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骑龙又骑虎 胆小只能摸摸猫屁股——刘振邦，清远经验的举旗人

章劲

　　40多年前，我在韶关市文化局工作，曾去清远采访两次。回来后，文章没写成，采访笔记却被束之高阁。也许是机缘未到，时间一长，就忘了这事。
　　2024年春，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和清远市史志办公室发起“清远经验”学术研讨会的征文。我将文章交稿之后，本已松了一口气。但鬼使神差，在整理旧资料之时，竟在一堆残旧的老笔记本中，发现了40多年前去清远采访之时的数十页采访笔记。
　　这批尘封已久的笔记，经过扫瞄整理，最重要的发现，也许就是对清远县当时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刘振邦的采访，以下就是根据当年的记录整理出的精彩片断——

　　（1）清远人爱开玩笑，把有胆有识的刘振邦称为“刘邦”

第一次采访刘振邦，是1979年12月29日上午，地点在清远县委招待所会议室。
没见到刘振邦之前，就听到许多有关他的传说。起初，在我们印象中，这是一个十分豪爽，有魄力的大老粗。但跟他接触之后，发现他很有头脑，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很有研究，许多具体的专业数字记得一清二楚。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对本职工作不可能那么精通。
清远人有时拿他开玩笑，称他“刘邦″。刘振邦，1939年参加革命。打北平时腿受了伤。脚裸关节断裂。三级甲等残废。50年代初期转业到地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担任过清远县委副书记，县长、代理书记等职务。在县里资格老，威望高。县委班子不少负责人是他提拔起来的，十分尊重他的意见。 1980年1月23日，我第二次来清远。那天早上去县委招待所吃饭。一抬头，正好看到刘书记。他招呼我坐到他旁边。问；小张，你的文章还没写好啊？
　　我答应着，端起饭碗走过去，挨着他坐下。刘书记边吃早餐边即兴谈了一番他的体会——
　　他谈到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问题。主张不要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迷信条条框框。
　　有的同志事业心强，是个实干家，但他的对上级的指示，不经过自己头脑的消化吸取，缺乏工作的主动性、灵活性、创造性。
　　有的同志认为上传、下达照搬指示，是最省心的事。上边如何布置，他就如何执行。用不着担风险，更不想丢乌纱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任务下达给企业，就全都不管了，只算产值产品任务完成，至于利润，他们认为是财政部门的事，与已无关。上边布置二十万的利润，明明完成不了。他也照样往下布置，反正不要负什么责。有谁能指责他不对呢？即便是做错了，也是上面的事，追究不到他头上。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当前改革的一大障碍。
　　40多年过去了，刘振邦的这番话，现在听来，仍然让人感到一种别样的震撼力！

　　（2）1964：刘振邦第一次冲禁区：用上级拨款买磷肥的54万元，建磷肥厂，官司一直打到陶铸那里——

我们的采访是从清远正在实行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一话题开始的。
文化革命前，刘书记就在县委分管工业。清远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都是在他亲自参与领导下建设起来的。
刘振邦介绍说，“文化大革命”10年，地方工业奄奄一息，一蹶不振。打倒“四人帮”后，虽然做了许多工作，无奈清远的工业已元气大伤，成效不大。当时他已打报告要退休，但组织不批准，让他负责抓工交财贸战线的工作。怎样才能挽救这个烂摊子？千头万绪从哪里抓起？他认为必须给这个得了一场大病的烂摊子注入一针强心剂。这针强心剂是什么？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哲学战线热闹起来，经济战线受到启发和影响，讨论如何用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开始尝试通过恢复奖金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解决企业亏损问题。
1978年7月间，中央下了文件，开始搞综合奖。起初一两个月，效果好。9月份开始就不灵了。综合奖跟工资挂钩，只能刺激企业增加职工人数。
此时，报纸刊登了日本丰田的企业管理经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企业管理经验大家也略知一二。各地的新鲜经验逐步增多，可是中国式的改革，清远的改革，要怎样探索才可行呢？

刘振邦回忆说：老一辈革命家，早先在清远播下过种子。清远洲心公社是农业产量责任制的诞生地。1963年，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曾在这里蹲点。产量责任制，其最主要的特点，便是将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那时节，整个清远农村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广东省委曾发文件，在全省推广洲心公社的经验。全国“三鸟”工作会议也在清远召开。
　　刘书记是个爱动脑筋、敢想问题的干部。1964年，农业生产急需磷肥，可是广东磷肥产量低。经省有关部门批准，由韶关地区供销社组织一批磷肥给清远县。因要到南京、太原等地去购买，每吨磷肥要多花210块钱。这样地区供销社就会亏54万，由商业利润里拿出这笔钱支援农业。
　　这54万元，真叫人垂涎三尺啊！这么安稳的事，谁都乐得去干？钱是上边给的，清远一分钱不掏，便可得这批化磷肥。可是，刘书记偏偏又是个不安分的人。他脑瓜里那个算盘一拨拉：！这54万元，不要花在太原，也不花在南京，更别扔到铁路上，把这笔钱用来建磷肥厂，赚个工厂该有多好啊！这笔钱买磷肥，一次就用完了。明年再要怎么办？用它扩建工厂，一年、两年、十年，磷肥就全都有了！
　　计划报上去了，有胆有识的陶铸书记批准了这个有胆有识的计划。供销部门也同意了，可是钱怎么走账？财政部门有条铁的纪律，叫专款专用。拿钱买磷肥是合法的，拿钱给你建工厂，却是违反制度的。这就叫合理不合法！
　　怎样才能使它合法？刘书记想了一个点子：生产的磷肥，卖给供销部门。供销部门有100万亩地，一亩按80斤的用量计算，要4万吨磷肥。

（图片说明：清远磷肥厂旧址，清远市博物馆拍摄）

这样扩建项目当年投产，当年就把钱赚回来了，共赚了70多万，供销社赚了40多万元，工厂赚了20多万元。以后每年供销社都要赚几十万，真是一本万利，清远用不了这么多磷肥。全区各县都争着要。
　　就在工厂准备扩建之时，还闹了一起风波。当时省建委到清远检查工作，偶然发现了这桩违法工程，要他们停建。官司一直打到陶铸同志那里，才把这件事解决好。

　　　　（ 3 ）1978：第二次闯禁区——电影管理站的承包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哲学战线热闹起来，经济战线也热闹起来。讨论如何用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开始试行奖金了。
1978年7月，电影管理站有一个露天剧场，要添加照明设备。可是县财政无法解决这笔钱，怎么办？
问题报到刘书记那里。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自已解决？刘书记这个在1964年曾闯过禁区的人，决定再试一把。
1978年已经不同于1964年。真理标准的讨论，壮了人们的胆气！
这一天上午，文化局长、财政局长，一起被叫到了公园露天剧场。刘书记已经等在那里。他问: 电影站去年上交财政的任务是多少？文化局长回答:3万，今年到7月份已经完成45000元。。刘书记略一思索，下了决心：今年你们完成6万，超额的利润用来添设备，给工人发奖金，行不行？
文化局长面有喜色，马上转头瞧了瞧另一旁的“财神爷”。刘振邦又问财政局长:去年3万，今年6万，翻了一番，你看怎么样？
财政局长就怕完不成，要能完成翻一番，何乐而不为？他的担心是：这样操作，会不会违反财经制度？但在书记面前不好反对，只好表示同意。
刘书记叫电影管理站打个报告上来，他在上边签字批准。报告通过了。
没想到这样的事，还真成了定局。没有定之前，想着它。一旦事情明确下来，反倒使人惶惶不安，仿佛背上了一个什么包袱。多少年来，人们过惯了舒舒服服的安稳日子，吃惯了大锅饭，平安饭。一旦打破这口锅，虽说可以吃得更多更香，但那样做，可是要冒风险啊！
人们提心吊胆地问刘书记的秘书，是真的吗？这样做不违反财经制度吗？这位刘书记莫不是吃了豹子胆了？
刘书记听了莫秘书的汇汇报，不禁哑然失笑。他说: 怕什么，胆大骑龙又骑虎。胆小只能摸摸猫屁股。
关键的一着棋走对了，整个局面顿时火起来。农民吃惊了，电影队哪来这么大的劲头？过去放一场电影。请都请不来，现在一个晚上跑好几个地方，放好几场。人们千方百计为了多放几场电影。去广州拿电影片。过去，质量差的片没人看也照样放。看的人少还更省心。现在不同了，这样的差片，趁早放到仓库去，碰到好片子，一放就是好几场。
到了年底。电影管理站完成上缴利润指标后，照明设备也买回来了，每个电影队添了一部单车，每个工人还添了几十块奖金，国家、集体、个人都发了财。

外界评论说：电影管理站因为是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这样的承包改革，只能算是打了擦边球。如果是国营企业，会不会挨板子，恐怕就难说了。

（4）1979：改革差点被判死刑，幸被逆转——

1977年清远县上缴利润任务是48万元，可是却亏了30万。年终发工资都没钱，只好向地区财政局借钱发工资。
1978年成立了扭亏增盈办公室，大叫大喊，开展运动，可是效果不大。这一年地区下达110万利润计划。到9月份只完成了54万。眼看一年的任务又是没办法完成，真急人哪！
山穷水尽中怎样找出一条路来，马列著作中找不到，中央文件没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也找不到理论根据，在中国各地，也还没有任何先例。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不管行不行，先试一试吧。
于是，县委拍板，财政，劳动局也勉强同意。
1978年10月下旬，清远县属国营工厂全面铺开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新计划一试行，效果就好的叫人惊讶。经济规律有时真像润滑油，有了它，机器就欢快地转起来，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是“经济规律一抓就灵。”
清远改革的经验被韶关地委工交政治部调研科的秀才发现后，受到地委副书记张正甫的重视。1979年3月，张正甫前往清远调研。回到韶关，便在仁化县召开全区经济工作会议，正面肯定清远的经验，但财政局方面却提出不同观点——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财权，不管盈利多少，一律上交。财经制度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动用企业上缴的利润，这是顶厉害的一道王法。
张正甫在会议总结发言时，用算活账还是算死账的比喻，对财政局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农民养大一头猪，购七留三，三成归个人。这样算活账，农民才是有积极性。相反，你如果算死账，全统购，谁也别想吃猪肉！
1979年4月韶关地委在清远召开现场会，原定每个县来个主管工业的领导，考虑到要为清远的做法开绿灯，需要财政局的配合不可。于是又把各县的财政局的领导也请来了。财政局的人一来就唱反调，使得会议有些不欢而散。
当年春夏之交，上级财政部门派人来清远调查，挑出不少毛病，
“你们这样搞，工人拿25%，国家75%，什么依据？”
“发了工资给你，你本来就应该好好干，还发这么多奖金干啥？
“解放战争流血牺牲，又拿了什么奖金，一分奖金也没有！”
1979年6月，省财政局劳动局联合发通知，要求清远县马上停止“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这一做法，并将执行情况上报。
在这股压力下，有一些人动摇了，县委常委会上两派意见争得不可开交，一部分人主张放弃原先的改革办法，既然上边不让搞，就不要硬搞了。另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要搞下去。还有第三种意见：主张来一个折衷改良，他们认为不搞不行，不搞没有别的好办法，但主张对奖金封顶。工人提奖金不要超过工资的一定比例，怕奖金多了影响不好。这种意见后来占了上风，并得以在常委会上通过。
这个折衷的方案，表面上并没有取消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实际上，却把提成奖的核心内容抽掉了。
经委的干部们普遍思想不通：工人虽然多拿了奖金，可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有的人一赌气：算了，垮就垮，亏多少我不管了，谁有本事谁来收拾这个局面。
这时各厂人心浮动，没发完的奖金分光吃光。有的不敢分，把奖金存到储蓄账户。有的以私人名义存入银行，还有的把钱锁进保险柜。
要贯彻上边的文件是很容易的，一道命令下去就行了，可是今后烂摊子谁来收拾。工人积极性好不容易调动上去了，这么一搞岂不全垮了！损害最大的其实还是国家利益。
当时刘振邦正在家养病，没有参加会议。县革委会副主任兼经委主任高占峰来向他汇报，刘书记一听就火了：“这个改革的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还是应该照原先这样干！告状告到华国锋那里我都不怕。”
但刘振邦也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执行常委决议，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肯定将急转直下，烂摊子谁来收拾？不执行这个决议，似也不好，不利于团结。
于是他把常委们一个个请到家里来做工作，苦心婆口地摆事实、讲道理，说：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已经搞了大半年，马上来个急刹车，政策说变就变，不顾工人的意见，不考虑后果，这样更不好。
刘振邦想了一个缓兵之计，说服常委们再给一个缓冲期，让经委给基层企业做工作，什么时候做通，什么时候改。
权力不等于真理，但权力有时可以帮助真理。刘书记这个胖书记，吨位大，资格老，在县委颇有威望，他的话是有份量的。最后常委们被说通了，同意把县常委决议暂缓执行，再给经委一个月的时间做工作。
　　刘书记马上牵头成立调查组。从县委办公室，经委、宣传部抽调精兵强将参加。一面从马列著作，从报刊里找理论根据。一面下工厂搞调研。他要秀才们整理一个材料。既要有理论高度，又要有具体事例，既要能驳倒省财局的观点，又要能在省报发表。
　　刘书记还跟常委们约法三章: 改掉现有奖励办法，必须做到：第一，工人干部思想要通，不能挫伤积极性。第二，改了以后，生产发展速度不能掉下来，只能继续增长。第三，如果釆用新的办法。应该比现在实行的办法更好。
　　这话说得既婉转又够水平。改革一旦止步，这三条肯定做不到。潜台词其实就是: 提成奖改不得，你要改就拿出更好的办法来！

　　省财政局的文件也发到了地委，韶关地委派了由工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双方组成的调查组来清远。听说有的领导慌了，叮嘱调查组下去以后，千万别乱表态。
　　地委的调查组到了清远之后，也分成两派。工业部门的代表，与财政局的代表，整天辩论吵个不停。从招待所吵到饭堂。饭堂的服务员好奇地看着这群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官员。十多天后，10多天后，吵闹声渐渐平息了，财政局两个最坚定的反对派在事实面前，也转变了态度，站在拥护派一边——事实最能说服人。
　　刘振邦认为：这个风波也是好事，促使大家冷静的想一想。很多人光会干，不会总结，为什么干也弄不清。他憋着一口气亲自写总结，搞了八九天。那几天，他感冒发烧。腰背又扭伤了，坐着不舒服，站又站不了，压力大着呢。晚上睡不着，半夜里爬起来写。搬张椅子，坐在阳台上，一直写到天亮。

　　那些天，刘书记虽然在家休息，却一天也没闲着。家里整天人来人往，他抓紧一切机会做调查研究。，他亲自组织，找了企业领导、财务人员，工人，在9个单位开了20多个座谈会。

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带上紧箍咒，人为的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奖金的金额，实际上是对工人的积极性戴紧箍咒。这是关系到清远工业上还是下的大问题。

拿出来的办法与现行制度相违背，搞得好是思想解放，搞不好就是违法乱纪。如果冒这个险，乌纱帽就要准备丢掉。不冒这个险，亏了本照样给我发工资，一分也不少。在那个时候，思想斗争真激烈！

　　看到刘书记决心那么大，秀才们也日夜加班，材料越改越完整，从辩护的口气变成总结经验式的文章，于当年7月25日，写出初稿。

县经委的工作人员看了材料，也是信心满满，认为胜利肯定是我们！

省财政局曾打电话给清远县委书记：你们应立即停止执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书记回答: 地方工业，我们县委完全有权做主。我们怎么搞，你们不要管！

　　干部职工斥责那些官老爷: 长期亏本，没人过问。赚了钱反而有罪，像审查犯人一样审查。这是什么理论，什么主义？

　　1980年1月，在县工业交通年终工作检查评比总结会上，刘振邦以《清远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一周年》为题，作了工作报告。他当时身体不好，开了个头，便让秘书代他念下去。

1980年7月，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亲自到清远调研，决定让清远县委写总结报告给省委，省委再加个按语，用省委文件的形式，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
　　清远县委呈送省委的这份报告，就是以刘振邦这份材料的为蓝本修改的。
　　习仲勋书记在清远调研时回顾往事说：“对清远经验，开始省里意见不一致，几经斗争，几经曲折，反复了几次。“过去几年对清远经验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我这次来是‘刀下留人！”
1980年7月24 日中共韶关地委将“经过反复修改完善”的刘振邦总结报告，印发到各县委和地直部、 委、办、局党委 （党组）：要求 "你们收到后, 抽时间好好看一看,想一想, 也像清远县委一样, 认真回顾、系统总结自己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方面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连同今后如何进一步抓好这项工作的意见一起上报地委, 以便互相交流经验, 促进全区工业生产的发展。” （本文根据采访笔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附录：我与清远经验40年的文字缘

内容题要——

◆ 1979年末，采访清远县委副书记刘振邦，由此结下“文字缘”

◆ 2006年，《张正甫同志纪念文集》出版，26年前的“文字缘”，终于萌发……

◆ 2023年，编辑出版父亲诞辰百周年的画册，与清远经验的“文字缘”得以升华

◆ 画册出版之后，本应刀枪入库，新闻界老前辈江式高却又来了一个新的助推，“文字缘”想了未了……

◆ 2024年春，有关部门征集清远经验的论文，“文字缘”仍未能了……

◆ 当我又一次准备刀枪入库之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40多年前的采访笔记竟然被发现，“文字缘”这才算了？

　　　　一、 采访清远县委副书记刘振邦，因此结下“文字缘”

1979年夏天，我在韶关市文化局工作，听说清远那里出了一个超前的改革的经验。消息来自韶关市委工交政治部。父亲张正甫当时担任韶关地委副书记，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我也因此结识了工交政治部调研科的秀才们。
那年10月，我和朋友卢一基合作，写了个报告文学，发表在南方日报。文章写的是在粤北山区的一家地质实验室的事。其题材的来源就是地委工交政治部。当我知道清远出了个改革经验的新鲜事，又动了采访的念头。
1979年12月，在去清远之前，我采访了地委工交政治部的调研科科长何慕端和副科长谭扬波。他们介绍说：
刘振邦，县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一个有事业心，有魄力的老干部。
县经委班子，敢于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一到那时便会感到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这确实是些干事业的人，体制改革后工作量更大，但他们更有劲，乐在其中。

清远采访前后去了两次，分别是1979年12月和1980年1月。
到达清远县城的当晚，县经委资料员陈清华介绍了清远改革的大体情况。我还采访了农机厂、印刷厂、酒厂，清远氮肥厂。那时不太会说广东白话（广州话）。采访时，碰到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只好硬着头皮，用半生不熟的广东白话与他们对话。
在清远期间，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对县委副书记刘振邦的采访。第一次是1979年12月29日，在县委招待所的会议室。

1980年1月，第二次去清远采访时，有一次在县委招待所吃饭，一抬头正好遇上刘书记，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即兴谈了他在清远改革中的切身体会。我记得他是北方人，说话嗓门很大。

二、清远县委招待所，偶遇从广州开会回来的父亲

我在清远采访时，住在清远县委招待所。有一次，父亲从广州开会回来，也住在清远县委招待所——那时，交通不太方便，路较难走。从广州回韶关，时常会在清远住上一晚，以减少路途的疲劳。第二天，我正好在招待所的走廊上见到他。他有些吃惊，竟然在这里碰到我。
我们只有简短的几句对话，我告诉他，是来清远采访改革的事。他没有多说。关于工作上的事，他从来不和家里人说。这可能是他的习惯，也可能是要严守党的某种纪律所至。
我只知道父亲那次去广州开的会，是和清远改革有关的。第二天听县委办公室的人说，对清远的做法分歧较大，清远经验又不让搞了。
清远的做法不让搞了，那我呆在那里采访还有什么意义。就算文章写出来，也没地方敢发表啊。那时我还年轻，写一个粤北山区的地质实验室，尚可以把握。要写出清远改革的报告文学，依我当时的水平，从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无法把握这样的大题材。只好先打道回府了。这一走，就是26年。
数十年后，因缘际会，当我重新提笔撰写清远经验的文章，回想当年在清远县委招待所见到父亲的那一幕，真后悔那些年，没和他就清远经验台前幕后发生的故事，多一些交谈。

三 、2006年，《张正甫同志纪念文集》的出版，26年前的“文字缘”，终于萌发……

离开清远26年后—— 2006年5月，父亲病逝后。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准备出版一本纪念他的文集。父亲值得回忆的往事很多，凭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重点还是他在晚年参与清远改革一事。
2006年11月，又由清远市委原书记骆雁秋牵头，在清远召开了一次缅怀父亲张正甫的座谈会。当年参与清远改革的主要先锋闯将，以及最早发现清远经验，并多次前往调研的韶关地委工交政治部的秀才们都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也成了当年参与清远改革的先锋闯将们的一次重要集结，可惜当时留下的图片和资料都太少。

座谈会结束之后，《清远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强推动者》一文，成了梅州市党史办出版的《张正甫同志纪念文集》较有份量的重头文章。

四、2023年，编辑出版父亲诞辰百周年的画册，与清远经验的“文字缘”得以升华

2023年9月为纪念父亲百周年诞辰，准备编辑出版一本画册。父亲晚年参与的清远改革，便是画册的一大亮点。这时，才想起当年编辑《张正甫同志纪念文集》时，准备的一些资料，包括从中山图书馆复印的大批资料，已经当废纸处理了。当年与父亲共事的老同志，大都也已经离世。
幸好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山图书馆通过电子数据，保存了各种完整的历史资料。在母亲的老同事颜良辉的帮助下，从中山图书馆重新获得了电子版的资料。清远史志办莫祖扬先生亦出手相助，补充了新的史料和图片。
参加纪念画册策划统筹的，除了深圳新闻界声名显赫的江式高先生之外，还有我在报社的另一个老同事，曾担任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副主任，获选过报社首届十佳编辑记者的耿伟。
有一次，我与耿伟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厅，一起探讨画册文章的修改问题。在谈到清远改革的历史地位这一问题时，耿伟提出：不妨将其与当时深圳、蛇口的改革作一个比较？
这一建议，如同电石火花闪过，让我心中一亮。
晚上回到家，我即在网上搜索当时的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结果发现，清远的工业改革比媒体报道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还早了几个月。
在清远经验的争论与推进之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各种争论中艰难前行——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签订契约，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炸响改革开放“第一炮”……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后来，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将清远城镇工业改革，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进行宏观对比研究，从而写出了关于清远经验的第二篇长达11页的文章《清远工业改革的推动者》。
画册《怀念——父亲张正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后，被中山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收藏。

　　　　五、画册出版之后，本应刀枪入库，新闻界老前辈江式高却又来了一个新的助推，“文字缘”想了未了……

当我松了一口气，本应“刀枪入库”，89岁的深圳新闻界老前辈江式高先生却又给我来了个强力助推——

他告诉我一个前所未闻的新信息——当年，蛇口工业区在炸山填海之建码头之时，曾尝试搞奖金改革，被中央有关部门下令停止。新华社记者调查后发出内参，胡耀邦做了批示，才解决此事。

江老对此事的全过程的细节并不太了解，因为那事发生在1980年，而深圳特区报1982年才开始筹办。后来，原蛇口工业区宣传处长周为民将《蛇口工业区白皮书》里关于此事的记载发给了我。

在研究这些史料时，我才发现：蛇口遇到的困境——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也正是1980年6月中旬，广东省工交会议上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同一个问题——与会代表在会上说：“奖金如果限制为一个半月，就不存在清远经验了，现在没有一个人赞成一个半月是好办法。“

历史常常就是这么巧合——当“清远经验”面临中途“夭折”之际，习仲勋考察清远，一锤定音。1980年7月29日，省委下发文件，化解广东难题；事隔一天之后，1980年7月30日，蛇口工业区也因胡耀邦的批示，而化险为夷。

这样，因为江式高先生的策划和助推，我又打起精神，重新审视这些新的史料，并写出了长达万字的初稿。

六、2024年春，有关部门征集清远经验的论文，“文字缘”仍未能了……

2024年春，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和清远史志办拟召开研讨会，征集关于清远经验的学术论文征集。于是，我从纪念画册的那篇文章《清远工业改革的推动者》脱胎而来，形成两篇新的文章构思：一篇是怀念父亲的那篇《张正甫——清远经验的重要推动者》，另一篇是《大潮起珠江——中国城镇工业改革源头看清远》。

头一篇文章因为当年最早发现清远经验的韶关地委笔杆子李泽环（后来担任韶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补充和撰写，较为完整还原了当年韶关地委发现清远经验的经过，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风波。

后一篇《大潮起珠江——中国城镇工业改革源头看清远》，在深圳特区报老报人江式高、耿伟的共同策划下，通过对清远经验新的观察视角，和对史料的挖掘，使其具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

论文征集方的研究人员认为: 将清远经验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中观察，提炼出:中国城镇工业改革的源头在清远的论点。在这次研讨会收到的80篇论文中，还是独此一篇，确实有特色。

　　七、当我又一次准备刀枪入库之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40多年前的采访笔记竟然被发现，“文字缘”这才算了？

当两篇论文编写完毕并交稿之后，我本以为：这一次真得可以松口气，完事大吉了。

就在此时，又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发生：迟不来，早不来，偏偏此时，我在翻箱倒柜，准备“刀枪入库”之时，竟然发现了40多年前去清远的采访日记。

掀开旧本子，在这些散发着陈年旧纸味的笔记里，发现了采访清远县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刘振邦的记录，内容生动，史料珍贵——清远史志办的研究人员莫祖扬先生说，因为刘振邦1997年就病逝了，史志办没能采访到他，留下一大遗憾。这个遗憾却因我的发现，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

我仔细看了当年的采访笔记，心情也十分激动。今天，多少人为了不犯错误，少犯错误，选择了“躺平”。以史为鉴，像刘振邦这样的有胆有识的领导者，就是4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多见啊！

曾参与清远改革的干部称赞说：刘振邦有水平有魄力，当时在清远是响当当的人物！确实，我当年的采访笔记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刘振邦书记正是勇扛清远经验大旗的举旗人！

这样的人物，如果不载入地方志，真得对不起清远的改革开放历史，也对不起清远的老百姓！

今天，《刘振邦，清远经验的举旗人》一文已经完稿，我不禁想起1980年1月，刘书记在清远县委招待所食堂问我的那句话：小张，你的文章还没写好吗?

笔者可以告慰刘振邦书记，告慰父亲和当年参与清远改革的老一辈先驱者们，清远改经验宝贵的历史财富，正鼓舞后人努力奋进，去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