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时代

鳟鱼

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 上海浦东美术馆 展厅内的巨幅海报 展览分为两个部分一层聚焦：普拉多的《蒙娜丽莎》 2011年，在普拉多博物馆对馆藏的《蒙娜丽莎》进行修复期间，专家发现该画作与卢浮宫所藏的原版《蒙娜丽莎》(亦称《焦孔多夫人》)实为同一时期在达·芬奇工作室内绘制而成。自此，这幅作品便跻身普拉多博物馆最受关注的珍品之列。因而，本次借展对普拉多博物馆而言意义非凡，特别是考虑到该作品之前仅在2012年借展卢浮宫时短暂离开过普拉多。 本次展览讲述了这幅画作在2011年修复之前、修复期间以及修复之后的历史。在展览开篇，观众将看到一系列摄影原作、复制品和动画，探索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在博物馆各个时期、不同展示方案中的展出情况。第二部分将重点介绍普拉多博物馆所开展的修复和研究工作，不仅揭示出画作的真实面貌和价值，还展现了先前被遮蔽的画面背景中的风景。最后，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赏这幅杰作，并通过丰富的细节和辅助资料，深入了解这幅画作的重要意义。 王室收藏与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蒙娜丽莎》 The Mona Lisa in the Royal Collection and the Museo del Prado 这幅《蒙娜丽莎》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1666年，它作为费利佩四世的收藏，被列入了马德里阿尔卡萨宫的藏品目录。当时，此作被认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但仅被视为一幅女性肖像画，并没有被称为《蒙娜丽莎》。随着马德里王宫的建成，这幅画作从阿尔卡萨宫迁至新王宫，继续在王室收藏中占据重要地位。其重要性通过被收录在一本介绍王宫重要画作的出版物中得以体现，胡安·安东尼奥·阿隆索·德尔·坎托为该作绘制的版画预备性素描亦是力证。 1819年普拉多博物馆成立后，这幅作品被纳入馆藏，并正式被称为《蒙娜丽莎》。然而，根据让·洛朗的照片记录，到了1871年，此作的作者归属受到了质疑 — 它不再被视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而是被归为复制品。在卢浮宫的达·芬奇《蒙娜丽莎》原作被盗后不久，胡安娜·罗伊格制作了普拉多版《蒙娜丽莎》的明信片。此举进一步提升了普拉多版作品的知名度，也反映出此类图像背后的商业动机。 普拉多的《蒙娜丽莎》一直被展示于意大利绘画区域：与16世纪的其他肖像画并置展出(如何塞·拉科斯特的照片所示)，或与众多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一同陈列；无论是在普拉多博物馆的中央画廊(如本空间展出的《展厅全景图》所示)，还是某个特定展厅内(直至2011年进行修复之前)。 《2011年的<蒙娜丽莎>，普拉多博物馆56B展厅》数字摄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幅画作与安杰利科修士等意大利15世纪画家的作品陈列于同一个展厅。在这张照片中，《蒙娜丽莎》与安杰利科修士的一幅作品位于同一区域，并与一幅达·芬奇风格的画作相邻。后者被认为是伯纳迪诺·卢伊尼的作品，他是达·芬奇在伦巴第地区的一名追随者。 1923年前后，这幅《蒙娜丽莎》被重新装裱于一个新的画框中，并沿用至今。画框上新增了作品名“焦孔多夫人”，这一标题从此取代了此前的“蒙娜丽莎”。“焦孔多”指的是画中人物的丈夫～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 胡安·安东尼奥·阿隆索·德尔·坎托《蒙娜丽莎》(版画的预备素描) 1791-1800年，纸上铅笔胡安·安东尼奥·阿隆索·德尔·坎托于1781至1802年间，在马德里的皇家宫廷画作版画公司担任画师。这幅素描原本是为制作版画而绘，但最终并未制成版画。它是目前已知关于普拉多版《蒙娜丽莎》最早的图像，展示了画作的黑色背景，这层黑色很可能绘制于此前数十年。画作下方标明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作者。 胡安娜·罗伊格·比利亚隆《蒙娜丽莎》明信片约1915年，光版印刷女摄影师胡安娜·罗伊格·比利亚隆加继承了让·洛朗的事业，为普拉多博物馆的众多作品拍摄了照片。她从1915年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因此，这张明信片中的照片很可能是她的首批作品之一。选择拍摄这幅《蒙娜丽莎》的决定，可能受到了1911年卢浮宫《蒙娜丽莎》原作被盗事件的影响。在作品照片的图注中，这幅画再次被认定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 《蒙娜丽莎》在普拉多的研究与修复2011年，为筹备2012年卢浮宫博物馆围绕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圣安妮》策划的特展，普拉多博物馆的数个研究室对普拉多版《蒙娜丽莎》进行了修复。一系列的全面研究和技术分析也相继展开，并在2020年借助新技术再次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与达·芬奇的其他相关作品(包括卢浮宫版《蒙娜丽莎》)的比较，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普拉多版《蒙娜丽莎》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蒙娜丽莎》临摹画作，且在达·芬奇的指导下，于其工作室内完成绘制，或者至少部分创作与达·芬奇的原作同步。这些研究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这位伟大天才的工作室是如何进行创作的。正因如此，普拉多博物馆于2021年举办了一场以达·芬奇工作室为主题的展览。相比普拉多2021年的展览，本次聚焦展呈现了更多细节图片和图像资料，使观众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研究成果。 在本空间内，观众将看到画作修复过程的照片、研究期间拍摄的作品照片以及其他与研究发现相关的图像。 修复过程（步骤1至4）在修复工作启动前，研究人员进行了各类照片的拍摄与分析，确认了深色背景之下隐藏着风景，而现有的深色背景是在原作完成很久之后才添加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层黑色涂覆在一层清漆之上，而非直接施加在原画之上。基于这些发现，去除黑色涂层以恢复背景中的原始风景，被视为一项谨慎的决定。先前的清漆层导致作品变黄、变暗，因此在修复过程中也将其清除。 修复后的《蒙娜丽莎》展现出原来被遮蔽的背景中的风景 技术研究: 红外反射成像分析下的普拉多版《蒙娜丽莎》 红外线反射成像技术能够揭示艺术家在正式绘制作品前的起稿草图或隐藏构图。利用这项技术，我们能观察到画作底层，那些被遮盖且使用黑色或含铜颜料绘制的内容。将普拉多版《蒙娜丽莎》与卢浮宫版《蒙娜丽莎》的起稿草图比较后，发现两者在创作细节上完全吻合。这表明，普拉多版的创作者不仅复制了卢浮宫所藏画作的大部分底稿，还临摹了达·芬奇在创作过程中对原作的修改。 技术研究: X射线成像分析下的普拉多版《蒙娜丽莎》 X射线成像研究揭示了普拉多版《蒙娜丽莎》预备性绘图的线稿。这些线稿采用了一种赭红色的矿物颜料绘制。研究还发现了隐藏于画作下层的风景，并确认了不同绘画层的化学成分。借助X射线技术，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人物面部的绘制技法，发现普拉多版《蒙娜丽莎》的面部较卢浮宫的原作更加细腻、明晰。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 《蒙娜丽莎》(《焦孔多夫人》)展览版复制品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藏品编号779 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和普拉多版《蒙娜丽莎》尺寸完全相同，这暗示两者可能源自同一张原始拓印草图。普拉多版可能呈现了卢浮宫版《蒙娜丽莎》最终完成前的早期阶段。尽管这两幅作品几乎是同时创作的，它们的创作技法和水准却存在差异。卢浮宫的《蒙娜丽莎》采用了晕涂法，而普拉多版《蒙娜丽莎》则未使用该技法，画作中轮廓线条因此显得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版权方要求，此展览版复制品按原作尺寸缩小10%制作。 红外反射成像分析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 (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藏品编号779) 微距摄影这些照片展示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让观众可以极为细致地观赏画作。画中人物眼睛下方的橙色线条表明画家绘制了橙色底层。手部细节亦显示出底色的痕迹；为了更好地还原肤色，画家并未完全遮盖底色。作品中裙子的袖子为红色，而卢浮宫版的袖子则呈现黄色调。 2012年2月的新闻发布会：公布研究发现2012年初，普拉多版《蒙娜丽莎》的修复和研究成果发布会在艺术界引发了轰动，成为普拉多博物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闻发布会之一。这一事件吸引了全球媒体的争相报道。该作随之成为了普拉多博物馆中最受欢迎的展品之一。 普拉多的《蒙娜丽莎》 The Mona Lisa 本空间聚焦于普拉多的《蒙娜丽莎》。这是该画作第二次离开普拉多博物馆公开展出，平时，它被陈列在普拉多参观人数众多的52B展厅中。此次借展，浦东美术馆单独为这件作品在一楼设了一个展厅，用以讲述其修复的过程，也营造了一种“朝拜”的仪式。 达·芬奇工作室《蒙娜丽莎》 约1507/1508 —1513/1516年， 木板油画尽管与达·芬奇的原作有许多不同之处，但这幅作品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蒙娜丽莎》临摹画作。它绘制于一块完整的胡桃木上，这种材料在当时相当罕见，但却是达·芬奇及圈子中的艺术家们常选的材料。这幅作品与卢浮宫收藏的达·芬奇原作几乎同期创作。通过对该画作绘制过程的研究，我们得以一窥达·芬奇工作室的创作方法和技巧。 作品细节从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普拉多版《蒙娜丽莎》的独有魅力。画中人物的眉毛和睫毛的线条清晰明确，与使用了晕涂法的卢浮宫版原作截然不同。 在唇部，灰色的底色之上交织着白色和红色笔触，展现了一种精妙的渐变技巧。 人物的手部，也同样经过了精细的描绘。 画面背景中的风景虽未绘制完全，却依旧散发出与原作相似的梦幻般的朦胧美，若隐若现。值得一提的是，画中还可以看见达·芬奇在卢浮宫原作中曾描绘而后又遮盖了的类似岩石形态。 普拉多博物馆52B展厅，2022年如照片所示，该画作在普拉多博物馆一楼的一间展厅内居于中心位置。自从2013年从卢浮宫的展览返回后，这幅作品几乎一直在此展出。2021年启用的新陈列布局，使得观众能在观赏《蒙娜丽莎》的同时，欣赏到与深受达·芬奇影响的16世纪其他西班牙和意大利杰作。 可触摸版《蒙娜丽莎》 2015年，普拉多博物馆开展了一个新项目，旨在让视障人士体验艺术杰作。 该技术利用高清摄影捕捉并复刻了画作的细微纹理和体积感，制作出最高六毫米的浮雕，为原本二维的画作赋予了三维物体的立体感。 三层展厅入口：《光辉时代》由十个主题单元构成，跨越了欧洲近500年的艺术长河，用艺术讲述西班牙往事。 以时间为横轴，展示西班牙自1469～1906年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开展首日，策展人佩德罗先生亲自导览。 西班牙领土上的贵族、资产阶级和王室16世纪，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领土遍布各大洲。在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统治时期，西班牙达到了版图扩张的高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系列的军事征服。胡利安·罗梅罗的肖像画便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缩影，他被视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军士之一。国王的形象通常与战争紧密相连，如鲁本斯笔下《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所示。在委拉斯开兹的作品中，这一主题则往往通过狩猎来象征，因为猎场与战场所需的气魄和智慧不谋而合。王室肖像画还可能采用其他象征物，比如在《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费利佩二世肖像》中所见的立柱。 本空间还展现了西班牙领土上的社会多样性，其中尼德兰地区资产阶级的兴起尤为显著，从马里纳斯的作品中便可一窥究竟。时尚成了联结各处领土的共通语言，黑色服饰和白蕾丝领饰成为流行趋势。这些时尚元素不仅体现在贵族的服饰中，也见于资产阶级的着装，正如埃尔·格列柯和雅各布·乔登斯的肖像画作展示的那样。 雅各布·乔登斯《画家一家》乔登斯与鲁本斯、凡·戴克、老扬·勃鲁盖尔齐名。此作是比较少见的巨幅自画像，而且更加罕有的是画家把女佣放在了中心位置，还让她穿着醒目的红色衣服，而且画家的右手扶着椅背，形成了捏着女佣衣服的视错觉，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巧合？引人遐想。不过画中元素倒是夫妻画中常见的，如狗和鹦鹉象征忠诚，喷泉中的丘比特象征爱情，缠绕的藤蔓象征婚姻的不离不弃。 他的妻子卡塔琳娜·范·诺尔特抱着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马里纳斯·凡·雷梅尔思维勒《税吏和他的妻子》尼德兰讽刺画，讽刺了当时的拜金主义。 埃尔·格列柯《年轻绅士肖像》 约1600～160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在西班牙，人们以籍贯给格列柯起了这个绰号。他被视为欧洲最伟大的风格主义画家之一。通过在平民肖像画领域的成就，埃尔·格列柯跻身所处时代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列。他巧妙地将在威尼斯习得的肖像画模式与西班牙社会的内敛情感相融合，为委拉斯开兹等后世艺术家提供了灵感。 格列柯主要采用这种半身肖像画的形式，画面通常不展现双手，配以简洁的背景，以此凸显人物的头部特征。他的观察力使其能够忠实地描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一些典型的人物和社会特征，如人文主义者、医生或贵族。作品中的技法充分展现了格列柯成熟时期的绘画风格，其笔法熟练自如，主要以细小的笔触交织而成。画中的白色领饰被称为“拉夫领” 费利佩三世统治时期就时兴这种宽大的领饰。 埃尔·格列柯的追随者《胡利安·罗梅罗和他的守护神》罗梅罗是西班牙声名显赫的将军，即画中的跪地人，他身着圣地亚哥骑士团披风，站立的是其守护神，这种人神共处的描绘方式在西班牙艺术中颇为常见。守护神又称主保圣人，当天主教信徒领洗时，受洗者会领受一个圣人名字（即圣名），一般认为该圣名之圣人会保佑领受了自己圣名的人。 索福尼斯巴·安奎索拉《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费利佩二世肖像》费利佩二世的宫廷吸引了一批欧洲最重要的肖像画家。而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尤其特殊，因为当时，女性投身绘画领域非常罕见。事实上，她以费利佩二世的第三位妻子～伊丽莎白·德·瓦卢瓦(1546-1568年)王后女官的身份来到马德里。在宫廷中，安圭索拉创作了大量肖像画，不仅展示了她的卓越才华，也体现了她对一些同时代画家创作的王室肖像画的理解，并在此作中承续了这种传统。她的笔触细腻，能精确表现华美服饰的富丽，与当时男性更为朴素的风尚形成鲜明对比。 王后站在一根圆柱边，这根圆柱是她丈夫的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的象征。王后手持丈夫的微型肖像，画框装饰精美。服装上的红宝石、钻石纽扣和珍珠，展现了当时女性时装的奢华。 迭戈·委拉斯开兹《穿猎装的费利佩四世》委拉斯开兹被公认为绘画界最杰出的大师之一，他的大量珍贵画作均藏于普拉多博物馆。这幅画是委拉斯开兹的代表作，在这里他展示了使用有限色彩范围的高超技艺。虽然画面以赭色为主，但他巧妙地突出了背景中的人物，并用浅色调突显最具表现力的部分～脸部、手套和狗。此外，他还展示了自己最出色的技法 — 当观者远离画作时，会发现人物的形象显得立体丰满。 狩猎不仅是贵族教育的一部分，强身健体，更是锻炼耐心、狡黠和审慎等权力行使所需美德的方式，同时也与战争息息相关。因此，西班牙国王常被描绘为猎人的形象，这件作品更是开启了此类画作的先河。国王脖子上佩戴着一块名为“瓦洛纳”的白色织物(一种十七世纪流行的精美颈饰)。狗在狩猎中不可或缺，但在这里，它也象征着忠诚。背景描绘了马德里郊外的帕尔多山。 彼得·保罗·鲁本斯《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这幅肖像是在画中人去世后创作的。在西方艺术中，这种类型的画像相当普遍，画家通常会复刻另一幅现存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本作便是如此。画中的人物和马的形象复刻了“征服突尼斯”系列挂毯中《拉达行军》上的查理五世肖像。鲁本斯可能是在1628至1629年间到访西班牙宫廷时见过这一著名挂毯系列，或是通过其他复制品或版画对其有所了解。画作中骑马的君主，通常被描绘成身着盔甲，这一经典形象在查理五世时期便已流行，他也常以这种方式入画。此后，该形象在西班牙王室成为一种典范，专用于表现国王及其亲信。 胜利女神为费利佩二世加冕 这件以花卉装饰为特色的盔甲保存在王宫的皇家军械库中。 奇特的人物：俳优俳优的职责是供国王和贵族取乐，他们通常带有某些身心缺陷。在现代历史早期，俳优是西班牙宫廷的显著特色之一。正因如此，普拉多博物馆珍藏有大量此类人物的肖像。委拉斯开兹对这一题材进行过深入探索。相较于其他肖像画作，委拉斯开兹在创作俳优画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如《俳优卡拉巴西亚斯》所示。此类肖像的成功之作，为后来的马德里画家提供了参照，从《侏儒和狗》便可得见此前杰作的影子。 巴洛克艺术时期，对长相奇特人物的刻画不仅限于俳优，在其他绘画门类中亦十分常见。作品《佩尼亚兰达长胡子的女人》体现了当时的西班牙人对“胡须女”这一奇特现象的浓厚兴趣，这不仅源自人们的猎奇心理，还包含了道德教化和警世劝诫的深层意义。《巨型头像》亦承载着相似的教化意图，如今它被认定为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的作品。与前述作品一样，《巨型头像》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形象。不过，其灵感并非来自现实，而可能源于某个神话或传说。研究表明，这幅画作原本置于王宫内，与伴优画相邻，初衷也是为了加强对人物奇特外貌的叙述。 胡安·桑切斯·科坦《佩尼亚兰达长胡子的女人》 159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画中的这位女性～布里吉达·德尔里奥，在16世纪末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对象，原因在于她长出了男性般的胡须。此作意在传播这种罕见现象，该现象也成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的一则滑稽情节。古怪之余，这种现象也被认为是放纵和魔鬼侵扰的结果，因而这幅作品还带有道德教化意味。 迭戈·委拉斯开兹《俳优卡拉巴西亚斯》约1638年，布面油画画中的俳优被认为是Juan Calabazas，而“卡拉巴西亚斯”（Calabacillas）在西班牙语中就意为“葫芦”。据记载，他自1632年起至1639年间一直服侍于马德里宫廷。艺术家正是通过一场语言游戏，指明了人物的身份。画面中，艺术家对空间的模糊处理，对人物轮廓的虚化——如同相机失焦的一瞬。作品还包含象征性的符号，如人物身旁的葫芦和前景中的葡萄酒杯，分别指代“愚钝”和非理性的精神状态。虽然在费利佩四世的特别庇护和支持下，委拉斯开兹创作了许多神话和宗教题材的作品，但他主要专注的领域始终是肖像画。 迭戈·委拉斯开兹的追随者《侏儒和狗》约1640年，布面油画画面中的侏儒身着宫廷服饰，与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贵族的穿着一致。他站立着，紧紧牵着一只大猎犬的链子。猎犬的体型与他非常相似，进一步凸显了主角的矮小。 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传) 《巨型头像》 约163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这幅作品因卓越的品质和独特的图像学特征在普拉多博物馆中独具特色，在其他收藏中也难得一见。这可能是在描绘一个巨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这类神话中的生物通常被描绘成粗暴的形象，令人恐惧。因此，这件作品的尺幅比例远超真人大小，人物的面部表情也体现出他的巨大力量。 光线的强烈对比、脸部特征的着重刻画以及颜料的厚重质感，都属于苏巴朗的绘画风格。他是一位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画家，曾在1634年前后为费利佩四世效力。 西班牙宫廷庆典 本空间的画作以丰富多彩的娱乐与庆典活动为主题，勾勒出西班牙多元领土上跨越四个世纪的历史风貌。通过描绘人物类型的多样性，这些作品展现了社会习俗与服饰风尚的演变。 小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描绘了17世纪一项名为“科尔夫球”的体育活动。与此同时，王室成员也时常与社会各阶层一同参与民间的节庆活动，正如《森林圣母节》所展现的场景。该作描绘的朝圣活动，是一场典型的西班牙式庆典。这类活动通常在城郊的宗教圣地举行-在那里，人们共享佳肴，尽情游乐，欢度一天。 《阿兰胡埃斯的孟格菲气球升空》同样呈现了社会的多样性，但区别于与前述作品，这幅画作不再渲染节日的气氛，而是展示了在启蒙运动时期，为观摩科学新发现而举办的集会。《费尔南多六世和芭芭拉·德·布拉干萨在阿兰胡埃斯花园》与《阿兰胡埃斯岛园的特里同喷泉》这两幅作品，着重展现了与宫廷紧密相关的群体，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而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古斯曼的《哈巴涅拉舞》则描绘了广大平民阶层的生活场景。 小彼得·勃鲁盖尔(1564/1565,布鲁塞尔-1638,安特卫普) 《雪景、滑雪者和捕鸟器》 约1601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这位艺术家常致力于临摹其父--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原作。他的作品因极致的细节处理和精湛的做工而著称，这得益于其选用的绘画基底，通常是木板或铜板。师承其父，小彼得·勃鲁盖尔继续描绘着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在这幅画中他特别着眼于佛兰德斯的严冬景象。 这幅作品描绘了一群滑冰和打“科尔夫球”的人物。“科尔夫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游戏，并在19世纪发展为高尔夫球。滑冰者的形象常被视为人类脆弱的象征。这一道德寓意在右侧的捕鸟陷阱中得到了加强，象征着人类的脆弱和永恒的诱惑。 安东尼奥·卡尼塞洛·曼斯奥(1748,萨拉曼卡-1814,马德里) 《阿兰胡埃斯的孟格菲气球升空》 1784年，布面油画1896年购藏1784年，西班牙首次见证了热气球的飞行。一年前，埃蒂安·孟格菲和约瑟夫·孟格菲兄弟发明了这种飞行器，但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改进版。热气球从阿兰胡埃斯王宫的花园升空，国王每年都会在此度过一段时光。安东尼奥·卡尼塞洛由于挂毯设计而与王室密切相关，他也因此得以研究各种人物类型。他描绘了大量来自西班牙不同省份的众多人物形象，这从画中人各具特色的服饰可见一斑。作品包含贵族、资产阶级，及各色宗教团体，使这幅画成了展示启蒙运动时期西班牙社会多样性的范例，也映射了科学进步在各个领域引发的变革。 1783年，法国的孟格菲兄弟发明了首个热气球，这里描绘的是改进过的热气球在阿兰胡埃斯花园升空，指挥者是法国人让·皮埃尔·布希。地面上卡洛斯三世与他的儿子、大臣们一同观看了气球升空。 这位穿着坎塔布里亚地区典型服装的女人是照顾孩子的保姆，这类保姆大多来自坎塔布里亚。 丹尼斯·范·阿尔斯洛特(约1570，梅赫伦-1627,布鲁塞) 《森林圣母节》 1616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这幅作品描绘了布鲁塞尔郊外一场盛大的民间庆典。尼德兰总督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克拉拉·欧亨妮亚女大公共同主持了这一活动。二人位于画面右侧的观礼亭中。此举展现了大公夫妇与臣民间的密切联系。1616年，他们与民众多次共庆民间盛事。艺术家丹尼斯·范·阿尔斯洛特是两位总督的宫廷画师，尤其擅长风景和建筑题材的绘画。 这幅画描绘了布鲁塞尔郊外的节日庆典，人物众多，细节丰富，称得上是西方的《清明上河图》。 迭戈·委拉斯开兹工作室《阿兰胡埃斯岛园的特里同喷泉》1657年后，布面油画阿兰胡埃斯位于马德里附近。自费利佩二世在此建造宫殿以来，这里一直是西班牙国王的居所。进入宫廷后，委拉斯开兹及其工作室为费利佩四世绘制了一系列王室宫殿景观。展览中的这幅作品描绘了阿兰胡埃斯花园中人们休闲与社交的场景。“特里同”（Triton）一词源于古典神话，特指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在这里，他们的形象被融入喷泉的设计当中。特里同喷泉也是阿兰胡埃斯花园改建后安装的首批喷泉。画面中，喷泉底座上的铭文表明了它于1657年落成。前景中人物与其后方喷泉的大小对比凸显了它的宏伟。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六世和妻子葡萄牙的芭芭拉王后在阿兰胡埃斯花园》1561年菲利普二世国王在此建立皇宫作为王室的夏季行宫，这里最开始不过是一座朴素的避暑行宫。1660-1665年间，皇宫遭受了数场火灾，在被大火烧毁之后，费尔南多六世国王于18世纪重建了这座皇宫。此作描绘的是费尔南多六世的圣名日，国王与王后到阿兰胡埃斯欣赏灯光秀的情景。阿兰胡埃斯王宫和花园作为自然与人类行为结合的典范，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德·古斯曼(1818,塞维利亚-1867,马德里) 《哈巴涅拉舞》 1864年，布面油画1865年购藏浪漫主义时期，风俗画在塞维利亚流行起来。这些画作描绘了平民阶层的娱乐活动，画中人物身着反映其地区或职业的特色服饰。罗德里格斯·德·古斯曼是这一体裁的代表画家之一，他在1853年从塞维利亚迁居马德里后，继续致力于这一领域的创作。在马德里，他聚焦民间的风情习俗，比如这场哈巴涅拉舞。这是一种起源于古巴的音乐风格，其名称源自古巴首都哈瓦那。众多人物和各种色彩缤纷的服装，为画面增添了丰富的视觉效果。背景中的房屋是一家客栈。画家在运用光线上表现出独到的敏感度，总是巧妙地利用光影来突出画面的核心部分。 坐着的年轻女子拿着一名跳舞士兵的剑和剑带。 日常生活中的神圣图像17世纪的西班牙绘画尤其注重宗教和神话题材的日常化，这一趋势受到了意大利自然主义风潮的影响。因此，画家们通常选择普通人作为模特，摒弃了对人物特征的理想化处理，并以当时流行的服饰替代了神话或宗教故事中设定的古代装扮。同时，这些形象常被置于朴素的家庭背景之中，周围摆放着日常生活用品。上述艺术特点在此处展示的三幅画作中均有体现，它们分别出自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和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两位巴洛克时期欧洲绘画大师之手。虽然风格、形式和构图各异，他们在描绘神圣形象时却体现了一致的视觉追求。 苏巴朗通过对家具器物和服饰的细致描绘，成功营造出一种真实感～这使观者相信，《圣佩德罗·诺拉斯科的异象》中所描绘的超凡事件仿佛就在眼前真实地发生，或是《葡萄牙或阿拉贡的圣伊莎贝尔》中的人物形象正在观者面前缓缓走过。而在牟利罗的作品中，唯有环绕圣母和基督头部的光晕，使其神圣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母子区别开来。 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葡萄牙或阿拉贡的圣伊莎贝尔》 约163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苏巴朗是17世纪上半叶塞维利亚最杰出的画家之一，当时塞维利亚已成为西班牙版图中最为国际化的城市。在苏巴朗最优秀的作品中，对这类圣女形象的描绘尤为成功，而这幅画作属其中的上乘：画中的圣女以全身立像的形式出现，在微暗的背景中被强烈的光线照亮。她身着华丽的衣物，佩戴奢华的珠宝，双眼凝视着观者，仿佛正踏步向前。从她逼真的五官来看，画家很可能有一位真人模特。因此，这幅画还被解读为“神圣肖像”～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位17世纪贵妇以圣人形象出现的画像，特别以花朵作为她的象征。 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圣佩德罗·诺拉斯科的异象》神迹在日常中显灵，梦中的耶路撒冷投射出星云的光辉，天使的翅膀若隐若现，名副其实的“梦室”。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1617,塞维利亚-1682,塞维利亚) 《圣母子》 约1655-166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这是牟利罗最常描绘的主题之一，他在艺术生涯中创作了众多版本。在这些作品中，圣母总是坐在石凳之上，怀里抱着几乎赤裸的婴孩。人物仿佛从深邃的背景中逐渐浮现，强烈的光影对比更是突出了人物的存在感，吸引着观者的目光。 波旁王朝与新政权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君主卡洛斯二世去世后，费利佩五世继承了王位，从而开启了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这一时期，得益于数代君主引入的众多画家，见证了绘画风格与视觉表达方面的创新浪潮。例如，让·朗克绘制的《费利佩五世一家》开创了王室家庭肖像的新风，在此之前，西班牙鲜少见到此类家庭画像。安东·拉斐尔·门斯在担任卡洛斯三世的宫廷画师期间，为西班牙艺术的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戈雅不仅为卡洛斯三世绘制肖像，描绘卡洛斯四世和费尔南多七世的画作也令他名声大噪。 在这些作品中，戈雅摒弃了过往王室肖像画中惯用的理想化、静态化处理手法，赋予了画中人物真实感和亲和力，并与观者建立联系。这一点在他为卡洛斯三世的侄子《红衣主教路易斯·玛丽亚·德·波旁-瓦拉布里加》绘制的肖像中得到体现。在此，戈雅承袭了门斯创作《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时的技巧，通过打开的书本这一元素，为画作营造出瞬时感。 本空间展示的肖像作品还反映了该时期军功勋章与非军事勋章在王室成员中，尤其是男性中的普及。通过这些画作，观众还能观察到18世纪红色服饰在王室的广泛使用。同时，这些作品保留了帷幔和立柱等与王室密切相关的视觉符号，延续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王室肖像画传统。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萨拉戈萨省丰德托多斯市-1828,波尔多) 《红衣主教路易斯·玛丽亚·德·波旁-瓦拉布里加》约1802年，布面油画1906年入藏普拉多博物馆画中人是王子路易斯·安东尼奥·德·波旁(1727-1785)之子，生于1777年。路易斯·安东尼奥是卡洛斯三世的弟弟。遵循西班牙王室数世纪以来的传统，一些王室成员投身教会并担任要职。1800年，路易斯·玛丽亚被封为红衣主教和托莱多大主教-西班牙教会最显赫的职务。他在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年)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了若干改革，并在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前暂时摄政。 戈雅绘制这幅肖像时已身为宫廷画师。他继承了委拉斯开兹在王室肖像中推广的模式，并在其他作品中多次实践：人物从暗色的背景中突显出来，周遭既无空间参照，亦无装饰物。 让·朗克《费利佩五世一家》这是一幅为大型作品绘制的稿样在这一场景中，只有国王和王后端坐其间。帕尔马公爵身着裙装，这是当时的男童常穿的服饰。由于其中一个女儿玛丽亚·安娜·维多利亚当时身在法国，因此用圆框肖像画的形式出现。 何塞·德尔·卡斯蒂略(1737-1793,马德里) 安东·拉斐尔·门斯(1728,拉贝河畔乌斯季-1779,罗马) 《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 约1761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门斯是欧洲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在18世纪的西班牙画坛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在西班牙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从1761年抵达后，他就成了艺术革新的源泉，其典范影响了数十年。在肖像画领域，他追求明晰的空间和素雅的装饰，尤其注重捕捉人物的个性。在为卡洛斯三世服务期间，他为王室成员创作了众多肖像，这幅对国王妻子的描绘便是其早期作品。玛丽亚·阿玛莉亚(1724-1760年)是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之女，于1738年嫁给了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但她在抵达西班牙不久后就去世了，因此这幅肖像画是在她逝世后创作的。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卡洛斯四世》戈雅首创了这种半身国王像的范式，国王头戴一顶符合时尚的带有卷曲造型的假发，佩戴的项链是金羊毛勋章的一部分，它从16世纪就跟西班牙王室紧密相连。王冠和权杖则摆放在他的左手边。 普拉多博物馆中央画廊，2024年 神话秘室神话是普拉多博物馆的核心绘画题材之一，拥有丰富的馆藏。这次展出了提香和鲁本斯两位非常重要的画家的神话题材作品，是对艺术的传承最好的阐释。提香的艺术生涯在威尼斯达到顶峰。 1516年，他接手了该城所有重要的公共艺术委托。他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密切关系维持了四十余年。正是这段历史，今提香的许多代表性杰作得以珍藏于普拉多博物馆。鲁本斯与包括曼图亚公爵和费利佩四世在内的众多欧洲宫廷维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卓越的社会地位和非凡的艺术才华，使其极具影响力。鲁本斯创作的肖像、宗教和神话主题作品，对多个画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提香(约1485/1490,皮耶韦-迪卡多雷-1576,威尼斯) 《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 约155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提香的杰作，他在这幅画作中展示了描绘人体的精湛技艺。通过床单和帷幔的深红色调，人体之美得以彰显。维纳斯(爱神、美神和生育女神)与丘比特一同出现，被解读为一种寓言。根据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视觉和听觉(后者在此由一名音乐家象征)被视为认知美与和谐的桥梁，因此这两种感官被认为优于其他感官。画中的其他物品也反映了对爱的思考：狗象征着幸福，而孔雀则象征生育。 喷泉中是萨提尔的形象，他是古典神话中的人物，象征着欲望与爱。 画家的拉丁文署名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1577,锡根-1640,安特卫普) 《墨丘利》 1636-1638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墨丘利是商业和旅行之神。在这幅画中，他左手握着双蛇杖，帽子与凉鞋均饰有羽翼，象征着他的敏捷。他的姿势让人联想到古典雕像，体现了当时最著名的画家鲁本斯对视觉元素的融合和应用。鲁本斯及其工作室为帕拉达塔创作了一系列装饰性画作，这幅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1577,锡根-1640,安特卫普) 《福尔图娜》 1636-1638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在古代神话中，命运女神福尔图娜被描述为反复无常、难以捉摸。因此，在这幅画作中，她手持象征大海波涛汹涌、变幻无常的船帆，立于象征不稳定的球体之上。通过女神身体的刻画，鲁本斯展示了他对女性形象的感性和丰腴之美的独特演绎。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劫夺希波达墨娅》描绘了奥维德的《变形记》中一个戏剧性时刻：在希波达墨娅和庇里托俄斯的婚宴上，半人马们喝醉了酒，试图劫持年轻的新娘希波达墨娅。画面中间第一时间想要抢回新娘的正是新郎的好友忒修斯。 作品把人仰马翻的劫夺瞬间表现得非常出色，充满了动感与战争的张力，仿佛照相机高速快门定格的画面。鲁本斯这种戏剧性的画面真是无出其右。对角线的构图，把几个主要人物串联在一起，而视觉的中心，落在身披红色裙子的新娘身上。人物马匹的肌肉和形体都反映了鲁本斯对米开朗基罗作品的深刻理解；丰满白皙的女主角则是他的独特美学，既暴力又色情，加上尺幅巨大，气势夺人。 彼得·保罗·鲁本斯及其工作室《狩猎女神戴安娜》 约162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狩猎女神戴安娜头戴新月冠，在众仙女的簇拥之下准备狩猎，前面还有个仙女吹响号角，脚边则画了六条猎犬。女神们都丰满白皙，女主角戴安娜也身披亮眼的红袍。在罗马神话中，戴安娜是一位神圣的月亮、狩猎和分娩、动物、植物女神，并具有控制动物说话的权力，她和手工与记忆女神弥涅尔瓦一样终身保持着贞洁。此作与上面那件的对角线刚好是反过来的，主要由戴安娜和一条猎犬组成。其中的猎犬可能是由动物画家保罗·德·沃斯绘制。 思想与精神本空间的作品向观众展开了多重视角，旨在深入探索16至17世纪意大利、西班牙及佛兰德斯绘画艺术中，精神性表达的丰富维度和层次。《圣安东尼修士的诱惑》展现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现代虔诚派”思潮对艺术的影响。埃尔·格列柯，作为普拉多博物馆珍藏中的杰出画家，其画作巧妙地融合了神秘主义元素。这种思潮在16世纪末期的西班牙极具影响力，亚维拉的德兰便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通过作品，反映了特伦托大公会议后天主教会对宗教议题的重新思考。这场思想的革新，促使艺术家更加频繁地选择圣徒作为绘画题材。赫罗尼莫·哈辛托·埃斯皮诺萨和胡塞佩·德·里贝拉的画作，生动描绘了身处同一时代的真实人物，并对其品质进行重点塑造。 与此同时，教会也经常委托画家描绘《旧约》相关题材，尤其是与耶稣生平息息相关的情节。胡安·德·华内斯、委罗内塞和弗朗西斯科·克朗特斯的画作，均体现了这类主题。 保罗·委罗内塞《以撒的献祭》约1585-1588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作品说的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画面定格在亚伯拉罕准备杀死儿子以撒献祭，被现身的天使及时制止。在这类画作中，威尼斯画家往往着力强调情感的深度，并尽可能将场景中的人物简化至仅保留关键几位。因此，在这幅作品中，委罗内塞精心描绘了以撒之父亚伯拉罕的面部表情～天使降临时，他的面庞被阴影笼罩。此外，这幅画还反映出委罗内塞晚年对描绘风景的浓厚兴趣。 埃尔·格列柯《抱十字架的基督》 约1600-1605年，布面油画来自特立尼达博物馆这幅格列柯的杰作展现了画家处理细节的精湛技艺，如荆棘王冠上细小的绿芽和人物明亮有神的眼睛。他还使用画布原有的棕色底色来描绘人物的头发，并采用强烈的仰角透视法，将观众置于一个极低的视角，赋予了人物庄严的气势。画中的基督非常柔弱，甚至有点女性倾向，两只手给人的感觉很娘，这种柔弱与硕大的十字架形成鲜明对比。 埃尔·格列柯及其工作室《传道者圣约翰》约1605年，布面油画 由塞萨尔·卡瓦尼亚斯·卡瓦列罗于1921年捐赠从意大利抵达西班牙后，埃尔·格列柯在马德里短暂停留，随后定居托莱多，成为了城中最重要的画家。他为教堂和私人客户创作了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中不乏对基督使徒的描绘。传道者圣约翰是以弗所教会的主教，罗马皇帝多米提克令其喝下致命毒药的时候，毒药以毒龙的形态从圣杯中爬出。 胡塞佩·德·里贝拉《圣塞巴斯蒂安》(1591,巴伦西亚省哈蒂瓦镇-1652,那不勒斯) 虽然出生在西班牙，里贝拉的艺术生涯却在意大利发展起来。在那里，他受到卡拉瓦乔革新风格的影响，尽管后来他采纳了一种更为明亮的光线处理方式。他主要以创作宗教画而备受赞誉。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帝国的士兵，因信奉基督教被判以箭刑处死。血迹斑斑的白布是里贝拉作品中的常见元素。 弗朗西斯科·克朗特斯(约1599，马德里-约1656，马德里) 《以西结的异象：肉身复活》 163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在这幅画作中，克朗特斯展现了他在风景和建筑画这一专长领域的非凡才能。画作下半部分所描绘的人物，是以西结所见的异象，其中融入了对古典时代的借鉴。这幅作品一直备受专家的赞赏，它于1811年被带到法国，在拿破仑希望于巴黎建立的博物馆中展出。 博斯的追随者《圣安东尼修士的诱惑》虽然不是博斯本人的作品，但极具他的特色，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没点精神病都画不出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很赏识博斯。圣安东尼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是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领袖。圣安东尼隐修过程中遭受到魔鬼以幻象的多方攻击，但蒙神赐他智慧分辨和拆穿了魔鬼的伎俩。其实跟佛教的各种经变故事很像，都是把内心的天人交战具象化了。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1617,塞维利亚-1682,塞维利亚) 《阿兰胡埃斯的圣灵感孕》 约1675-168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牟利罗是西班牙巴洛克时期的重要画家之一，其绘画风格深受大众喜爱。他的作品融合了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绘画传统，展现出精湛的绘画技巧。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的文学家、雕塑家、画家及金银匠的创作都围绕着圣母的形象展开。牟利罗被认为是最能通过画作精准捕捉并表现这一主题的画家。他着重描绘圣母向上飞升的姿态，蓝色披风的飘动也有助于这一表现。普拉多博物馆收藏了五幅牟利罗创作的此类作品，这是最成熟且最具特色的其中之一，充分展现了牟利罗的绘画风格：笔法自如、轮廊线柔和、人物形象令观者倍感亲切。 画中的圣母脚踏月牙形新月出现，几个小天使非常可爱。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1617,塞维利亚-1682,塞维利亚) 《基督和圣母之间的圣奥古斯丁》 约1665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牟利罗被誉为西班牙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在创作大型宗教画作时，善于融入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一点可见于他对画作下方书籍的描绘以及对服饰绘制的处理。尽管画中的主人公生活在公元4世纪，但画家却选择为他披上17世纪的服装。 圣奥古斯丁曾是一名摩尼教徒，皈依基督教后，成为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其思想影响了西方基督教教会和西方哲学的发展。 赫罗尼莫·哈辛托·埃斯皮诺萨《圣彼得的殉道》 约1650年，布面油画这幅画是巴伦西亚巴洛克艺术大师埃斯皮诺萨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画作中紧凑的构图强化了瞬间的紧张感。画家巧妙地运用光线，特别照亮了主角，同时让其余一切都处于暗影之中，体现了卡拉瓦乔主义的美学风格。圣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为基督教早期领袖，公元65年受到罗马皇帝尼禄的迫害，被倒钉上了十字架而殉道。 《撒冷王麦基洗德》和《大祭司亚伦》约1545-1550年，木板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胡安·德·华内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画家，作品显示出其受到佛兰德斯绘画和意大利绘画尤其是拉斐尔的影响。这两件可能是祭坛画，背景是金箔。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时代的祭司，他迎接亚伯拉罕时带着饼和酒。大祭司亚伦是摩西的兄长，曾协助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日常物品之美：静物本空间展示了16至19世纪西班牙和佛兰德斯地区静物画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静物画摒弃了朴素精确的风格，转而追求形式和色彩的丰富表达。这些作品的主题多样性同样引I人注目。老扬·勃鲁盖尔作为佛兰德斯静物画的主要奠基人，擅长绘制生动逼真的花果装饰画和花卉画。这一传统由其子小扬·勃鲁盖尔继承并发扬。相较老扬·勃鲁盖尔作品的华美绚烂，克拉拉·佩特斯的风格显得更为简约和克制。此类静物画常被赋予道德寓意，如保罗·德·沃斯的作品所示。 胡安·范·德·哈曼是西班牙静物画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作品展现出克制和简约的风格，这种特点亦反映在被认为是“农人”胡安·费尔南德斯创作的《四串挂着的葡萄》中。胡安·德·阿雷利亚诺不仅吸收了佛兰德斯的影响，还融汇了意大利等其他绘画传统的精髓，从而使花卉画声名鹊起。随后，法国的绘画传统亦融入其中，这在米格尔·帕拉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帕拉的画作与马里亚诺·福图尼的《蜀葵》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蜀葵》的构图灵感源自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巧思。 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1838,塔拉戈纳省雷乌斯市-1874,罗马) 《蜀葵》 约1872-1873年，布面油画由拉蒙·德·埃拉苏于1904年遗赠蜀葵是15世纪从中国南方传入欧洲的花卉品种。福图尼对这种花卉情有独钟，曾多次深入大自然亲身研究，并绘制素描和水彩。这幅画是他以最大尺寸呈现这一花卉的代表作。福图尼着意描绘叶片上的光线反射效果，并选择了垂直的构图形式，没有提供任何空间参照-画中既未描绘花卉生长的土地，也没有任何背景。这两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在当时的花卉画领域颇为新颖，展现了他对亚洲艺术的深刻理解。实际上，福图尼收藏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绘画和版画，这些藏品显然对他创作这幅画作产生了影响。 《鲜花、水果和天使的花环》 约162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在17世纪的佛兰德斯绘画中，这类被称作“花果装饰画”的作品格外流行。这些画作采用窄长的垂直构图，绘有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花卉，主要用于家庭室内装饰。本作中还加入了人物，从而更加突显了该画派特有的艺术家协作精神：画家们各司其职，负责擅长的细分领域，在此类作品中彼此协作。因此，斯奈德斯以出色的技法绘制了水果，老扬·勃鲁盖尔用精细的笔触绘制了花卉，而人物的形象则在鲁本斯工作室内完成。他们分工合作各展所长，画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胡安·德·阿雷利亚诺《花环与景观》，1652年阿雷利亚诺是17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花卉画家。 保罗·德·沃斯(约1596，安特卫普-1678,安特卫普) 《储藏室里打架的猫》 1630-164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保罗·德·沃斯是当时备受推崇的艺术家。他曾师从静物画家弗兰斯·斯奈德斯，并常与鲁本斯合作。德·沃斯尤其擅长描绘动物羽毛和皮毛的触感。其笔下的动物通常取材于古希腊智者伊索的寓言，并巧妙地将动物与人的行为相映射。在这幅画中，这场猫的争斗源于有人未紧闭窗户，让猫闯入了储藏室。这场混战不仅破坏了部分餐具，还造成了食物的浪费。因此，这幅画作蕴含道德启示：引导人们反思疏忽大意可能带来的后果。 此作对猫动作的捕捉极精彩，右下方打碎的瓷器是中国外销的克拉克瓷。 胡安·费尔南德斯，又称“农人”(传) (据记载1630年至1636年活跃于马德里) 《四串挂着的葡萄》约1636年，布面油画 2006年购藏这位画家的生平虽鲜为人知，但他的画作在英国和西班牙宫廷备受赞誉。因此，他被视为最著名的静物画大师之一，因描绘葡萄而著称。其作品中的葡萄串通常置于深色背景前，通过光影交错营造一种错视效果。展示了他在捕捉葡萄成熟阶段中微妙变化的才能。 老扬·勃鲁盖尔(1568,布鲁塞尔-1625,安特卫普) 《花碗》 1615年，木板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老扬·勃鲁盖尔经常创作此类作品：一个深底陶制花碗盛放着各个季节的不同花朵，所有花卉都经由他的深入研究。通过将这些花聚集一处，他创造了一个色彩丰富且充满生机的理想画面。如桌上零星散落的花朵，仿佛刚从碗中掉落，这一细节巧妙地映射出自然的丰饶。 米格尔·帕拉·阿布里尔(1780,巴伦西亚-1846,马德里) 《花篮和巴伦西亚王室宫殿景观》 1844年，布面油画2006年购藏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巴伦西亚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花卉绘画的艺术家。他们同时也参与丝绸纺织品的生产，设计基于花卉主题的装饰图案。米格尔·帕拉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画作融入了其他静物画派的元素，展现出非凡的复杂度：如帷慢、垂直构图和视错觉。后者是制造“视觉欺骗”的一种作画技巧，在此作中，它让观众误以为背景中的画是一扇窗户。这种技法也被称为“画中画”。画家在处理画框上垂纱所呈现的层叠透光效果以及描绘花卉的丰富色彩方面，展现了高超的技艺。 克拉拉·佩特斯《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 约1611年，木板油画来自王室收藏克拉拉·佩特斯是现代早期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家，在普拉多馆藏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普拉多博物馆拥有她的四幅杰作，均被视为其艺术生涯的精华。尽管她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在佛兰德斯静物画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佩特斯的静物画深受佛兰德斯社会精英的喜爱，画中常常展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奢侈品和佳肴，多为海外珍品。作品中展现的朴素与和谐，以及对物品和食物细节的精准捕捉和细腻描绘，使她的画风在佛兰德斯独树一帜。她的画作因被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广受追捧。右下角是一个克拉克瓷盘，可能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在江西制造。盘子里的橄榄来自西班牙南部，在欧洲北部地区被视为奢侈品。画家巧妙地加入了带有个人签名“克拉拉·佩特斯”的刀具。 胡安·范·德·哈曼-莱昂(1596,马德里-1631,马德里) 《甜品和玻璃容器静物》 1622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胡安·范·德·哈曼-莱昂是西班牙静物画萌芽期的标志性人物，这幅画是他最著名的佳作之一。作品采用了17世纪上半叶典型的构图风格，画面中不同的加工食物和与餐饮有关的物品被精心摆放在一张桌子或木板上。所有这些都井然有序地排列在简洁朴素的构图中，深色背景和巧妙的光影处理加强了物品的立体感，映射出玻璃器皿的光泽。 画作描绘了撒有糖粉的水果和一种松软的甜点，令人垂涎欲滴。阿洛哈是一种甜味饮料，瓶子外的两只苍蝇暗示着它的甜美。 戈雅与现代性的开端 戈雅被誉为将现代性引入西班牙绘画的关键人物，他深入探索了现代美学和文化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其艺术风格从《托比亚斯和天使》中展现的古典主义，逐渐转向更具个性化的表达，这一转变在他为挂毯设计的系列画稿中尤为突出。在这些作品中，戈雅尽情施展自己的创造力，展现出在捕捉现实和揭示人性多样面貌上的才能。《庆典当天的圣伊西德罗小教堂》和《阳伞》展示了贵族们模仿平民阶级行为的场景，预示着数十年后的社会变革。在《摘水果的男孩》等挂毯画稿中，戈雅对人性进行了反思，这是他作品的一贯主题。与西班牙重要思想家们的深厚友谊，使他的创作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这在《斗牛爱好者》中有明显体现。 与之后浪漫主义倡导的理念相呼应，戈雅的创作力图捕捉人的主观感受和表现力，在肖像画中尤为突出。因此，他被视为委拉斯开兹之后，西班牙艺术界最杰出的肖像画家。 戈雅留下的作品数量众多，不仅为西班牙本土画家提供了灵感，也激发了国际舞台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创造力。欧亨尼奥，卢卡斯便是受戈雅主题影响显著的画家之一。他不仅汲取了戈雅的题材，还在作品中融入了独特的个性化表达。 欧亨尼奥·卢卡斯·委拉斯开兹(1817,马德里-1870,马德里)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约1860年，布面油画 1984年购藏作为戈雅的主要追随者，卢卡斯对戈雅笔下的若干主题进行了重新演绎，其中就包括这幅画作。然而，当卢卡斯创作时，负责审判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已不复存在。因此，卢卡斯的作品摒弃了批判性色彩，并将被定罪者骑在驴背上的形象与其他平易近人的人物进行并置，譬如作品前景中的马德里平民男子，这是戈雅时常描绘的对象。 欧亨尼奥·卢卡斯·委拉斯开兹《玛哈》约1855-1860年，布面油画卢卡斯是戈雅的主要追随者，对大师的主题和风格进行了新的诠释。他摒弃了原作中的批判和否定视角，将戈雅自由流畅的笔触转化得更为厚重而紧凑。在这幅作品中，女士们正在主持一场斗牛庆典，她们身着传统头纱、手持扇子，一位肩披紫红色斗篷的斗牛士陪伴在侧。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萨拉戈萨省丰德托多斯市-1828,波尔多) 《画家弗朗西斯科·巴耶乌》 1795年，布面油画来自特立尼达博物馆在这幅作品中，戈雅描绘了内兄（姐夫/妹夫）~弗朗西斯科·巴耶乌，手持画笔的姿势暗示了其画家身份。两人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戈雅通过冷色调和巴耶乌的面部表情来凸显人物性格。在此，戈雅展示了他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在描绘细腻光泽效果和透明质感上的精湛技巧，特别是在外套的绘制上尤为显著。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庆典当天的圣伊西德罗小教堂》 1788年，布面油画由佩德罗·费迪南·杜兰和贝尔纳多·德·奎罗斯于1931年遗赠这件作品是挂毯画稿的初步草图，意在最终画稿制作之前呈现给国王以获批准。因此，绘制手法较为简略。尽管如此，戈雅依然精妙地营造出作品的层次感，人物轮廓分明，足以辨识出其各自的社会阶层和表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光线的处理，夕阳的余晖将小教堂的部分区域映入阴影之中。这座教堂位于当时马德里的郊外，每年5月15日都会举行纪念圣伊西德罗的活动。人们聚集于此，享用“奇迹之水”，并在周边度过一天。 戈雅《托比亚斯和天使》 约1787年，布面油画2003年购藏在戈雅的宗教题材作品中，既有为教堂设计的大型画作，也涵盖了如这件作品般，专为祈祷而绘制的小幅画作。从这幅画中，可以窥见他对古典雕塑的深入理解尤其是天使的姿态和鞋履，令人联想到古罗马的雕塑。场景中的光影处理尤为出色，阳光洒满整个画面，与这位神圣人物的人性化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托比亚斯是一个以色列人托比特的儿子，上帝派天使拉斐尔陪托比亚斯一起寻找治愈父亲眼疾的药物。提着鱼是托比亚斯的标志。 戈雅《摘水果的男孩》 1778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戈雅通过描绘孩子们的装束和破旧鞋履，精准捕捉了他们的质朴天性。他巧妙地呈现了孩子们脸上的各种情绪，一边是爬树者洋溢的喜悦，一边是等待用帽子接住果实者的忧心。作品描绘的画面，不仅反映了对命运深意的思考，也探讨了在追求超越身体极限时必须面对的风险。 戈雅《斗牛爱好者》 1779-178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该作品的标题指的是，由业余爱好者在传统斗牛场之外举办的斗牛节。年轻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这项娱乐活动，所展现出的近乎英勇的气概，引发了戈雅对人类激情的反思。简陋的围栏与背景中坚固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象征性地暗示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念。 《阳伞》 1777年布面油画来自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这幅作品被视为戈雅的杰作之一，其精湛的光影处理和丰富的色彩运用，展示了戈雅为创作王室挂毯“画稿”所倾注的巨大热情。这些画稿作为预备设计，将用于织成同等尺寸的挂毯。每幅画稿都拥有特定的视角和规格，均为王宫中的特定位置量身定制，像这幅画便被设计悬挂于某个窗户的上方。 在启蒙运动时期，贵族开始寻求新的公共空间以享受闲暇时光，如林荫道和花园，并对平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兴趣。因此，画中这对青年男女置身于大自然中，虽然佩有一些贵族专享的配饰，但身着典型的平民服装。男子也许是为了吸引女子的注意，试图为她遮挡阳光，而女子似乎对观者更感兴趣。 当时平民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男女都可使用的束发网。阳伞曾是一种贵族专享的配饰。年轻女子身着内衬皮毛的罩衫，这显露出她的贵族身份。 发现新的观看之道：肖像画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肖像画艺术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众多画家纷纷投身肖像画的创作，其中不乏专精于此的大师。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便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曾在罗马和巴黎学习绘画，并与安格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德拉索的肖像画被视为西班牙浪漫主义时期的典范，譬如他为华盛顿·欧文的好友绘制的肖像《萨宾娜·瑟芬姆·斯波尔丁》。华金·索罗拉是另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他的作品在20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极受推崇。马德拉索和索罗拉是西班牙肖像画传统的现代继承者，他们使戈雅和委拉斯开兹开创的绘画技巧重获新生。 在这一时期，风俗画同样展现出对描绘人物个性特征的浓厚兴趣。费德里科·马德拉索之子雷蒙多·德·马德拉索在创作《吉卜赛女郎》时，几乎完全采用了肖像画对细节和真实性的追求。比森特·帕玛洛里的画作则展示了西班牙画家对亚洲等其他文化的探索和兴趣。卡斯特利亚诺创作的《斗牛前的斗牛场马厩院》作为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一幅杰出肖像画，其独特之处在于呈现了普拉多收藏画作中人物形象最为众多的场景之一。 曼努埃尔·卡斯特利亚诺(1826,马德里-1880,马德里) 《斗牛前的斗牛场马厩院》 1853年，布面油画1873年购藏集体肖像～这一汇集了特定社会或职业群体成员的肖像画形式，在西班牙并不常见。在这幅作品中，通过人物的服装和帽饰风格，便可区分出斗牛士、他们的助手和骑马斗牛士，后者还可通过其坐骑进行识别。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斗牛士的经纪人和斗牛爱好者们，大家共同期盼这场深植于大众文化的盛事拉开帷幕。 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1815,罗马-1894,马德) 《萨宾娜·瑟芬姆·斯波尔丁》 1846年，布面油画，2014年购藏肖像画往往揭示了画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并可能承载其他意义。红色天鹅绒的奢华和黑漆盒的精美突出了萨宾娜的经济地位～一位有名望的银行家之妻。书籍则暗示了她对文学的热爱，尤其是她与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友谊。而花卉，特别是大丽花，象征永恒不变的爱情，紫杉树则意指长寿。 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1815,罗马-1894,马德里) 《蒙特洛侯爵夫人玛丽亚·多洛莉丝· 阿尔达玛》 1855年，布面油画由里瓦斯公爵夫人塞琳娜·阿方索·阿尔达玛于1920年遗赠这幅作品是当时最知名的西班牙肖像画大师马德拉索的杰作。画家通常采用四分之三身长的构图来描绘资产阶级人士。他的许多肖像画都透露出一种朴素而不失高雅的氛围。因此，画中人物保持着内敛的表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饰和珠宝的华美璀璨。这位女士是一名业余作家。 雷蒙多·德·马德拉索-加雷特(1841,罗马-1920,巴黎) 《吉卜赛女郎》 1872年，布面油画由拉蒙·德·埃拉苏于1904年遗赠雷蒙多·德·马德拉索来自19世纪西班牙最负盛名的艺术世家之一，其职业生涯主要在巴黎度过，并在那里成为一位备受推崇的画家。作为著名肖像画大师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之子，雷蒙多擅长肖像画和风俗画的创作，前者令其名扬法国和美国。这幅独特的风俗画也尤为引人注目，是画家在塞维利亚之行期间创作的。从肤色和衣着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一位吉卜赛女郎（装饰风格的金色耳环和头发上的花朵，都是吉卜赛女郎的标志性饰品）不同于其他吉卜赛主题的作品，这幅画作避免了典型的刻板形象，内省的目光、沉浸式的姿态及人物的呈现方式，都表明这幅作品更贴近于肖像画而非一般的风俗再现。值得一提的是，画家用极少的色彩创造出强烈的真实感，并捕捉到细微之处的精妙。 比森特·帕玛洛里-冈萨雷斯《工作室内》约1880年，布面油画由比森特·帕玛洛里-雷布莱于1941年遗赠19世纪的后三十年，细致入微的小幅画作在欧洲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小尺寸的作品通常绘于木板之上，其精致细腻的绘制手法、明亮丰富的色彩及繁多的细节处理，使得观赏者的视觉体验超越了作品主题本身，而这些主题往往并非重点。马里亚诺·福图尼推动了这一画种的发展，其成就激励了众多西班牙及国际艺术家，帕玛洛里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幅画中，他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画家的工作室场景：一位模特正在静候画家的到来，同时欣赏着他的作品。工作室内装饰的大部分物品来自亚洲(尤其是日本)，体现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文化对欧洲的深远影响。 华金·索罗拉-巴斯蒂达(1863,巴伦西亚-1923,马德里塞尔塞迪利亚) 《画家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 1902年，布面油画由玛丽亚·特雷莎·莫雷特于1922年遗赠这幅肖像画被誉为索罗拉的代表作，展示了这位20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的不凡才华。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1845-1912年)不仅是索罗拉的挚友，亦是一位擅长绘制风景的画家。和其他作品一样，索罗拉在此处力图捕捉一个瞬间的形象，摒弃了同时代画家采用的刻板、静态的姿势。画中的贝鲁埃特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生动的姿态：手持帽子，外套未脱，头部转向观众，仿佛他刚进入室内，还来不及脱下外套和帽子。索罗拉的这种表现手法与自然主义绘画颇为接近，而其技巧则明显受到了委拉斯开兹的影响，他宽阔的笔触和对灰黑色调的精妙掌握都反映出这一点。 发现新的观看之道：风俗画与风景画19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绘画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发展浪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如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和华金·索罗拉的推动。风俗画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福图尼在这一创作领域的成就尤为卓越。他以小画幅作品闻名，并对捕捉光影效果颇有研究。伊格纳西奥·皮纳佐同样重视画作中的光线处理，擅长通过光影营造画面的动态感。与福图尼关系密切的风景画家马丁.里科，在美国享有盛誉。他将福图尼的绘画风格引入风景画的创作，形成了极为细腻精准的画风。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对风景的描绘方式与里科截然不同，贝鲁埃特在部分作品中展现了对印象派风格的独特表达。 罗莎·博纳尔是当时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她在动物绘画领域的杰出贡献彰显了这一时代的显著进步。通过对玛丽亚·格雷罗的描绘，华金·索罗拉向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崇高传统致敬。作为本次展览的尾声之作，这幅画意在激发观众深入思考普拉多博物馆在不断提供新视角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伊格纳西奥·皮纳佐·卡马伦《农牧神》 1888年，木板油画，1957年购藏皮纳佐是西班牙自然主义画派的重要人物。这件作品展示了他对鲜艳夺目的色彩及光影效果的着迷。这两个要素，加之对儿童形象的钟爱，对皮纳佐的艺术创作至关重要。画中的孩子手持乐器，暗指古典神话中的农牧神，而头上的花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古典文化的联想。 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波尔蒂奇海滩上的男孩》，1874年 马丁·里科·奥尔特加《比达索阿河河口》，1872年 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莫雷特(1845-1912,马德里) 《昆卡市花园景观》 1910年，布面油画由玛丽亚·特雷莎·莫雷特于1922年遗赠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班牙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一。他的艺术风格从最初研习的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甚至与印象主义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尽管他对这一艺术运动有着独到的演绎。 和其他城市景观作品相同，贝鲁埃特偏爱描绘城市的外围或郊区，而非城市内部。他尤其着力捕捉城市建筑的独特性，画中的楼宇建造在一片狭窄而巨大的岩层之中，这片巨石分隔了韦卡尔河和胡卡尔河。因此，贝鲁埃特选择了一个低视角。通过展现城市的简朴风貌、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贝鲁埃特捕捉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他相信，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西班牙精神的核心。 罗莎·博纳尔《狮子》，1879年罗莎·博纳尔是画动物著称的女画家。 华金·索罗拉-巴斯蒂达《女演员玛丽亚·格雷罗扮演的“傻姑娘”》 1906年，布面油画，1933年购藏索罗拉是一位在欧洲和美国都享有盛誉的肖像画家。在描绘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物时，他会倾注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就像这幅画一样。玛丽亚·格雷罗不仅是索罗拉的邻居，更是西班牙戏剧史上著名的女演员，她致力于推动黄金时代戏剧作品的复兴，包括洛佩·德·维加的《傻姑娘》。因此，画中的她身着剧中女主角菲内娅的服装。这幅画也是对委拉斯开兹及其描绘的公主肖像的致敬～公主们常身着类似的银色和胭脂红相间的西班牙式宫廷裙，右手拿着手绢。委拉斯开兹对索罗拉可谓影响深远：索罗拉现代而简练的绘画风格，尤其是在描绘服装的笔触和色彩运用上，都让人想起委拉斯开兹。虽然这幅肖像画最初于1897年绘制，但索罗拉在1906年决定将其扩展，在上下两端均增添了画布。 在画作上方，索罗拉加入了家族盾徽和所绘女性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