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 七夕节

赵永红

　　农历七月初七，称为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女儿节”，来源于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

　　这一天，主要是少女们祭拜织女，乞求智巧。在山西旧志记载中，除各种乞巧以外，还有拜魁星、晒衣书、挂田幡、放河灯等活动。这些都与爱情无关。甚至有些地方采用了“鼓震度巧”的极端方式，使少女们满怀期待的乞巧活动，最终成为一场噩梦。

祭拜织女

　　七夕节最基本的习俗，是祭拜织女，祭毕才开始各种乞巧活动。

祭拜在庭院进行，面对月亮，摆设几案，并陈设瓜果，焚香燃烛。有的还要摆设醑酺（康熙《阳城县志》、乾隆《高平县志》）、酒果（康熙《黎城县志》、光绪《祁县志》）、花果（雍正《定襄县志》），因为供献丰盛，在吉州（今吉县）和武乡、河津、临汾等县也称为“瓜果筵”。

祭拜用的瓜果有讲究。有的雕成奇花异鸟，有的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这种瓜果，称为“花瓜”。

有的地方还要扎妆草人。民国《虞乡县新志》《万泉县志》《临晋县志》记载：在今永济、万荣、临猗等地，大姑娘小媳妇在街头巷口用草扎装男女青年像，称为牛郎织女相会，并为草像穿上新衣，奉献花瓜，称为 “献巧娘”。

在《泽州府志》《沁州志》及高平、阳城、沁水、乡宁、武乡、河津、稷山等县志中，把祭拜对象称为“天孙”。如：乾隆、民国《乡宁县志》载：“幼女祀天孙，乞巧。”同治《稷山县志》载：“设瓜果筵，祀天孙。”天孙的称呼，来源于《史记·天官书》，指织女，因为织女是天帝之孙。

少女们轮流在供桌前焚香祭拜，默祷心愿。而后，一边吃水果、饮茶聊天，一边玩乞巧游戏。

穿针乞巧

　　穿针乞巧又称“金针度人”。乞巧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在山西，穿针最为基本，也流传最久，流行最广。明确记载为穿针乞巧的，有北部的广灵县，中部的汾阳、徐沟（今属清徐）、灵石，东部的昔阳、盂县、平定，南部和东南部的黎城、陵川、洪洞、万泉（今属万荣）、荣河（今属万荣）、临晋（今属临猗）等县。

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少女们在月下借着月光，以丝线穿孔针，先穿过者便是“得巧”，落后者则算“输巧”。所用的针不是普通的针，各式各样，统称为“玄针”。有的使用七孔针，光绪《平定州志》、民国《昔阳县志》载：“妇女结彩线，穿七孔针。”七孔针最早出现于汉代，比普通的针要多好几个针孔，增加了穿针的难度。

穿针乞巧往往带有竞赛的性质，类似古代斗巧的风俗。在雁北地区，少女还将自己的绣活儿陈于堂屋内，供女性亲友品评，以博得一个“巧”字。直到清末，在交城县还有少女们赛针线、姑嫂比绣花的习俗。

漂针乞巧

　　漂针乞巧又称浮针乞巧。其方法比较简单，先在容器中放入水，在露天光照下放一个时辰，等水面生成一层薄薄的水膜，然后轻轻地把针或细草放于水面上，再看容器底部针影的图案纹样，以定验是否乞得智巧。

针影不同，含义不同。投影像织布梭或鞋样是最好的结果，说明织女愿意赐巧给这位丢针人；如果像个棒槌则会引来同伴们的嘲笑，因为这意味着丢针人没有得到织女的垂青，接下来一年里双手会很笨。

乾隆《襄垣县志》、道光《赵城县志》、同治《稷山县志》、光绪《河津县志》载：“漂针乞巧。” 光绪《垣曲县志》载：“漂绣针，乞巧。”雍正《猗氏县志》载：“妇女……举望黄姑浮针，乞巧。针影奇者，为得巧。”

在曲沃、高平、阳城等县，漂针又演变为漂草，投于水碗中的，不再是绣花针，而是星星草、丝丝草、香节、藤萝丝。同治《阳城县志》载：“浮藤萝丝于水，名曰乞巧。”

豆芽乞巧

　　豆芽乞巧也叫种生乞巧。豆芽乞巧是在七夕初一或稍早时候，把绿豆浸泡在陶瓷盆中，到七夕时取出，看谁泡的出芽、长势最好，谁就乞得“巧”。有些地方不用绿豆，而用麦、稻、谷。如果是处女种生乞巧，必须用瓦器。民国《重修和顺县志》载：“处女用瓦器生五谷芽。”

明清时期，豆芽乞巧在晋南、晋东南地区比较普遍。康熙《阳城县志》载：“用盆水浮豌豆芽，观其所示之象，定女性工拙，曰乞巧。”光绪《翼城县志》载：“先期以豆浸器内，使生芽六七寸许，谓之巧针。……至晚，播巧针尖，置盆水上，视之大小，以为得巧之多寡。” 民国《虞乡县新志》载：“前十数日，贮绿豆于杯，每日数次灌溉，其豆芽可长二尺许，谓之巧芽，夸多斗靡，藉以乞巧。”

此外，豆芽乞巧还见于康熙《夏县志》、雍正《沁源县志》、乾隆《临晋县志》、光绪《吉州全志》等。

在实际生活中，豆芽乞巧有时候独立使用，有时候也作为漂针乞巧的一个步骤。

蛛网乞巧

　　见于晋南地区。当夜，在庭院中摆上瓜果，少女们向织女乞巧，第二天如果有蜘蛛在瓜果上结网，就是乞得了巧。

光绪《屯留县志》则记载了小男孩用蜘蛛结网来乞文：“童子置喜蛛于中庭，乞文。”

鼓震度巧

鼓震度巧似乎不是去乞巧，也不是在常规状态下来试巧，而是先让少女进入一种昏沉迷梦的状态，再测试其智巧。

民国《荣河县志》载：“童男女于此夕锣鼓齐鸣，对月穿针。”这是一种在强烈的干扰下，使其能完成穿针引线的技艺，其意是度过人为难关而乞得巧。

光绪《翼城县志》载：“亦有以童男女最幼者蒙絮被下，旁以铎鼓震，使昏能作写字、拈针状，谓之缠花驾。”将最年幼的童男童女蒙在棉被下，用鼓乐震蒙，看是否还能继续写字、捉针。

乾隆、民国《临晋县志》载：“其尤不经者，布裹幼女头，令小儿鸣金鼓震之，强使穿针整线，度巧。或致惊闷死。”用布比用棉被裹头在伤害程度上更进一步，以致有“惊闷死”之后果。

同样是在晋南地区，平陆县的做法到了“一念通天”的境界。光绪《平陆县续志》载：“女子游针乞巧，供织女，陈瓜果，金鼓喧阗，震女子令迷，能闭目针刺，醒后询之，以为见织女云。拙者责之。父母不全者勿与。”

为了向织女展示最虔诚的态度，却采用了伤害孩子身体的方法，荒诞不经。

拜祭魁星

　　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魁星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又称魁首，民间认为主管考运，所以每到这天，读书人都来祭拜。光绪《补修徐沟县志》载：“祀魁星，士绅诣魁光楼，献祭。”

小男孩因为承担着将来科举考试光耀门楣的责任，自然在魁星生日这天也不能闲着。光绪《屯留县志》载：“闺人设瓜果乞巧，童子置喜蛛于中庭乞文。”道光《赵城县志》载：“童子浸谷于盆，使生萌，命曰蘖母，及旬取，为水角裹笔头于内，啮之。视颖之向背，以别慧钝。女子则易以针，从所有事也。”同样是孩子，男女有别。

曝衣与晒书

　　俗语讲：“七月七，晒棉衣。”曝衣、晒书的习俗，都起源于汉代。发展到喜好夸奇斗富的魏晋时期，曝衣、晒书就变成了夸耀。富贵人家借七夕晒衣炫耀财富，文人学士借晒书显示学问。当时，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瞧不起这种作风。某年，他的邻居晒衣时，晒出来的都是绫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地用竹竿挑起一件又破又旧的衣服。有人问他，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是最有名的晒衣故事。

其实，曝衣、晒书的确是好事，能杀菌防虫，这才是主要原因。

山西旧志中，明确记载曝衣、晒书的，有康熙《宁乡县志》、康熙《汾阳县志》、光绪《平定州志》、光绪《补修徐沟县志》等。

其他风俗

染指甲

　　乞巧之夜，晋南地区还有妇女儿童染红指甲的习惯。用凤仙花苗（俗称指甲草）加入少许明矾，在石臼中捣成糊状，再用麻叶包扎在脚、手指甲上，一夜之后指甲即可变红。讲究的是夜里不能“出虚恭”（放屁），不然，指甲染不红。有意思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此俗才渐淡。

挂田幡

旧时,农夫在庄稼茂盛处悬挂五色纸旗,以庆祝秋成,称为“挂田幡”。康熙、光绪《文水县志》载：“田地挂纸。”

乾隆《广灵县志》载：“折柳枝挂楮钱，插田中以报田祖。”祭祀之意。

康熙《临县志》、雍正《石楼县志》载：“农家挂田幡，辟虫。”防虫害。

光绪《平遥县志》载：“于田禾上挂花红纸条，以避冰雹。”居然是防雹。

放河灯

　　七夕节是鹊桥会的节日，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让牛郎认路快步与织女相会。宋代以后不少文人诗文中有此记载。光绪《盂县志》载：“居民以油灯横列河岸，或置灯瓢中，浮游水上，数十步不灭，谓之放河灯。”

光绪《平遥县志》记载：“夜放河灯，以济鬼。”这种说法，殊不可解。

余绪

　　七夕节起源于汉代，唐宋大盛，明末清初渐趋式微。到光绪年间，《榆社县志》载：“榆俗行之者少。”《汾西县志》载：“士大夫闺中或有行者。”这表明在山西过七夕节已不普遍。虽然直到民国时期，在少数县还并未绝迹，如《平顺县志》载：“妇女设瓜果拜织女乞巧，但不多有。”但在大多数县，正像民国《重修安泽县志》所记载的，已经是“不乞巧，亦不祀神”。更有甚者，永宁州（今吕梁市离石区）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今不行”了。

不管怎样，七夕节以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为载体，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真挚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忠贞不渝的爱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演变，到21世纪时，七夕节又破茧化蝶，开始成为中国的情人节。

2006年5月，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牛郎织女传说”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孕育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山西和顺县，则于2006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2009年又被山西省文化厅命名为“山西省首批民族传统节日（七夕节）示范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