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者

芮永华

上海在“一五”计划时支援内地的回望

最近看了一个叫上海宝爷写的“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短视频，触发了我的联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执行“一五”计划（1953-1957）时，遵照全国工业合理布局和加强内地建设的指导方针，一声令下，上海各行各业都分出一些单位支援内地，整体搬迁，没有讨价还价，尤其是轻纺业，老字号名牌产品纷纷迁往东北、西北、西南以及江浙皖闽等地。

那时的人比较老实、单纯，没有户口概念，尽管“故土难离”，但在国家大义面前，大多数是服从的。我的一个阿姨是工商银行的，去了贵州；一个表外公是鞋业的，去了西宁；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了洛阳。都吃了不少苦头，他们不能回沪，虽然后来通过各种办法返回上海了。但是，至少还有十多万迁徙出去的一辈子就呆在那里，默默无闻，生活和待遇远不如迁出地，现在已大多“终老它乡”了。这批上海人对当地的贡献很少提及和纪念，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以后到了60年代，社会青年去江西、新疆务农，三线建设，以及文革知青运动，轰轰烈烈，都有纪念，被社会广泛关注。

相对而言，前者遭遇更不公平。

有鉴于此，本人特写一篇文章纪念这批上海早期的迁徙者。

（一）49年刚解放时就已有内迁了。

当时上海经济面临许多困难：解放前夕资本撤离造成资金短缺；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物资供应不足；美蒋飞机轰炸和破坏使得生活和生产受到影响。

至1949年7月底情况最为严重，上海全部停工停业的行业有绸缎印花业、地毯业、军装业、长毛绒业、拉绒业、纸盒业等；停工停业75%的有手帕业、玻璃业、手工棉纺业、驼绒业、整理染织业、制镜业等；停工停业50%的有橡胶业、棉纺业、电工器材业等。

那时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封锁、反轰炸，扭转经营困难，以私营小企业为主。

1949年的8月3号至5号，上海召开了旨在粉碎敌人封锁和克服困难局面的各界代表大会，提出了六条工作方针，其中第二条明确指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

从1949年8月起,，上海市开始有步骤地把一些过分集中的工厂，按照就原料、就市场的原则陆续迁往内地或其他城市。

8月21日，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成为上海市“产业界响应政府号召，为粉碎敌人封锁、克服生产困难而内迁的第一家工厂”。

9月5日，上海私营新华、康乐等4家卷烟厂又分别迁至郑州、天津、汉口等地。到年底，上海市卷烟、火柴、内衣和制药等共有10多个行业、20多家私营中小工厂，先后完成内迁。

进入1950年，尤其是“二六”轰炸后，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全市进行人口疏散，同时为了寻求安定的生产场所而内迁的工厂企业也相应有所增多。如当时的环球内衣厂、美乐印刷厂、新安电机厂等小企业，短期内全部或部分迁往天津。

1950年2月7日的《文汇报》报道：“最近本市准备内迁的有二十几个厂，已完全确定了的是信和纱厂(五千纱锭)和全昌正记火柴厂”，“已向工商局请求的有华明烟厂、锦华烟厂、三新针织厂”。而“晶华玻璃厂则比较更具体了，劳资双方已在劳动局进行劳资协议中，一俟决定即可迁运机器(该厂已与青岛啤酒厂接洽，该啤酒厂年需酒瓶三百万只，原料的煤亦近产区，重碱在天津进口便利)。其他在积极筹备中或有迁厂动机的纺织业有：诚德纱厂，拟全部迁新乡，申新五厂部分迁汉口，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或国营工厂如成泰纱厂、苏中机器厂等十余家也即将内迁......

（二）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工厂内迁则是以调整工业布局、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沿海国防安全为出发点。

据市工业志记载：1953～1956年，上海有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迁往内地。

橡胶业有，1954年普利翻胎厂从上海迁往福州。1956年，中信橡胶厂和永和橡胶厂化妆品生产线分别迁往南京和合肥。1957年起，金刚橡胶厂支援包建湖南橡胶厂；南洋橡胶厂为主支援包建湖北黄石橡胶厂；义生橡胶厂为主支援包建江西南昌橡胶厂。

纺织业有，1954年3月11日，私营上海振丰棉织厂迁往合肥，职工184人随厂迁移，成为上海纺织工业首家内迁的企业，1955年5月25日正式投产。1956～1957年，合营高潮以后，内迁规模扩大，迁往浙江5家（针织内衣4家、织带1家），职工177人；安徽6家（印染1家、制袜5家），职工414人；江西2家（印染、针织内衣各1家）职工260人；河南6家（针织内衣3家、制袜2家、毛巾被单1家），职工923人；湖南2家（印染），职工641人；湖北8家（印染1家、针织内衣7家），职工855人；北京2家（织带），职工29人。光新印染厂和南华染织厂合并内迁湘潭，填补了湖南印染工业的空白，以后发展为年生产能力为印染布1亿米的湖南省规模最大，设备较为先进，技术力量较强的棉纺织印染联合企业等等。

医药工业有，1956年6月,上海佛慈药厂迁往甘肃省兰州市，生产设备和职工42人、职工家属31人迁往兰州市，产品有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丹、当归素、桔梗丸、海藻晶，等等。

食品工业如，1956年迁入洛阳市瀘河区，在药王庙遗址上兴建的国营三乐食品厂，带去了精致、美味的三乐牌上海糖果、糕点和饮料，享誉洛阳，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成为当一家长盛不衰的食品企业。

▼一五期间迁入洛阳的工业企业一览表

▼各色漂亮的三乐牌糖纸

▼60年代三乐牌二锅头酒、蜜桃罐头商标

▼1955-1957年上海工厂内迁项目统计总表

▼上海轻工系统支援内地建设情况明细表

▼普陀、杨浦、长宁内迁一览表

（三）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的主要形式为：技术人才输出、生产设备支援和人员培训。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首先需要大批技术工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义不容辞。

1954年6月30日，在上海市技术工人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动员大会上，副市长许建国同志代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讲话。他指出，“以技术人才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是全上海人民、首先是工人群众带有长期性的光荣任务，因此，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及各级工会组织，都应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把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动员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凡是合乎这次动员条件的技术工人应踊跃报名，工会干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们应积极带头，目前技术条件尚不合要求的工人，要努力提高技术、创造条件，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号召”。

经过动员，上海工人纷纷积极报名。据不完全统计，仅1954年7月到1955年4月的9个月时间里面，先后报名要求参加的共达2万人，根据计划批准了5559名，其中50%是四级技术工人，50%是五级到八级工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35%以上，有很多还是劳动模范、工会干部和车间主任等生产上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据统计，“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217804人，其中工人128144人、工程技术人员29790人、职员41511人、其他人员18359人。并输送统一分配的各类学校毕业生23434名，社会劳动力90231名。他们为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同时，上海党组织按照中央规定的条件慎重地进行挑选和审查，向全国各地输送了1.37万名干部。如上海柴油机厂选派从厂长到一般管理干部的一整套班子，输送给洛阳柴油机厂。

《吉林日报》1955年2月2日报道————

【上海800多名五金技术工人来东北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工程的建设

1月30日下午，一列载满着800多名五金技术工人的列车，从上海北站开往东北，2000多个工人代表和工人家属等到站台上欢送了他们。他们到达东北后，将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点工程的建设。

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初，上海私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五金工人报名要求参加国家重点建设的有1万多人。这次出发的800多名五金技术工人，都是四级以上的车工、钳工、铣工和磨工。他们中有近半数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被批准前往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原新亚药厂工作的机械技术员应文华说：“过去，我摸过汽车、开过汽车、修过汽车，但是从来没有看过国内自己制造的汽车。这次我能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参加制造汽车，心里是真的高兴。”公私合营公兴造船厂七级技术工人林寿楣同他的儿子林炳华分头报名要求参加国家重点建设。林寿楣再三嘱咐前来欢送他的儿子说，在上海努力学习技术，争取以后再来报名参加国家重点建设。】

在设备支援方面，上海市100多家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重工业企业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电站用汽轮发电机计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纺织156万枚纱锭的细纱，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

在人员培训上，上海方面就利用自身管理先进、技术实力雄厚的工业条件，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厂矿、企业培训技术人员，总数达3.6万人。仅1955年2月至1956年3月，就先后动员、组织了国营上海自行车厂、上海新中动力机厂、中国纺织机械厂以及上海锅炉厂等共21个国营、公私合营工厂为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培训了600多名技术工人。再如，以重工业技术力量见长的上海机床厂，仅1955年一年当中就先后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东北三厂、西北第一机器厂、湖南机器厂、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等10多家工厂培训学徒、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才达110名之多。

▼1953至1957年间上海市输送外地人力情况统计表

（四）上海支援内地的配套建设方面有

金融业

早在1952年，上海方面就根据中央财经委员会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指示,动员2000多金融业职工支援西北地区。

零售、饮食等服务业

1955年底向洛阳搬迁了18家服装、照相、洗染、理发和酒菜行业的商店。1956年之后开始成批地动员服务性商店及人员迁往兰州、沈阳、鞍山、玉门、乌鲁木齐等新兴城市。仅当年头8个月时间里面共迁出饮食、服务类商店73户、从业人员960人，另有3484人以个别劳动力的形式输送到其他城市。其中包括一批经营有特色、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服务质量优异的老字号商店整体搬迁。如老介纶棉布店、万国药房、英明文体店、康乐百货店、上海照相馆、万氏理发店、荣华礼品店等迁到洛阳。国华照相馆、大光明洗染店、老正兴菜馆迁到鞍山。

▼1956年，上海著名的老字号“老介纶棉布店”搬迁至河南洛阳开业时的场景

▼1956年国华照相馆迁到鞍山。

教育和医学

•1949年12月27日，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面向农村，走向内地”号召，开始迁往安徽省怀远县办学，随迁340人，是解放后上海首家迁往内地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1951年8月27日东南医学院开始从怀远迁至合肥，并接收上海光华眼科医院及其设备，1952年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

▼1949年12月28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的消息。

•1952年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从上海迁往沈阳。当时农艺、园艺、农化三系1952届学生共117名，1953届、1954届、1955届学生一同西迁，另有教职员工99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5名。

•1952年2月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西迁武汉，1955年建成中南同济医院。

•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400余名教职工和医务工作者响应党中央号召举家西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

▼关于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方案（草案）

▼当年9月4日的《文汇报》头版头条报道上海第一医学院将迁往重庆消息

▼1956年10月建成的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

•1956年夏，根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分批迁西安，分为交大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形成一校两址,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格局。1959年,国务院批准两部分各自独立建置。

▼亲友送别远赴大西北的建设者

▼交大师生西迁的乘车证

▼周恩来关于分设两地新方案的亲笔书信

▼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同意上海、西安分设独立的批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门

▼1959年拍摄的西迁后的交通大学校园一景

文艺剧团

为了满足内地经济建设各类人员对戏曲等家乡文化生活的需求，上海越剧界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奔赴祖国各地。

新新越剧团的西迁拉开了上海戏曲院团支援内地的序幕。1956年共有10家越剧团支援外地。其中，新新落户洛阳，春光落户兰州，支援浙江的越剧团为8家。它们分别是：精华去象山，文华去昌化，合力去建德，朝民去嵊泗，荣艺去岱山，少少去洞头，光海去玉环，更胜去天台。随后，上海市的新民、同兴、同春三个绍兴大班支援去浙江，合众越剧团去天津，云华越剧团去南京，杂技团红色二团去南京。除此之外，上海市文化局又动员上海县越剧团、艺联京剧团支援贵州省，上海永乐越剧团、上海亚东魔术团支援甘肃省、青海省，并对云南、北京等不同地区进行了剧团支援。

▼1955年12月28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新新越剧团赴西北

▼上海越剧界为新新越剧团离开上海支援西安送行

▼团长兼头牌小生高剑琳的戏照

▼西安市越剧团演出戏单

▼1959年，西安市越剧团赴京演出《红梅记》、《状元打更》，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并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

城市基础设施

兰州、洛阳等地由上海包建。从1954年起，上海第五建筑公司和安装公司共1.2万人开赴洛阳，负责新建厂房的建设工程项目。市给水排水设计院承担了洛阳的城市供水、排水设计任务。12月，上海将建筑机械厂、汽车修配厂迁往洛阳。同年，市建筑工程局下属荣大水泥制品厂迁往洛阳，该企业主要生产城市建设所需的机制钢骨水泥管、无筋水泥管、排水管、阴沟管等，以及工业、水利、铁道建设所需用的式样复杂的水泥预制品。

通过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大力援建，洛阳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区人口从1949年不到9万人，迅速增长至1955年底的38.6万人。1956年底，重点工程云集的洛阳涧西区，修建了几千间职工宿舍、数万公尺的自来水管道、污水管道和电线电缆，加上新建戏院、电影院、工人文化宫及“上海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为一座新型的大工业城市”。

有作家感叹：“大上海不但调来了拖拉机厂各工种，也带来了整条的繁华街道。洛阳因此复活了，洛阳有福了。这是老城市支援新城市，这是老厂带新厂。这是创造性的，又是延续性的”。

（五）支援兰州的上海人

兰州被国家确定为“一五”工业建设的重点城市，上海市积极支援，市委书记陈丕显批示：“支援兰州建设，上海义不容辞。兰州需要什么，支援什么；要什么，给什么。”

根据上海与甘肃双方的协商，并报请中央批准，确定内迁到兰州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有上海勤丰搪瓷厂、上海工兴玻璃厂、上海利华墨水厂、上海震旦制革厂、上海沙发厂、上海佛慈制药厂等8家。迁兰的商业企业有信大祥绸布店、泰昌百货公司、远东绒线店、恒昌照相材料行、培琪西服店、王荣康西服店、红花女子时装店、美高皮鞋店等，还有悦宾楼京菜馆、同华楼菜馆、大中华徽菜馆、立达西菜社、葛裕兴小吃店、许复兴小吃店、上海糕团店、老蔡德胜糕团店等餐饮企业。此外，还确定建筑工程局医院、国联照相馆、龙象照相馆、登记理发店、国家理发店、文龙理发店、意姆登洗染店等服务业馆(店)一并与其他企业整体搬迁。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确定的上海内迁公私合营企业资产总值550多万元。其中，热水瓶厂133万多元；橡胶厂176万多元；搪瓷厂135万多元。

上海企业迁兰后，它的经营理念、服务方式让兰州市民耳目一新。信大祥绸布庄被安置在兰州市最繁华地段——南关什字庆阳路口。当年7月10日开业，闻讯而来的顾客和参观的群众达到上万人，当天营业额高达2万多元。

兰州市政府(人民委员会)当时做出了多种优惠政策，例如，把兰州市区的黄金地段挪出来，安置上海迁兰厂、店；整体迁兰企业负责人职务不变，待遇不变；部分迁兰干部和技术人员提高待遇，提拔为领导，少数高级技师的高薪也不变，尽可能以最好的条件安置迁兰人员的住宿和家属，并专门拨款375.8万余元用于解决上海迁厂人员的旅途费、安家费等。

孙维成老先生是当年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回忆:“1956年年底，当时我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为了支援大西北的经济建设跟随单位从上海迁到兰州，我们“文龙理发店”一共12个人，连同所有理发设备都是从上海带来的。从上海到兰州先乘火车到西安，再转乘西安发往兰州的汽车，经过近4天4夜的旅途才到达兰州。记得刚到兰州后，一同从上海来的一个小姑娘，下车后踏上没过脚面的尘土，看到光秃秃的荒山，当场就哭起了鼻子，引起了同行年轻人的逗笑。”

▼上海支援兰州的生活配套建设短视频

为了丰富新兴城市的文化生活，甘肃省文化部门主动向上海文化主管部门争取，将上海享有盛誉的“春光越剧团”调迁兰州，更名为“兰州市越剧团”。这一举措，有助于那些内迁企业的建设者安心在兰州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春光越剧团，1949年8月17日在上海创建。1956年8月2日，团长尹树春响应号召，率团去了甘肃兰州支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戚雅仙、陈少春等人在车站为她们送行。8月6日，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亲自宣布兰州市越剧团正式成立。主演了《二度梅》、《文成公主》、《红色医生》等剧目。

“文化大革命”中尹树春受到严重迫害。1979年剧团重建，任团长。1981年率团到上海回访演出，这是剧团恢复组建后，首次给上海的越剧观众汇报演出。观众热情高涨，好多人早上四点钟就排队购票。演员们状态也非常好，演出很成功。5月7日下午，连日劳累，再加上心情激动，尹树春在上海光华剧场排练《二度梅》时，突发脑溢血，后被送往瑞金医院抢救，于5月12日凌晨5点45分去世，享年60。】

▼团长兼头牌小生尹树春

▼1956年6月26日，剧团离沪前夕在解放剧场全体联欢的合影，她们都是带着希望去的，等待她们的是千难万苦，茫茫大西北有越剧的生存之地吗？

▼1956年6月30日至7月15日，在丽都戏院，该团离沪前的最后一轮演出，演出剧目《玉蜻蜓》戏单。

▼1956年8月兰州市越剧团戏单《二度梅》和致全国的戏迷的慰问信，信中说明了剧团的历史和宗旨。

▼兰州越剧团演出广告

▼兰州市越剧团全体成员在苏州虎丘塔

【《甘肃日报》记者张铁梁2014年的采访报道——

在91岁高龄的周广明老人的家里，谈起了上海支援兰州的这段历史。

1956年6月，周广明参加了上海市政府召开的支援兰州建设的动员大会。会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你们这一批人到兰州去，好好为兰州建设，把上海的好东西带到兰州，希望你们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他听了动员后很激动。33岁的他带着一家 7口以及上海登记理发店部分店员和设备一起来到兰州。

当年10月，登记理发店在兰州重新开张。他们带来的是上海滩最流行的发型，有大波浪、大包头、一边倒等，款式新潮，店里的设施设备、卫生环境都要比当时兰州本土的好得多，店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那次，从上海共有8家理发店迁入兰州，参与人员约80多人，现在活着的也就两三人了。

当年，参与过上海支兰的人员大都步入耄耋之年。记者在几个月的寻访中，很难找到更多参与者，他们大多已经离我们而去。

在采访中，也时不时听到有“支兰人”去世的消息。在为数不多的受访者当中，他们都为这段亲身经历感到自豪。周广明老人在回忆起这段历史后说：“今天的兰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决定，我不后悔”。老人笑着说。】

▼当年周广明一家迎接他婶婶来到兰州时的合影

▼再回上海看看一直是周广明老人的一个心愿

（六）回顾当年在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指导下，上海人民大力支援内地建设，“舍小家，为大家”，为落后地区带去了先进设备、技术人员和优质产品；为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以及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后期，上海先后组织、动员了约210万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其中包括109.2万支内职工、9.8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青、64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7.7万各类支农人员，俗称“四支队伍”。其中：有160余万人在早年已经通过知青返城、职工商调等渠道陆续回到上海，融入了上海的社会生活；有40余万人是已经退休回沪或今后可以退休回沪的人员，即“上海支援外地建设退休回沪人员”（当时称“支内回沪退休职工”）。这一大批上海支援外地建设人员在年老退休回沪后，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经济拮据，生活窘迫；药费上涨，报销困难；住房拥挤，难以安身”，他们希望能得到上海政府和各级组织的关心和帮助。

1992年，市政府领导黄菊、孟建柱要求市总工会调查核实面上情况，做好对支内回沪定居退休职工的一次性困难补助工作。1993年5月，各区县财政局拨出专款，通过区县总工会下达到街道、乡镇居委，逐一调查核实，首次大规模地对支内回沪退休定居人员发放困难补助352万元。

此后至2007年，上海对支内回沪退休定居职工的帮扶基本实行的是不定期、不定量酌情救助的办法。

2007年4月18日，市总工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市医保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出《关于实施本市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的通知》，对退休回沪人员的生活帮困措施进行完善，形成了“普惠补贴+分档低补”的帮困制度。

▼上海支援外地建设退休(职)回沪定居人员帮困补助标准一览表

▼医疗互助帮困一览表

▼沪总工会文件

▼帮困补助最新标准

回来的人总算还可安享晚年，有一点补偿。

那么无法回来的，以及终老他乡的呢？

上海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

<附记>：

1.我的阿姨姓王，王家弟兄姊妹6人，个个都很有出息，她是长姐。当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是单位活跃分子，颇得领导赏识。去了贵州后在那里成家立业，WG时一度当选铜仁地区革委会主任，直至退休才回沪。姨夫是老区革命干部，病逝于黔。

2.阿姨的父亲，即我的表外公是小业主，为人精明能干，又胆小怕事。解放前开了一爿小小的制鞋工业社，50年代响应政府号召，只身率鞋厂西迁青海西宁，终因实在受不了那儿的苦，两年后离职“逃”回上海，从此失了业，再也没能找到过工作，全靠子女赡养。成份不好和人生污点使得他觉得低人一等，终日呆在家里，不愿和别人交往，失意、苦闷、悲哀的心情伴随着他的后半辈子几十年。

3.我的同事海洪的父亲朱先生，是三乐食品厂的会计，和原私方厂长是远亲关系，可能有这一层原因，他欣然告别多病体弱的妻子和四个子女，只身随单位去了洛阳，在那儿一干30年，靠每年千里探亲以解思乡之苦，直到80年代才退休回沪与家人团聚。而那位厂长和他的妻子一起内迁，又无子女，最后都终老当地，再也没能回到上海。

（迁徙者有千千万，穷尽个人精力也力不能逮，本篇只能是挂一漏万）

（完）

2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