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观前教育

心海留客

我与观前教育

包熙葆

观前，位于长江中下游交界处之南岸，方圆20余里，因处在道观前面，故得名。观前曾是一个乡镇，也曾是区公所所在地。

观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前半生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我终生与教育为伍，前半生的教育以观前为坐标。

我喜欢观前，因为它默默地引我向前看。

解放前，观前教育仅有私熟。解放后，全乡办有一所完全小学，10所初小。1966年前，全公社也只有11所公办小学，两所民办小学。“四清”至文革开始，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小学所数有所增加，而且办起了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和一所农业中学。

我与观前教育，是我前半生的生活底片。有人说，生活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快乐与痛苦常给予我们短暂而有益的思考和回忆。

在当代中国，升学率是教育的主色调。我读小学时，观前的升学率名列全县榜首。观前的教育历来质量上乘，享有名气。升学率高低与教师教学水平相关。我的初小老师方平先生是贵池城里人，1958年他教汉语拼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学的高建华老师和六年级班主任兼语文和算术教学的胡杰老师，都是全县名师。胡杰老师多才多艺，戏曲创作和二胡演奏远近闻名，他还是县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国阳老师音乐和书法教学，屈指可数。

参加工作后，我的同事中，胡浩然老师小学各科全面而系统的教学能力，包玉彩老师大胆泼辣的工作魄力，胡振旺老师精湛的作文教学功夫，汪锦山老师识字教学的活字典样榜，杜若凡老师风格独特的字词句教学水平，王启初老师爱生如子的情怀，吴耀顺老师深遂的政治理论基础，夏正颖、周庆祥老师扎实的英语教学能力，谢六一、包晓科老师认真细心负责任的工作作风，包正海、方凤仙、包灿南老师卓越的学校管理水平，吴振武老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风范，胡仲生老师优秀的团队工作经验，包国标老师敢于管理的精神，陈珍珠、胡杏花老师甘当师生生活顾问的服务精神和指导文艺演出的能力，周镇洋、施立成老师深受学生众口称赞的数学教学成绩，刘长青、吴声琳老师不甘人后的自强不息精神，孙玉岑、陆正英老师组织体育运动会的能力等等，不胜枚举。他们不仅催我上进，鞭策我向之看齐，更是观前教育的中坚力量。

观前教育名气的回响被少年的我们听闻到，等到我们上初中，课堂上观前同学的知识表现，见证着观前教育名气的真正实力。在我们当令时，若不做出点成绩，与观前教育的名气不相称，岂不要被历史老人责罚。

从1968年参加工作，到1986年调离观前，这期间于学习道路上中途下车的我，在家乡观前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从民办教师、公社教育会计、教育干事、学区校长到区辅导学区副校长（副科），一干就是18年。历史上观前教育的名气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动力，身边同事们的学识与能力给了我榜样的力量，让我不敢懈怠，必须努力奋进。

我与观前的教育，上讲坛的时间不过三年，其余时间都是从事基础教育管理工作。

在转瞬即逝的时空里，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千淘万漉的洗涤后留下的记忆，是人性的感悟，是人生的诠释。我在观前做教育管理，有几件事值得回忆。无论时光如何的荏苒，它仍然是我人生底片上不变的亮色与有趣的风景。

这几件事其实很平淡，之所以勾起我的回忆，是因为做这些事时遇上了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境遇，是因为不与其同流合污，走自己的路，所以成为亮色和风景。“真我”从而在时势中显见，显见的还有我与观前教育的本色。

　　一是专心于提高教育质量。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影响教学的因素，首先是师资队伍与教育规模不相适应。那时，大中专学校停止招生，师范院校没有毕业生分配；原有公办教师全部回原藉；中小学入学人口处于高峰期；县城中学元气大伤，半天缓不过神来，无法向农村招生，中学由县城下沉成为必然；师资力量不足，尤其缺乏英语教师，只好到社会上去录用旧大学生。而这些人都有“帽子”，我却不管政策禁锢，想方设法寻求批准。留日大学生并参与民国政府宪法起草的包世杰和两度上大学的“现行”吝焕中老师，就是在我的强烈要求和智慧争取下走上教学岗位的。此时大量上山下乡和回乡知青走进教师队伍，民办教师成为教师队伍主流。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业务水平成为教育管理的重点工作。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干事，为党和政府领导和管理基础教育当参谋，我既抓教师集体培训，又经常开展教学观摩和比赛，组织教学检查和评比。但是，“破四旧立四新”中，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材教法被一扫而空，偌大一个国家连一本教学大纲都买不到。面对教学专业知识一片空白的大量民师队伍，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十分重要。没有培训教材，我到鞭炮厂的旧书堆里翻找，到兄弟县教研室求助。与此同时，主要是组织教师编写。能够编写培训教材的教师，都是公办教师，而他们都有“臭老九”的嫌疑，大部分还是出身不好的人。有一位大队支书向公社党委汇报我不让“坏分子”教师参加“双抢”劳动。公社党委书记找我了解时，我以“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和“各尽所能”的观点作解释，从而得到支持。

我坚持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为纲，纲举目张，就会风清气正。在这种风气下，教学水平高的教师受人尊敬，反之则压力大抬不起头，于是重视教学，研究教学便蔚然成风。这在今人看来，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狠批白专道路的年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幸亏在那个年代没有“运动”我，可能因为我学历和职权低，名气小、运气好而幸免成为运动的对象。尽管如此，然而今天回忆它，我在为自己的“初生牛犊不畏虎“深感欣慰的同时又倍觉后怕。

其次是开门办学，学工学农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活动。我适当地与左倾思潮周旋，与贫宣队搞好关系，坚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关起门来办观前的教育，尽量减少“开门办学”的影响和干扰。一次县教育局领导来观前检查工作，了解开门办学情况，当得知我们的步子小，成绩差而进行工作指导时，我因为对观前的教育充满自信，对开门办学想不通便自然请教：衡量教育质量高下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一位随行干部竟然反问我：你说呢？我干脆回答：当然是看毕业生德智体的表现。对方说：如果不走开门办学的道路，就无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我举例反驳：我们接收几百名上山下乡知青，在使用时大多不及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这是为何？难道来自上海、合肥等地的学生他们所在学校的开门办学都比我们还要差吗？我只是一名基层教育干事，年轻无知，领导不与我计较。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讨论没有结果。后来，县里安排我参加池州地区“继续革命理论学习班”，意欲提高我的认识，也有培养年轻干部的意思，我却无意于“继续革命”，趁机学习安师大函授课程，让我占了个集中时间自学函大的便宜。

观点决定立场，立场左右行为。在我看来，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如果不抓教师队伍建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误人子弟，而成天让学生学工学农，不务正业，更是误人子弟。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这一方针规定了教育属于经济基础，是为培养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劳动者服务的。把教育强扯到上层建筑，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必然耽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培养，显然于国家和民族大业不利。其实，时任教育局领导应该是同意我的观点的，因为他在文革初期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我想他心里肯定有数。他一直对我很器重，就让我心中有谱，只是由于政策原因无可奈何地应付一下而已。领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能够集中精力抓教学质量的提高，将开门办学置诸度外，走走过场。这既为全社青年学生在国家恢复高校招生制度后的应考打下了极好的文化知识基础，临场不觉慌乱，从容取胜，也为那一代人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

第三是普及教育中百分之几的工作难点与教育质量这个重点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文革期间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一个问题。当时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就是普及小学教育，即7——11周岁适龄人口入学率要达到百分之百。由于入学儿童都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前出生的，人数多，比例高，加上那时农民生活困难，适龄人口要达到百分之百入学实际不可能。正常的入学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百分之九十多肯定有水分。但绝大多数公社报表数字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上级提出狠抓百分之几的要求。有经验介绍，“跑到路上不长草，跑到村里狗不叫”，就是教师深入村庄和社员家庭动员未入学儿童上学的生动写照。谁不愿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之所以不能上学当然有各种原因。所以，这个百分之几适龄人口未入学的问题是普及教育的难点，解决难点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实践证明，即使做了，也是徒劳。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百分之几的人身上，既劳而无功，也会置百分之八九十的在校学生于难顾。这是抓小丢大，抓虚弃实，得不偿失。

我对当时普及小学教育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质量问题，言外之意，不是数量问题。此结论来自于以下分析：一是从普及教育的规律来看，操之过急会犯唯意志论错误；二是从教学质量的现状来看，提高质量比提高虚假数量更迫切更有意义；三是从计划生育的发展趋来看，普及小学教育将不会成为问题就不是当下的工作重点；四是从高一级学校招收新生的比例来看，在选拔教育制度下，现有的中小学在校生基数完全能够满足人才培养逐级选拔的需要；五是从目标任务与实现条件的相应性来看，循序渐进和实事求是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为我一直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工作的首位，对解决百分之几的数量问题采取以质量求发展，以好的教学质量吸引儿童上学的做法，保证了教师的精力不至于被那些无效劳动所牵扯，能够全部用于教学工作，得到县和地区教育局领导的肯定，并对我以上的分析给予了称赞。

　　二是开展教育改革，一举打破被动局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办好教育。这是我在观前做教育管理值得回忆的第二件事。

我国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校全都分布在全国城乡社区，教育的人权、财权和事权却在县里。基础教育的摊子大、基础薄，困难多、条件差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初步缓解了不利局面。但是，基础教育与基层社区政府只是见面相识的关系，缺乏紧密联系机制。这是由教育的软任务地位决定的。随着党和政府关于“普及小学教育是我国的一项大政”和“提高教育战略地位”目标的确定，基础教育的责任因此落到了各级政府身上，地方政府与教育不沾边的情况必须改变，光靠教育部门是力不从心的。改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科学机制，使地方政府主动承担办好基础教育的责任。否则，政策难以落地，只能成为上层的一厢情愿。

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我瞄准了实现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改变基础教育被动局面的契机，适时决定开展教育改革。

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后出现的教学与种责任田对教师的双重夹击现象，是文革刚结束时教育面临的新问题。农村中小学教师中双职工户极少，甚至连单职工户（老婆是农民的公办教师）都不多，因为民办教师占很大比例。分田到户后，90%以上的教师家庭面临种田问题。曾有对联曰：“教学生产双管齐下，老婆校长两面夹攻“，横批：”无可奈何“，就是这种现象的概括。校长要教学质量，老婆要粮食产量，教师的精力成为学校和家庭双方争夺的对象。面对教学秩序难以保证的情况，家长有怨言，干部有批评，社会有指责，教师心里也过意不去。

怎么办？我选择这一时机，在自己工作的观前公社开展教育改革。主要内容：一是改革教育的管理体制，将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明确所有权属于国家，管理权归属各级政府，并提出县社队分级办学的概念，做到责权利统一，调动公社和大队的办学积极性，使集体财富参与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待遇分配，达到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劳动报酬，尽可能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之目的；二是改革学校的管理制度，实行考核聘任制和校长负责制，由地方政府招聘校长，校长招聘教师，让教师队伍适度流动起来，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问题，使能者上庸者下；三是改革教学方式，引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革新被动学习的传统教学弊端，实行精讲多练、启发式教学、主动学习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教学方式现代化进程。我于1980年提出的这一改革方案，与1985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引起有关方面的震惊，从而得到省人大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教育部门独家办教育的现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的整体联动、力量聚合的机制。群众称这种制度叫“村里搭台，校长唱戏”。这是教育改革的牛鼻子，抓住了它，基础教育的全局就活了起来。实行管理体制改革后，县、（公）社、（大）队三级办学的职责明确了，比如普及小学教育，责任在政府，一个党员和干部包户的局面出现了，百分之几的适龄儿童未入学问题不用教师单独去跑了，入学率就上来了。同时，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校长姓“钱”（时传校长姓“教”又姓“钱”，即校长既要抓教学，又要抓改善办学条件）的问题解决了，教师的待遇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改变了责权利相分离的状况，使僵化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考核制度有了改善，校长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教学和生产的矛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教育政策和教学计划的贯彻落实有了明显进步，普及小学教育的巩固率、普及率和毕业率有了很大提高。

教学方式的改革，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改革的高难度和创造性工作，必须随着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断进步。纵观全国基础教育，从整体上看，这项工作至今进步缓慢，参差不齐。起到引领作用的先进单位的经验虽令人欣喜，却难以迅速普及。当时我们把它列为基础教育整体改革的内容，作为三大重点之一，首先是从改革的方向上引导广大教师必须明确并为之努力；其次是制定实施计划和措施，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去推进。对此，我们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项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增强了政府的责任感和教师的信心；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激发了教学活力，让政府、社会和家长看到了希望，巩固了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教学方式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教师素质的整体提高，对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改革举措得到安庆行署教委、地委宣传部和行署的首肯。县教育局和县委、县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省人大实地考察并给予很高评价。安徽日报、安徽电台、安徽教育咨询和安庆地委内参都先后作了报道。县委曾发文向全县推广观前经验。不少公社派人来观前学习取经。梅龙公社党委做出决定，在全社开展学习观前经验活动。观前开展教育改革的做法在全省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观前公社曾作为两个基层代表之一列席当时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三是为民办教师寻找出路，为群众减轻负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我在观前做教育管理值得回忆的第三件事。

民办教师成为教师队伍的主流和中坚力量，是我国文革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独有现象。观前公社高峰期民师总人数为137人，而公办教师只有36人。大部分完全小学校长都是民办教师。

小学是义务教育阶段，全世界义务教育都是政府行为，而我国民办教师是由群众负担。按照义务教育规律，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很久。当时国家已经采取选招的方式，减少民师比例。作为一名教育管理工作者，必须看清这种趋势，否则将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被动。

根据民师队伍的构成和有关政策，作为教育干事，我要为党委和政府整顿民办教师队伍当好参谋。首先我把减少民师数量当作本职工作的一项任务主动去抓，做到心中有目标，年度有计划，制定措施，组织实施。面对庞大的民师队伍，我们采取以下方式减少民师数量。

首先，积极争取公办教师的流入，增加公办教师数量。1968年底，观前公社只有公办教师14人，其中6人评定为不受欢迎的教师，接受群众监督劳动。到1979年，公办教师才达到36人，只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1986年，我离开观前时，学校和学生数都达到历史高峰期，民办教师已经减少到36人，与公办教师数量倒了个，为全县民办教师比例最低的公社。我们的主要做法，一是无条件接收其它公社要求调出的教师。可能这些人真的表现不够好，但他们毕竟是经过专业教育的公办教师，业务水平应该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不用群众负担。经使用，即使个别人确实教育不好，当我要求调整时，县局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改行，并为我们以新分配的公办教师作等量调换；二是努力做好工作，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先进单位，为县里争光，同时得到县领导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给予我们数量和骨干力量的支持。比如每年中师生分配，县局第一个让我去挑选，名额分配上也有所照顾；三是率先改革人事制度，争取外公社公办教师积极主动流入。

其次，充分利用有关人事政策，聘用短期代课教师。比如公办教师被县里临时抽调他用，或生病住院，或女教师产假等，都可以申请代课教师指标，其工资由县里解决。我将这些一个月两个月的零星代课经费集中起来使用，为缺编学校临时聘请短期代课教师，以减轻群众负担。

第三，招工招干和升学指标落实，优先考虑民办教师。当时我是教育和“五.七”干事一肩挑，有条件有能力通过招工招干和推荐上学来统筹处理减少民师问题。无论是上山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能够走上民师岗位，各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这是招工招干或升学时优先推荐民办教师的前提条件。

第四，帮助民师复习迎考，鼓励民师走择优录取之路。招工招干和推荐上学，从形式上看，对于民师来说是被动行为，主动性在政府以考评的政策手段通过群众评议、组织推荐来实现。而复习迎考走择优录用或升学的路，是民师的主动作为。这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区界是改革开放。实行考试录用或录取政策时，我们在观前中学和双岭初中班两地分别举办大学和中专复习迎考辅导班，组织民办教师和社会青年复习。组织的支持，舆论的力量，群体的效应，调动了民办教师的学习积极性，为民师选招和升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一年，观前公社民师选招考试成绩达标者为7人，是全县第一。试想，一个公社一次性通过考试选招7位民师为公办教师，这个幅度是很大的，突破了推荐时名额分配的限制，取得了民师“多走快走”的主动权，产生了“有能耐就到锅里抢”的效应。另外，由于以前开门办学时，全社中小学教育受到的冲击较小，教学质量过硬，为走上教育岗位的民办教师通过中高考升入大学和中专（中师）打下了很好的文化知识基础。观前公社每年大学录取率远远超过池州地区和贵池县的平均水平，其中历届高中生，即社会青年（几乎全是民师）占很大比例。民师考取大学和中专、中师的多，民师数量减少得就快。民师考入大学师范类和中师的，毕业后大多分配回原藉工作，这为本地公办教师数量的增加创造了“去的多，回来就多”的积极效应。

第五，对于1979后入职的民师进行清退，这是硬杠子，没有办法不执行。除个别大队小学教师编制不足予以短期保留外，其余的快刀斩乱麻，全部一次性清退，不留后遗症。清退这部分民师时，我争取到公社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尽量安排到社办企业或有关部门工作。

　　四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当地人民谋利益。这是我在观前做教育管理值得回忆的第四件事。

当国家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教育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时，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师生学工学农，反修防修，则抓教学就是智育第一，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时如果没有灵活性，教学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事，可我们在那个“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耽误整整一代人”问题上没有多少感觉。

当上级将普及教育压得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是用主要精力去抓难度很大的百分之几适龄儿童入学，还是抓百分之八九十的在校学生学习，也是衡量我们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与否的问题。我们一直保持入学率在85%左右，虽然排名靠后，但是却以教学管理和教学质量优异赢得社会和组织称赞，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当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教师家家户户分到田地需要耕种时，正确处理教学和生产与教师争精力，是需要既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智慧。当时，我提出“歇人不歇车”的口号，在农忙季节允许教师轮流请假，但决不允许停课，决不耽误学生的学习。

当民办教师比例过大，群众负担过重时，我将其它公社不要的教师统统接收过来，首先增加公办教师数量，减轻群众经济负担，然后再抓教师队伍管理，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德才水平。

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与升学率发生矛盾时，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抓全面开课，开展文艺、体育、书法、口算、作文比赛，为学生打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又采取办重点班，集中优质教育资源为升学服务，研究中高考赢战策略，猜题押宝，提高升学率。

当民师选招和中考初选考试成绩揭晓时，年年都有窝里斗问题发生。因为捣掉上面一个，下面就能够上来一个。我反对“碗里争食”，引导大家要抢就去“锅里抢”，坚持做好各方面工作，不给捣蛋者一丝成功的机会，既纯正了风气，维护了团结，更确保和提高了高质量的录取、录用比例。

作为一名教育管理工作者，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能够洞察事物发展方向，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善于抓主要矛盾，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其基本工作能力之一。有了这种能力，就能摆脱困境，开创新局面。时代趋势强迫我学习和掌握这种能力，工作实践培养和锻炼了我的这种能力，这是我在观前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收获之一，给观前人民带来的利益是有目共睹的。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亲自为我们批准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曾引起兄弟公社书记们的嫉妒。当时池州地区高考升学率正好与全国平均升学率4%持平，我们观前公社达到10%，中专（中师）升学率居全县第一，其中一个重点班曾经创造35名升中专的奇迹。人们夸奖我们大中专录取成果，如同农民在菜园里拨萝卜一样丰硕和轻松。更重要的是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了众多骨干力量，充分彰显了基础教育的魅力。后来，池州市和贵池区不少科局级（副处级以上）领导，就是那时从观前走出来的毕业生。600年前，曾有风水师预测观前这片土地将来会出一斗芝麻官，现实证明了这一预测的准确性。他还预测这一片土地未来将成为闹市区，江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观前范围，这一预测正在实现。

观前是包康的领地。包康是包拯五世孙，字鸣凤，于绍兴年间从宋军辞官归隐后选择此地居住，从此繁衍了龙山包氏一脉。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调查统计，包氏人口占观前总人数70%左右。九华山国际机场至318国道被命名为凤鸣大道，就是以康二公的“字”命名的，可惜将鸣凤颠倒了。

身为包拯后人，我与观前教育一度结缘是很幸运的，为观前教育做了一点贡献也是应该的。但是，组织上却给了我很高荣誉和信任，多次被评为县和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还调我去到行署教委工作，从而开启我下半生更加重要的人生旅程。

责权利统一能够创造高效益，是宇宙的普遍性法则。当责权利不统一时，尽管人微言轻，只要心系苍生，小人物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今天我与观前教育的回忆所得到的感悟。

2024.8.7初稿完成于观前赵冲包

8.10修改完成于池州伊美花园

指导 胡浩然

美篇 心海留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