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之《离别》分享——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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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离别》最后一个章节，我合上书，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残阳如血，天空中呈现出大片金色鱼鳞般的云朵，远处的高楼在夕阳映衬下变成一幢幢黑色的影子，沸腾了一天的城市渐渐沉寂下来，放眼苍穹，更是感到生命之渺小。回想书中那些远去的背影，不由让人感叹今昔。在这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在沉浸在《南渡北归》这部著作之中，从认识这些大师到他们离去，其中与之同气相求的悲喜，如同眼前这片残阳，缓缓落入夜幕。

第三部《离别》其实就是一场与生命宏大的告别，不同的理想和追求让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归途。从台湾到大陆，从傅斯年的“归骨于田横之岛”到最后金岳霖的“绝响”，傅斯年、胡适、梅贻琦、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叶企孙、曾昭燏、吴晗、金岳霖等这些大师最终都离我们远去了。去往台湾的傅斯年致力于台湾大学光复改革，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梅贻琦用余下的庚款筹建新竹“清华大学”，李济继续从事他的考古研究……在台湾，他们同样也遭遇了蒋氏政权的排挤，落寞的朱家骅、被软禁的叶公超、贫困潦倒的董作宾们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留在大陆的梁思永被新中国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林徽因投身到新的政权和社会改造，她与梁思成共同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从美国回到大陆的赵忠尧、朱光亚等科学家与钱三强另一支系人员合作成功研制出了新中国第一枚原子弹。1957年后，陈寅恪、陶孟和、曾昭燏、吴晗、陈梦家、金岳霖等人相继被卷入了“反右”、“清理阶级队伍”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等各种运动中，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仅是大师，所有知识分子都逃脱不了那般厄运。

　　这里我想说一位在群星中不太耀眼的人物，但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代大师与普通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能看到与之命运相连的一个时代的变迁。他是---巫宁坤，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出版的作品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翻译作品有《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1920年9月，巫宁坤出生于江苏扬州。1938年，他参加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吴宓、沈从文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抗战时期曾为美国援华“飞虎队”担任翻译；1948年3月，巫宁坤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

书中对巫宁坤早期记载并不多，他的出现是在穆旦之死篇章中，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战前有物理学家叶企孙、饶毓泰、查良钊等人在此就读，1948年，穆旦、杨振宁、李政道、陈梦家、赵萝蕤等留学生集聚芝加哥大学，巫宁坤便是其中一员。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这群留学生对是否回国举棋不定，当时，只有穆旦与巫宁坤倾向于回国投向伟大的时代。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从旧金山登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在书中有段话令我印象颇深。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二人互相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有太在意，只是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当时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巫宁坤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陈梦家夫人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当巫宁坤进入北京城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令他突发这一预感的是因为他见到了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赵萝蕤，曾经仙女下凡般的一代美人赵萝蕤，在衣着上有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装，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而现在却套着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人也显得有些憔悴。巫宁坤到校不久，赵萝蕤即安排他教授“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的四年级课程，并鼓励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

谁知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便从天而降，北京市委工作组进入校园，发动全校批斗赵紫宸、陆志韦，以及哲学系主任张东荪，人人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赵紫宸女儿和陆志韦干女儿的赵萝蕤自是不能幸免，成了讨伐批斗的对象，又因为巫宁坤是赵从美国引荐而来，巫宁坤所教的课程也跟着下马，紧接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因燕大和北大部分科系合并，巫宁坤被当政者踢出了燕大校园，发配到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得知穆旦夫妇回国的消息，在师资紧缺的情况下，巫宁坤牵线将穆旦夫妇推荐进入了南开大学，两家宿舍相邻。紧接着，在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等批判中，南开大学为做全国表率设置了“马列主义夜大学”，全校教授夜间都要到这所特殊大学听报告，在夜校散罢回家的路上，年轻气盛的巫宁坤对年长的同事们叽咕道：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没想到第二天校方领导就派人找到巫宁坤，指责其“思想落后”，并对他提出了严厉警告。紧接着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上，以巫宁坤、李天生为首的几位外文系教授，按规定批了一通俞平伯的错误思想，会上他们将话题逐渐转向了外文系领导人。当天晚上，南开大学把巫宁坤等参加会议发言的几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这便是南开大学轰动一时的“外文系事件”。

在1955年大规模批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兴起时，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主持会议者声色俱厉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还是穆旦等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巫宁坤与穆旦被揪到“斗鬼台”上开始接受批判。紧接着穆旦和巫宁坤又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经历，被晋升为“美国特务”。在搜查凶杀武器和秘密电台行动中，巫宁坤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被全部带走。1956年5月中旬，学校人事处通知巫宁坤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才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巫氏夫妇带着老继母和五个月大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任教，得到了暂时解脱。1957年9月1日，开学之后并未上课，而是停课搞“反右”运动。巫宁坤稀里糊涂地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对改造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他，随身还携带着两本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

1958年4月17日下午，巫被送到了北京南城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分子”一起关押。不久便登上武装押解的闷罐“专列”，运往黑龙江省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自此巫与其他“右派”开始了劳改生涯。1960年10月26日，巫宁坤等又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劳改。此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场的劳改犯都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时有人死去。有一次，一名同乡从家乡送来了高价购买的一包烙饼，同房中一位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刘姓“右派”全身极度浮肿，见到巫的烙饼，顿时两眼放光，遂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巫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看罢，不由悲从中来，内心涌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他悄悄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年5月的某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刚挖好，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走来。快到眼前时，巫宁坤看到车尾一个草垫子下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居然是老刘。

自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其妻被流放到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1961年6月29日，身患重病的巫宁坤得以保外就医，并准许回到妻子单位所在地合肥待业。1962年秋季开学，巫氏被特许在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4年7月4日被“摘掉极右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1965年，巫宁坤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之后，巫宁坤夫妇又被下放农村“劳改”，直到1974年1月底，巫宁坤才被调到芜湖安徽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的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在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当巫宁坤从芜湖来北京正在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时，意外地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是国宾级贵客的李政道很忙，但还是与巫匆匆说了几句话。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又会怎样？

相比那些经受不起精神与皮肉摧残选择自杀的知识分子，巫宁坤是幸运的。他在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后，便回到学校任英文系教授，1986年赴剑桥大学讲学，直至1991年退休后才偕妻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2019年8月10日在美国逝世。晚年的巫宁坤，曾用“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这段岁月离我们并不遥远，很多亲历者今天尚存。就在前两天，也就是2024年8月4日凌晨，世界杰出科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逝世，李政道便是这段历史见证者，当年就是他将巫宁坤送往回大陆的轮船。

我的母亲多次对我讲起她们年少时那段岁月，总是念叨在她读中学时的老师，及下放在她们学校改造的知识分子，个个满腹经纶、博学多才，上课不用教材侃侃而谈。每次说到这些时，母亲神情是骄傲的，她常说如果不是当时他们划为“右派”，作为一个普通小镇上的中学，哪有这份荣幸遇到这样有才华的老师，听到那样精彩的讲课。当年教过母亲的那些老师，在平反后均回到各自的城市，分别在武大、北大等高校任教授，至今仍有健在者，据说其中一名老师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中央首长的翻译。母亲还与我提过一位精通七国外语，能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的“极右分子”，他没有资格任教，只是负责打扫食堂、倒泔水桶、喂猪、扫厕所、为学校打铃，母亲说她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位“极右分子”颤颤巍巍的背影和孤独无助的眼神。有一次，因食堂地面油腻湿滑还带有台阶，他腿脚不方便一不小心摔倒，连人带满桶泔水摔倒在坚硬的台阶上，顿时膝盖流血，动弹不得。一位好心人斗胆将他扶起，他艰难地站起来，没有言谢，但他的双眼却流露出无比感激。在我老家《乡情新沟》公众号里有一篇文章《东荆河畔打铃人》讲述的便是这位学者打铃人一段悲凉的人生经历。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也多处对“文革”的描写，托派分子李先生来到大陆被贴大字报，接受劳动改造，守卫大粪时被打，后发配到河南安阳煤矿没日没夜挖煤。文人贺先生头发油黑，指甲修过，说话干净利落，声音浑厚，被打倒成反动学术派、国民党官僚，最后跳楼一地脑浆……这些人物当时都令我记忆深刻。也正如我在书中读到曾昭燏、梁思成、陈梦家、曾昭抡、叶企孙、穆旦等人被架上“斗鬼台”践踏和毒害，还有无尽的精神折磨和身体催残，当时的清华园，每天都有被批斗、被凌辱和自杀的知识分子。读到这些时，当时的心情是无比愤怒和憎恨，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们为何如此地丧心病狂，灵魂为何如此扭曲。书中有一章节记有林徽因在李庄写下的《哭三弟恒》诗句，“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当年为纪念弟弟保家卫国写下的诗，最后变成了所有受害者对那段不堪历史的叩问。

当初在读完第一部《南渡》之后，我就认为书中作者个人观点和感情成份比较多，思想上也较偏执。读《离别》时，仍觉得作者存在主观臆断，措辞也非常大胆。我想既然岳南先生写这本书花费十多年心血，从两岸收集了这么多详实可靠的史料依据，作者理应客观公正，不应当在书中多处出现戏谑嘲讽口气，令人觉得不够严谨。诚然，读者也不会仅凭这一本书去看待历史，读书人都有自己的辨断和思考。但不可否认，岳南先生这部《南渡北归》以全景式的方式为我们展现抗战后中国知识分子南渡北归，以及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确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诗巨著。

书中结尾处，金岳霖先生对其学生道：“凡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能持久可靠的必须是经过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文革”这段历史为中国人留下了永久的伤痛，这份集体记忆是无法抹去的。我们称之为“时代之殇”。中国近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已从“拨乱反正”中成功迈出， “士志于道”，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文明的指导，一个文明的国家同样也离不开“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