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四十年

许永铸

　　（一）大学四年

1980年9月初，60多位来自安徽各地的青年学子，带着喜悦与梦想，汇聚于皖江名城芜湖市赭山脚下的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班，由此开启了四年大学学习生涯。

当时，少数同学生于1960年前，其中有两位是退伍后考入大学的，已有25岁；大多数是1962～63年的，最小生于1965年，入学时仅15岁，还是个少年。同学之间的年龄，最大与最小有10岁之差。我是1957年的，在班上排老四。

不论年龄大小，经过校领导的入学教育与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每个同学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家在同一个教室听老师上课，在同一个图书馆借书看书，完成同样的作业等等，都非常努力和刻苦。

我们清晨5：30左右起床后即去操场跑步，回寝室洗涑完就背着书包、手持大茶缸或饭盒去食堂吃早饭，随后走进教室早读，准备上课。上午一般是3～4节课，下午的课比较少。中午下课后去食堂排队买午饭，饭后回教室或寝室休息一会儿（我和同寝室的毛万宝、王川生有时还练习一会儿毛笔字），下午上课或去图书馆。有时班级也安排去学校的农场劳动。

晚餐后也去教室或后图书馆看书完成作业。9点熄灯后回寝室洗漱、洗衣服，寝室10点准时熄灯。有的同学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写日记，更加用功。只有周日才休息：“假日里我们多么愉快，同学们一起来到郊外…”难得放松一下，与同学或老乡去郊游，或者去逛逛百货公司、书店，看一场电影，有时在宿舍洗晒衣服或被子。

每年元旦和五一节前，班级要编排文艺节目，参加中文系的汇报演出。节目由班级文娱委员牵头，几个同学一起出主意选题，编排，甚至自己写剧本，自编自演；有时要举办歌咏比赛，有中文系的，也有全校性的，这样的大型活动，全班同学都要参加。

一个月或两个月出一期黑板报是必须的，有时要参加中文系的评比。我们是一、二两个班合用一个大教室，大家一起上课，出黑板报的，一班由我负责组稿、抄写，二班是一个姓王的女同学，还有个叫尚广林的男同学，我们一起商量，确定主题，编写稿子，安排版面。出黑板报的事，我在上高中时就做过，所以觉得不是太难。

此外，教室两边的窗户间有空白的墙壁，可以挂上4～6幅字画，这事也由我和二班的桂雍同学商量安排。一般是他写两幅颜体楷书，我写两幅柳体楷书，再由尚广林画两幅竹子或梅花什么，装裱后挂起来，教室里的文化文艺气息就浓厚了。

学校除了有正规刊号、对全国公开发行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和（理工科版），还有内刊《安徽师大》周报，这是我们在校学生发表诗歌散文等作品的园地。在学生阶段，能够把自己的习作变成铅字，还有点儿稿费，那当然是名利双收的高兴事。我记得二班的钱叶用，后来成了全国颇有影响的诗人，他的朦胧诗时常登在校报的副刊上。

篮球、乒乓球、排球等体育比赛，由体育委员李永跃安排。我记得，我们班里篮球打得好的除了李永跃，还有蒋永文等同学。李永跃毕业后被分到安徽省体育厅工作，他一直做到厅级领导退休；蒋永文毕业后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生，专攻《文心雕龙》等古典文论。毕业后留在云南工作，先后在云南大学、保山学院和云南师大任教、做教授，后来做了云南师大校长，直至党委书记。此是后话。至于其它球类，因我的体育是短板，关心少，了解不多。

从1980~1984是中国女排名声鹊起的时期，铁榔头郎平，队长孙蓉芳，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女排精神正在深入人心。每当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等大型赛事，只要有中国女排参战，在我们男生宿舍的零号宿舍楼大厅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场直播，加上宋世雄快速有力的解说，那气氛真是棒极了。有时，我们下晚自习回宿舍，也要站在外围看一会儿。

记得有一次，中国女排获得三连胜，同学们的情绪沸腾了：有人回宿舍拿来洗脸盆，有人拿来吃饭的大茶缸和饭盒，一面敲打着，一面欢呼雀跃，有的竟然拿起了保洁阿姨用的扫把，洒上煤油点着了，在操场上狂奔起来，一时间，校园里成了欢乐的海洋！直到保卫处的人来制止，提醒同学们，注意安全，早点休息，第二天还要上课，大家才慢慢平静下来。

转眼间到了1983年下半年，即是大四第一学期，根据教学计划安排，我们要去繁昌县一中、二中实习。9月初，天气的炎热还没有完全消退，我们住在暑期被大水淹过的教室，双层铁架子床，上下铺睡两人，面盆牙具放在床下的地面上，毛巾挂在床头的绳子上，挂着蚊帐，教室里有课桌凳子，我们正好可以备课用。近两个月的实习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

有天傍晚，辅导员谢老师来看我们，一个叫张平的同学拿着饭盒，走到老师面前，指着饭盒里的青菜汤，说：谢老师您看，您看，谢老师看了看，除了水面上飘着两片菜叶，没看到什么。张平说，这汤一颗油珠也没有啊！这话引起了周围同学的一阵笑声。是的，当时学校食堂里的饭菜真的很差，油水太少，后来改到繁昌县机关食堂搭伙才有所改善。

周日休息时，我们几个同学曾结伴去长江边的荻港一家造船厂游玩。这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们找到值班人员说：是来找他们厂篮球队打球的。值班室向工会领导汇报，答复是：今天不巧，几个打篮球的主力都不在，以后再来吧。不过，到了饭点时间，厂领导还是留我们吃了顿不错的午饭，大家才高兴地乘车回到县城。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结伴去繁昌县城附近的马仁寺游玩，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实习期间，我们作为实习老师，与同学们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尤其有几个喜欢写诗的女孩子，与她们的实习老师感情很深。我们乘上返程的火车开动时，有的同学还追着火车跑，与我们挥手告别。此景此情，至今难忘。

　　这是我们在繁昌中学实习时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由于巧灵同学提供。

　　这是1981年印制的繁昌县委会食堂饭票。剩下未用，夹在一个小笔记本里，成了那段生活的见证。

二、我们毕业啦

1984年7月，我们毕业了。离开学校前，有一系列的事情要做：按学校的教学计划修完所有课程并考试、考查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实习；完成毕业论文等，如此我们才能毕业，拿到毕业证书。

1984年，全国大学毕业的人数还比较少，我们的工作由国家包分配。不过，原则上是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服务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是学师范的，回到家乡各中学当教师是我们的主要去向。不过，也有部分同学，如少数党员学生干部和家庭有背景的，被分配到省直与地市机关单位上班。大多数拿到的派遣证是回到家乡的县市教育局报到，然后再由教育局分配到各学校。有的同学留在县城中学，而有的则被分到了乡镇村中学。谁都知道，城乡差别大，同样是一所大学相同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命运由此大不相同！

好在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国家又正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与单位的人事管理政策都在逐步放开，通过考研或找关系调动，也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图片：我们的毕业证书封面。“安徽师范大学”校名系郭沫若题写。

我的毕业证书内页，有时任校长杜宜瑾签名章。

资料显示，杜宜瑾校长1936年2月生，四川省广安人，新加坡侨属，文化程度研究生。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学校同时还发给我们学士学位证书，蓝色封面。

学士学位证书内页。杜校长还是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

1984年5月26日，在我们的教学楼门口，中文系一班的全体同学拍摄了毕业合影，中文系领导班子成员和辅导员、女同学都坐在前排。班级获得的奖状都带到现场，分列两边。

1984年6月27日，我们一班五组的全体同学去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后排8人，前排6人，合计14人。五组有这么多人吗？我想，可能四年来前后在五组学习生活过的同学，大家毕业了，都来拍张合影留念吧。

前排左起：殷集体（女）、吴正苗、许永铸、钟华、李学厚、郭晓蝶（女）。

后排左起：孙道鹏、周成林、甘志先、罗德权、李平、卜永忠、谢本素、汪夏云。

甘志先同学毕业不久因病离世，孙道鹏同学也在2000年不幸罹患重症去世，太可惜了！

毕业时，同学之间互赠照片作为礼物。这是我保存的蔡永平同学照片。

张文斌同学。

吴正苗同学。

我的毕业照片。赠送给了哪些同学？我就不知道了。

此外，我还买一本小塑料封皮笔记本，请同学们写下临别赠言。这里我选择几个同学的留言。

这是毛万宝同学写给我的留言。

张文林同学的留言。

孙道鹏同学的留言。

甘志先同学的留言最长，有三页，最后还盖了印章。

1984年7月初，我们陆续离开学校。大学四年，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同学之情，后走的同学送先走的同学。我记得一天晚上，王川生同学要去芜湖火车站乘车回歙县，我们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大家握手道别，我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昏暗的大街上。

（三）毕业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2004年10月2日至3日，我们在母校举办“毕业二十年，我们再相会”毕业纪念活动。聚会在母校赭山校区新建的教学楼举行（在原教学楼基础上拆扩建的）。我们住在母校对面的奥顿宾馆（即当年的芜湖饭店），这样回母校搞活动参观非常方便。

我记得，活动一开始，请当年给我们讲授唐诗的赵其均老师讲话，二十年后的赵老师已是满头银丝。

查海波、卜永忠撰写了发言稿在会上宣读。发言稿用红纸打印，到会的同学在空白处都签了名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二十年后，同学们相聚母校，倍感亲切。聚会活动后，大家拍集体照，随后走出教学楼，在当年的荷花塘畔、梧桐树下散步聊天，三五成群，随时拍照留念。聚会活动后，讲话稿（包括签名）、照片等资料，后来都汇编成二十周年聚会活动纪念册，分别寄给在各地工作的同学们。这个纪念册是一份珍贵的回忆。

纪念册上，还把全班60多位同学的姓名、电话、联系单位地址都列了出来，还有部分老师的电话也在，这就大大方便了同学们的交流。特别是后来手机微信普遍使用后，同学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加方便了。

同学们经过毕业后20年的奋斗，除了两个不幸去世的同学外，其他人都发展得很好，有的当了大学教授、学者和校长，有的在省地市（县）级机关任领导，有的做了杂志主编、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中层领导或资深记者、播音主持，有的还进入法院当上了法官等。但更多的依然坚持在中学三尺讲台上，他们辛勤耕耘，成了中学高级教师甚至省级特级教师，其中多数升任校长、教务主任等。大家的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收入也比较稳定而丰厚，家庭幸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二十周年的聚会活动，查海波、卜永忠和李平等同学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在那次聚会上，我让王川生同学的用宾馆的铅笔和便签写下姓名和单位，至今还保留着。

（四）毕业三十年，我们再相会

转眼间到了2014，我们毕业三十周年。当年12月5号～7号，我们在省会合肥举行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活动。

这次活动请来当年的辅导员谢灵老师，并请她讲了话。查海波代表当年的班委讲话，出席的同学都依次发了言。

关于这次毕业聚会，我根据自己手中的资料，编写了美篇《三十周年聚会专辑》，其他内容这里就省略了。

这是我们毕业三十周年的合影。

（五）、毕业四十年来，我们同学之间通过多种方式在交流

毕业参加工作后，由于我和卜永忠同学同在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有过几次见面和交往，其他同学没有联系。大约五六年后，我曾经邀请毛万宝同学一起赴母校安师大看望过原中文系主任、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专家、书法家祖保泉先生和书法家曹宝麟老师。

此外，我在安徽广播电台“地方节目马鞍山专栏”听到施玲同学的节目，随后给她写信祝贺，随后也收到她的回信。

有一次，我到庐江矾矿出差，去庐江矾山中学看望了吴东胜同学，两人还一起合了影。

后来，吴东胜同学考入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据说，又读了博士。他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后下到广州市天河区委组织部任领导。我几次去广州，都受到吴东胜、王晓波、吴兵和朱伟福同学的热情款待。

图片：吴东胜曾来宁波，毛万宝、王兴泉，我们一起小聚并拍照留念。

毕业后，我和毛万宝同学交往比较多。上学时，我俩都爱好书法，但他侧重书法理论研究，写了大量高质量的书法论文发表，并出版了很多专著，成为全国知名的书法理论研究学者。而我呢，业余时间以临帖和创作为乐，又没能认真投师学习，因此水平创作水准很难提升。

这是我2014年前后去绍兴时，赠送给毛万宝的篆书作品。

于巧灵同学，1983年我们在繁昌县实习时，曾分在一个小组。毕业后三十年合肥聚会时才第一次见面。在合肥，她的先生还特地赶来合肥宴请我和同班的孙雁斌同学。2005年初夏，他们夫妇俩来宁波，王兴泉、我和夫人，大家一起小聚，并合影留念。

大约2016年初春，我去上海浦东看望郭晓蝶同学。我们在她的学校门外合影留念。

2016年夏，郭晓蝶来宁波走亲戚，我和王兴泉在宁波鼓楼中山公园门楼前合影。

曹桦同学毕业后一直在安徽滁州中学任教。她2003年元月-2012年12月当选为滁州市第三届、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2013年元月-2022年12月当选为安徽省第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有一次她带队来宁波，我和王兴泉请她小聚，三人手持我书写的《健康快乐》合影留念。

前面说过，我与王晓波同学交往甚多，大约2003年初，他携夫人、儿子来宁波，我们一起欢聚过。在这前后，我也几次去广州造访过他。

图片：2024年6月11日，我和王晓波在合肥相天鹅湖畔相聚。

2024年6月10日，端午节，林玲同学由美国回国探亲，她邀请了广东、沈阳、浙江及在合肥的同学小聚。这是几个女同学坐在一起叙旧聊天。

席间，大家把盏言旧情，纷纷发表自己的人生感慨与感悟。表示：晚年生活一定要过得洒脱点，活得自在些。

图片：是我写的草书《潇洒》二字

同学们举杯欢呼，共同为晚年的幸福生活干杯！

毕业后，特别是毕业二十年后，同学之间的往来明显增加。除广州、合肥外，我还去过昆明、武汉、沈阳等地，拜访过老同学蒋永文、余东升、李金秋同学。在海口，林玲同学还请我和一位中学校友吃饭。当然，我在宁波和王兴泉同学也接待过来访的其他同学，其中包括王川生同学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毕业后，能与老同学见面聊天，是非常愉快的事。

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无论怎样，一晃就老了。年轻时，我们奋斗过、经历过，尝过苦日子，也享受过美好生活，直到现在。我想，无论何时何地，遇到何种困难，我们都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迎接明天。尽管，明天会不会像往日一样来临…

许永铸 2024年8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