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哈达铺定去向 —— 探寻长征的足迹（7）

黑龙江竹柳林

　　续：过雪山草地（6）

序

自从红军长征开始，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

起初，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

后来又想跟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也没有成功；

黎平会议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又予以改变，计划向川北发展；

翻过雪山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又作出新的决定，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但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这个计划也落空了。

毛泽东率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和一、三军团北上，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变两河口会议决议，继续北上，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以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谁也不明确；

去甘肃，去陕北，去宁夏，也只是一个大的战略计划，而不是具体确定的目标。

在哈达铺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得知在陕北仍然保存着一块区域广大的红色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游击队。

很自然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都一致同意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才明确下来。

目录

班佑战斗

包座战役

巴西会议

俄界会议

腊子口战斗

哈达铺定去向

2021年6月6日、

今天是自驾游《探寻长征的足迹》的第30天。

7·30离开了若尔盖县城，在248国道上行驶了140公里，便从四川省进入了甘肃省，中午来到了迭部县城。

在迭部县城吃的午饭、然后改换上345国道，继续行驶了50公里来到了茨日那村、

茨日那革命遗址位于甘肃省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东南侧。1935年9月13日～15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迭部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曾带领部队，住在旺藏寺附近的茨日那村，大部队则驻扎在旺藏寺休整。

离开茨日那村后，继续在345国道上行驶了60公里、于下午14·30来到了腊子口战役旧址，

腊子口在迭部县东北，是迭部通往汉族地区的门户和重要交通孔道。

腊子口系藏语之转音，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

腊子口周围群山耸列，峡口如刀劈斧削，腊子口河从峡口奔涌而出，两崖林密道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

离开腊子口后，先在209省道后换212国道行驶了70公里、于16·30分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甘肃宕县的哈达铺镇。

哈达铺位于宕昌县城北部35公里，腊子口东南66公里处，国道212线旁(兰州-重庆)，地处岷山东麓的丘陵川坝之中，海拔2225米，阴凉湿润，盛产当归、红芪等中药材，是一个较为繁荣的农村集镇。

哈达铺原名哈塔川，自古是甘川道上的一个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冲。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的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对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的行进路线和战斗过程有了一些进一步的了解。

        
     班佑贡巴龙战斗遗址位于班佑地区，具体在班佑寨南面的贡巴龙山。这里曾是红军右路军经过草地时遭遇的一场激战的地方。

1935年8月23日，由叶剑英、程世才、李先念指挥的红30军经过六天的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但却在此地遭到了由班佑土官泽旺扎西率领的草地十二部落千余名藏骑兵的阻击。红军与藏兵在此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著名的班佑贡巴龙战斗。

     “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建于2011年，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在班佑河畔一次就牺牲了七、八百名红军烈士而建。

       纪念碑高18米，宽25米，碑的基座上镌刻着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的“胜利曙光”四个金色大字。

       纪念碑的基座上面是群体雕像。
       纪念碑的寓意是：红军烈士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是曙光和胜利。

       纪念碑基座上碑文是时任红三军11团政委王平将军撰写：
       红三军团在草地上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走到班佑，我们红11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

       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信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的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部没气了。

       我默默的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的爬出了草地，却没有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

       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基座上的雕塑，就是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情景。

        班佑战斗（贡巴龙战斗）

        中国工农红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终于胜利地走出了荒无人烟的茫茫草海，到达草地的边缘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的巴西、班佑一带。

       

       1935年8月23日

       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刚刚走出草地，叶剑英所率四方面军30 军先头部队在班佑以南的贡巴龙山一带即遭到当地“十二部落”和“包座七房”的千余藏兵配合国民党军胡宗南“游击第二支队”张莱孝部的阻击。

       

         1935年8月24日晨，

        红军发起攻击，两小时内即将这群乌合之众击溃，并顺势向东北方向包座河流域扩展攻势。

       班佑之战是场规模很小的战斗，但这一仗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这一战斗的结果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预定的：从毛尔盖地区出发，“以10至15天的行程，进至夏河洮河流域”。
       如按照这一计划、红军进至到班佑地区后、也才完成了不到一半的行程，即使要进到夏河、洮河流域，还得继续向北，穿过沼泽更多更大的“若尔盖湿地”。
       而经班佑之战后、乘胜追击敌军的红军战士们惊异的发现：在荒凉无际的草地沼泽之侧，竟然还有这样一片林区，而且由此北上“路大、房多、粮足”，且由此进入到甘肃境内的“罗达以东，即完全是汉人区域”。（注：罗达，今洛大镇）
       根据这一发现，红军右路军总指挥部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即决定改变原定行军路线：直接由包座河经达拉沟峡谷东出甘南……即东进巴西、求吉。
        

        1935年8月25—26日，

       党中央、中革军委纵队陆续走出草地到达班佑村。

       当时班佑村约有70多户人家，属草地部落比较大的一个村寨，当时村里大部分牧民去远方的夏秋草场牧牛羊了，少数留守村寨的老弱病残群众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红军到来前都跑了，留下座座空屋。

       毛泽东等中央部分领导在班佑村牧民的冬季定居房（牛粪糊制的房子）中留宿。

       由于人多房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中。

      

距离班佑村60公里的包座村

       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

红军师长王友均烈士墓

包座战役遗址

包座战役

在距离班佑村约60公里的地方就是包座村。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今属若尔盖县）的包座河畔，包座河由南向北，水流湍急，两岸山高坡陡，多为原始森林覆盖。

一条包座河在包座村中间流过，将包座村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包座位于包座河东岸，

下包座位于包座河西岸。

包座是地扼松(潘)甘(南)故驿道要冲，松甘故驿道北出黄胜关，经两河口，翻浪架岭，即蜿蜒于包座河沿岸之山谷中。

从松潘沿着松甘故道，可经腊子口到岷县，也可以沿白龙江往下游到胡宗南军的腹地西固（今舟曲县）和武都（今陇南市）。

包座是红军走出草地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设兵站于下包座的求吉寺，并以补充旅一个团驻守，并在寺院囤积了大批粮食、物资，凭借寺院坚厚牢固的院墙作工事，利用险要地形，构筑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

当胡宗南发现红军即将走出草地时，便急忙调遣其主力进行阻拦。他除了早已派遣一个团驻守在上、下包座之外，并调原驻漳腊的第四十九师速向包座增援。

为了开辟向甘南前进的道路，中革军委决定：夺取包座！

1935年8月25日，

红四方面军第30军88师268冲锋团与国民党驻军康庄团2营5连张来孝游击支队及其纠合的当地藏兵在牙弄路口展开激战。

经过一天的战斗，红军攻占了路口据点，并趁胜占领了牙弄寨。

国民党军利用上、下包座之间、山高路险的地形，构筑了许多碉堡，囤积了大批粮食，形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

更为严峻的是，胡宗南获悉红军北进的消息后，又急调国民党伍诚仁的第49师向包座增援，妄图将刚刚走出茫茫草地的红军，堵在包座河一线，逼回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草地中去。

此时，情况万分紧急。

赶在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占领包座，打通北上的通路，成为摆在右路军面前最为紧迫的艰巨任务。

1935年8月26日

红军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

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为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抢占包座，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

徐向前鉴于彭德怀的红3军尚未走出草地，林彪的红1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30军和4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徐向前的具体部署是：

以30军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

30军主力第88师、89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歼灭敌增援的49师；

4军第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其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

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命。

包座战役主战场是距上包座河岸6—7里的原始森林区。

按照徐向前总指挥的统一布暑,红30军由：

军长程世才，

政委李先念，

参谋长黄鹄显（1914年－1986年4月18日，福建省上杭县蓝溪镇岐滩村人），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1912年10月24日—1986年5月19日，湖北省红安县人）

率领：

88师 、

师长熊厚发（1914年3月5日-1937年3月22日，男，汉族，湖北省大悟县人），

政委郑维山（1915年8月—2000年5月9日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区人。）

89师、

师长邵烈坤（1910-1937，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人）

政委张文德（1901—1937、湖北省大悟县）

90师、

师长汪乃贵（1905-1991，安徽省金寨县人）

政委何重

分别向上下包座守敌发起攻击，并迅速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歼灭增援之敌；

同时红30军第89师264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

第88师和第89师的主力共4个团、位于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歼灭前来增援的伍诚仁第49师。

1935年8月29日，

红30军第264团按照部署，开始向大戒寺进攻。

1935年8月30日夜间，

敌49师增援部队到达大戒寺以南。

为了使国民党军全部进入红军伏击圈内，第264团略作抵抗，便撤到大戒寺东北面。

1935年8月31日，

敌49师全部进入包座地区，用3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两岸进攻。

敌人没有想到，红30军的主力正隐蔽集结在包座西北的高山密林中。

下午3时，徐向前下令出击，埋伏在山林间的红88师和红89师的指战员，迅速插入到敌49师的3个团之间，将其分割成了3块，一直激战到晚上，敌49师大部被歼灭。

与此同时，红4军向求吉寺守敌发起攻击。

红4军：

军长许世友，

政委王建安（1908年10月12日—1980年7月25日，原名王见安，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副军长刘世模（1910年—1937安徽金寨人)，

参谋长张宗逊，

政治部主任洪学智（1913年2月2日-2006年11月20日，安徽金寨人)。

率领红4军所属：

第10师

师长王友均（1911～1935，湖北广济人）1935年8月30日，在包座战斗中英勇牺牲。

副师长王近山（1915年10月29日—1978年5月10日，湖北省红安县人）

政委叶道志（1910-1938，湖北红安人）；

第11师

师长周仕元，（1914--1974.安徽省金寨县人）

副师长陈再道（1909年1月24日—1993年4月6日，湖北省麻城市人）

政委是陈锡联（1915年1月4日—1999年6月10日，原名陈锡廉，字廉甫，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第12师

师长张贤约（1912年2月15日—2002年1月9日，安徽省金寨县人），

政委胡奇才（1914年9月—1997年7月3日，原名胡其财，湖北省红安人）。

战斗首先由第10师向求吉寺两个营的守敌发起猛攻，歼其一个营。

求吉寺的院墙又高又厚，敌人还在后山上构筑坚固的工事，控制着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伤亡很大。

求吉寺的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经过草地恶劣环境煎熬的指战员们，一个个虽是面黄肌瘦，但斗志不减。然而，敌人凭借求吉寺建筑和他们在山上构筑的工事负隅顽抗，使红军多次冲锋都没有得手，伤亡很大。

当时，关卡一直打不下来，第10师师长王友钧着急啊，就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过去，这时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师长就把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一边喊着冲啊，一边向敌人猛烈扫射，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

突然，王友钧师长冲锋的喊声停了，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部。

年仅24岁的第10师师长王友钧不幸壮烈牺牲，长眠在求吉寺的群山之中。

闻讯后，徐向前亲自来到前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消灭。

直到9月中旬红4军、30军受命南下时主动撤围，被围困在求吉寺的余敌才幸免被歼。

1935年9月5日,

包座战役参战部队在俄若塘(藏语意为奶桶坝,今包座乡政府所在地)寨前的大坝子里召开庆功大会。

4军、30军各部以连为单位，坐在会场里，陈世才、李先念、许世友、洪学智等军、师首长在主席台就坐；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赶到大会会场。

徐向前在讲话中指出:

包座战斗取得的重大胜利、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团结并肩战斗的结果，是长征以来打得很出色的一次歼灭战，敌人被我们打得吓破了胆，这场战斗的意义十分深远。

毛泽东在包座战斗胜利后，听完徐向前的汇报，高兴地赞扬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庆功会为参战部队分别授了奖旗。

会后、部队在俄洛塘坝子举行大联欢。

包座战斗是红军走出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

在这次战斗中：

国民党军队参战的有三支部队，总兵力达到1.1万人；

红军歼敌人数近5000人，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一个师，毙、伤敌官兵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敌代师长负伤逃跑；

缴获物资甚多，长、短枪1500余枝，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牦牛、马和其军用物资。

包座战斗后：

红4、红30军位于包座地区休整，

红1军由阿西进至拉界地区，

红3军进入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中共中央、前敌指挥部进驻潘州，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群山环绕的迭部县城

 　　 中央红军长征进甘肃、经宁夏、到陕北的行军路线

       包座战役后红军进入甘肃省，首先来到了迭部县境内。
       迭部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县，地处秦岭西延岷山、迭山（秦岭山脉的西段、亦称西秦岭）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川交界处；
        迭部县北靠卓尼县，东连舟曲县，东北与宕昌县哈达铺镇毗邻，西南分别和四川省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接壤；总面积5108平方公里。
        迭部县常住着藏、回、蒙等少数民族。
        迭部县古称“叠州”，藏语的意思是“大拇指”，被称为是山神“摁”开的地方。

         巴西会议

       

       1935年8月底，毛儿盖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同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的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会合。

       （注：在红军到达这里时，把这一带都泛称为“巴西”，包括了今天四川若尔盖县的上巴西、下巴西、班佑、阿西茸、牙弄、包座一带。）

       中央红军（右路军）自1935年8月26日走出草地，到达了阿坝州巴西乡的班佑村后，至1935年9月10日 进入甘肃，来到了迭部县达拉乡的俄界村，共在巴西乡驻扎了14天。

        在这14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基于红军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在巴西班佑寺院先后召开了5次重要会议（巴西会议）。

        

       1935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班佑寺召开了研究教育和宣传工作的会议，参加的有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周恩来重病未能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议定了三个问题：

        一、出一到两期《干部必读》；

        二、由王稼祥、李维汉、毛泽东、博古、凯丰分别审查红军宣传、战略战术、地方工作、民族问题的材料；

        三、由博古、凯丰、杨尚昆、李维汉组成宣传委员会。另外，还研究了共青团问题。

        班佑、巴西一带位于若尔盖草地边缘，是半农半牧的藏族聚居区，是当时著名的产粮区、牧区，

        29日当天，中共中央还召开了“筹粮会议”，决定用5天时间筹粮11.29万斤，为此还具体划分了巴西、阿西茸、包座3个筹粮区；除担负战斗任务的部队外，右路军各部开展了以割青稞、麦子为主的筹粮工作。

          

        1935年9月2日，

       中共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内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李卓然、邓发等，周恩来还在病中未参加会议。

       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可参考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学习红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强调红军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整理训练是为了完成战略方针、战斗任务，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给红一方面军的指示信，并责成军委总政治部监督执行。

        1935年9月5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俄洛塘庆功大会，庆祝包座大捷（包座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把前来堵截的胡宗南部队消灭了5千多人）。前总于9月5日发布《左路军七天整理计划》，部队就地休整。右路军在巴西至俄界一线等候左路军时，进至嘎曲河边的左路军第一纵队在张国焘的指挥下西返阿坝。

      

         1935年9月8日晚

       鉴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召开非正式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

       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亲自拟写的电文：

      《周恩来、洛甫等关于目前红军行动问题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并由参加会议的7人联名签发。

       发报时间为1935年9月8日22时。电文分别从地形、经济、环境、敌情、形势等方面阐述北上的优势。

        使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牙弄这次非正式会议召开的同一时刻，张国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1935年9月8日22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的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1907——1992、开国中将、湖北黄安）：“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1905年——1958年、湖北汉阳人）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1935年9月9日上午

       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
       在这紧急关头，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获取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关于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并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看到电报后，随即赶到了彭德怀的三军团驻地牙弄村寨经堂，连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

       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一致认为：
       在此种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
       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
       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巴西原地等待。
       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鉴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顽固立场和当时敌情形势，党中央决定率直属纵队先行北上。

       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俄界在迭部县达拉乡境内，是一个藏族村庄。

       俄界村坐北朝南，一条清溪缓缓流过村前，村庄的西南有八座山峰突起半空，十分壮观，故村名藏语称“高吉”（取八个山头之意，旧译“高吉”为“俄界”）。

       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红军右路军顺利走过草地，沿包座河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便是俄界村。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纪念碑

       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0日凌晨，

        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四川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1935年9月11日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及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陆续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由林彪率领红一军会合。

          1935年9月12日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紧急召开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中央坚持的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并明确指出张国焘反对这一方针是政治上的短视。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1、4方面军无法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军主力之1、3军团应毅然选择单独北上。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行动方针：

       毛儿盖会议决议原定为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但现在情况有变，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灵活调整，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通过游击战争，抵达苏联边界，建立国际联系，得到国际援助，以休整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新的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来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在谈到与张国焘的斗争时，特别强调这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被胡宗南吓破了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明确的指出：

       我们与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更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在会议的最后，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人纷纷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强烈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         并共同认为：张国焘的对抗党中央的行为不仅是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否定，更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背叛，这种军阀主义倾向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他叛变革命，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严重事态。
       在俄界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对组织调整作出如下决定：
       首先，为了更加高效地指挥作战，将原有的1、3军团整合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彭德怀任司令员，

        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

        林彪任副司令员，

        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其次，为了加强全军的核心领导力量成立了由：

        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他们将携手引领我们走向胜利。
       此外，为了优化组织结构，我们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由李德同志担任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等同志担任委员。他们将负责全军的编制调整，以适应日益变化的战场形势。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发表了深刻的总结：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在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一步之差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中国革命也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挑战，才能走向胜利。
        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离开高吉村，向北上唯一通道腊子口进发，拉开了攻打腊子口的序幕，加快了北上抗日步伐。

       周恩来则留在高吉村接受当地藏医的救治，在伤势好转后，离开高吉村与红一方面军在宕昌哈达铺汇合。 
     

       1935年9月13日

      毛泽东和红军陕甘支队离开俄界村，沿达拉河顺流直下，朝东北方向的旺藏乡行进，途中要经过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
       由于队伍在狭窄悬空的山道上只能排一路纵队，所以队伍拖至十多公里长，再加上栈道很窄，只容一个人通过，行军的速度很慢，这天，红军总共走了不到25公里。
       天黑后，大家在次哇沟口(红军称庶地)的松林里燃起篝火，露宿了一夜。

        1935年9月14日，
      红军 陕甘支队继续向旺藏寺（旺藏寺，位于迭部县麻牙乡的旺藏村，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前进。
       当晚11时，整个部队才陆续到达今迭部县旺藏乡旺藏寺。
       旺藏寺是方圆一二百公里内最大的一座寺院，当时有喇嘛四五百人，红军到时他们躲进山林中。
       林彪的一军团住在旺藏村，
       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
       毛泽东住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

       当日黄昏，毛泽东在其居住的木楼上，向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下达了“以三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命令。

       红四团奉命连夜向腊子口进发。
       当时的茨日那村有30多户人家。为了恢复体力和收容掉队人员，红军除红四团奉命攻取腊子口外，其余部队在旺藏休整一天。

         1935年9月15日拂晓，
        红军大部队离开旺藏寺东进腊子口。
       毛泽东带领参谋及警卫人员20余人，从茨日那村前的仙人桥渡过白龙江，翻山取捷径到朱力村，住崔谷仓。

     　　 茨日那村位于迭部县旺藏乡东南部的白龙江沿岸，距迭部县城48公里、腊子口50公里、俄界会议遗址38公里，是一个纯藏族聚居村，与旺藏寺院相邻。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径迭部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居住在茨日那村，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取得了著名腊子口战役的伟大胜利。

       

     

      通往腊子口的公路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的的深山峡谷之中、

       腊子口东西有陡峭的石崖相对峙，中为一条长约30多米、宽8 米，高达100 米以上的隘口，崖壁下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河上只有一座小木桥，与东侧崖壁下的栈道相通，抬头只见青天一线，地形十分险峻，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腊子口战斗

       1935年9月15日，
       红一军团接到命令后，将攻打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红二师四团。
       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把正面攻击的任务交给了二营营长张仁初（1909年-1969年11月4日，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县人，开国中将），为加强攻击力量，团部把军团配属的4门迫击炮和一营的两挺重机枪也拨给了二营。
       前卫部队沿白龙江前进，越过江上最后一道天险石门（现九龙峡），来到麻牙（现莫牙）寺。
       清晨，红军越过25公里长的九龙峡石门栈道，来到多儿沟口的独木桥边。
       因为麻牙寺在白龙江的北岸，南岸通往北岸的桥梁大部分被烧毁，只剩下一座残缺不全的小木桥。
       红军约在下午3时来到了桥头，与麻牙寺仅一江之隔，但因桥身好像航行在狂涛中的木舟一样浮动着，只容单人逐个通过，所以后卫部队直到晚上12时后才过完独木桥，赶到麻牙寺宿营。
       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以一个营扼守隘口，在桥头和山崖上筑有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企图拦阻红军通过。
       红军拿如果攻不下腊子口，就要被迫南下，重回雪山草地，改向西进，绕道走出青海。或者东进四川，取道汉中。那样的话，红军就会踏进敌人早已布下的"口袋"，因此，只有打开腊子口，才是惟一的出路。

        1935年9月16日，
       红军绕过沙藏村，向腊子口方向开进，进入国民党鲁大昌十四师防区的加里梁，在原始森林中摸索前进，正在这时，我军突然发现前面约有一个营的守敌正在修工事，红军便出其不意地将这股敌人歼灭。

       转过一片荒滩和山湾，绕过黑乡村，腊子口就出现在面前。
       这时，红军发现守敌就埋伏在我军前进方向的右侧，于是红军巧妙地绕到了敌人的后面，当敌人发现时，红军已经来到了眼前了，短兵相接，敌军火力施不上威风，只得狼狈逃窜。
       与此同时，驻守在黑扎、其儿梁一线之敌被红军击溃。
       红四团占领黑多一线，为攻打腊子口扫清了最后一道障  碍。
       当日黄昏前，张仁初一声令下，猛攻隘口，夺取木桥。
迫击炮弹、轻重机枪子弹呼啸着飞向隘口和山顶，二营四连战士们呐喊着往隘口上冲锋，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又勇猛地往前冲。
       张仁初急得怒吼：“机枪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然而，山上的石壁挡住了弹道，机枪子弹大半落在陡崖上。敌人火力未能被压制住，四连4次攻击未果。
       张仁初见状，命令暂时停止攻击，调整战术。针对敌人的碉堡没有盖顶、山顶上没有设防的弱点，他决定从六连选拔40名骨干组成4支突击队，两队从侧翼迂回，悄悄爬上了悬崖；
       另两队隐蔽在沟沿里，待机从隘口进攻，形成上下夹击之势。
       王开湘、杨成武同意了张仁初新的进攻方案，并派一营迂回到敌人侧后配合二营的攻击。
       二营六连突击队的两个小队迅速向左侧悬崖上攀登，衣服划破了，膝盖和手掌磨出血了，他们全然不顾，顺着抬杆和绑腿扎成的软梯往上爬，然后用绑腿把几挺机枪吊了上去。
       接着，二营四连的战士用同样方法攀登右侧悬崖，准备配合攻击。
       张仁初检查了正面和右侧的准备情况后，亲自攀上了左侧悬崖顶上，一边检查，一边低声鼓励战士们。
      半夜2时许，一发信号弹升上夜空。
       张仁初下令吹冲锋号，在迫击炮、机关枪的掩护下，六连正面突击的战士猛地跳出沟沿冲了上去，六连长带着第一队四五个队员冲在最前面，第二队紧跟其后。
      机枪声、冲锋号声和喊杀声又在山谷里回响，在硝烟和火光里，战士们在山石间向前跃进。
       敌人仍在碉堡里殊死抵抗。
       这次，张仁初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了，向两侧山顶的突击队发出了攻击信号。
       国民党守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没有攻上山来的红军，突然出现在峭壁上。
       待敌军还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时，集束手榴弹、枪弹像雨点般的猛甩、强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此时，绕道迂回敌后的一、二连红军战士也赶到了山顶，  来了个上下夹击合攻，小木桥桥头的碉堡被我正面攻击的六连红军战士炸掉，敌守军土崩瓦解，纷纷弃枪逃命，腊子口被我红军勇士们攻下来了。
      红军乘胜突破了朱立沟的第二道防线，鲁大昌残敌丢盔弃甲，由朱立沟向岷县方向溃逃。

       1935年9月17日，
       当日凌晨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英勇的红军战士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两道防线，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张仁初率二营终于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当日天黑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和部队住宿在腊子口乡的朱立村。

         1935年9月18日，
        红军突破了长征中的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
       今天又翻过最后一座4000多米高的岷山雪峰——铁池梁达拉山（红军称大喇山），此时的毛泽东诗情大发，挥笔写下了《长征》这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歌曲：七律《长征》（作者本人演唱）

     　　哈达铺镇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距宕昌县城34公里

       红军长征途中，曾两次到哈达铺，在该地制定了挥师北上的战略决策，被誉为长征“加油站”。

       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经过哈达铺

　　1935年哈达铺镇的邮政代办所

红军长征途中，曾两次到哈达铺，在这里制定了挥师北上的战略决策，被誉为长征“加油站”。

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经过哈达铺。

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

1935年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达哈达铺；从当地邮政代办所国民党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做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1935年9月23日，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北上。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通过腊子口后占领哈达铺；

1936年 8月25日、红二方面军六军进驻哈达铺；

1936年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到达哈达铺。到10月4日，相继北上。

哈达铺定去向

1935年9月18日

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身着便装智取哈达铺。

毛泽东翻越岷山（地处四川省北部和甘肃省南部边界、属于横断山脉），到达鹿原里。

当晚、毛泽东就部队行动和严整纪律问题致电彭德怀等人，要“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

当夜，又致电彭德怀，哈达铺已为我部占领。

在此之前，毛泽东召见侦察连连长梁兴初（1913—— 1985、江西吉安人）、指导员曹德连（1907——1995、江西南康人），要他们到哈达铺找些“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找来。

1935年9月19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及红三军、军委纵队到达哈达铺。

哈达铺是陇南一个较为繁华的集镇，这里物产丰富，商号云集，贸易繁荣。

几个月以来，红军第一次进驻如此繁华的集镇，为此，党中央决定在哈达铺作短暂休整。

1935年9月20日

当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毛泽东居住的“义和昌药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工作和干部问题等。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为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扩大部队，需要支配干部；为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

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按照毛主席指示，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1910年—1995年、开国少将）和毛主席警卫员陈昌奉（1915—1986、1964年被授予大校、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从哈达铺邮政代办所和其他地方找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等、中央领导人从这些报纸上得到了陕甘还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报上还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略图。

陕甘有红军的消息主要反映在《大公报》上，如：

1935年7月23日《大公报》刊载阎锡山的报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

1935年8月1日的《大公报》援引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话，讲到了刘志丹红二十六军和徐海东红二十五军的行军状况。

通过报纸，党中央第一次确切知道，陕甘还有红军和根据地。

根据这一重大发现，毛泽东找来时任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1912—— 1967、陕西神木人），询问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随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决定与陕甘红军会合。

1935年9月22日

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碰头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计划，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

当天下午：

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

这是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提出明确具体的最终目的地。

对此，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哈达铺整编》一文中，对毛泽东政治报告作了详细的记述；

毛泽东说：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是阴历十月。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

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我们过来了。

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

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

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

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西;

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

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

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

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

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

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

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

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

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要决定（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组建陕甘支队”）：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

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是少了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彭德怀回忆道：

“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整编 ; 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

我的这一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的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得到这张报纸的经过。他说：

“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

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 !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在哈达铺，中央红军由“一张报纸”定去向、定落脚点，看起来是“偶然”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实则是“必然”的，这恰好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局、高赡远瞩，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前途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方向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

早在1931年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严重事件，将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随即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而告白军士兵兄弟书》的文章，主张联合起来，坚决抗日。

但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仍然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把日本侵占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年初，毛泽东从报上看到日本军队1月28日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毛泽东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

对民族矛盾引发阶段矛盾的变化；

对民族革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

对外来势力入侵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早有高瞻远瞩的预见。

这也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什么总是义无反顾地引导红军坚持“北进”方向，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原因所在。

　　 1935年9月23日，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

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岷县闾井。

在此期间，在毛泽东指挥下，陕甘支队佯攻天水，巧渡渭河，突破了国民党精心设置的防线。

经过哈达铺休整，红军不仅物质上得到了重要补给，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哈达铺，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的战略选择，为长期徘徊的长征队伍找到了前进方向。

哈达铺不仅是长征路上的加油站，更是长征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转折地。

待续

2024年8月于哈尔滨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