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大学生的点滴记忆

水晶球

作者:68届高一二班 申力立

申力立系辽宁省实验中学六八届高一.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九月下乡至辽宁省昌图县大洼公社团结大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入伍。一九七二年四月入长春市吉林医科大学七二级临床医学系学习（后改名白求恩医科大学）。一九八三年三月入西安市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习。历任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军医，主治军医，副主任医师等职。退休前任沈阳军区总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全军骨科肢体伤残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大学

我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从沈阳育才学校考入辽宁省实验中学初中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中考又考入了本校，分在了高一二班。一九六八年九月随全校同学一起下乡，到了辽宁省昌图县大洼人民公社团结大队第四小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参军入伍，到了沈阳军区总医院勤务连。有了一年多的下乡经历，到部队后，觉得什么苦活累活都不在话下。我从战士、副班长、班长、一直干到了代理排长。

一九七二年初，第二批选送工人、农民、士兵（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的指标分配到了我们医院，我被组织上选送上了大学。我上的大学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吉林医科大学（后来更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二OOO年并入吉林大学，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学员入学以基层单位推荐，参考文化考核成绩，择优录取为原则。我们这些来自全军陆海空三军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是基层部队的卫生员，或是全军各医院的护士、助理军医。资历最老的是一九六四年军队护士学校毕业的老护士。我们班就有一位来自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最新的新兵是一九七一年入伍的士兵，当兵仅仅一年多就被送上大学了。

学生中的地方学员大部分是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和长春市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是一九六八年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吉林省各个县的农村。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表现出色，被贫下中农选送上了大学。少部分是农村本乡的优秀年轻人和吉林医科大学本校的家属子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赋予了我们一个特殊的名字“工农兵学员〞。学生的年龄跨度很大，可相差十岁。最大的年龄是一九四六年生人。最小的年龄是一九五六年生人。当时入学年龄要求不得超过25周岁。

一九七二年四月班干部与安芝兰副校长合影。第一排右数第五位为安芝兰，右数第三位为本文作者。

文化课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处突出政治。我们一入学，就接受了入学教育。介绍学校的优良传统。吉林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诺尔曼.白求恩参与了学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一九四O年一月为了学习和纪念白求恩，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历史上称为“老白校”），一九五八年由军队的军医大学移交地方。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有很多教职员工都是原来参过军的人，对我们这些部队来的学员十分亲切。

时任学校的副校长康克、安芝兰都是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过的人，据说安芝兰副校长当过“老白校”的手术室护士，配合过白求恩医生做手术。而康克副校长是20年代末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在校时参加了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在北京火车站（现在的北京前门）卧轨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作为一名有知识的老革命，他为这所大学的建设所做出的贡献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敬重。就是在这样一所令人敬仰的大学里，我们开始了大学的学习生活。

学生们不仅年龄差距大，而且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最大年龄者为一九六六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最小年龄者为一九六六届的小学三、四年级学生。那时全国正规的系统文化教育，终止于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尽管也“复课闹革命〞了，但是在学工学农的干扰下，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同学其实也就是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考虑到当时全国的外语教学是以俄语为主，学校安排的半年文化课补习课，外语科目中的语种为英语。其余还有数学、医用物理、医用化学等课程。

在入学的同班同学中，我遇到了咱们实验中学高三年级的校友夏霓霓。夏霓霓来自吉林市解放军二二二医院。与我同年入伍。她也下乡了一年。当年在大洼公社我俩还偶遇过一次。当时坐的路边聊天儿了好久。此次又同上了大学，还分在了一个班，很自然的就亲近了起来。（夏霓霓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吉林市二二二医院，后调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现在定居美国。）

同学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学习文化课时大龄同学相对轻松，年轻的同学相对吃力。但是对于英语，大家基本都是同样从零学起。我因为在中学时学了四年俄语，开始学习英语，很不适应，字母总弄混。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英语。

记得有一次在阶梯教室上自习，人很多。免不了就有人窃窃私语。就有同学不甘烦扰，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了一句俄语：“即谁，达瓦里西！”引得教室里的同学们哄堂大笑。文化课结束时，有同学俏皮的用了一句挺押韵的顺口溜做了一下总结：门门功课都顾得，英格里士不及格。

一九七四年在学校大楼前合影，前排右数第二人为本文作者。

基础课

遵循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医科大学与全国所有大学一样，改为了三年制。很多大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多争取半年的教学时间，就采取了春季入学的措施。我们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入学。经过了几个月的文化补习之后，于当年九月份开始了基础课的学习。为了适应医科学生的学习，把学生编班由刚入学时学习解放军的建制所编的学员一、二、三、四、五连，改编为一、二、三、四教学班，均为临床医学系。我们年级还有一个中医系，仅一个教学班。是由刚合并入我校的原长春中医学院组成。还有一个工业卫生系也是一个教学班。

我们临床医学系一个教学班一百多人，适合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每个教学班又分为四个小班，一个小班三十六人左右，适合上临床课。每个小班又分为三个小组，十二人一个小组，适合上实验课。比如三、四个人分一只青蛙；六个人分一只兔子；十二个人分一具尸体等等。

上基础课时有一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微生物教研室的王凤振教授。他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三十年代末分别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修。四十年代获得维也纳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我们上微生物大课时，每次下课，挨着阶梯教室门口的走廊上都会见到有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些从教室里蜂拥而出的青年学生。有一女子扶着轮椅静静地站在一边。我很好奇地问身旁的同学，这位老人是谁？同学告诉我说他是微生物教研室的老教授。是专门研究蜘蛛的。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大功，帮助打败了美国鬼子的细菌战。美国鬼子往朝鲜扔细菌炸弹，被咱们发现了还不承认。这些细菌弹落在地上，播散出大量的携带烈性传染病细菌的蜘蛛等昆虫。美国人说，这些蜘蛛就是朝鲜本地生长的昆虫，与他们无关。是王凤振教授提供了证明，说这些蜘蛛只生长在他们美国，咱们中国、朝鲜国土上没有这种东西。国际上承认了王凤振教授的证明。美国人哑口无言。《中国蜘蛛类》的专著就是王教授写的。这位立了战功的蜘蛛专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也成长为一名资深医生，也带教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之后，每当回想起坐在轮椅上的慈祥和蔼的老教授，我就十分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上前与老教授说话。他明明是等在走廊里，等着学生们上前找他提问题呀。

上基础课时，同学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记得上解剖课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同一宿舍一位来自县城农村的女同学（她是以“赤脚医生”的身份被选送大学的），挺不自然地告诉我们，今天她把解剖助教老师给吓着了。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的解剖课是在尸体解剖室上。她想笨鸟先飞，中午不睡午觉就到解剖室去提前预习。这时，解剖教研室的助教老师为下午的授课提前做准备，到解剖室来悬挂挂图。他正按着授课老师的要求一张一张按顺序挂着挂图的时候，寂静的屋子中忽然传来了呼吸声。他立刻身体僵硬起来。紧张地回头一看，看到了坐在角落里学习的这位女同学。他忍不住紧张地说：“你这也太吓人了，让人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还以为是台子（解剖台）上的东西（尸体）喘气呢。”女同学讲完，全寝室的人哈哈大笑。大家都理解这种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的心情。

就是这位“赤脚医生”女同学，毕业后回到了吉林辽源农村。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少生孩子多栽树，少生孩子多养猪”。为发展当地农村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时任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彭佩云主任到辽源市开了现场会。我这位女同学大放异彩。她退休前一直担任辽源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在学校基础楼前。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

在教室听课。三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临床课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医科大学，在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也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气氛。学校里当时流传着一句著名的批判旧的教学体制的话：“一年不摸基础边，两年不摸临床边，三年不摸病人边”。为了坚决执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生生将五年制的医科大学课程，缩短至了三年。这样一来，只好将第五年的实习课砍掉了，基础课一年内学完，临床前期课和临床课压缩在两年内学完。各教研室的老师们真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让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们多学习知识，将来能当好一名医生。此时我耳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做好从一个医学生到医生的转变。

记得有一次是在阶梯教室里上大课，两个教学班的同学一起上课，能有两百多人。

一位中年女教师走向讲台，师生相互问好之后，讲台上站着的老师拿起粉笔，转身向黑板正要书写什么。这时阶梯教室的门突然被撞开了，冲进来一位青年妇女，她手中抱着一个用包袱皮包的东西，大喊：“大夫，大夫，快救救我的孩子！”边喊边打开包袱皮，露出了一个洋娃娃的脑袋。原本同学们被现场状况闹楞了，鸦雀无声，此时教室里却响起了哄堂大笑。抱着洋娃娃的老师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大声喊：“孩子抽了，大夫快救救他吧！”同学们渐渐地安静了下来，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这时在黑板上书写了“惊厥”两个大字。说：“我们这堂课就要学习惊厥，老百姓经常管惊厥叫抽风，这个病是一个很严重的急症……”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起课来。

那时上级要求“开门办学”。就是要走出学校的大门，到基层医院去上临床课。我们班的《内科学》和《外科学》的课程被安排在了公主岭县医院。学校安排授课的老师跟随到县医院给我们上课。在公主岭我遇到了咱们实验中学高二年级的吕海燕。同学见面格外亲切。她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能到她所服役的公主岭空军医院去洗澡。那时候能每周洗一次澡可真是不容易。我就带着我们班里的女同学一起去。吕海燕有的时候还给我拿面包吃，说是她从医院营养部拿的。在那时候面包可是好东西啊。呂海燕后来调到了大连陆军学校任教员。

给我们讲《内科学》的是一位女老师。她和我们一起睡大通铺。还带着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儿子在身边。老师的名字忘记了，小男孩儿的名字还记得，叫史航。课余时候，他总缠着我们女同学，让我们给他讲故事。

上《儿科学》课的时候是在长春市儿童医院。带教我们的女老师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老师。她告诉我的话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小孩子病情变化非常快，可能早上查房还好好的，下午就高热不退了。也有的孩子，头天晚上看着奄奄一息，第二天早上查房就活蹦乱跳了。总之，当儿科医生绝对得勤查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对患儿心中没数你就不能下班回家……。

现在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退休医生了，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吉林医科大学时教导过我的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

至于我那些勤奋好学的同学们，现在还有很多人继续勤奋地工作在医疗岗位上。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他们救治了千千万万个病人。我们班的汪江滨同学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年级的徐长珍同学，先后四次赴北非阿尔及利亚援外医疗，先后四次被评为“全国援外先进个人”，五次获得中宣部授予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时代楷模”称号。我为我的同学感到骄傲。

我的毕业证书。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毕业前二教学班班委会合影。照片中第二排右数第二人为本文作者。

本文作者：申力立

美篇制作: 高 晶

美篇核对: 赵宏音、乔军平

202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