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佛山说佛

汉丰

2016年秋，我与W君上千佛山。千佛山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它因佛得名，因佛而兴。在隋代，佛教在济南地区兴起，开皇年间，济南南部的历山凿刻有数千座佛像，因而改名千佛山。在佛教最为兴盛时期的唐代，在山上建有兴国禅寺，一时间，千佛山上香客如云，香烟缭绕。一千多年来，千佛山一直是佛门重地，香火不绝。虽经社会变迁，起起落落，至今仍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是济南人民登高望远和游客向往之地。

看完弥勒胜苑的巨大弥勒佛，我们穿过万佛洞。万佛洞造像于1992年，弥勒佛造像于1999年，都是现代产物。现代佛教造物，大多是借佛兴游，而佛教又借游造佛，相互辉映。

又来到千佛崖。千佛崖上的石刻佛像，在造像形体上虽不及四大石刻高大，但以数量见长。在千佛山，是先有佛像后有寺庙，位于半山腰的兴国禅寺初建于唐代，明代重修。中国的石刻佛像，从西向东，由北向南移动，越往西凿刻越早，越往北越早，说明受佛教的影响越早。千佛山石刻佛像，比起敦煌莫高窟来，晚了200多年，但比乐山大佛早了100多年，比大足石刻早了300多年。这也符合中国佛教发展路径和时间。

看着这千年雕刻佛像，W君感叹道：“佛教真厉害，什么原因让它千年不败？遍地造像?有那么多善男信女，顶礼膜拜？”我答道：“凡事皆有因。”我们一边走一边聊，跟着佛教的产生发展，跟着佛教进入中国后的风风雨雨，我们展开了千年追踪。

佛教的产生，与古代印度的一个人有关，他叫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释迦摩尼，因为他是释迦族人，以释迦为姓，摩尼是人们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

当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在精神上，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在物质上，人们觉得生活不好过，度日艰难，非常痛苦。乔达摩·悉达多一般被后世说成是长于深宫，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事实未必如此，他定是在精神上、物质上感到了痛苦，日子不好过，人间不值得留恋，所以悲观，他才出家。他出家时29岁，开始寻求办法结束这种痛苦。

乔达摩·悉达多先入“沙门”，学习“四禅八定”。用“苦行”的办法折磨自己的肉体，企图摆脱现实的苦恼。然而，6年的苦修行并没有让他找到解脱痛苦的的办法。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苦行”也不能使人达到彻底解脱，便放弃“苦行”，跟随他的5个比丘，见他吃不起苦，不再修行，便离开他了。乔达摩·悉达多先到尼连禅河洗澡，上岸接受一位牧女献的乳粥，然后在菩提树下坐禅思考，经过七天七夜，终于开悟。6年“苦行”不达，而7天顿悟。他成道时35岁。于是，他找回原先跟随他的5位比丘弟子，“初转法轮”，创立了佛教教团，开始终生传教。

佛教在它创立之初对其他教派就有吸收有摒弃，原则坚决不让，理论有用就拿来改造，为我所用，理论不合就摒弃。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三火祭祀”，并把它改造成“供养三火”，即供养父母名根本火，供养妻儿眷属名居家火，供养出家人名福田火。这“供养三火”，可是佛教的物质基础和人性基础。有了它，就不愁生存的物质之需，就可以敬父母，爱妻儿。人性成为仁爱的出发点。它改造婆罗门教的轮回说，认为生死的根源是烦恼。吸收婆罗门教的的天、地、空三界思想，把它打造成“欲界、色界、无色界”宇宙论。用佛教的“空有说”来替代婆罗门教的“无有说”。但佛教坚决不承认婆罗门教的创造主梵天，从信仰的根本上否定婆罗门教。佛教一经创立就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吸收了众多信徒，迅速向古印度全境发展，并传出境外，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这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中有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浮屠经》是讲释迦摩尼生平传说的经。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新疆地区，然后再沿着玉门、河西走廊传到内地。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只是在上层贵族之间传播，但经两汉时期辗转，就由北而南传播开来，逐渐生根。一方面，中国有需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宫廷内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思想上儒家困于“经学考据”，难以解释社会现象，平抑民情。统治者需要寻找新的理论维持他们的制度，而贫民百姓生活艰辛，心灵困顿，需要纾解情绪。另一方面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填补了他们的精神空虚，纾解了他们的情绪，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得到广泛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因对《般若经》“诸法性空”的基本思想产生不同的见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学派——“六家七宗”，是玄学与佛教相结合的产物。

因为政局动荡，传统的儒学解体，名士们避世弃儒，趋附老庄，出现“玄学”，又叫“清谈”。各家对般若学说给予了与时代风气相结合的解释，以迎合玄学风行时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学通儒道的道安及弟子慧远。道安有系统地用玄学包装、融和佛学，使名士们以“般若性空”充实玄学，以增清谈之资。佛教从而在士大夫阶层迅速传播。而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的理论，解决了僧众与当权者的礼仪关系，从而抬高佛学的地位。同时他还开启了游记文学，把佛学与文学拉近了，主张“禅茶一体”，使得佛学与生活结合在一起，赢得了更多的佛学信众。

这一时期的佛事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译经，出现大量翻译佛教经书的活动。四大佛教翻译家之首的鸠摩罗什被后秦皇帝姚兴迎入长安，奉以国师礼遇，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说，长达十余年，悉心译经和说法。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等。这些译著内容信实，文字流畅，人们争相传颂，几乎家喻户晓，空前地普及了佛学知识。

在《楞伽经》中，像“一阐提”这样的另类，是不能成佛的。何为“一阐提”？对佛教徒来说，“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业报，不见现在及未来世；不亲善友，不随诸佛所说教诫。如是之人，名一阐提。”成佛要具有“慧根”“善根”，成佛对象具有选择性，而且要经过漫长地修行，这种高门槛，极大的阻碍了佛教地普及。即使想遁入空门的人，也不知自己是否具有“慧根”、“善根”，能否修成正果，且要如此苦修行，也就只好望门而却了。慧远的学生竺道生根据《涅槃经》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也有佛性，自然也可成佛。竺道生不仅认为“一阐提”也能成佛，那些有“恶”的人，只要停止作恶，就能立成正果。以至于后世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这样，就把成佛的门槛彻底铲除了，无疑是为最底层民众进入佛门发放了免费门票，使佛教在普通民众中，尤其是在许多有“恶”的人中得到迅速传播。据记载，公元6世纪中期，北齐就有寺庙4万座，僧人400万，可见佛教发展规模大。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其基本标志就是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优待僧人，奖励佛学研究，广建寺院，崇尚立塔，盛造佛像。国家组织翻译佛教经典，皇室出面修建一些重要寺庙。鼓励和支持了佛教的迅速发展。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玄奘，受到皇帝礼遇。甚至有的皇帝亲自灌顶皈依，召沙门进皇宫诵经祈福。不少文人学士也对佛教崇敬归向，与佛教结有因缘。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崇佛之风。

然而，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都曾有过“灭佛”。这主要是佛教在发展中与统治者发生了矛盾，对统治者的政权产生了影响。北周建德年间，僧尼达200万人，佛寺3万余所，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且免赋徭役，危及国家生存。以至于北周武帝不得不“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几次“灭佛”，除有主要原因之外，同时，也有各帝王性格喜好之因。可是佛教在每次受到灭佛打击之后，通过内外调整，又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融进了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佛教在经过唐末、五代两次“法难”和战乱之后，再也难以回到隋唐以前了，没有了它的弘盛。可它一改传统形态，不仅走生活修行和宗派调和的路线，主动调整与统治者及儒、道的关系，还进行了彻底改造，融入中国文化且完全中国化了。从宋以后至明清，禅宗成为中国汉语系佛教的主流派。

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禅宗不是隋唐以前的汉传佛教，但又根植于汉传佛教，它是根据国情改造后的中国化的佛教。有两部经典是禅宗的精髓。一是《六祖坛经》，它是佛教诸多经典中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佛教经典。是记载禅宗六祖慧能传法的语录体著作，它一改汉传佛教经典生涩难懂的文字，以白话的形式传播禅宗思想。主张“见性成佛”“佛不分南北”。与《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脉相承，也是对竺道生的直接继承。而在修行观上主张“顿悟”，为快速修成正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六祖坛经》被认为是禅宗的经。二是《百丈清规》，被认为是禅宗的律。它摒弃了根据印度情况制定的不合中国国情的佛教管理规定，从中国风土人情、地理情况出发制定的一部新的管理制度，以作为僧众佛事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佛教为什么历久不衰，那就是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不断地调整改造，以适应中国的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首先，它以“助王化于治道”来适应国家政权，处理好与统治者的关系；其次，不断适应中国本土产生的儒、道二教，认同儒、道二教的本土地位，吸收儒、道二教的精华，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再次，适应中国多民族、多区域特点，多形式地改造佛教。大乘与小乘并行，汉传与藏传相济。

斗转星移，现代社会已赋予千佛山更多更新的内涵。看着这三三两两的游客，我分不清他们是来拜佛还是来游山。不管他们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还是对佛教并无兴趣的游人，了解一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总是有益的。

2019年6月完稿

2024年8月10日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