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剑国画作品赏析（四十七）

高山长青

雨过天晴正夜阑，

坐等晨钟水西湾。

太极灵虾何处去，

一轮​明月照​龙关。

​（用黑宣纸画几只虾，烘托一种神秘意境。

晋城珏山下有太极湖，有禹凿龙门，湖畔有水西村，相传唐代杜牧曾到此一游。龙门险峻，飞瀑跌宕，丹河上游鱼虾至此回游，不敢游过，得天地之灵气者，跃过则成龙。）

燕赵贡品赵家宣，

悠悠存世近百年。

不负兄弟情义深，

老纸今墨写新篇。

（今天用珍藏的老宣纸画了一幅虾，看看效果如何。这老宣纸是民国二十六年的贡纸，因为掌握不了纸的性能，除了前些年画过一副竹子图，再没有用过。

说来是多年前的事，有一天，央视体育主持人蔡猛打来电说，他在河北安平县等我，让我去参观马文化博物馆。蔡猛兼中国马文化协会副会长，这是他一手策划的项目。我与蔡猛认识于1990年，那一年，中国记者协会在辽宁锦州举行全国第一届新闻界乒乓球联谊赛。我代表山西队参加，蔡猛代表中央电视台。由此认识，往来不断。蔡猛的书法不错，庄则栋是蔡猛的书法老师。在安平县，蔡猛临走时给了我一卷老宣纸，说这是民国时期河北产的赵氏贡纸，你画画用的着。封装上印着“民国二十六年赵氏贡宣”，算来至今已经87年了。画水墨画的人都说，墨不隔夜，纸不用新，宣纸和酒，越老越好。我看那赵氏贡宣，纸非常脆，遇水即化成碎片，就没有敢用。

今天早晨，轻轻地裁了一小块，一平尺左右，小心翼翼地画了四只虾，生怕弄破了纸。只顾小心了，也说不出感觉。老宣纸的吃墨性很好，但笔上蘸水不能太多，多了就洇墨。笔上水也不能太枯， 枯了找不到貭感。凡事都有开头，经此一画，给了我一点信心。

昨日中午，与友人相聚牛山关帝庙，餐桌上有一盘虾。我说，走遍三晋大地，没有见过有鳌的河虾。

道长是湖南人，我问他，你们湖南是否有如齐白石先生画的那样长鳌的虾？道长说，有，我们湖南江河里的青虾有鳌，就像齐白石画的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地域差异吧，一方水土有一方特产。

我十岁以前在垣曲亳清河里经常捉虾，后来中学时在汾河捉虾，以至沁河，丹河和清漳河，都是几厘米长，青色小皮皮虾，没有鳌。不知山西北部的无定河，滹沱河里有没有带鳌的河虾？同行的王东说，太原晋阳湖里有带鳌的虾。我不相信，晋阳湖属于汾河流域，不可能中游的虾有鳌，而下游的虾没有鳌。

我临摹过齐白石先生的虾，竟然没有见过真正的带鳌的青虾，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我们文史馆的画家乔亚丁先生，以花鸟画见长，虽然已经功成名就，每次我们外出采风，亚丁都要认真写生。王如何先生，山水画家，誉满三晋，年近八十岁，也是写生的习惯不改，足迹踏遍太行山，吕梁山。我给王东说，一定抽时间回太原晋阳湖亲眼目睹带鳌的河虾，有可能的话，捉几只养起来。记得小时候，看过中央电影新闻制片厂拍的齐白石养虾，观察虾的影片，大师尚且如此，而况侪辈乎！昨天画了几只没有鳌的河虾 ，除了没有鳌，虾头，虾身，虾尾都是齐白石画虾的路数。画完一看，怎么看怎么别扭。我想呀，齐白石先生的虾，是几十年间心血的结晶，是近乎完美的艺术形象，去掉任何部分都破坏了其整体之美。你可以不照着他的样子画，要画齐虾，就要尊重齐虾艺术的完整性，否则你就是邯郸夫人，学不了优雅，丢掉了朴实。

​ 齐虾之精髓在于成虾在胸，随手拈来，一气呵成。不求细节之精致，着重整体之气韵。气韵若能贯通，则神逸自有。否则，充其量不过是能品而已，登不得大雅之堂。欲达到此等境界，勤苦不必说，没有一点天赋，其结果恐怕也是镜花水月。偏偏天赋这玩意最难捉摸。天赋，从何而来？如何而来？是可求不可遇，还是可遇不可求？说不清，不说也罢。

​ 仿一幅齐虾，说一堆胡话，我既故妄说之 ，你就故妄听之罢。

少年莫怨师尊严，

​画断等身皆华铅。

​待到他日成才时，

​不见规矩见方圆。

​——寄 语

今天翻出多年前在废纸上画的练习稿，那时，以文为生，画画纯粹是个人爱好，没有当画家的奢望。我小时候没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放了学，连家庭作业都没有，就是玩。上树掏鸟，下河摸鱼。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太可怜了。放了学，饥肠辘辘，先到培训班，补课班报到。晚上做作业到十一点，比大人上班还累。如此内卷，家家如此，只怕成不了“他人家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如果能成才，会理解父母一片苦心。如果是泯然众人，此前努力全然付诸东流。古人说，学以致用。现在的情况是，多数大学生毕业后是学非所用。这在教育上是一个无解的题。

下玄月初明，

落沙水藻青。

由来跨两栖，

​天意自横行。

​——咏 蟹

齐白石先生写过一首“八虫诗”，句句有虫字。叙述了他画草虫的经过。认为古人的画多“失实”，“轻描淡写”。看来董寿平说齐白石不多看古画，并非没有来由。他62岁到北京定居，家中养一盆青虾，时时揣摩。此前，他画虾，小腿有二十几只，这时变为十二只。齐白石七十二岁时画的虾又变为六只脚。到了快八十岁的时候，他的虾就成了五节了。这是他画虾炉火纯青的时候 ，以前的虾色墨重。这以后的虾，墨色淡，眼睛由一点变成一横，头部点一笔浓墨。整个的虾就活了。研究齐白石画虾的艺术特点，离不开这“三变”。试想，仅仅是画一只虾，齐白石先生就用了几十年的时光去求索完美，可见大师不是浪得虚名。

​ 都说笔墨要放开，才能气韵贯通，其实，能做到心领神会，谈何容易！只怕形之失真，结果神却尽失。即如我画的这幅虾，形或有，而神呢？难焉哉，难焉哉！

昨天晚上，被邀请去看泽州县新编上党梆子现代戏“柴胡岭”。

故事的真实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太行山区八路军129师面临瘟疫流行，日寇封锁，缺医少药。在129师卫生部长钱信忠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制成中药柴胡注射剂。明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档口，这样题材的现代戏，具有重大的历史教育意义。

​ 在山西四大梆子中，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是一脉相传，是山陝梆子沿汾河流域向北传播而形成，其道白均为河东腔。在黄河以西为秦腔。唯上党梆子与其他三大梆子不同，道白是京腔，唱腔是“昆梆罗卷黄”。上党梆子来源很杂，特别受周边如河北河南的戏剧艺术影响。清中期以后，随着徽班和山陝梆子进京独占鳌头，从京城散落民间的艺人带来昆腔二黄等声腔。形成上党梆子高亢硬朗而不失委婉抒情的风格。

​ 我与戏剧有缘，九岁时，在垣曲县上小学，恰逢垣曲县曲剧团招录学员，趁父母都在省党校学习没人管我，我就在剧团混了半年。父母学习回来，才把我从剧团“揪”回来。实际上我最熟悉的还是蒲剧，对上党梆子的了解是八十年代以后，第一次完整地看完张爱珍的“两地家书”，以昆为主的唱腔，委婉萦回，活脱脱一个卓文君，从此让我对上党梆子刮目相看。退休以后，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和张爱珍陪同上党梆子名角陈淑琴，到上海参加全国古老剧种同台演出。演出的四个剧种，上海的昆剧，福建的高甲戏，四川的川剧和北方的上党梆子。其他剧种演罢，反映平平。在天蟾剧院，陈淑琴演罢，全体观众起立鼓掌达几分钟。当时中国剧协主席 尚长荣感慨地对陈淑琴说，小剧种出了个大把式。

​ 传统剧种演现代戏容易陷入一个怪圈，即话剧的调度加传统唱腔，如果再让唱腔设计现代一些 ，说是歌剧也未尝不可，丢了传统戏剧的灵魂。 回头再聊“柴胡岭”。应该说，我看了一场原汁原味的上党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身段，邱亚萍饰演的柴秋兰，虽是一号英雄人物，但传统旦角的小碎步没有丢，虽然没有长袖，但臂带手的动作依稀可见甩水袖感觉。林军饰演柴永州，传统老生步履大而直硬，是上党梆子的特殊身段。吴米屯饰演柴守仁，大男人小跟步，低头猥琐，道白时，偶然会夹杂几句晋城方言，把一个丑角演活了。再说声腔和音乐。​吴宝明是本土艺术家，他的唱腔和音乐设计，准确的体现了上党梆子的艺术精髓。丰富的调式之间的衔接转换与演员的情感变化完美保持一致，所用的调式之多，实在少见。在音乐配器上，坚持以上党梆子传统配器为主，现代如电声配器为副。

山西是中国保留传统剧种最多的省份，达五十多种。四大梆子是主干，其余小剧种是枝蔓，最古老的是傩戏。在现代化的大潮中，很多小剧种只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看到了。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会在一定条件下消亡，他们的产生和消亡都是历史的必然。上党梆子在晋东南地区有广大的观众，期望这一艺术形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能留存的久一些，更久一些。

今天又画了一幅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齐门之虾。我个人偏爱齐白石先生早年画的虾，姿态优雅，活泼灵动。

都说齐白石是木匠出身，其实齐白石当雕花木匠的时间很短，1888年，二十多岁就靠画画养家。五十岁以前，齐白石离家拜师学艺，“五出五归”，游艺江湖，结交了如黄宾虹，黄兴，蔡锷等师友。1919年，时来运转，认识了欣赏他的世家子弟陈师曾。陈是清末湖南巡抚陈宝葴之子，本名陈衡恪，其弟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陈师曾把齐白石的画拿到日本，参加中日绘画展览，没有想到，竟然被抢售一空。一幅画高达一百银币，最高一幅卖了二百五十银币。此时，齐白石在北京的画只能卖到两个银币。齐白石托胡鄂公找吴昌硕给写润格，吴昌硕的评价是“书道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这一时期，北京画坛对这个不速之客，持排斥态度，说齐白石的画是“野狐参禅，不守古法”。齐白石我行我素，孤傲依旧。他在画中题字：“百年之后，自有公论”。这是齐白石先生一生中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现世的不多。从仅存的几副虾来看，墨色虽重，刻意经营，一笔不苟，白石虾由此名动天下。此时齐白石的篆刻也已炉火纯青，俯仰有致，单刀对冲，大开大合。虽然专家们推崇齐白石80岁以后的大写意，说从专业角度来说，艺术性更高。但是在这世上，观画者是芸芸众生，懂画者则寥寥无几矣。张大千如此评价吴昌硕和齐白石：“如果说谁的更好，则我回答，齐更好。”毕加索更是在家里拿起毛笔临摹齐白石的画。欧州美术界称齐白石是“东方塞尚”。这三十年间（50岁至80岁），是齐白石先生精品迭出的年代。

​ 我曾经说过，大师巨匠们晚年的作品，不可学，学不得，也学不来。是因为你没有他们的人生经历，艺术积累和笔下功夫。董寿平晚年的竹子，黄宾虹晚年的山水，齐白石晚年的虾，都是绝品。齐白石经常在画上有题曰，“随手一挥”，可知这“一挥”是他毕生的功力。

​ 齐白石先生一生最安逸的时光，是他最后的八年。苦难的国家结束了战乱，终于迎来太平盛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与居里夫人同获世界和平奖，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客，他享尽尊荣。解放后，他画的最大的一幅画是一丈二尺的“白花与和平鸽”，为亚太地区和平大会而作。他最后的遗墨是1957年5月的“牡丹图”，当年9月16日齐白石先生逝世于北京。这幅牡丹图，秋风漫卷，叶非叶，花非花，似非似，这是齐白石先生一生信念的最后实践，也是在灯尽油枯之时留给世界最后的馈赠。

今年是齐白石先生诞辰160周年，仅以此文此画纪念先生。

​

舐痔得車辞漆园，

濠梁之辨说荊楚。

相濡以沫在涸泉，

​何如相忘于江湖。

​——咏庄子

​（画了一幅对虾，想起了老庄。

老庄这一对儿，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思想家，也是最神秘的人物。至今，我们不知道老子的年龄和归宿。道家津津乐道老子是孔子的老师，言外之意是，你们儒家不是很牛么？再牛也是我们老祖的学生。至于孔子何時何地求学于老子问题，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儒道两家似乎都刻意迴避，不去考证。总之，老子在周天子身边工作过，管理图书档案。而你孔子当時不过是在鲁大夫门下打工，管理牛马牲畜。老子在函谷关信手写下的“道德经”就是经典，你孔子没有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存世。要么是编辑前人史籍，如“六经”；要么是弟子回忆的片言只语，如“论语”。孔子离开鲁国实属无奈，本想凭着自己的名望在诸侯国谋个官职，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却成了“丧家之犬”。你看，老子走得何等潇洒！骑着青牛悠哉悠哉西出函谷关，告别华夏多事之秋。最早的函谷关，是公元前354年秦国修的，此时距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已经125年了。这里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说孔子青年时期17岁给老子当学生，应该在公元534年。以老子比孔子大30岁推算，老子应该出生于公元前581年。也就是说老子过函谷关时已经二百多岁了。于是，为了自圆其说，就编出老子活了一百八十岁的神话。 山西大学历史系有个博导 ，也是我们山西省政府文史馆员，曾经出了一本书“老子注释”，前言中也说老子是孔子老师，老子过函谷关而不知所终。有一年开两会，我就此事问他。他说，此事说不清，只好从大流。

庄子的年龄没有争议，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到公元前三世纪初。故乡所在地就争议颇大。有安徽亳州说，山东菏泽说，河南商丘说，等等。古代地方文人有“借名人以壮桑梓”的习惯，这习惯甚至延续至今。如新唐书有五代画家荊浩是沁水人的记载。河南就以汉代时济源曾设沁水县为由，硬说荆浩是济源人。此事甚多，不一一列举。庄子辞去漆园吏，最终在南华山隐居，实践了他“相忘于江湖”的学说。

齐白石画虾，在构图中，大多是奇数三，五，七，九只，偶数的也有，不多见。画螃蟹和青蛙也是这样。道家讲阴阳五行，齐白石当然也深谙此道。螃蟹，青蛙和虾都是水中物，水主“阴”，需配以“阳”来平衡，而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如此便知其用意矣。）

去年春天，用民国二十六年的老宣纸画了一幅“燕归竹林图”。今年又用老宣纸画了一幅虾。本想裱一下存起来，因为这纸太脆了，现在的裱画都用机器，生怕着水就烂，没有敢去裱。

前几天，把这两幅画拿去让晋城“翰墨缘”书画店去咨询了一下，店主说可以裱，心中没底，不免惴惴。昨日看到了裱好的成品，没有一点破损，这才放下心来。裱画是一门传统技艺，再好的画，没有裱糊不上墙。国画大师们都有自己专属的裱糊匠，不会轻易换人。历史上，有些裱糊匠不仅会裱画，还会画和懂画。如唐代的刘彦远，本来是著名裱糊匠，后来写了画论“历代名画记”，提出画分“神，妙，逸，能”四品。米芾也是由裱糊匠变成画家，其米家山水影响深远。

我第一次看人裱画是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裱糊师是省文化厅厅长曲润海先生的夫人，在省城同业内有点名气。价格也不高，四尺条幅不到十元钱。当时曲润海先生住在省图书馆宿舍，我有事去找他，看到曲夫人在家裱画。喷水，刷桨，褙底，熨平，整个过程很复杂，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曲润海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他说，我家人口多，负担重，全靠家属裱字画挣点钱补贴。当时我在报社西平房住，回来煮了一锅面糊试着裱画，结果一塌糊涂。哎，手艺就是手艺，不服不行。我没有研究过手工裱画和机器裱画的优劣，想当然地认为，机器只认程序，手工才知轻重，如遇到装裱老宣纸之类的字画，还是要靠手工来裱。至于古字画修复性的装裱，更是机器望尘莫及了。

​ 图为装裱好的“燕归竹林图”条幅。

珏山六月雨初停，

云开天凈月更明。

百里丹河入龙门，

​千亩荷塘听蛙鸣。

​（咏 蛙）

齐白石先生成名以后，上门求画的人多了，不用到琉璃厂摆摊卖画了。齐白石在门口贴了一个告示：“一光洋一只虾，概不赊账。”有个商人求画，给了齐白石四光洋零五角钱。齐白石就给他画了四只半虾。

这是一个传说，如果是真的话，这幅画如今现世，价格翻百倍不止。在网上买了几十张半生卡纸，今年是齐白石先生诞辰160周年，想起这个故事，想起那个童心未泯爱较真的湖南老人，试画四只半一幅墨虾图。

田鸡与虾蟹，

先生此三绝。

​​似与不似间，

江河为之咽。

​（晨起，仿齐白石先生笔意画了三幅水墨画。正如先生所言，在似与不似之间。似者，形似也。不似，神不似也。我知道，巨匠之门不可入，入者俗。我本凡夫俗子，没有成为巨匠的冲动，虽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照猫画虎，如能借机附庸风雅，自我欣赏，未尝不是一件乐事耳。）

墙里石榴旧时栽，

​深院无人阶生苔。

​谁见铁笔与银钩，

​唯有长夜梦徘徊。

​——思拴纣先生

​（李拴纣同志在太原去世了，我因痛风，行走不便，未能前往送他最后一程。四十多年的相识相知，点点滴滴，不由得涌上心头。

八十年代初，我是山西日报记者，去武乡县采访。李拴纣是武乡县委宣传部长，当时正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的关键时期，很多基层干部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李拴纣大学毕业以后，长期在乡镇工作，对农村的情况，农民的生活有切身感受。一般情况下，都是当地通讯组的同志和我一起下乡，但是李拴纣却坚持要和我一起下去。他说，我在农村工作了十几年，要带你去看武乡县最穷，最困难，问题最大的乡村。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是抓问题，不是唱高调。这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因为那些年，每到一个县，当地领导都是让我采访先进典型，对于落后的一面讳莫如深。

不久， 李拴纣调到屯留县当县长，因县委书记马汉凌病休，他实际上肩挑两付重担。屯留是上党战役的核心区，山西电视台当时在屯留正拍摄“上党战役”，我正好调整到文艺部。有一天晚上，剧组拍摄雨夜行军镜头，我和李拴纣都到现场看拍摄。县里调了几台消防车喷水，好像瓢泼大雨一般，“陈赓大军”正在追击“国军”，汽车陷在泥泞中，为了渲染战场气氛，导演孙伟让旁边观看的人都上去推车。众人怕淋湿衣服，踌躇不前，李拴纣喊了一声：屯留人上！就带头冲进“雨”中，跑到车后边推车，这个镜头拍完，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李拴纣也不例外，我当时还拍了一张照片。

九十年代，李拴纣调到晋城市先当市长后任书记。影响最深的两件小事 ，一是“挤水分”，二是“让他说”。先说“挤水分”，当时正是农村小康建设热潮，基层报上来的数字，就高不就低，浮夸成风。连老百姓家里散养的几只老母鸡也要算进GDP。李拴纣当书记后，经过实际调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拧掉了晋城GDP百分之三十的水分。政界人都知道，GDP代表政绩，没有一点胆略，谁敢断崖式下降百分之三十。二是“让他说”。有一年夏天，我和李拴纣一同下乡，到了泽州县下村镇，路边几个老百姓拦车告状。下村镇的书记赶紧下去问，你们是哪个村的？老百姓说是虞能村的。下村镇的书记急了，说，虞能属于东沟镇，一会儿李书记就到了东沟视察，你们要告状到东沟镇去拦车，不要给俺们下村镇脸上抹黑呀。李拴纣下了车说：“拦车告状必有冤屈，让他说”。

​ 去年秋天李拴纣在太原住院期间，我去看他，精神尚好，病房里摆着笔墨纸砚，还能写书法。今年四月间，我去看他时，身上插满管子，神志已经恍惚。他终于没有熬过夏天 ，于2024年7月11日凌晨告别了这个世界，他挚爱的家国。

李拴纣先生有旧学功底，书法硬朗。晋城市区最大的公园是泽州公园，原是一片荒沟，他在任时，力主要在此建一个公园。如今的泽州公园，碧波荡漾，岸柳成荫，游人如织，鱼虾成群，门楣上他亲书的“泽州公园”四个大字，就是他留给这座城市的一瓣心香。

​ 仅以此文悼念李拴纣先生，云路遥迢，先生走好，呜呼尚飨。）

多年不看戏，今年夏天在晋城看了两场戏。一出是“大汉母子”，一出是“柴胡岭”，前者是说汉朝吕后和戚夫人的恩怨，后者是说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研发药品的故事。对于“大汉母子”，有话没有说。前几日，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关于“柴胡岭”的看法。其实，我虽然曾经是山西戏剧家协会的会员，说到底还是戏剧圈外的人。以圈外之人，说圈内之事，不免隔靴搔痒。

​ 今天只说两件与戏剧有关的往事。

​ 七十年代初，我在襄汾纺织厂当工人。我们厂的工会主席是个戏迷，有一天，工会主席说，今天晚上，闫逢春在古城公社演“红灯记”，咱们去看戏吧。下了班，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工会主席去了古城镇。帽翅功翎子是闫逢春的绝活，唱腔略带沙哑，别有沧桑之味，与王秀兰，杨虎山和筱爱娜并称为蒲剧四大名角。1953年第一届全国戏剧汇演时，闫逢春一出“徐策跑城”轰动京城。当时马连良当面说，可惜可惜，庆幸庆幸，你们蒲剧是地方小剧种，你若演京剧，就没有我马连良什么事了。在古城镇的戏台上，闫逢春在“红灯记”中演李玉和，没有帽翅和翎子了，闫逢春就创作一个绝活：“单手装旱烟”。样板戏“红灯记”剧中有一个细节，鸠山给李玉和递香烟，李玉和不屑一顾，掏出自己的旱烟袋，两只手装好烟，径自抽将起来。闫逢春是这样演的：他一只手在空中抡着烟杆，空中一申，烟杆就插进烟袋；又一缩，烟锅就装满旱烟。台下观众连声叫好。1975年“批林批孔”时，有人给闫逢春贴大字报，说他篡改样板戏。

​ 晋南蒲剧院一个大师级的“隐士”，叫墨遗萍，一生写过一百多部剧本，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当过“良友周报”主编，毛主席曾经当面对他说：“良友周报办得好呀！”解放后，是厅局级干部，他离不开蒲剧，拒绝在北京太原工作，就要回晋南蒲剧院。1973年冬天，县文化馆给我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到襄汾中学教室听讲座。我那时在纺织厂工会工作，没有什么事，第二天就去了襄汾中学。教室的玻璃上都糊了报纸，主持的人是原晋南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郑怀礼，他说，今天我们请墨遗萍先生讲戏剧表演程式问题，只能带耳朵听，不能记笔记。墨遗萍开讲了，他说，中国戏剧的特殊性在于，第一是虚拟性，第二是程式化，第三是综合性。他说样板戏在程式上并没有新东西，是我们中国戏剧的老传统。杨子荣上威虎山的一大段净场独舞，脱胎于“徐策跑城”。什么叫三突出？将军出场前，四个喽啰兵摇旗呐喊，造够势，将军这才出场亮相，就是突出主要人物。他说，蒲剧18世纪中期乾隆皇帝时期就进了京，一时间风头无两，紧接着之后是四大徽班进京，那时京剧还没有形成呢！墨遗萍先生说了两个小时，基本上是说样板戏是老套路的翻新。台下听众都是县里文化界人士，在那个时代氛围中，那个萧索环境下，众人听得口呆目瞪。七十年代末期，陕西省委书记得知墨遗萍境况，把墨遗萍先生接到陕西艺术研究院养老。

至于郑怀礼先生，是1938年入党的行政13级的老干部，也因为酷爱蒲剧，在晋南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位置上几十年没动。在文革中，郑怀礼收留并安置了出狱后无家可归的右派作家丛维熙。他是晋南戏剧界的领军人物。刘绍棠，邓友梅，丛维熙，还有一个我忘记了，四大右派青年作家，平反后曾经专程到临汾，并排站在郑怀礼先生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艺术不能承载历史之重

——姚 剑

前几天，应魁元兄之邀，观看了晋城上党梆子剧院新编历史剧“大汉母子”。剧情是围绕吕后，汉惠帝和戚夫人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而展开。看完之后，有话几番要说，却欲说还休。不是不敢说，不能说，而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因为，我一向认为：任何艺术不能承载历史之重，艺术永远不能完全还原历史。还原历史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责任，从来不是艺术家的责任，即使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何曾真实地还原了历史？

​ 从形式上来说，讲述历史故事可能从宋代“话本”开始，类似今天的评书，再与泽州艺人孔三传的诸宫调结合，随着宋朝南迁，就形成了南宋的杂剧雏形，也称南戏。随着南杂剧和北杂剧的完善，我们称之为“元曲”的戏剧艺术终于登堂入室，到明清时期臻于高峰。

​ 从内容上来说，从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开始的新儒学即理学的萌芽，到南宋朱熹完成了“理学”的体系，为维护君权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基础和道德规范。这不能不对宋元时期的创作者产生影响。特别是元初时期，汉人，处于社会底层。仕途无望的知识分子只好与艺人结合，以创作剧本为生。于是汉唐盛世的开国帝王，忠臣义士，烈女旌妇以及乱臣贼子，都成为扬善惩恶的主题。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等等。作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的中国戏剧，内容上兼具审美，认识和教化的三大功能，形式上具有虚拟性，程式性和综合性三大特点。这是西方戏剧所无法比拟的。

​ 正因为如此，我对“大汉母子”所表达的情绪，不知该如何说。吕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的女人。司马迁破格为她在“史记中”设置了“吕太后本纪”。在她执政的十五年中，重民生，省刑罚，国泰民安。但她杀韩信，诛如意，封诸吕，残戚姬，让后人非议。戚夫人持宠而娇，欲废太子刘盈，让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取而代之。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皆为私利而无公义。最后汉惠帝郁郁而终，刘如意被吕后谋杀，戚夫人成为“人豕”，吕后死难瞑目。要说这是一个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西方戏剧体系中悲剧具有宿命论，主人翁都是勇敢坚强的英雄人物，而不得不接受失败的悲惨命运。如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和“奥赛罗”。我看完“大汉母子”，除了在懦弱的刘盈身上看到一点点可怜的人性光辉，其他人物所展现都是阴谋诡计，嫉贤妒能和权术手段，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吕后无疑是本剧的一号人物，如果是写吕后在刘邦起义时义无反顾，誓死追随，在敌营中坚守，智杀韩信彭越，为巩固大汉政权不遗余力。把吕后作为正面艺术形象去展示，也未必不可。但是“大汉母子”中的吕后展现的是她人性中另一面，即恶的一面。虽然结局是悲剧，但缺乏严格意义上“悲剧”的要素，即“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从戏剧的认识和教化功能角度看，“大汉母子”告诉我们什么？想告诉我们什么？也许有人会说，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你感觉到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中国戏剧的传统。中国戏剧从汉代傩戏娱乐神灵开始，到宋代走向市井以后，就秉持宣扬真善美，鞭挞假丑的传统。从脸谱程式上就可以看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作为情节艺术的戏剧来说，缺乏认识和教化功能，就失去戏剧的灵魂。认识和教化离不开现实，而现实的中国要求光明磊落的执政做人。背离初衷，脱离现实，只能走向反面。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

​ 我注意到，“大汉母子”在艺术上注入许多现代歌舞元素。作为适应或者说迎合青年观众未必不可。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保留上党梆子的基本程式，上党梆子的音乐，唱腔，身段，道白，脸谱，是经历了几百年和无数艺人才凝练而成的经典程式。在破与立的过程中，需小心谨慎。破掉这些最基本的程式，就立不起来，立起来的就不是上党梆子味道。

前几天说了蒲剧大师墨遗萍先生的故事，文章中有个错误，墨遗萍在延安时办的是“函友周报”，我记错了，写成“良友周报”。自从听了墨遗萍的讲座后，每一次到临汾出差，都要去看看先生，听先生的高论。

​ 墨遗萍先生反对把中路梆子改名为晋剧，认为名不符实。先生说，河东地区与关中地区，一河之隔，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以两地的民间小调为基础而形成山陝梆子。在河东称晋腔，在关东叫秦腔。1881年前后，乾隆70大寿，进京演出时称的是“晋腔”，又称蒲剧，轰动京华。蒲剧班子演出延伸到晋中一带，时间一长，吸收了祁太秧歌等民间小调，基本程式没有变，就成了中路梆子。中路梆子向北延伸，渐变为北路梆子。北路梆子随商路延伸到张家口一带，又渐变为河北梆子。

解放初，墨遗萍先生是省剧协副主席，按照他的设想，保留四大梆子的原有名称，前边冠以晋剧。如“晋剧.蒲州梆子”，“晋剧.中路梆子”。为此墨遗萍把蒲剧名角王秀兰，筱月来，杨虎山，闫逢春都集中到太原，准备成立山西省蒲州梆子剧团。同样，也筹备成立山西省中路梆子，上党梆子，北路梆子剧团。这期间，墨遗萍创作了几部剧本，某领导看后不满，要求修改。墨遗萍生性倔强，坚持不改。一气之下，带着蒲剧人马回到晋南，成立晋南蒲剧院。北路梆子人马一看，蒲剧走了，也回燕北去了。此时，上党梆子人马还没来得及到太原，也不去了。省城舞台成了中路梆子的天下，直接称为“晋剧”。对此先生最生气，说乾隆时期进京祝寿时，不叫蒲剧，就叫“晋剧”。多年来，很多人不断提意见，说中路梆子代表不了山西戏剧，奈何已经约定成俗了。也有人要把北路梆子改成“雁剧”，结果不了了之。

​ 墨遗萍先生谈的最多的是戏剧，七十年代，是样板戏的天下，他不管，该说就说。他说样板戏的程式是新瓶装旧酒。他否定“三突出”的独创性，认为中国传统戏就是“三突出”。他举例说“空城计”：满台人物，主要人物是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还有两个守门的老兵。这几个人物中，最突出的是诸葛亮，端坐城楼之上 ，泰然自若弹琴。这不是三突出是什么？那时我二十出头，听他这么一说，觉得还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坚决反对用西洋乐器，认为不伦不类。认为蒲剧的文场，有板鼓，梆子，板胡，二胡，曲笛，三弦，唢呐足够。他讨厌电光布景，说一桌两椅足以应付，包括百姓人家，皇帝金殿。墨遗萍先生对晋南方言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偶有心得就记在烟盒背面。出去作报告，讲座，就拿一摞烟盒。有一次他给我说，娃，晋南人有文化，放羊赶车的人，说的都是文言文。比如让牲口停下来，喊的是：“喔，吱吱吱吱吱。”什么意思？就是：“遏，止止止止”。洪洞人叫男孩是“厮儿”，“水浒传”经常出现“那厮儿”字样。运城人把聊天叫“砍椽”，实际上书面文字应该是“侃传”。侃者，说也，传者，传奇也。

​ 墨遗萍先生于1982年在西安去世，终年七十三岁，活到了孔子的年龄。他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在延安时期的战友同事，建国后职务都很高。而他，酷爱蒲剧，自封了个晋南蒲剧院副院长，创作研究，甘之如饴。1979年，他的老战友马文瑞是陕西省委书记，把历尽磨难的墨遗萍先生的行政关系转到西安，给了一个陕西戏剧研究院顾问头衔，养了起来。

​ 先生此生，可说是著作等身，功德圆满。

人老瞌睡少。

天朦胧亮就醒了，翻出一本旧杂志“华夏炎帝”，随手翻阅，第一篇竟然是大学同学侯文宜教授关于从田野考古角度研究炎帝文化的文章。没有想到四十年前文雅腼腆的女孩，如今成为博导。侯文宜还有个很厉害的兄长侯文正，省政府副秘书长，文革前北大毕业，在八.九十年代号称山西第一笔杆。

说到山西高平炎帝陵的发现，外人不知内情。我是亲历者，能够说清楚。

传说五千年前，炎帝与黄帝大战于阪泉，炎帝先败退于荆楚，后败退于潇湘。北京的学者认为阪泉大战旧址在北京延庆县，湖南的学者认为炎帝最后结局于湖南茶陵县，反正与山西无关。九十年代中期，我到高平县采访，该县团池乡书记米东明对我说，我们乡发现炎帝陵。我说怎么可能呢？炎帝陵在湖南炎陵县。米东明让我看看去，去了团池乡庄里村一看，竟然是明朝万历三十九年立的炎帝陵碑。搞新闻嘛，不嫌事多。我就在高平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白天，和米东明上羊头山实地考察，下乡村寻找蛛丝马迹，用考古的术语就是“田野调察”。晚上，查阅明清时期的“泽州府志”，“高平县志”。本该几百字新闻就能交代的事情，愣让我这个对考古一窍不通 、学汉语言专业的人，一夜之间写成八千字的文章，在山西日报发了一个整版，题为“山西高平炎帝陵考察报告”。咋一看题目还挺专业，挺忽悠人。最早被忽悠住的是新华社，对外专电全文转发，其次是各家省报纷纷转载，全国有三十多家新闻单位， 派记者到高平采访。山西人觉得脸上有光，原来我们才是正宗的华夏子孙。湖南方面不高兴了，湖南炎陵县派了史志办的两个人，到山西报社打听考察报告的作者是哪个大学的教授？那时我是周末版副主任，负责接待他们。我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本人。双方就山西炎帝陵真伪问题讨论了一天，他们力图说服我，让我承认湖南炎帝陵的唯一性。我说，炎帝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延续一千多年，历史上有二十七代炎帝之说，就是发现十个八个炎帝陵也是在合理范围内。我引述明朝王孙朱载育“羊头山新记”中的话：“炎帝陵，天下有二，一在山西高平，一在湖南茶陵，两冢相距三千里，当地官府，岁有祭祀。”当然，争论没有结果，贴了几顿饭钱而已。

山西发现了炎帝陵，省里也重视起来。省市县相继成立了炎帝文化研究会。要说，米东明贡献最大。一个乡镇的书记，能够对本乡古代文物这么上心，奔走呼吁，着实少见。如若不是他拽着我去采访，很可能那通明代炎帝陵碑，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也未可知。后来米东明成了高平市副市长，依旧对炎帝文化尽心尽力。

至于我，是狗熊掰棒子，前边掰，后边扔。写完就过去了，不去深入研究。就像后来写“阳城析城山是古昆仑稽考”，也是写完就不管了，又去弄晋国史。这大概就是记者和学者的不同罢。

​ 有点后悔，如果我留校的话，说不定也能成为博导，把有出息学生挂在嘴边，那多美。

正是：

日暮黄昏秋色晚，

​白发苍颜忆当年。

​ 休说廉颇尚能饭，

总归话多讨人嫌。

​

试在黑宣纸上

画一枝牵牛花

昨天，说了高平炎帝陵发现的经过。其间有几个节点至关重要：1，万历三十九年的炎帝陵碑。2，遍布高平乡村的炎帝庙。3，清代高平县志中明朝王孙朱载堉的游记“羊头山新记。”4，“泽州府志”中关于高平炎帝陵的地理方位距县城34里，而炎帝陵所在的庄里村距县城三级路路标是17公里，说明明代高平到长治的官道，与今天的三级公路，路基未变。

其中，最让我兴奋的是朱载堉的“羊头山新记”，说得最清楚，明确炎帝陵“天下有二”，其“一在山西高平”。这是我写“山西高平炎帝陵考察报告”的重要论据。

​ 当时，关于朱载堉，我只知道他是明朝王室后裔，其他情况一概不知。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在讲演中说朱载堉是具有世界贡献的科学家。后来才知道，朱载堉是“十二平均律”的发明者，如果说巴赫是钢琴之父，朱载堉就是钢琴之祖，没有“十二平均律”就没有欧洲的键盘乐器。朱载堉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用自制的81挡算盘，把数字开方到24位，计算一年的时间误差在12秒。

​ 中国古代的音律，最早是“宫商角徵羽”五声阶，也就是现在的简谱“12356” 。春秋晚期加了宫变和徵变两音阶“4和7”，形成七音阶。秦汉以前乐器以吹奏和弹拨为主，南北朝以后才有了诸如胡琴之类的弦乐器。如何统一音域的高低和半音问题，一直是唐宋千年以来的音乐界的难题。这个难题被朱载堉解决了。他通过复杂的计算，甚至算到2开12次方。确定了七音阶之间的五个半音，一共12个音。而且12个音中相邻两个音之间的音差是一致的。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十二平均律”。朱载堉同时还制作出定音管。他的这些发现被传教士带回欧洲，为钢琴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时间不长就亡国了，但是秦始皇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统一度量衡和文字，即车同轨，书同文。实际上到了朱载堉时期，尺之长短都没有统一。有的地方一尺相当于现在的30厘米，南方一些地区一尺只有25厘米。我不知道现在的一米等于三尺的依据何在。但古代确定一尺之长短，有法可依。周礼规定，一百粒黍种子排列的长度为一尺。朱载堉就到高平羊头山五谷畦去找黍子，在自己家乡九峰山种黍子。最终确定83粒黍子直排为一尺。

​ 朱载堉作为郑王的世子，封地在怀庆府河内县，就是现在的河南沁阳县，在1591年他父亲郑王去世后，他本来有机会继承王位，但他生性淡泊，几次上书明神宗，坚辞不就。他留下百万字的著作，涉及音律，数学，舞谱，诗词，曲谱，历法。1611年，朱载堉去世，享年75岁，葬于丹河边的九峰山上。

今年一定要抽时间去一趟九峰山，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很纳闷，为什么时至今日，有关晋祠的介绍还不能回归历史本位，非要说晋祠是唐叔虞封地，古唐国在此。

前些年，我曾经问过山西大学一位领导，作为山西的唯一百年大学堂，作为曾经在国内高校中有影响的山大历史系，竟然没有一个研究晋国史的机构和教授。如果晋国在春秋历史上是默默无闻，如“邢，杨，贾，芮”之类的小国，也就罢了。偏偏晋国在中国春秋几百年间曾经威风八面。“国语”共二十一卷，“晋语”就占了九卷。 “左传”中涉及晋国的记载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晋国称霸一百五年。作为晋国地盘上的山西大学，无人专门研究晋国史，说不过去。这样说可能有点绝对化了，因为山大历史系教授郝树侯先生的“太原史话”就涉及到晋国史，也仅仅是涉及而已。

从西汉末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奇怪，主流史学界都认可晋祠是唐叔虞的封地。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明明白白说，唐叔虞的封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而晋祠在汾河以西，地望就不符合。直到一九七八年，在晋祠以南发掘了所谓的唐叔虞和燮父的墓葬，是空的，没有墓道，是唐代以后的堆积物。“太原史话”八十年代再版时，郝树侯先生把这个考古成果加了进去，认为晋祠不可能是晋国初封地。而此前，并非没有远见卓识者，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一书中，就明确说过，西周初年大封天下时，霍山以北是狄戎所在，非西周管辖，唐国是陶唐氏后裔，唐国只能在山西南部平阳一带。从此以后，历史学界的又一窝风地转过来，开始在山西南部寻找古唐国。有了“翼城说”，“赵康说”，“曲沃说”，至今没有找到具体的地望。何况“曲沃代翼”之前的曲沃，并不是今天的曲沃所在地，而是在今闻喜县郭店镇。晋献公重修绛都后，为祭祀祖先方便，把曲沃这个地名移至绛都附近。

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结果，在曲村天马遗址和北赵遗址，发现了唐叔虞之子燮父到晋文侯十个国君的墓地，轰动一时。

说来也是有缘，在曲村天马遗址发掘之处 ，我与北大考古专家邹衡先生同在侯马招待所住，闲来聊天，邹衡先生说，曲村天马遗址很可能是晋文公时期的都城。我根据邹衡先生“可能是”的谈话写了一篇专访，把先生的“可能”写成“就是”。题目是“晋国古都今何寻？”发表在山西日报上。一年以后，又在侯马市招待所遇到邹衡先生，先生说，错了，出土的结果不是晋国古都，是燮父到晋文侯等国君的墓地。

晋国从公元前1039年封国 ，到公元前376年晋静公二年亡国，存在了663年。期间有几次迁都，第一次是燮父迁都，原因是古唐国都城距北边的贾国和汾河以西的狄戎太近，为安全起见，迁都于绛。第二次是晋昭侯被曲沃桓叔杀了以后，晋孝侯为避曲沃锋芒而迁都翼城某地。第三次是公元前678年晋武公杀了晋愍侯以后，因次年晋武公去世，晋献公继位后回迁国都于绛。第四次是晋景公为避开赵盾家族势力，迁都于新田，即今侯马市。北大考古教授李伯谦先生说，古唐国首都的地望，应该在崇山以西以南找，即今天的尧都区，襄汾，曲沃，翼城，绛县等县，不会出了这一地区。

山西古代建筑的遗存之多，为中国之最。金元以前存世的古建筑，山西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我以为作为旅游景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历史的真面目告诉游客，特别是游学的孩子们。是神话就是神话，是传说就是传说，无中生有编故事，以讹传讹，混淆视听。虽可热闹一时，并非长久之策。比如晋祠，若是我，就会把从北魏开始建祠，供奉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等演变过程和盘端出。我想，游客并不会因此而转身离去。

​

两个螃蟹佐黄酒，

七只游虾伴青茶。

画毕掉头梦周公，

一觉睡到日西斜。

多年前，一个夏天，应曲沃县原政协主席雷涛先生邀请，参观该县的荷花小镇。据雷涛先生介绍，这个小镇有3000年历史，是“诗经.唐风”的发源地。

​ “诗经”中十五国风与山西有关的是魏风和唐风，这没有争议。唐风实际上是“晋风”，古唐国被周公灭了后，迁唐国国君于陕西杜县，封唐叔虞为晋国国君。我不明白，为什么唐国早在西周初期已经改为晋国，“诗经”下限至春秋中期公元前六世纪，却还要称之为“唐风”？唐风十二首中，其中“扬之水”描写的是公元前八世纪中期，晋昭侯的事情。晋文侯公元前746年去世，晋昭侯继位，把晋国最大最富裕的城邑曲沃，封给年近六十的叔父桓叔。桓叔治理曲沃有方，百姓“从子于沃”，都想迁到曲沃去。不料，桓叔有野心，买通晋国大臣潘父，杀了侄子晋昭侯，欲自立为国君。由此拉开六十七年晋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斗“曲沃代翼”。“诗经”为孔子所编，孔子北游不到晋，西游不到秦，因为“周礼尽在鲁”，秦晋皆不能谨守“周礼”，竟然没有公族，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而古唐国是唐尧后裔之国，尧舜是孔子心中的圣人，所以孔子故意以“唐风”，代替“晋风”，也有可能。

​ 有争议的是“豳风” ， 那么，“豳风”说的是哪里呢？看了“诗经.大雅.公刘”，我怀疑最早的“豳国”也在河东。公刘是后稷的后裔，封地在今稷山闻喜一带。“公刘”篇描写了公刘带族人迁徙的过程。由桐城（桐城是闻喜古称）出发北上，“涉彼于渭”，过了汾河，看见一片平原，其名为豳，阴阳两泉，土肥水美。这就是如今的襄汾县与新绛县交界处的汾河冲积平原。公刘就和族人在这里住下，这就是最早的豳国。到了公刘之十二世，商朝后期，古公亶父才率领族人迁于陕西的周原（今陕西的彬县）。古公亶父是周文王的爷爷。三代经营，天下归心，经牧野之战，推翻商纣王，建立大周朝。襄汾丁村有个清代的砖门，门楣上有“吹豳雅”三个子，意为豳国族人丰收以后聚在一起宴享唱歌，追念先祖，祭祀皇天后土。前些年，我为“山西文史”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了“豳国”在河东的理由。有爱好者可以详细参阅“诗经.大雅”里的“公刘”篇。

诗经，不仅是诗歌，也是历史。

三十多年前，我和杨晓国怎么认识的，记不清楚了，也说不清楚了。那时他在省社科院工作，一见面，河东人，一开口，万荣话，乡音未改很投缘。后来在聊天中才知道，五十年代初，我还在晓国家乡万荣县汉薛镇上过小学一年级，小学校就在晓国家门口。那时晓国可能还穿开裆裤呢。

​ 晓国是个奇才，在晋南戏剧学校毕业后，辗转芮城，运城，永济，临汾，当过工人，演过戏，编过剧。我在襄汾纺织厂负责文工团，他在永济纺织厂也在文工团。八十年代，山西省社科院成立，要招考研究员。那时，他已经到临汾蒲剧院工作，杨晓国毫不犹豫就报了名。同事调侃他说，没有金刚钻，想揽瓷器活。他报的专业是“中国戏剧史研究”，居然考了第一名，成为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 九十年代初，一天杨晓国拿了一篇稿子到报社找我，说这是他写的论文，能不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下。我一看，好家伙，两万字左右的稿子，是关于围棋起源于陵川棋子山的考证。我说，你给我说道说道，把我说服了，我就给你发表。

​ 晓国从围棋产生的背景说起，商朝末期，商纣王叔父箕子负责历法制定，首都朝歌在今天河南的淇县，淇县据陵川不远，箕子有机会在陵川高山之巅夜观天象。观天象是最枯燥无味的事情，棋子山上满山遍野有一种黑白小石子，指甲盖大小。箕子就在天象图上摆石子指代星宿位置。闲来就与下属摆石子玩类似今天“狼吃羊”的游戏。所以，围棋的名称中很多是古代天文学的专用词。3000年前的棋子洞遗迹犹在。他说得神采飞扬，我听得津津有味。鉴于报纸篇幅有限，稿子经他压缩以后，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稿子一见报，震撼了围棋界。聂卫平等国手以及日韩的棋坛翘楚纷纷来到陵川棋子山朝拜。于此事，杨晓国功莫大焉。他后来组建了山西省社科院旅游研究所，是第一任所长。

大概是2010年前后，在省两会期间，晓国是省政府参事，我是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有一天会务组通知，袁纯清书记要参加我们这个组的讨论。轮到杨晓国发言，他说的净是大实话。说山西是全国剧种最多的省份，各县剧团生存困难，发不了工资，政府应当酌情购买服务。说对旅游投入乏力，断头路太多，应该修旅游公路。袁纯清书记默默无语记笔记，有关文化和交通部门领导脸上挂不住，我们也为他捏了一把汗。从现实出发的建议总归会归于现实。现在，十多年过去，晓国这些建议已经成为现实。

现在宣传棋子山有一个提法：说陵川棋子山是“世界围棋发源地”，我听了觉得不对劲。冠以“世界”二字，固然够大，一般不会这样说。可以说“篮球世锦赛”，“羽毛球世锦赛”。不会说，世界篮球起源美国，世界羽毛球起源英国。难道还有世界以外的不成？任何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 ，即属于这个世界。“围棋起源于山西陵川棋子山”，这样的句式就已经很准确的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在“围棋”前边再加定语，结果是弄巧成拙。

晓国夏日安好，闲来可重上棋子山一游，再捡几块黑白石子……

​

避暑丹渚汗如雨，

坐看月亭柳不扬。

谁说濡热无去处，

我写竹枝送清凉。

​ ——甲辰大暑

终于等到高考录取的消息落地：孙女被大连海事大学录取。

这是座211大学，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朝宣统年间的上海实业船政学堂，东北航海学院，一直到大连海运学院。

​ 说来我与大连海运学院有缘。

​ 1966年11月6日，作为不到二十岁高中生的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一起，在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我还幸运的上了观礼台。当天晚上我就独身一人离开北京到天津，连夜坐船到了大连，就住在大连海运学院。第一次进大学校院，一切都新鲜。学院的楼房是小窗红瓦尖顶俄式建筑，恍若走进了花园一般，晚上依稀能听到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记得在学院食堂打饭时，炊事员问我，要饼子还是要馒头？我说，要饼子。大连人说的饼子其实是玉米面贴在菜锅里的窝窝头，馒头才是白面的。三天以后，我坐船离开大连到上海。一个人云游江南数省，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襄汾。

第二次与大连海运学院结缘是“人民日报”一则新闻和“社论”。由于红卫兵串联，当时中国的火车几乎被挤的瘫痪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十几个红卫兵挤不上火车，就背着行李，扛着红旗，步行走到北京。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在家坐不住了，纠集了十几个同学于1966年12月初开始两千五百里的“长征”。我们从山西襄汾一直走到湖南韶山。白天走路，晚上给贫下中农演出。我们走得一瘸一拐，让路过的卡车司机心疼，停车要捎我们一段。我们喊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持走路，不坐汽车。

第三次与大连海运学院结缘是在1972年冬天。我们住在襄汾休干所，一排五间平房，两家各住两间半。新搬来的邻居是彭德夫妇，一家五口人，两个男孩，一个叫虎子，一个叫豹子，女孩叫彭吉玲。彭德伯伯是从大连海运学院搬过来的，他曾经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党委书记。彭德资格很老，1930年入党，与薄一波，安子文一起在北京住监狱，是文革中被康生陷害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抗战开始出狱后，当过晋南宁襄吉三县的联合特委书记，参加过党的“七大”，给贺龙当过秘书，解放后是临汾地委书记，交通部副部长兼大连海运学院书记。彭德夫人是浙江人，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其前夫是共产党员，晋绥军少将旅长，被闫锡山杀害于吉县克难坡。彭姨身体不好，常年抱病在床，闲来就给我讲古典文学。前前后后有三四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他们一家搬到北京。1983年，彭德伯伯是中顾委委员，利用到山西考察班子的机会，带给我一本“李易安诗集”，说是彭姨临终前的交待。

从我第一次到大连海运学院至今，已经五十八年过去了。我的孙女今年又将踏进这座百年大学。我们曾经是祖国的未来，曾经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他们的未来也会成为现实。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往复变化中，创造着属于自己民族的未来。想到这里，写一幅山间苍松，见证历史，见证人生。

想起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的那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