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我、弟弟小老黑（2）

刘凤斌

从哈尔滨市搬到长春

　　儿子小的时候曾经问过我：“咱家原来住在哈尔滨，为什么搬到长春了”？这个事儿在刘家下辈人心里还真是个谜，不妨今天我讲个搬家的故事吧，借此为家人揭开这个谜底。

　　一九五八年十月份最后的那天，哈尔滨市道里区铁路四院儿我的家里来了一些人，不喝茶，不闲聊，只顾把家里的东西往车上搬。我不知所措，愣愣地靠边儿站。妈妈告诉我，“咱家搬家了，和小福林家一样，搬到长春市”。“长春是哪里呀，离这儿远吗”？我不懂，只在在心里画问号。我爸爸好长时间没回家了，这次回来也没耽上几天，今天是带着工友帮着搬家了。

　　第二天的上午，我四岁的大弟弟和两岁的妹妹由大人们轮流背着抱着，爸爸带着我们全家人从铁路六号门顺着铁道线儿步行来到了火车站站台上。夹在一群送行的亲戚、爸爸的工友、好邻居中的我萌萌地有一种新鲜感。妈妈说，在长春能见到我的伙伴儿小福林，我盼着快点儿到长春。

　　被挤在靠窗座位上的我，看着泪眼婆娑的妈妈紧紧地拉着着车窗外大姨的手舍不得松开，我的一只手也紧紧地握着大姨的另一只手。站在大姨身后的是高高个子的大姨父，微笑着一直在向我们挥着手。这记忆犹新的分别场面，恐怕一生都要定格在我的头脑中。那一天，距离我的七岁生日还差十天，确切日期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一日。

　　过道儿对面的两张硬板儿席上坐着另一家人，我爸爸和那家的男主人很熟悉，他俩说话唠嗑无拘无束，我爸称呼他王大哥，他喊我爸老刘。开车后两位男主人各自介绍了自己的家人，爸爸让我称呼那家男女主人为王大爷王娘。这个爷字读轻音，实际就是王大伯的意思，别理解错了，在东北这大爷指的是爸爸的哥哥，不是爷爷辈儿。王大爷名字是王凤桐，我爸爸的名字刘德宗。

　　尽管列车外的深秋大地缺少绿意，但一路上变换的景色还是让我感到新奇。太多的记不住了，只是铁道边儿时不时能见到粗壮的带方孔的水泥大圆柱体或墙式物体引起我的好奇。我问爸爸：“爸，那是什么”？回答很简捷：“碉堡工事”。“干哈用的”？“十年前打仗用的”。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打仗是怎么回事。以后我回哈尔滨坐火车机会挺多，见到路边的碉堡越来越少，到后来拆得一处也见不到了。等我长大后，逐渐明白了，那是解放战争的遗迹。“如能留下点儿多好啊，有实物痕迹存在做为见证，可以时时提醒人们新中国是来之不易的”。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路边碉堡的绝迹感到挽惜。

　　列车开动不久，妈妈和王娘开始对话，从她们的言谈中，我了解了他家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家四个孩子，三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让我喊大姐的女孩儿十岁出头儿，最小的女孩儿还抱在王娘怀里。那年代家家都多子女，他们家的孩子比我家还多出一个。

　　王大爷家的男孩比我高，王娘说他比我还大上几个月。他说他叫王建文，我说我叫刘凤滨。他说他家住的是厂门口经纬路的一个楼房，我说我家住在铁路四院儿的旮旯里。他告诉我他还没上学，我跟他说我想上学没报上名儿。从那时起随着大人叫，他叫我小滨，我叫他小文。我们俩越唠越近乎，到下车时双方已经拉起了手。我俩都不知道自己长春的新家在哪里，互相表示愿意住邻居。

　　在《童年趣儿事》第七篇里，我曾讲过我有三个光腚娃娃，分别是福林、二小儿张俊良和张占生。但论起发小儿来，当属福林和小文。福林大号张锡来，已经讲过了他的出生和他的一些家里事儿，有机会再接着讲他的故事吧，看看，他跟我既是光腚娃娃又是发小儿。

　　建文是我发小儿属于不争的事实，一辈子我俩都相互铁认帐儿。二O一六年他突患脑梗在本溪一家康复医院治疗，六月二十四日，我专程乘高铁去本溪市看望他。嫂夫人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看谁来啦”？他清晰且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两个字：“发小”。那一刻就如听到一声惊雷，顿时弄得我泪水满脸颊，你想，我还能正常地说出话吗？天不做美，岁月无情啊，除了张占生杳无音信外，我的几位光腚娃娃及发小儿都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想到他们时我除了感伤还是感伤呀。

　　长春到哈尔滨约240公里，坐高铁也就一个多小时，但那时坐火车慢车足足跑了六个钟头儿。互不相识的两家都各自在哈尔滨生活了很多年，六个小时的闲聊让两家人逐渐失去了距离感，不光感情上互相贴近了，而且多少有了一种上车前我们就认识的邻居感觉。

　　说到这儿，该端上正题啦，咱家和小文家福林家等等为什么搬家来长春呢？多年中逐渐地听我爸爸讲了来龙去脉，现在可以说清楚啦。假如搁在几十年前，有些细节我也写不明白。

　　铁路老人儿都知道，从前哈尔滨车辆厂的全称是“铁道部哈尔滨机车车辆工厂”，一九五八年撤消机车两字成了“铁道部哈尔滨车辆工厂”。原来呀，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铁道部在长春建成了专门儿修理蒸汽机车的“铁道部长春机车工厂”。将哈厂修理蒸汽机车的全体专业人员、设备、工装等全盘儿端入了“长机厂”。这事儿很好理解，半军事化的铁路职工没说的，党让上哪儿就上哪儿，党让干啥就干啥吧。于是，上千的哈厂职工带着家属一股脑地迁来了长春，原来的哈尔滨藉人都成了地道的长春人。事实就是如此，无可争议，于是乎，主产品部件车间的老职工、福林的父亲张绍明一家三口早于我和小文家两、三个月，先期住进了长春机车厂住宅，人称桔杆儿楼的九栋居住。

　　为方便起见，用简称，按当时铁路内部的称呼，将哈尔滨车辆厂称为“哈厂”，长春机车厂叫做“长机厂”吧。 那么，做为哈厂辅助车间修机车间领工员的我父亲是怎么来长机厂工作的呢？必须再费点儿文字聊一聊，看后你即可明了。

　　铁道部成立了一个“建厂安装队”，目的是为部内新建的各个工厂安装设备。责成哈厂修机车间主任付维纪任队长，带领安装队首先进驻厂房基本建成的长机厂，安装所有的车、铣、刨、拉、插、磨、炉、锤及七十五吨以下各类吊车及配套的电气设备。这个安装队归铁道部直属，人员诸事既不属于哈厂更不归长机厂管理。于是，从一九五六年的某个月起，哈厂修机车间的技术骨干魏宗礼也调任为安装队的领导之一，随付维纪队长一起，来长机厂工地工作。一不作，二不休，家属随行带来长春住，将来全国各厂随令行，家属也随同各地走。于是，一九五六年就来长春住的老魏家全家成了哈厂迁来长机厂的第一户，别管咋说，弄了个“长机厂之最”。

　　没住处咋整啊，在火车站附近租呗。魏大爷家的二儿子魏金铭是我长机厂子弟学校的小学、初中同学。上个月，魏家三弟金鹏请我和几个哥们去他家一聚，酒桌上金铭，金鹏还回忆讲述起他家迁来长春住的那段儿经历。

　　一九五七年前我父亲在哈厂修机车间任领工员，这个车间是负责全哈厂的设备大修任务，机车业务搬迁和他没关系，他心无旁骛地在哈厂工作。一九五八年春节后的某一天，已任铁道部建厂安装队队长的老主任付维纪匆匆赶回哈厂，点名儿要带我父亲进建厂安装队，并很快接到了调转命令。不容置疑，还是没说的，走吧，到长机厂安装没备去。但我家暂时没有搬，一如既往地住在四院儿里。那时我还小，不懂什么调令不调令，只听说爸爸出差了，没人告诉我爸爸去了哪是，直到爸爸的工友来家搬东西，我才晃然醒悟我家要离开四院儿，离开哈尔滨市啦。

　　父亲离休后才告诉我，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安装完设备，工厂要正式生产了，一件困难事摆在了新搭建的工厂领导班子面前。道北主产品联合车间已做好开工准备，但道南的几个辅助车间及部分科室缺领导，缺技术骨干。老革命出身的新任厂长陈平向铁道部打了报告，要求将建厂安装队的全班人马留在长机厂。于是，得到批准，命令下达，以付维纪为首的人员如王凤桐、魏宗礼、陈延庭、马希图、王路等几位大爷级人物统统留在了长机厂，当然，也没落下我父亲。再于是，开始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一一搬家。说到这儿，迷底揭开了，有的本该发生，有的偶然促成。有些为巧合，多的是必然。

　　我佩服父辈那代人，不只是佩服他们技术过硬，更主要是佩服他们的人品，他们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革命事业心。我们这代长机厂人承接了他们的优秀品质，几十年里长机厂的辉煌是经老一代人言传身教，全体长机人用头拱地精神干出来的。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这个故事，你能初步地了解当年的长机人的所作所为。

　　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全力以赴的一群人在安装七十五吨天车，这两部吊车是机车厂最大的吊车，合力能轻松吊起整台火车头在天上跑。王路大爷忙在天车上，顾不上其它一切事。突然，有人站在地面合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向天车上高声喊，喊声惊动了车上车下所有人：“老王，你媳妇生了”。“是吗？男孩女孩”？“男孩”，“啊”！接着，听了信的他回家没回家我就不知道了。你看看，媳妇在家生小孩，他却安然地在厂内安装天车，这是什么精神不用我解释，但这确实是真正的老长机人。

　　这个男孩叫王保国，后来也加入了长机厂职工的行列。就从给他取了名字后，不知是谁发明并流传开了一句善意的歇后语：“七十五吨上天，王保国落地”。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这是父一辈的真人真事。我就想通过这件真实的故事，表述一下老长机人的敬业精神，他们主动奉献，苦干实干，一心为公，不讲报酬。承上启下，一代代的长机人都做到了。与一些污蔑之词大相径庭，长机厂人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干的是社会主义。长机厂走到破产这一步，绝对不是长机人干得不好，是主产品蒸汽机车走入了穷途末路。

　　在哈厂时，我爸爸和王大爷已是十多年的老工友，老朋友。缘份割不开，兄弟情不断。哈厂没处够，长机再聚首，搬家同一时，火车座对座。家人新谋面，路上初混熟。再透露给各位一件事儿吧，你肯定感觉也是个乐子事儿。工厂规定，为搬家职工调配闷罐车运家具，两家一个车皮，别挑也别捡，轮到谁家就是谁家。巧得不能再巧了，我们两家居然分到了同一辆闷罐车皮，可以同时装车同时卸车，你看方便不方便。

　　今天的故事里没提到老黑，从哈尔滨搬到长春的这天算起，他离出生还差五年零六个多月。

　　列车就要进站了，未知的长春和机车厂就在眼前。此时，我和小文又牵起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