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副本，2024年教师节前）

生在黄浦江

人活一世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只是从你的世界路过，有些人会走进你的世界，甚至影响你的一生，成为你的伯乐。

2024年教师节即将到来，一个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毕业，甚至工作以后，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老师。其中有些老师对你的成长，对你一生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怀念一下对你此生影响最大，帮助最大的老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如今我已虚度九十高龄，我的老师大多不在了。趁自己脑袋还清晰把一些有意义的人和事记述下来，既是感恩，也是纪念。

目录：

恩师篇：一，李锡胤 二，熊映梧 三，卓炯 四，古念良

附录： 一，人生感言 二，从外专到黑大28年母校情 三，退休好 四，我的一生

一

李锡胤（1926年5月—2022年9月5日）语言学家，词典学家，翻译家，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所长

《怀念李锡胤》

李锡胤，浙江绍兴人，黑龙江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李锡胤曾先后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学习英语；194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1950年转学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黑龙江大学前身），后历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员、辞书研究所所长等职；1987年任黑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锡胤长期从事俄语词典编纂工作。2022年9月5日，李锡胤因病在海南省万宁市逝世，享年97岁。

我这一生学过两个专业，从事过两个专业的工作，我的知识结构既丰富，又很杂。我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经济学研究员，但是我经常问自已;“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俄语”。你这辈子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是在母校参与编纂的《大俄汉辞典》、《苏联百科辞典》、《便携俄汉大辞典》。

1975年李锡胤老师在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组阁成立词典组，重新恢复停了很多年的《大俄汉词典》编撰工作。这是继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以后的最大最全的俄汉词典 。这部词典早在哈尔滨外语学院时代就已经开始，当时领导这一工作的是哈外院的副院长赵洵。哈外院变成黑龙江大学以后这个工作就停了。全套人马随着赵洵校长去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来又转入情报研究所。

1975年7月，我教的72级工农兵学员结业，就参加了李锡胤老师组阁的词典组。在李锡胤领导下完成了《大俄汉词典》、《便携式俄汉大词典》、《苏联百科辞典》三部巨著。

1984年完成了《苏联百科词典》的审译工作，调离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我有幸在李锡胤老师领导下一起工作九年，他的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广阔渊博的知识，尤其是他对工作，对同志的满腔热情是我难以忘怀的,对我影响非常深远。

李锡胤老师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善于团结同志，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老师们业务荒废多年，听说李锡胤成立词典组纷纷投奔到他门下。那时的词典组几乎集中了俄语系所有老专家。他的用人标准是业精于勤。他对同志的关心无私真诚，1982年寒冬我身体不好，家人又都不在身边，李老师踏着大雪抱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水饺亲自给我送到五楼，李老师还给年轻同志选择有关词典学的俄语论文，指导他们翻译，帮他们修改后，推荐给上海的《辞书研究》发表……

这三部大词典是在李锡胤老师的领导下用9年时间完成的，工程浩大，对我工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有很大帮助。

这三部词典是我这辈子学习俄语，从事俄语教学和词书编撰的纪念，审译《苏联百科词典》经济学词目让我重新复习了过去学过的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为了保证每一条释义的专业性我把译文和许涤新古念良主编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词典》进行逐条的比对，相当于从头到尾把政治经济学认真研学了一遍，并因此和古念良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收词 15.7万词条 ，1061万字。

《苏联百科词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条目8万，925万字。

《便携俄汉大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收词14.25万条，324万字。

二

熊映梧（ 1929-2003），经济学家，生产力经济学奠基人，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主任

《怀念恩师熊映梧》

我来广州40年了。年年虚度年年度，40个寒暑春秋。每每想起此事我必感恩我的两位恩师，恩人—— 熊映梧和卓炯两位知名的经济学人。一个是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主任，一个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卓炯（1908-1987）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他，一个从国外回来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列为黑名单的学者，就因为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批判、文革中受尽凌辱。

熊映梧（ 1929-200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他主张《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他公开向传统政治经济学挑战，1980年他就提出"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 ，"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

这两位经济学人一南一北，他们的相知相遇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一段重大经历。南卓北熊两大著名学者，因为观点相同，遭遇相同，在一个特殊时刻相遇相知相惜。他们的相遇相知促成了我从冰雪覆盖的松花江边来到了春风荡漾改革开放的珠江水畔。

1980年代初期，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研究会在我国最大城市举行。 纪念大会，隆重又热烈。熊映梧老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公开宣称，《资本论》也有历史局限性。直截了当提出："《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天书？……否认它有历史局限性，把它奉为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和万古不变的信条，难道不是事实上把《资本论》当做天书了吗？"他以学者的思维在四个方面论述了《资本论》的历史局限性。

此文发表犹如一块天外陨石，引发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场最大学术风波。一场本该隆重纪念的大会骤然变成了批评的大会。

熊老师从上海回来后，一个夜晚，我和他在校园散步相遇。谈起了会上的批判"盛况"。他对此毫不沮丧，反而亲切地问我夫人近况（她当时在经济系工作，是熊老师部下），问我想不想去广州和夫人团圆？他说他这次开会认识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卓炯教授。熊老师遭受如此巨大批判，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可是他仍不忘关心手下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我三生三世也难忘啊！在会议空隙的闲谈之中他告诉卓老：经济系有个老师夫人，广东人，从上海调来，不适应东北严寒，下雪天摔断脚骨，现回香港定居。你如有可能把他调去，以成全其家庭团圆。熊老师问我：广东需要一名会外语的杂志编辑，你想不想去？

当时我正在完成平生所参与编辑的第三部大词典——《苏联百科词典》的译审定稿工作。"编委会委员"和既能俄语翻译教学，又有经济学基础的双重专业身份还是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我答应熊老师不妨试试。就这样在熊老师的推荐和卓老的亲自关怀之下开始了我调来广州工作的漫长历程。

如今我来广州已经35年，我爱珠江水，我喜欢越秀山，我也怀念我学习工作生活了28年的松花江畔。我48岁来到广州，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我决无借恩人之名为自己涂脂抹粉之心，我只是由衷地感谢师恩！

以下是熊映梧老师的部分著作和他的照片

以下是卓老的部分图片

卓炯教授与夫人合影

我到广州之后卓夫人去了美国，家里只剩卓老一人。我每次去家看望，都见他伏案写作。1987年他住进省人民医院。我和许隆同志去医院探望，他亲切地和我谈了很多有关生病的事情，最后……

熊映梧图片：选自百度

卓炯图片：选自专题片《普罗米修斯的微笑——卓炯启示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经济学会、卓炯基金、珠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此文原載《沙曼杨柳》2017年第三期

熊映梧题字：年过半百欲何求，标新立异又碰头。毁誉荣辱身外事，管他冬夏与春秋。浩成兄雅正

三

卓炯（1908年1月24日-1987年6月24日），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奠基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怀念卓炯》

（此文原載于《卓炯纪念文集》，广东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2008年7月）

卓炯（1908-1987）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他，一个从国外回来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列为黑名单的学者，就因为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批判、文革中受尽凌辱。

卓老是那个时期中国一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

2008年1月24日是卓老100周年诞辰，2007年的6月24日，是卓老逝世20周年的日子。

每当我想起卓老，在我眼前都会浮现20多年前卓老清晨在越秀北路慢跑去越秀山晨练的身影。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卓老又在跑步，我就问：“卓老你每天都坚持跑步吗？”卓老说：“人老先老腿！每天跑跑步，能锻炼腿力”。

那时卓老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他还能如此坚持锻炼，我十分钦佩。

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之后一年多时间，卓老走了，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卓老生病住院以后我和许隆同志去医院看望。卓老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但是他又不无担心地问我：“卜东新，他们说我是肺心病！？”许隆和我当即安慰他说：“你就是一般的感冒，你放心好了！过些天就会好的！”看到他精神蛮好，加上来病房看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我和许隆同志就和卓老道别，答应过几天再去看他。

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突然传来噩耗：卓老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卓老逝世至今的20年时间，中国的发展实践完全证明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无比正确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在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连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卓老在当年竟为它的实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巨大的代价。

每当我想起卓老，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个人：黑龙江大学的老师熊映梧教授。这不仅是因为熊映梧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卓老，更重要的是熊映梧和卓老都有着共同的经历，他们是中国一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卓老的一生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经受了很多的磨难。熊映梧则是我国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被当作是唯生产力论的代表人物，作为修正主义分子，经受了无数次的批判。熊映梧和卓老的交往和友谊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共同的学术信仰之上的。

1987年的6月24日卓老走了，熊映梧也于2002年4月8日离开了我们。两位老一代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给共和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是经由熊映梧老师认识卓老，并通过卓老调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如今我也步入了古稀之年。人老了经常会想起过去的事情。如果没有卓老和熊映梧的友谊和交往，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就不可能有我后来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和生活的20多年经历，我也就不可能亲身经历广东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

1982年，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从事《苏联百科词典》的译审工作。有一次熊映梧老师从外地开会回来，和我提起工作的事情，他问我：“你想不想去广州工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需要一个编辑。”那时我已经是46岁，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别人一样一家人和和美美团聚一起啊！熊老师对我家庭长期分割两地，十分关心。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卓老，就顺便问起科学院要不要人的事。在卓老的关心之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卓老卸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以后，曾牧野副院长接着为我办妥了调动手续。1984年2月接到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调令，而我也正好完成了《苏联百科词典》全部经济条目的译审工作，告别了我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8年的母校，告别了熊映梧老师来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

来到广州以后，卓老对我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他总是鼓励我好好工作，问我有什么困难。

我来广东不久，研究所承担了一个可行性研究项目，我想找一些专家请教，但是苦于人地生疏。我去找卓老，卓老立即给我介绍了一些知名学者；连我的孩子大学分配要来广州，我不知道需要办哪些手续，也是卓老帮我找有关部门出具证明等等。卓老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终生难忘。

1985年5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香港浸会学院在珠海联合召开第二次粤港关系研讨会。卓老在会上宣读了《从“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看粤港关系》的论文。而我有幸成为他的即席评论。

卓老在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共同的经济基础，这就是商品经济，特别是扩大商品经济，我们在这个理论指导下顺利地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对外开放不是开放资本主义，而是开放扩大商品经济，学习价值增量。”“香港的商品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并不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而误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卓老的商品经济思想实际上就是两个不等式：一是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二是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我在评论中还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无所不包的计划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我的这个评述在会后得到了时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中同志的赞扬。

卓老的这个发言距今已经20多年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完全的市场经济取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我国的国力大增，民心大快。卓老没有能够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的稳定、繁荣和发展，但是可以告慰卓老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香港和祖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今天我们怀念卓老，追思卓老，纪念卓老，就是要学习卓老不屈不挠，为真理而奋斗终生的治学和为人精神。

卓炯教授与夫人合影

我到广州之后卓夫人去了美国。家里只有卓老一人。我每次去家看望，都见他伏案写作。1987年卓老病了，我和许隆同志去医院探望，他亲切地和我谈了很多有关生病的事情，最后……

四

古念良(1918～1991年)，经济学家，我国第一个港澳研究机构创始人

《怀念我的好领导古念良老师 》

（此文原載《新经济》杂志社出版的《名家精选》2024年5月）

一，我国第一个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办——我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历史沿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香港”问题提上了日程。1978年4月，国务院成立港澳事务办公室，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和召开第一次港澳问题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对一些错误的极左的政策，进行正本清源。 1980年8月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许涤新在广州设立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同时成立了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由古念良任第一任主任，兼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林泉水同志来广州协助工作（　林泉水 ， 1939年10月生，福建安溪人，研究員。1964年7月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中國社会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理事。主要代表作有：《內地與台港澳經貿合作的若干問題》(論文)、《經濟特區的建立與發展》(論文)、《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一國兩制”》(論文)等。）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改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领导，中心主任仍由古念良继续担任。 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关于香港经济成长的原因和前景；2.港英当局的经济不干预政策；3.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4.关于经济特区与香港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介绍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当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港澳研究机构。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是全国从事港澳经济研究的人员和机构的联络平台。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成立于2012年1月。唯一能和广东省社科院港澳研究中心相提并论的是1984年在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关心下成立的由上海著名港澳问题专家杨小佛先生为第一任主任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加强了上海对特区和港澳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国研究特区、港澳问题的重要基地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的成果为人们了解香港、认识香港，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末的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年会就是上海和广东两地合作在上海举行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有两个出版物：《香港经济剪报》和《港澳经济》双月刊 ，这一报一刊对了解香港，认识香港，沟通两地学术交流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注：《香港经济剪报》1987年更名为《亚太经济时报》；《港澳经济》后来变更为《新经济》……）

二，德高望重的革命者和经济学家——古念良的光辉历史：

1，1939年后，在西南联大边学习边参加革命活动，任中共西南联大第一、二届党总支委员，兼文、理、法3个学院分支书记。

2，1940年10月，皖南事变以后，古老受组织委派与妻子沈吾华（沈钧儒侄女）一起到滇西北任武定地区7个县的中心县委书记，开展革命工作。（请注意：7个县的中心县委书记）

3，1945年初，调到中共南方局机关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上海筹办现代经济通讯。

4，1947年9月他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原南方局）派遣到香港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委的财经委书记，公开身份为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 （古老在香港的报界出版界《明报》《镜报》……有很多朋友，这为他的港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5，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州财政局军代表、局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政府财粮贸办公室副主任兼财政局长。参与起草广州市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

6，1957年参加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时，发表“重工业搞多了，不成比例”等言论，于1958年被划为 右派，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的 理论是“借鉴资本主义经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借鉴香港发展广州” 。

三，难忘和怀念——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自从1984年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上海年会上认识古老，和他也有过比较深入的交谈，但是他很少涉及自己的光荣历史。 唯一涉及的一次是在1985年社科院在深圳小梅沙举行的职称评审会上，晚上古老和我一起散步。他问我过去的工作情况：我说我学过经济、俄语两个专业，我是上海银行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后来学了俄语，教过书，还编过三部大辞典……没想到这次谈话勾起了古老的一段往事。他告诉我他和许涤新一起编过《政治经济学辞典》。我问他是不是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词典》？这部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我太熟悉了。我在审核《苏联百科词典》经济条目时，差不多每一条中文翻译我都要用许老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进行核对。许老的这部词典陪了我整整两三年。 也许就是这次谈话加深了古老对我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老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审工作。他离开广州时，《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同志题赠他一首诗： 题诗我欲送君行，意态忽然甚纵横。 二十年来将冷眼，空无物处看浮生。 不因成败论诸葛，未肯著书比老彭。 此去琼林应夺席，莫教博士浪谈经。 这首诗到1980年5月29日才发表在复刊不久的《羊城晚报》上，吴有恒同志写道：“我故作豪语，以壮其行，却未敢轻易给别人看。我对这位友人（即古念良）说：‘过两年发表。’我料两年以后，右派问题，当会改正。”1979年老古的问题果然得到了改正。二十年的“冷眼”结束了，老古又可以施展他经济工作的才干了。 古老一生对经济学专业很执着，很有根底。1959年，古老生母去世，“右派”帽子摘了，但是还要继续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在逆境中依然豁达乐观，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研究。1962年后在农场的工余时间他又开始研究明清经济史和明清经济思想史。他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几千年的文明沉淀必然会留下印记，影响后续发展的路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就在这部词典出版之后，古老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

1980年3月，古念良作为“中国经济专家代表团”成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等同志到香港参加“80年代中国经济展望”研讨会。他讲了中国技术引进问题，饮誉香港。

回来后略作准备，8月份就带了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从北京到广州筹建研究中心。当时一无房，二无资料，三无人。两个月里，他们编译出版了《世界出口加工区概览》一书，科研人员也从无到有增聘了一些有志于港澳研究的人员。 搞港澳研究人脉和资源非常重要。香港的学术界有古老很多朋友。香港一些大学教师或出版界如果受港澳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广州参加学术活动颇有过去进省城的感觉。香港《经济导报》、《镜报》、《明报》…… 都有古老的故知，《经济导报》更是他在香港的办公场所和家。北京的许涤新、方卓芬，上海的杨小佛，蔡北华……… 是他的知己好友。 广州本地的一些学术机构也都和他保持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如中大的雷强，暨大的王光振、何佳声，华师的李华杰……… 有一次广东省委统战部通知，要我去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汇报在和港澳学术交往中的统战问题。（这次汇报的效果很好。临走中央统战部部长不让我走，留我一起共进晚餐。）

古老一生廉洁奉公。北京、上海、香港有朋友来广州，古老都是自己招待，没有让我签字报销。古老经常去香港，回来也从来没有要我签字报销出差补贴。 古老对我有一件事情是我永生难忘的。1989年我太太突然得病，全身瘫痪，住在香港铜锣湾的东华东院。古老得知以后亲自爬上山顶到医院看望慰问。我回到广州以后，古老又上六楼来我家探望，对我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就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开会古老突然接到沈吾华老师的电话急匆匆提前退会………之后知道古老病了。我去东病区看过他几次，有一次他非常遗憾的对我说“为什么别人得病都好，许世杰好了，郑惠梅也好了，就是我不好？”我安慰他说你也会好的……… 过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古老不治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家的病人也病入膏肓，越来越重…… 我最后一次去东川路古老家是给沈吾华老师送去《广东百科全书》第一版（里面“古念良”的条目是我写的）。

古老的一生高风亮节，刚直不阿，我终生难忘。古老的遗骨埋在广州兰圃的一棵大树底下，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志，我每次去兰圃都会在不知道哪一棵树下凭吊我曾经的好领导好老师。

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一个难忘的好领导是非常可贵非常难得的。

参考文献：

1，《“拓荒牛”——访社会科学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古念良》——作者韩天雨（搜狐网）

2，《木秀于林——纪念我的舅父古念良逝世31周年》——作者曾筱鸿（清华校友网）

3，中山市人物专题《古念良》（博雅文化旅游网 ）

4，《难忘的回忆 亲切的怀念——纪念我的爸爸古念良同志逝世五周年》——作者古华 《港澳经济》1996年第4期（手机知网）

5，《古念良与欧森的情谊》——欧东丁 2022.03.19 于广州回忆（清华校友网）

6，《往事怎能忘却——怀念古念良》——作者方卓芬（知网）

古念良去北京，曾任广州市委书记、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吴有恒赋诗相送，以壮行色：

题诗我欲送君行，意态忽然甚纵横。

二十年来将冷眼，空无物处看浮生。

不因成败论诸葛，未必著书比老彭。

此去琼林应夺席，莫教博士浪谈经。

吴老的这首诗直到1980年5月2日才在《羊城晚报》发表，吴老在发表这首诗时写道：“我故作豪语，以壮其行，却未敢轻易给人看。我对这位友人（指古念良）说：过两年发表。我料两年以后‘右派’问题当会改正。”

古念良妻子是沈吾华，沈钧儒老先生是古念良的叔岳父。

1960年冬沈钧儒老先生到广州，古念良放假回家，一家人与沈老合照。

广州兰圃，繁忙喧嚣的闹市里的一片绿洲，面积不大，清灵秀雅、宁静精巧。

兰圃绝对是一个值得细细游赏的好地方。

兰圃于我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 ：在兰圃的一颗大树下长眠着一位经济学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古念良老先生。

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恩人，我曾有幸被他选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接班人"。他带领我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他让我结识了内地和港澳的一些经济学名人。

在香港，他独自爬上铜锣湾半山的东华东医院探望我生病的夫人，回到广州，他又登上六楼我家陋室探望病人。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他作为一位副省级的老领导如此对待下属对待工作，我终生难忘。

我每到兰圃都怀有一种感恩敬畏之心怀念已故的恩人。

这里有很多参天大树，古老的骨灰就埋在这里的某一棵大树底下，无声无息，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记号，但是他却长存于我的心里。

附录

一，《人生感言》

《人生感言》2009年8月8日，是我成家五十周年的日子。写下几笔以志纪念：

古稀已过又四年，经历虽多亦平凡。

国家“折腾”民不安，难得和谐度晚年。

写下一家经历事，示儿示女莫忘怀：

我家本住上海滩，生于一九三五年。

日军侵占遭沦陷，我随母亲去逃难。

坐船遇上扔炸弹，一路提心又吊胆。

泰兴城里有故乡，记忆犹新难再还。

银行学校毕了业，“革命”始于五三年。

工作生活本安定，盼向科学去进军。

五六求学哈尔滨，结婚一九五九年。

至今成家五十年，历历往事涌眼前。

本想成家好回家，一枕黄粱美梦散。

夫妻分离十三年，惠梅一人留上海。

又做家务又上班，抚养子女担重担。

有女有儿本是福，艰苦岁月养儿难。

七一（年）团聚松江边，省吃俭用心也甘。

生活安定未两年，奉命下乡去锻炼。

养鸡捡蛋学种田，天寒地冻腿摔断。

受苦受难整十年，奔丧香港把乡还。

长女从小会当家，洗衣做饭样样来。

深挖地窖储秋菜，不慎跌落窖里边。

某年送母回上海，小饭店里去吃饭。

回家突然发肝炎，同事借钱住医院。

此生难忘两恩人，学者熊映梧卓炯。

为我全家能团聚，调我工作来岭南。

无欲无求勤学问，为人为事求安稳。

天生我才必有用，巧遇伯乐不忘恩。

女儿大学毕了业，分配广州家团圆。

社会刮起留学风，人心思变留家难。

母亲病重仍关怀，异国他乡求学问。

如今已过不惑年，只盼孙儿早成才。

小儿自幼留上海，无人照顾少安排。

爷爷有心力不足，伯爷夜晚来陪伴。

中学毕业去香港，母子二人终团圆。

岂料大学未毕业，母亲病重手脚瘫。

一九八九六月七，我到香港铜锣湾。

惠梅卧床起不来，从此相守整五年。

女儿九零出远门，家中只有两老人。

艰难治病花大钱，以沫相濡也心甜。

病妻一走我也衰，半夜常吃救心丹。

有时一夜吃三次，鬼门关前转几圈。

头昏脑胀天地旋，胃病已犯二十年。

爱妻怜我年纪老，劝觅新人莫避嫌。

如今过了十五年，新人照料尚体贴。

退休在家心地宽，身体已胜十年前。

读书看报游世界，只缺孙儿在身边。

乖孙说我活百岁，我才活了四分三。

只求儿女能自强，生活安定保平安。

莫望邪门发大财，踏踏实实把事干。

要把子女教育好，学习进步早成才。

家庭幸福得安康，老父再延福寿年。

二，《从外专到黑大28年母校情》

我是1956年考入哈外院的。60年毕业留校任教。1984年离开母校。在松花江畔的沙曼屯校园里学习工作了整整28年。

在哈外专校友里我们是属于“小学辈”的。既没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光荣经历,也没有跟着苏联专家参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辉煌经历。与后人相比,又未能亲身体验中苏、中俄边境贸易的火爆场面。

但是我们亲身感受过老外专留下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也亲耳聆听过王季愚、赵洵两位老校长的朴实无华谆谆教导，和她们对青年学生满怀期望循循善诱的热情讲话。

我们曾经亲身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反右整风”;也亲身体验过改为黑大的那个冬天,小高炉架满校园，炉火通天大炼钢铁的壮烈炀面;我们更品尝过在呼兰县康金井办“炕头大学”的滋味。至于文革中对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残酷批判更是历历在目不寒而栗。下乡下厂下厨房，赶马车下煤矿，上山办学更是家常便饭……

人们总说,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可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在一段不太短的时间里历史被完全颠倒了。这种历史的颠倒,是以粞牲了无数革命先辈的生命为代价的。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我们的校长王季愚都未能幸免,更不要说一些本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识分子了。就连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教书做学问也会被一些人斥之为“只专不红”。

王季愚校长常说的“出身看本人,历史看表现”到后来也完全被扭曲。在那十年动乱的日子里,一次教研室的学习会上,王瑛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可不可以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共产党给碗饭吃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当接斑人!?”

上海的老妈妈,千针万线含辛茹苦亲手缝制了棉鞋棉袄寄给远方的儿子御寒防冻。作上述“回答”的那个人要他在鞋底里寻找资产阶级烙印。

如今,虽事过境迁,但是,母校，一个多么圣洁的名字，在我心中好似一个甜酸苦辣的混合体。

在母校学习工作的28年中我感到最庆幸的是1975年,在我教的那一班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李锡胤老师组阁成立辞典组,编纂早在1962年就已开始着手,受到赵洵副校长大力支持,后来又几近夭折的大型俄汉辞典。就从这一年夏天开始,我有机会和李锡胤、陈楚祥、高森、潘国民、郭育英、何兆源、李蘊真、华劭等老师一起,投入了十分辛苦,但又十分有意义的辞书编写工作。直到1984年由于家庭原因，承蒙熊映梧老师的关心,把我推荐给了时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

从此我离开了母校,开始了又一次新的创业,搞起了过去从未搞过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在新一轮的创业过程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哈外专老校友刘仲亨、赵国琦、王兴权、朱铁声等老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帮助和支持。

所幸的是上大学之前我学过银行金融，又在上海财经学院专修过统计学，稍稍有一些经济专业的基础知识。我研究了世界经济、港澳台经济，还担任过报纸和杂志的总编辑。

在松花江畔经历过严冬锻炼和考验的人格外珍惜春天的可贵。我没有忘记母校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没有辜负老师们对我的期望。

我解决了母校28年没有解决的组织问题,连续两届被选为机关党委的委员,担负一个研究所的领导责任，评上了高级职称。

这不是我到了广州以后我的思想和学识水平有了什么“突飞猛进”,而是在松花江畔母校多年培养、教育和锻炼的结果。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我也年过花甲。在这一生的学术生涯中我涉足过银行金融、统计学、俄语、辞书编纂、情报学、世界经济研究等学科,至今仍在担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经济的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但是我还是经常问自已;“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俄语”。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是在母校参与编纂的三部辞典《大俄汉辞典》、《苏联百科辞典》、《便携俄汉大辞》。

在和李锡胤老师共事编写辞典的9年中,他那严谨的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广阔渊博的知识和对工作对同志的满腔热情是我难以忘怀的,对我影响非常深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曾经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如今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今天,重温一下哈外专的历史,重温一下过去走过的路，不管是对年青人还是过来人,都是有益的。

此文原載于2001年黑龙江大学校友会出版的《往事——校友回忆录》，里面有不少哈尔滨外专（前身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俄语大队）的老领导老教师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写的回忆赵洵副校长的文章。

60岁那年我给哈外专北京校友会《松花江畔》写的这篇《从外专到黑大28年母校情》也被收集了进去。

这篇文章记载了1956—1984在学校的主要经历和后来的变化。20多年前写的老旧文章，往事历历在目，读来仍感亲切。

三，《退休好！》2010年3月17日星期三

十八开始去上班，六十四岁把家还。

工作四十六年整，功劳苦劳难说清。

年少不识愁滋味，不图安逸求上进。

白天算盘不离身，夜里财大求学问。

大学考到哈尔滨，心向科学去进军。

人人都说读书好，读书越多越混沌。

思想改造三十年，上山下乡下矿井。

觉悟总是提不高，路线斗争分不清。

夹着尾巴难做人，听人吆喝看人脸。

当个老九真可怜，提心吊胆“干革命”。

乌云遮日难长久，我乘春风到南粤。

岭南大地气象新，发愤图强报师恩。

如今退休逾十载，不求名就与功成。

从此不受人领导，我也不必管他人。

不用听人做报告，不用上台发言论。

不用备课写讲稿，不用贪黑做论文。

不用年年定计划，不用总结写检查。

不用寻钱发奖金，不用担心背骂名。

退休生活好！平淡保安康。

穿衣要穿布，吃饭多吃素。

不为今日愁，不为明日忧。

儿女能自强，老人有福寿。

四，我的一生

　　卜东新，男 ，1935年11月出生，上海人，中共党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学术情报研究所所长、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1953年上海银行学校（上海金融学院前身）首届毕业，上海财经学院专修统计学课程。

1960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59年10月更名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1975年至1984年在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专职辞书编纂和辞典学研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苏联百科词典》编委会委员。

1984年至1999年任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情报研究所，历任编辑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社会科学情报资料》双月刊总编辑等职，1987年至1989年任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港澳经济》杂志总编辑、《亚太经济时报》总编辑。广东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广东经济学会理事、香港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国际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广东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广东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等职。

涉猎学科有银行金融和统计学、俄罗斯语言文学和苏东经济、辞书编纂和词典学、社会科学情报学、港澳台和亚太经济等。主要研究成果有：《大俄汉词典》、《苏联百科词典》、《（便携）俄汉大词典》、《词书编纂工艺学》、《2010——广东基本现代化》（广东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另有社会科学情报学、台港澳、亚太经济和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等论文70余篇。其中《大俄汉词典》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跨国公司理论和我国的实践》获广东国际贸易学会、广东国际经济研究会、广东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征文二等奖，《社会科学情报为决策服务的模式》获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学术论文三等奖（1989—1993）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