极度稀缺；黝黑粗糙的皮肤是因为长时间经受着烈日和风沙的“洗礼”。

不惧艰辛、苦中作乐。

　 父亲到达核试验基地后，才感受到那里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罗布泊世人称之为“死亡之海”，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戈壁沙漠气候异常干燥，平均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经常突发大风，刮起漫天黄沙；白天酷暑高温可达50多度，夜晚寒冷刺骨最低气温-20度以下。

而广大部队官兵、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已经在那样艰苦的地方默默奋斗了好几个春秋。

胶质的防毒面具密不透风，对一般人来说，穿戴防护服半小时就会面临晕倒的危险。父亲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每天在40多度的高温下进行适应性训练：行走、蹲、坐、抓取、移动或放下物体，汗水积在靴子里足有3、4斤重，这只是最基本的动作，加强训练更是艰难。这对于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摄影记者，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生活上更是处处艰辛：孔雀河的水濒临枯涸，生活用水极为稀缺。一盆水洗完脸还要留着下班后洗手，晚上洗脚，澄清后再用来洗衣服。而且水里面的镁元素含量很高，大多数人喝了都会泻肚，就是这样的水还不够喝；粮食不够吃，就用野菜榆树叶充饥；住的帐篷，白天太阳一晒，热的像蒸笼，晚上气温骤降，冷的像冰窖；干燥的气候，经常会让人流鼻血，父亲一住就是一两个月。

张爱萍将军在其《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印象记》中写到：“孟昭瑞一直担负着国防尖端武器的采访拍摄任务。他先后去大西北数十次，历尽艰难，拍摄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等数十次尖端武器试验的照片……他是受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的驱使。正是这种驱使的动力，使他置艰苦和危险与脑后，上战场，走边防，钻深山，穿荒漠，在第一线拍摄了无数极具真情实感的生活照片。特别是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采访拍摄，孟昭瑞吃了多少苦我是知道的。因之他所积累的国防科技图片资料，就其珍贵价值而言，几乎无人可比。”

由此可见，父亲长期生活、工作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之中。是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是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使他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

　　当年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把“两弹一星”搞出来的。

　　凿冰取水、不惧艰辛。

　　狂风大作、加固帐篷。

　 三、拍摄中国“蘑菇云”第一人

1964年10月16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预定爆炸的日子，为了拍到满意的照片，父亲早早来到核试验场区。

根据掌握的情况和当天太阳光的照射角度，父亲把拍摄地点选在距爆心西北偏北约数十公里，专门为测试人员搭建的半地下工号里。父亲全身穿着防护服，戴着5万倍阻光率的防护镜，用三脚架支起进口的林哈夫相机，手里端着莱卡相机，两部相机上都装好长焦镜头， 林哈夫的镜头对准爆心方向，生怕出一点纰漏。父亲将光圈、速度反复检查并确认无误之后，像等待猎物出现的猎人，蹲守在工号里耐心等候。

15时整，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然后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地面升腾而起，火球翻滚上升，迸发出缤纷光彩，耀眼夺目，瑰丽壮观！父亲端着装有彩色胶卷的莱卡相机不停拍摄，冀望着能更全面地反映出它那瞬息万变的姿容。

　　原子弹火球之一。

　　原子弹火球之二。

　 转瞬之间，在翻腾的火球变暗的同时，生长出数千米高的烟柱，烟柱烘托着火球形成一个中间空洞，将四周的烟云吸进去，蘑菇云迅即出现。

　 此刻，蘑菇云翻转膨胀，父亲即刻换上装有6*9厘米的黑白大底片的林哈夫相机不停的拍摄（莱卡的彩色底片已不足以容纳不断变化姿态的蘑菇云），将蘑菇云变化的各种景象尽收镜头，并抓取了蘑菇云最震撼的精彩瞬间！

　　试验完毕，父亲立刻乘飞机赶回北京洗印制作照片。并从彩色片中挑选了两张最壮观的火球照片，又从黑白片中挑选了一张最震撼的蘑菇云照片。蘑菇云照片经过人工着色成彩色照片后，转交给张爱萍副总长挑选审批。

　 经过严格审查，十几天后，196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父亲拍摄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火球和蘑菇云照片各一张（因拍摄者严格保密不得署名，均标注为新华社编），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升腾的蘑菇云振奋了全中国，震惊了全世界！

　 蘑菇云照片一经发表即成为经典。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周恩来总理欲与友好国家分享这份成功的喜悦，把这幅中国“蘑菇云”当作珍贵的外交礼物，分别曾送给友邦六国国家元首。这可谓：礼轻情意重、礼轻意义深，堪称世界上令人震撼的国礼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张爱萍将军手拿话筒，兴奋地向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我父亲在现场捕捉到了这一亮点，随即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成为张爱萍指挥第一次核试验的永久见证，也是张爱萍将军生前最喜欢的照片。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现场参试人员激动的欢呼雀跃！

　 四、第二、第三次核试验

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是“塔暴”方式，它只是一个核爆炸装置，无法做到远程投掷，还不能形成真正的核威慑。

1965年5月14日，我国又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即用飞机携带原子弹进入投弹区，瞄准靶心将原子弹投掷出去。 据雷达测定，这次原子弹爆炸在靶心40米处，按照100米优秀的标准，这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空投试验，也是我国第二次核试验。

这说明中国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投掷手段，具备了核打击能力。

1966年5月9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也是为氢弹爆炸所做准备的试验，即第三次核试验。

第二、第三次核试验，均由张爱萍主持指挥，我父亲一人全程参与拍摄，但由于保密要求，照片未能及时问世。

　　这次“空爆”试验，使用的是这架图—16战略轰炸机，机号为“4251”。

　　第二次核试验后，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试第一、第二次原子弹有功人员。

　　庆功会上，张爱萍将军和我父亲感慨万千，举杯共饮。

　 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二、三次核试验的照片

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记录我国前三次核试验成功的彩色纪录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经过部队领导和周总理审看之后，决定作为国庆献礼片，于10月1日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

为此，新华社摄影部提议，在该纪录片上映之际，由《人民日报》配发三次核试验的照片，以期取得巨大的宣传效果。

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于9月30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唯一全程参与前三次核试验拍摄的我父亲，带去了三次核试验的照片，详细汇报了当时的拍摄情况，最后会议选出了可供发表的四幅照片。

　 会议结束当日下午5时，罗舜初就发表核试验的新闻照片一事，给周总理写了一个请示，总理用毛笔在请示上批示：“同意发表。周恩来，九、卅。”

晚上7时，总理军事秘书周家鼎通知我父亲，立即到中南海西门领取总理“同意发表”的批件（这份批示原件，父亲一直珍藏）。

晚些时候，新华社摄影部的发稿编辑从我父亲手中借走了四幅照片的底片。

　 第二天10月1日，这四幅照片就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四幅照片分别为第一次（左上）、第二次（右上）、第三次（左下）核试验生成的蘑菇云，第四幅照片（右下）为指战员们学习的场景。

其中1966年5月9日第三次核试验的蘑菇云图（左下）并不完整，只保留了上部的一个巨大蘑菇头，下面烟柱的大部以及地面部分通通被删去。因为内行人完全可以根据蘑菇云的升空高度判断出核爆的当量等绝密信息。

　　“文革”开始不久，张爱萍受到围攻，坐镇北京的聂荣臻亲赴核试验第一线主持指挥，每次都是我父亲跟随去拍照。

图为1966年10月，聂荣臻与马兰基地的同志们分享两弹试验成功后的喜悦。

　 五、“两弹结合”试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国际上就有人嘲笑中国有弹无枪。面对质疑，中央决定在1966年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尽快形成核威慑能力。

1966年10月27日9时10秒，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从东风基地发射升空，在飞行了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以外的新疆罗布泊上空靶心爆炸，试验成功。

从此中国拥有了能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及核威胁。

　　核导弹发射升空，飞向目标区。

　　核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区。

　 六、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

1967年，我父亲再次前往新疆罗布泊执行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拍摄任务，这是我国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这次氢弹爆炸的“零时”预定在1967年6月17日上午9时，如果在指定地点拍摄，这时的爆炸烟云正好是逆光，拍出来的图像只能是黑糊糊的剪影，更不可能拍出蘑菇云的层次感。

父亲想到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拍摄地点，这就意味着要到下风向的某个地方去。于是他向试验指挥部申请，负责人不由分说地拒绝了。因为下风向太危险，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一旦失控，轻则受到核辐射污染，重则造成人员伤亡。父亲不死心，再次申请说，可以配备一个无线报话机，随时和指挥部联系，一旦出现险情就迅速撤离，最终，这个要求被勉强同意。

6月16日下午，父亲与八一厂拍纪录片的同志乘车绕行到了拍摄地点。当晚，戈壁滩气温骤降，我父亲“天当房”、“地当床”，仅盖了一件皮大衣，在戈壁滩上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父亲就完成了必要的拍摄准备。他将三台哈苏相机、一台135相机和一台禄莱120相机全部调试完毕。

上午8点20分，在罗布泊上空距地面2960米的高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由于准备充分，选好了拍摄地点，这次的拍摄相当成功，是父亲历次核试验拍摄照片最多，效果最好的一次。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随着强光闪过，紧接着是地动山摇的巨响，一团瞬息万变的巨大火球迅速蹿升，在空中快速变换着“身姿”，父亲不停地按动快门，追逐着蘑菇云的变化，交换着不同的相机，终于拍出了蓝天下白粉交融、缤纷靓丽、层次分明的硕大蘑菇云。

此照片一经发表，成为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又一经典之作，也是父亲舍生忘死拍下的完美之作。

　　聂荣臻在第一颗氢弹爆炸指挥现场，望着天空中那朵壮观靓丽的蘑菇云，难掩激动之情。

　 七、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父亲又前往东风基地执行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前的准备及发射时的拍摄任务。

1970年2月，国防科委向东风基地下达了发射“东方红一号”任务的预先号令。2月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北京总装厂乘专列出发，几天后安全送到基地。4月1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抵达发射场。

1970年4月24日21点36分，上千名专家历时3年研制成功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推动下，徐徐升上太空。10分钟后，重达173公斤的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通过无线电波在太空回响。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开启了中国探索宇宙奥秘的新时代。

　 导弹运往塔架，准备发射。

　　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神箭”显得格外壮观和威严。

　 刺破青天锷未残——“神箭”待飞。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0年4月24日21点36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发射。

图为火箭点火。

　 火箭带着卫星发出海啸般的吼声，飞向太空。

　 1978年3月27日，《解放军报》以“向国防现代化进军”为题，第一次发表了这张火箭上天的照片，并第一次标出摄影者的名字。从此，“两弹一星”的照片解密了。

　　1999年7月4日，《解放军报》又“署名”发表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蘑菇云”的照片。对此父亲深感欣慰——这是对那些盗版者、剽窃者的有力回击。

　八、珍贵的“和平鸽”

1965年5月14日10时，我国在新疆罗布泊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空爆试验，爆炸后烟云扩散，正好呈现出“和平鸽”的图形，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父亲毫不犹豫，抢拍了下来。

它正是反映我国进行核试验的一贯立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保卫世界和平。

　 有人说，能拍到这样的画面不过是偶然的机遇。但在我父亲来说，它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信念，追求和平的信念必然会感动上苍，从而幻化出那么可遇不可求的美丽云霓。

　 今年，既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也是我父亲逝世10周年。这篇文章既是向伟大的“两弹一星”工程致敬，也是对我父亲的深切缅怀……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奔赴戈壁、献身国防，将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两弹一星”事业，把热血和汗水洒在了核试验场；做隐姓埋名的人、干惊天动地的事，用镜头铸就“核盾牌”，为中华崛起贡献力量！

我心中的丰碑，向老爸致敬！

　 60年过去了，昔日戈壁滩上的欢呼声已随风而逝，1964年10月16日这个沁透着先辈们智慧和血汗的日子，留下的是一座无言的丰碑——罗布泊深处，那朵冲天而起、永不消散的中国“蘑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