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 隆兴寺

插旗崖

正定之行，目的性中，很大的一个成分，是要瞻仰隆兴寺。我们下榻的酒店，就正对着隆兴寺的东北角。所以放下行李，走出酒店，就是沿着隆兴寺的东墙南下。没想到的是，这座庙的规模是如此巨大，北起兴荣路，南抵中山东路，占据了整条旺泉南街的街区。

32年前在石家庄开会，曾短暂过路正定，在隆兴寺门前匆匆“立此存照”，所以再次来到隆兴寺门前，也一定要重留纪念。

与32年前相比，寺前环境显然经过了修整。32年前，寺前的旱石桥紧对着天王殿大门，在大门和旱石桥之间，还有一个大石桩，那是原寺前牌楼柱子的夹护石。牌楼已经不存，仅剩夹护石。

现在，显然牌楼夹护石和旱石桥都向外推了二三十米，使庙前感觉宽阔了许多。

石桥前面是现代城市马路，隔着马路，是隆兴寺的一座巨大的照壁。 这座照壁既高又长，照壁中央还镶着一方菱形壁心。照壁四周绿琉璃瓦环绕，顶覆绿琉璃瓦，庑顶，两端吞脊兽（鸱吻），两端四脊还蹲有脊兽。这样高规格的照壁，让我想起北京历代帝王庙的照壁。

北京历代帝王庙照壁（摄于2023年）

更让人惊奇的是，隆兴寺照壁的琉璃壁心，竟是一幅菱形的双龙戏珠。而历代帝王庙的琉璃壁心也不过是緾枝莲花。

隆兴寺照壁的双龙戏珠琉璃壁心

原来，隆兴寺是接待过皇帝的寺院。据说康熙皇帝曾经四到隆兴寺，他的孙子乾隆皇帝也到过隆兴寺。康熙还为隆兴寺多处题额。寺院大门“敕建隆兴寺”和“天王殿”据说是康熙的亲笔。也难怪“天王殿”大匾四周盘绕着四条高塑的彩色云里金龙。

为接待皇帝，隆兴寺的西侧还兴建了一座行宫。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会挟英法联军入侵之势，竟获准拆除了行宫，在原址造了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仿巴黎圣母院的形式，前面有两座钟楼。

正定天主教堂老照片

1948年，晋察冀野战军解放了正定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以此为校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至北京。此后，这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56医院，是一所三级乙等医院。在解放军军改中，医院改制为央企接收，成为一家地方二级医院，改称正定二五六医院。难怪我走过隆兴寺旁边的马路时，看到二五六医院的路牌，很奇怪，前面没冠“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现在，医院里还保留有原教堂的主楼，两边的钟楼已然不见。

正定隆兴寺从庙门开始，就很有意思。中国佛教寺院的建筑传统是，寺院的大门与围墙相连，称为“山门”。山门通常比较简单，有的只是围墙的大门，比如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

有的建成一座殿堂，不过是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迎门摆座拜台，一起影壁作用二来也起肃客的作用。

少林寺山门

如今，山门也安装了门闸，有的还装了安检门，是保安办公的场所。

大觉寺山门

进入山门后的第一座殿宇，通常是天王殿。其实天王殿才真正是佛陀世界的大门。隆兴寺却没有专用的山门，而以天王殿直接当作山门，面向大街。

隆兴寺的“有意思”，还不只是以天王殿充作山门。上世纪30年代，1933年四月，梁思成只带了一个绘图生和一个仆人，一早坐平汉铁路火车，挤在戎机倥偬的“武装健儿”之间，花了几乎一整天，来到正定。出火车站，他们雇了洋车进城，洋车路过隆兴寺门前，只洋车跑过寺前那一瞬，梁思成说，“匆匆过去，一瞥间，我只看见山门檐下斗拱结构非常不顺眼。”这就是“意思”之一。

民国年间的隆兴寺，早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山门一角已然坍塌。何以“一瞥”之间，就能看出结构的“不顺眼”呢？

民国时期隆兴寺天王殿

梁思成一行三人，后来落脚隆兴寺方丈院内，才开始从容考察隆兴寺。在察看山门天王殿的时候，作了描述。他看出的最“不顺眼”之处，就是斗栱。

斗栱是中国的木构建筑中独有的部件，与西洋建筑相比，最具特色。它由木质的斗和栱以卯榫结构相交，在柱子的顶端承受房屋的梁、椽重量，起到挑高房顶、承接房梁、挑出房檐的的作用。

斗栱的斗，是借用了古代量粮食的量具“斗”的形象命名的部件。它是承重的主体。栱是拱形的部件，一般十字交叉坐在斗上，两端装有小斗，小斗可以承接新一层的栱，层层加高。那些单向卯槽的小斗，也称作“升”，在量制里，十升合一斗。

不同时代的斗栱，有着不同的形制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斗栱，例如唐宋时代（也含辽金），斗栱粗壮厚重。明代以后，逐渐变得轻小。到清代，斗栱已经变得细小，承重功能已经大大减弱，数量却大大增加，其装饰作用已经大过了承重功能。

按照梁思成描述的隆兴寺山门斗栱 —— 梁思成的语言太过专业化，我把它简化一下 —— 山门雄大的宋式斗栱之间，还夹着纤弱的清式补间斗栱。想是“清代匠人重修时蛇足的增加，可谓极端愚蠢的表现，滑稽得令人发噱。”

这种“令人发噱”的斗栱结构，至今仍然保留着，是这样的：

宋代建筑通常是在柱子的顶上安置一座雄大的斗栱，承接挑出屋檐的横梁。隆兴寺山门的柱子埋没在墙壁中，但还是露出了柱头，可以看到柱头顶着大斗栱。宋代也会在两根柱子之间再增加一座同样的斗栱，称为“补间斗栱”。我们看到，现在的山门，在柱头大斗栱之间，排了一溜“纤弱的”补间小斗栱，这就是清代匠人重修时的做法。

不过，梁思成也说，清代的工匠，只知道遵从清代的工程做法，“对于仿古或复原状方面未尝作丝毫之努力或尝试，故在一建筑物中宋、清部分虽相互混构，而区分划然不乱。”山门和后面诸殿宇“皆为此类不同时代特征之混合品。”这对于辨认经清朝重修过的建筑中的古代成分，倒是有利的。

进入天王殿，迎面就是一座大胖和尚坐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大肚子弥勒佛”。弥勒并不是佛，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个菩萨。按照佛教的说法，在如来佛的时代，弥勒菩萨正在修行，56亿万年后将接替如来成佛。在后面的殿宇中，我们会看到形象。这个胖大和尚，其实是五代时人。

唐朝历经280多年后被推翻，中国进入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的时代。其中只有16年的梁朝时，浙江奉化一带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胖大和尚。这个和尚四处游方，手中总攥着一只大布口袋，化了缘，就装到这个口袋里，但似乎这口袋总也装不满。他整天笑嘻嘻的，待人和蔼。有一天，他口占一偈：“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这似乎暗示着他就是弥勒下世，岂不是人们总盼望的未来好日子吗？于是很多寺院就把这个胖大布袋和尚当作弥勒佛塑成像供在天王殿里，布袋和尚似乎成了天王殿的“标配”。

我走进天王殿，刚刚对着胖和尚举起像机，耳边一声断喝：“不许照像！”抬头一看，是管理安检门的保安。我低头一看，果然胖和尚脚下有一块木牌，画着一台照像机，有一条斜杠，还写着“禁止照像”。我看了看，牌子上画的照像机，上面还支着个闪光灯。我说“那是不许用闪光灯，我没有闪光灯。”他一听，也看了看那块牌子，翻了翻眼皮，转过头去了。既如此，我就赶快对着胖大和尚拍了张照。

这个布袋和尚的像，梁思成1933年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了的，但他看到的塑像不在天王殿，不知道什么缘故，被人扔在后面的转轮藏殿前，几乎散了架子。 梁思成说“塑工甚佳，被贬坐在砖地上；原先也许是六师殿里的东西。”有人认为是宋代的造像。

天王殿的主神毕竟是天王。所谓天王，本是印度佛教中所说的护法战将。佛教说天界有二十重，第一重有四天王护持。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后，随时代迭变，天王是什么样，各有变化。直到明代，出了一部魔幻小说《封神榜》，讲述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其中第四十回讲到，商纣王派魔家四将西征歧山。这魔家四将是兄弟四人，你看他们怎生模样： 长二丈四尺，面如活蟹，须如铜线。其中

长曰魔里青，用一根长枪，有秘授宝剑，名曰青云剑，上有“地、水、火、风”符印；

次曰魔里红，秘授一把伞，名曰混元伞，撑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三曰魔里海，用一根枪，背上一面琵琶，上有地、水、火、风四条弦，按动时风火齐至；

老四魔里寿，用两根鞭，囊里有“花狐貂”，放起空中，食尽世人。

这魔家四将来到歧山，阵前被姜子牙帐下黄飞虎之子、紫阳洞真人弟子黄天化打死。

待到武王灭商，天下归周，姜子牙登坛封神，对魔家四将说：你们“同时而尽，久入沉沦。今特封尔为四大天王之职，立地水火风之相，护国安民，掌风调雨顺之权。”这四天王就是

增长天王魔里青 掌青光宝剑一口职风

广目天王魔里红 掌碧玉琵琶一面职调

多文天王魔里海 掌管混元珍珠伞职雨

持国天王魔里寿 掌紫金龙花狐貂职顺

看，一部《封神》，把佛教四天王轻轻松松地就和中国的神话、道教结合起来了。所以，明清以后，佛教寺院就有了天王殿，用四大天王护法的说法以回护寺院。只是为民间大众理解更方便，把花狐貂变成了蛇，就更“顺”了。

梁思成在方丈院里安顿下来之后，因为天色已经向晚，就先在寺庙院里走走。走到山门，他后来记道：“山门已很破，一部分屋顶已见天。东西间内供有四天王，并不高明。”现在的山门内，四天王像显然是现代维修时的新作，没有保留那些“不高明”的原来的作品。虽然是新作，也无妨拍它两张，毕竟我是争得了拍照之权。

穿过天王殿，夹道绿荫伸向寺院深处。两侧原是有钟楼和鼓楼，但都早已不存了。 林荫道的尽头是一座殿堂的遗址，遗址只剩了台基，却十分宏大。 旁边的说明牌说，大殿原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建筑面阔 9 间，进深 6 间，单檐庑殿顶，那是非常壮观的大殿了，叫作大觉六师殿。

什么是六师？还大觉？据说明牌说，是释迦牟尼成佛前的六位先师。说明牌说，据《隆兴寺志》记载，大殿供奉释迦牟尼和他成佛前的六位先师共七尊。大殿金、元、明、清历代都经过反复维修，但到民国初年，还是彻底坍塌了。据《隆兴寺志》说，是奉系军阀拆毁的，那就是在1926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作霖的东北军控制北京政权时发生的事了。

奉军进京

1933年梁思成来的时候，说“殿已坍塌，只剩一堆土丘，约高丈许。”

梁思成1933年拍的大觉六师殿“高约丈许”的土丘。背景是后面的摩尼殿。

现在经清理，还原出殿基、柱础、佛台，台上还能看到佛像座基（照片平台上薄薄的一层遗迹）。从座基遗迹看，实际上应该只有六座。既称六师，就不应有释迦牟尼像。
那部《隆兴寺志》，本是康熙年间的私人作品，没有刻印的手稿，史料价值有限。结合考古现场看，那座“释迦牟尼像”恐怕是当了后人的蛇足了。

导遊图上的大觉六师殿遗址

查任继愈编《宗教词典》，所谓六师，是释迦牟尼的时代，反印度婆罗门教正统的六派代表人物。他们是：

（1）富兰那·迦叶（叶读shè，摄），否认因果报应说。

（2）末伽梨·俱舍梨子（伽读qié，茄），否认善恶果报。

（3）删闍夜·毗罗伲子，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者。

（4）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认为人由地水火风组成，是顺世论的先驱。

（5）迦罗鸠驮·迦旃延，认为无因无缘，众生清静。

（6）尼乾陀·若提子，认为人所造业，必定得报。是耆那教始祖。

这些人从他们的哲学观点看，都是不佛教中人，而且在汉传佛教中被后世称为“六师外道”。奇怪的是，虽然他们都是“外道”，却建了整座寺院中最为宏大雄伟的的殿堂来供奉。似乎在全国，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先例。

说起来中国也有佛、道、耶（聂斯脱里派）、摩（尼）诸教，各教中也有不同的宗派，却从没发生宗教战争。可隆兴寺毕竟是佛教寺庙，不但称这外道为六“师”，堂而皇之地设六座“师”像，而且称为“大觉”——真正的，充分的“觉悟”。是北宋时期对宗教格外包容？是佛教另有“六师”？是外道也曾风行一时？还是皇家崇信外道？还是另有原因？恐怕还真值得研究一番呢。

六师殿后面，就是梁思成虽在兵荒马乱之中却坚持要来正定的主要目标之一，摩尼殿。

隆兴寺的主殿，大概原来是六师殿，六师殿坍塌以后，摩尼殿成为隆兴寺的主殿。摩尼，是佛教术语，汉地流传最广之一、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中，弥勒菩萨有一道长偈，其中有句：

“或有行施，

　金银珊瑚、

　真珠摩尼、

　　车磲马脑、

　　金刚诸珍。”

唐朝翻经和尚慧琳解释摩尼：“如意珠也”（《一切经音义》）。

和鸠摩罗什几乎同时的汉地和尚，比玄奘还早200年的法显，西行求法到了天竺。他在自已的行记《佛国记》中记述：“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其国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可知摩尼本是印度和斯里兰卡地方所产的一种珍贵宝石。佛教把这种宝石神化，升华为“离垢”“光净”，不为垢秽所染，所以又称如意宝珠。摩尼殿就是以推崇摩尼宝珠的离垢、光净而建。

但是梁思成看到的摩尼殿，已经是这种样子。

1933年的摩尼殿（梁思成摄）

不过是19世纪末，1897年，就有匈牙利地理学家乔尔诺基·叶诺来到隆兴寺；20世纪初，1902年，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在中国做考察旅行，9月间来到正定。1916年，北京山本照像馆的山本明，为拍摄中国风景，也曾来到正定。他们都曾拍过照片。 这张照片很可能是伊东忠太拍摄的，果如是，则距离梁思成来到正定，也不过31年。那时至少门窗还齐全。到梁思成来的时候，摩尼殿的门扇、窗户，竟然都已不翼而飞。

尽管如此，梁思成还是极为重视这座摩尼殿。他说：“摩尼殿是隆兴寺现在诸建筑中最大最重要者。”他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它的整体形制的特别。这座殿宇平面主体约略呈正方形（南北略短），特别的是，四面中间都伸出一座抱厦，抱厦的屋顶是歇山式，却都用山面向前。梁思成说：“每面有歇山向前，略似北平紫禁城角楼，这式样是我们在宋画里所常见，而在遗建中尚未曾得到者。”梁思成用他少见的文学语言说“那种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他说“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梁思成甚至拿它和紫禁城的角楼相比，只是宋代以后，这种山面向前的建筑样式就不再流行了。

倒是日本，非常喜爱这种样式，在日本，各地常见这种以歇山面为美的城堡。

大阪天守阁

（摄于1985年）

正是因为高度重视摩尼殿，梁思成的考察纪要对摩尼殿做了详细的记述，其中大量对立柱、斗栱、梁架、房椽等等部件、细节的描述，都证明了这座大殿“形制上看来，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

1978年，国家对摩尼殿做了落架大修，在落架过程中，发现了木质梁架上的墨书题记：“皇祐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立，小都料张德故记”，这是建造时负责备料的人员为记录责任而写下的文字，也就坐实了摩尼殿初建于北宋皇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52年，距今970多年了。

经过大修后的摩尼殿，恢复了它初时的光彩。

在摩尼殿的前面，一座青石香炉，稳坐月台，无论风云变幻，改朝换代，岿然不动，从宋朝坐到现在。香炉正中，是结跏趺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药师佛，双手平端药罐（缽），身后宝光衬托。 药师佛两侧，环绕香炉一周，是十二护法神将。这个双臂平托降魔杵的神将，可是韦陀？ 一座宋朝的石香炉，就把我们引进了宋朝的佛国世界。

大殿里，一座巨大的佛坛，供着五座佛菩萨。当中是释迦牟尼佛，右手抬起作说法印；两边莲座上是两位菩萨：文殊和普贤；佛祖身边两侧，立着一老一小两位弟子迦叶（jiā shè，读加设）和阿难（或读ē núo，婀娜）。

五尊神像，金光闪闪。据说这些神像都是宋朝原物（以前还有两尊天王，解放前已毁），梁思成看后说“塑工并不见如何高妙。”也是，这些塑像一如到处庙里看到的佛像，有如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就算是宋朝原物，一代代善男信女，一朝朝帝王方伯，或因还愿重塑金身，或为政绩重修庙宇，粉饰的结果，也就千像一体罢了。

佛坛两边、大殿两壁，抱厦内墙，都有大片的壁画，是明代的作品，描述释迦牟尼成佛过程的佛教故事画。摩尼殿大修的时候，请了敦煌专家来协助，先是揭取，再保护，重新上墙。

摩尼殿如果不是建筑行家，最为吸引人关注的，是大佛坛背面的泥塑悬山。 这座所谓悬山，实际是占据前面大佛坛整个后背的巨大的高浮壁塑。画面是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祥云缭绕的山间，布满各种吉祥动物、罗汉高僧，正中是一位观音菩萨。

这位观音菩萨没有像往常庙中看到的那样正襟危坐，或是一手持瓶一手立掌，高高在上，而是左脚下垂，自然搭在一朵莲蓬上；右腿抬起搭在左腿上，右手握左腕自然搭在右膝下。整个姿势随意、松弛，面部绝无讲经说法的那种刻板和正经，透露着闲适、和蔼，就像一位中产之家的老板娘，忙碌间隙，抽空小憩。

梁思成先生非常欣赏这尊塑像，特意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做了描述。也正因为梁思成先生的报告，后来有人说，是梁思成先生把拍摄的倒坐观音照片送给了鲁迅先生。

确实，在鲁迅博物馆内，鲁迅书房复原陈设中，写字枱上放着一张倒坐观音的黑白照片。但是，梁思成先生考察正定是在1933年，而鲁迅先生早已于1926年离京南下，二人在京难有交集。

那么，鲁迅先生的倒坐观音照片是从何而来的呢？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述：1923年7月3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日记》中二弟就是周作人，当时，鲁迅一家（与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同住）尚住在西直门内八道弯（今赵登禹路北口）。在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挑唆下，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反目，把鲁迅从八道弯挤了出去。7月3日逛王府井是兄弟的最后一次同遊。此后，周作人独占了八道弯，鲁迅先在西四砖塔胡同租房暂住了半年多，买下了阜成门内宫门口的房子，也就是现在的鲁迅博物馆。在这里，鲁迅在后院搭建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已的书房，起名“老虎尾巴”。

也是在此期间，鲁迅受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许广平、刘和珍、杨德群等都成为他的学生，并且成为老虎尾巴的常客。建国后，设置鲁迅博物馆陈设的时候，是许广平凭记忆指导博物馆摆设了鲁迅的案头物品，于是“倒坐观音”照片放置在了书桌上面。

很多文章里说，鲁迅把倒坐观音照片长期摆放在案头，还称赞她是“东方美神”。其实鲁迅案头摆放倒坐观音并不长久。鲁迅1924年5月正式迁入宫门口新居，1926年8月就南下厦门、广州，后来定居上海，直至1936年去世。也就是说，鲁迅在老虎尾巴书房中只住了两年多一点。至于鲁迅的“东方美神”之说，至今查无实据。

应该说，在梁思成考察正定以前，中国的学界，或者更广泛些说知识界，对正定存在着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寺院中更有着这样一座精美的、风格独特的观音，几乎一无所知。说几乎，是毕竟鲁迅还是知道了一点。而鲁迅的“倒坐观音”就来自1923年与二弟共逛王府井的收获。《鲁迅日记》记得很清楚：“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泉即钱也。鲁迅本人也收藏古钱币，故以泉称钱）

山本照像馆是日本人山本讃七郎开设（讃，zàn，读赞）。山本讃七郎，日本早期摄影家，在欧洲摄影术传入日本不久，就为早期摄影家做助手而学会照像。后来曾经因纪念宪法发布而为天皇照像。他是“日本写真会”会员，开设了自已的“山本写真场”，既为顾客拍照，也出售自已拍摄的风景照片。

山本讃七郎（在北京霞公府）

1897年，山本讃七郎来到中国发展，居住在北京霞公府（今北京饭店西部贵宾楼饭店北面），这一年山本已经43岁。

山本在出国的护照申请中说明自已去中国是“以摄影风俗、景色等目的前往中国北京。”也因此，他在到中国后，遍跑北京城内城外、远近郊区，拍了不少照片，在北京有了些名声，在日本也出版了《北京名胜》。八国联军之役以后，1901年，山本在霞公府正式开设山本照像馆，既为客人拍照，也卖一些自已拍的风景照（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丰泰照像馆创设于1892年，比山本照像馆还要早9年。）

出逃西安的慈禧太后回銮北京，仍然住在颐和园，还召来山本为她拍肖像。

1910年，山本已经56岁，在外十几年，年岁渐大，思乡心切。这一年，山本23岁的长子山本明中断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业，来到北京，协助父亲经营照像馆，并学习照像术。不久，山本讃七郎就回到故乡，开始经营乡居小窝。

1916年，山本讃七郎正式把北京山本照像馆转让给了儿子山本明，自已则隐居日本。

其时山本明不到30岁，精力正旺。接手后马上就带着本馆技师外出拍照。这时中国的京包铁路刚刚开通不久，铁路直通大同。京汉铁路开通较早，而汴洛铁路也已开通，为山本的摄影活动提供了方便。他几次西去大同，南下洛阳，沿途拍了很多照片，最为集中的，是大同云岗石窟、正定佛寺和洛阳龙门石窟。

1923年，山本明把屈处霞公府胡同深处的照像馆搬到了王府井大街上，在帅府园和东单三条之间开设新馆。也就是这一年夏，鲁迅就来到这里，观看照像馆拍摄的文物风景照，并且买下了云岗和正定的17张照片。因为鲁迅没有亲自到过隆兴寺，所以他光看照片，不知道倒坐观音是泥塑，而误以为是木雕，所以记成“木佛像”。

1930年，山本明把山本照像馆转让给了一个叫岩田秀则的人。此人原来是讃七郎带到北京的助手，后来在前门外自立开店。王府井的照像馆一直开到解放。1956年，上海中国照相馆迁京，这里就成为著名的中国照相馆。

山本讃七郎的后人后来把讃七郎家的大量照片玻璃版（当时尚没有胶片摄影，拍照都是采用玻璃干版技术）捐赠给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5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把这些玻璃干版转化为数字化电子文件，公布在网上，其中就包括正定隆兴寺的倒坐观音。于是人们就认为，这些照片都是讃七郎拍摄的。其实，其中北京和郊区的照片大多是讃七郎拍摄，而所有京外大同、正定、洛阳、承德……的照片，都是山本明拍摄的。

山本明拍摄的隆兴寺倒坐观音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数字化文件）

但是东洋文化研究所在山本的干片中却没有找到慈禧的片子。应该是宫廷不允许摄影师个人保留底片，以免任意外流亵渎太后，所以拍摄后玻璃版全部上缴了。现在慈禧照片在社会上流传不少，有些是女官德龄的哥哥勋龄拍摄的。据故宫人员说，宫里保存着上百张慈禧的干片，无法分辨哪张是谁拍摄的。从已经流出来的照片看，据研究者推测，这大约是讃七郎的作品。 可以比较一下山本拍的倒坐观音和今年我拍的倒坐观音，虽然身体、姿势、服饰都还没有大变化，但是面部表情还是稍有不同。

1978年，国家对隆兴寺大修的时候，在倒坐观音壁塑的下面，发现一块石碑，称《重塑背坐观音圣像记》。碑文说：

直隶真定府卫军民在城善人杨朋，睹九间五花大阁殿内

背坐观音圣容，不忍损暗恝然，约同志各街巷善人杨得

时等，各发虔诚，量舍己资，妆严圣像三坐，遂均焕然

一新。此虽圣功之妙，亦见善人虔诚之吻合。特将善人

姓名雕垂，以记岁月云耳。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立

获鹿县石匠武用威、画工人张美德。

（转自“晋行记”微博）

碑文中真定府就是正定，我在上一篇美篇中已经说过了。“卫”是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大的地方驻军，卫下有“所”，卫所的军人自有驻地，自有田地，一般与地方两不相干。碑文称真定的“府卫军民”就是说当时真定府治下的平民、真定卫的军人都有参与了碑文所记的善事。

发起人是真定城里的绅士，惯做善事的杨朋，他看到摩尼殿（因为四出抱厦，俗称五花殿）内的背坐观音“损暗恝然”（恝，jiá，读颊，此处指暗淡），年深日久色彩暗淡，可能还有些微损坏，于是联络各街道常做善事的士绅杨得时等人，量力出钱，请工匠修理并重新粉刷塑像。最后所募资金除维修了背坐观音以外，还额外又维修了两座佛像。为纪念此事，特邀请获鹿（获，huái，读怀，今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石匠武用威刻此石碑。石碑的图形、划线匠是张美德。

这块碑是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立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倒坐观音（碑文称“背坐观音”）是明朝雕塑的，明指作者是石匠武用威。也有人认为石匠不会把人物做得这么好，就把作者安到当时的其他名匠头上。其实都是误读了碑文。

还是梁思成特具慧眼，他在调查报告中说，这尊观音，“显然是宋代原塑，虽然被后世涂改了不少，倒还保存一些本来面目。”虽然还没有看到石碑，他却能断定，这是宋代原塑，后来历代都有修整（这也算正常，毕竟其间已有800多年了）。就是建国后，1978年摩尼殿落架大修，也要做重新修补着色的。

再仔细端详端详，尽管我们无法得知宋朝的原相，但就在那原相的骨架上描出的神态，仍然让我们心动。

走出摩尼殿，回头上望，一方四条金龙盘绕的大匾“广长妙谛”悬挂在巨大的斗栱之间。匾已历长年，板心开裂，蓝底褪色，只有四个涂金大字，依然闪耀。因为它是康熙亲笔，所以匾额有金龙环绕。 广长，是佛祖的一种法相，其舌广可至两耳边，长可上抵额头。佛出广长舌，现无量光，以说佛法精妙真谛。（我少儿时曾读过一本《印度民间故事》，就体会到印度人自古就会说大话，其大话之大，无边大，大到绝无法想象——不敬了。）

转过身来，前面一座牌楼隔开了后面的佛殿。梁思成对这座牌楼也挺看重，说“一道小小的牌楼，形制甚为古劲。”是“一个小珍品”，“无疑是一座很古的结构”。

可惜，到解放时，这座“古劲”的牌楼已经不存。现在的牌楼，是依据老照片复建的。旁边有一通碑，碑有“康熙十年”的上款，大字“从此须登彼岸”，说明清代对待隆兴寺的态度：不是从建筑史的角度，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从宗教说教的角度，把牌楼后面的寺院佛殿看作是本寺的真正主体。 跨进牌楼，迎面一座高台阶的三重檐绿琉璃瓦四角攒尖顶的高台阶建筑，这是戒坛。 从那檐下密密的小斗栱、柱头纤细的雀替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座清代的作品，放置在古老的寺院当中，有点突兀。

爬上高高而陡峭的台阶，上面是一座四四方方亭子式建筑，中间一座大铜佛。那不是一般的大铜佛，而是一座双面佛，北面阿弥陀佛、南面药师佛背靠背结跏趺而坐，河北省档案馆藏1959年《隆兴寺志》稿说是“金装铜佛两面”。如今只有布满绿锈的铜佛，“金装”却是一点也看不见了。

据说康熙时，全国只批了三家寺庙有权为和尚受戒，北京戒台寺（一说雍和宫）、五台山清凉寺、真定隆兴寺。这座戒台就是举行受戒仪式和说法的地方（三戒或三坛受戒有各种民间传说，大约都不准确，不过是教外俗人的讹传，姑妄听之，姑妄言之吧）。

穿过戒坛，一个宽阔的广场，两侧是两座外貌相似的楼阁。左边这座，看上去像三层其实是两层的楼，宽深都是三间，平面呈正方形。斗栱阔大，是北宋的原构。清代维修的时候，在二楼上面又做了一重屋檐，使二楼变成重檐歇山顶。70年代维修把它拆掉，恢复了宋朝的原貌。

梁思成对这座建筑极为欣赏，认为有非常突出的特点，做了详细的记录的分析。我辈外行，就绕开这些专业的眼神，看看这座特殊的楼阁吧。

楼阁上层屋檐下的匾额三个大字“转轮藏”。藏（zàng，读西藏的藏），在佛教术语中是经典的集结的意思。转轮，我的理解，在这里是一个双关的意思。一是佛教所说的法轮常转，人生轮回，是形而上的；再一个，形而下的，很具体的，就在殿内，是一座巨大的、活动的藏经书架。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一座八角形亭阁式活动书架。

这座书架之大，以至不得不把殿内两根立柱向两边移动，以让出空间。书架上部两层屋檐，用密密的斗栱装饰，下边是雕花饰板。书架下部，地面有一个直径 7 米的大坑，书架下部八角攒心，大坑中心由一颗巨大的铸铁珠承重，铁珠嵌在一个轴托中，犹如一颗滚珠轴承，上面一根中心大柱，直通屋樑，使经架能够轻松转动，所以名为“转轮藏”。经过上世纪70年代大修转轮藏，直到今天，它还可以用一只手轻松转动。 说是仍可转动，但整个经架早已失去了旧日光彩。早在19—20世纪之交，匈牙利人、法国人到1918年山本明，都留下了照片。甚至到那时，转轮藏尽管已经残破不堪，经架上经卷俱无，但还可以看到经藏中央供奉的佛像、四周立柱上高浮雕的云龙。两壁还有罗汉供奉。 可是仅仅十几二十年，当梁思成1933年一脚踏进转轮藏，看到的是这番模样。所以他说“迎面便是笑脸的阿弥陀佛，塑工甚佳，被贬坐在砖地上；原先也许是六师殿里的东西。”（他看到前面六师殿坍塌，所以有此估计）

1933年梁思成摄转轮藏

再看经藏，“经屉及下部装饰都已毁坏无遗，只余斗拱及骨架。”梁思成说得比较专业，他说的经屉，原是放置经书的木格。不但经屉，连供奉的佛像，前面的供桌，经屉的背板、下边的围板、栏杆、八角立柱上的部分云龙，都已不见。甚至下檐的斗栱也都大片脱落不见了，只余了瘦骨伶仃的一付骨架。 尽管如此，梁思成还是从梁枋栱柱间看出，无论建筑还是轮藏，其基本结构都是宋朝的原作。他十分兴奋，在梁架上爬上爬下，详细测量。

梁思成在转轮藏殿斗栱下工作

他说转轮藏的殿宇“梁架的结构，可以说是建筑中罕有的珍品，是木构建筑之杰作。”转轮藏的经架“无一不与《营造法式》符合。”

与转轮藏对称的对面建筑是慈氏阁。慈氏，就是弥勒，弥勒在现世中是菩萨，但他心情慈悲，不起杀想，不吃动物的肉，释迦牟尼说他将在56亿万年后成为佛，是佛教中的未来佛（我说印度大话之大，绝非虚言吧）。唐宋时代在翻译诸佛名称的时候，把他原来的梵语名字意译为慈氏，称慈氏菩萨。这座慈氏阁就是供奉他的。

慈氏阁建筑在梁思成考察的时候，和转轮藏一样，清代也在楼上加了一层房檐。

民国初年的慈氏阁

现在，这层房檐在维修的时候也去掉了。这座殿阁的主供是一座 7 米多高的弥勒像。这像大体维持着他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形像，右手持说法手印。梁思成和后来的专家们也都认为，弥勒像和慈氏阁都造于北宋早期。弥勒全身背光，边缘一圈火焰纹。由于佛像的体量和转轮藏不一样，对建筑的要求也不一样，在建筑专家看来，有许多细节可圈可点，我们也就看看罢了。 这一进的正面，是隆兴寺最高最大的大殿，大殿三层楼巍峨高耸。正面三块大匾，左边“慈云广覆”，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的手笔；右边“调御丈夫”是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墨迹；中间的“慧眼无边”更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启功的墨宝。 三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亲为这座大殿题匾，可知这座殿的份量。抬头仰望，六条金龙围绕的殿额是“大悲阁”。

大悲阁又曾称佛香阁，正定当地人把隆兴寺俗称“大佛寺”，指的就是大悲阁里有一座高大的观音铜像。这座铜像可也是大有故事，而且能够指定建筑确切年代的。

公元960年，后周王朝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这时正是五代十国末期（五代：梁唐晋汉周，并周边主要的十个割据政权），赵匡胤虽然推翻了“大周”（“大周”是自称，史称“后周”），要真正取得全国政权还要平定周边的各割据政权。

大宋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亲征北汉（今山西北半部），屡攻太原不下，北方辽兵又来增援北汉，只好撤兵。撤兵途中，赵匡胤来到镇州（即真定。宋初沿袭后周的行政区划，到仁宗庆历年间改镇州为真定府）。他听说城西有一座大悲寺，寺中原有一尊唐朝所铸的高七尺三寸的观音菩萨。后来辽兵入侵，放火烧了佛寺，后周世宗灭佛（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之“一宗”），又把观音铜像拿来去熔化了铸钱币。回到开封后，开宝四年，他命军器库使（兵器库管着铜）招集全国能工巧匠到真定，铸造了一尊高19.2米（按今标准）的千手观音铜像。铜像竖在真定城中一所唐代初建的龙藏寺中，并为大菩萨建了一所高大的大悲阁，龙藏寺赐名龙兴寺。

宋初，北方辽国不断兴兵南下，侵扰远达今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北方百姓深受其苦，皇帝铸造大佛，让战乱中的百姓有了太平期望的寄托。宋真宗时，宋辽两国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订立和约，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以白沟河为界，维持和平。

白沟国际箱包城

（采自网络）

白沟，在今河北省保定市北，如今是京南的箱包产业重心。宋辽以白沟为双方的贸易中心，沿今雄安到霸州一线作为“停火线”（借用现代词汇。冷兵器时代，火战甚少），双方获得了百年的和平时间。

（林冲发配沧州，距离这条界线很近，就是到了边防前线，所以这里的“大军草料场”就是边防前线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高俅为杀林冲的一己私利，而派人火烧草料场，可知这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巨罪大恶。——不是历史，嘻！）
从此，镇州（真定）府的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生活的安定为寺院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条件，龙兴寺也扩张起来，大觉六师殿、摩尼殿、转轮藏、慈氏阁，相继建立起来。此后，金、元、明朝，历代不断增修、扩建、维修，到清朝康乾时期，隆兴寺已经成为北方巨刹。

然而，道光以后国运式微，寺院也随之衰落。康熙行宫变成天主教堂，大批民众从佛教信众变成基督教民。隆兴寺也日渐衰败，无钱修缮，也无人管理，到19世纪末，大悲阁已经成了这副模样。

而到20世纪初，顶部迅速开始坍塌。 到1916年至1930年间山本明来到正定的时候，大悲阁的上层已经完全坍塌，观音菩萨已经完全暴露在风霜雨雪之中。原来这位菩萨有42条手臂，现在只剩了胸前两条合什。 隆兴寺的方丈是纯三老和尚。他看到大悲殿的垮塌，菩萨栉风沐雨，心痛不已，却完全无力挽救。最后只好勉力募集资金，为菩萨搭盖了一个小小的佛龛，仅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勉从陋龛暂栖身。 其实当上世纪30年代，大悲阁的坍塌只是二层以上完全破坏，一层建筑的外檐坍塌，而一层的主体都还站立着。而且据梁思成先生的考察，大悲殿原建于北宋，经过历代反复维修，大部都已失去宋代的原貌，而只有下部内里还保持着宋代的基本结构。

最为可贵的是，在一层的墙壁上，遍布宋代的五彩壁塑。壁塑，是兴起于唐朝的一种依附于墙壁或洞窟的雕塑艺术，常采用浮雕或高浮雕的艺术手法，有时作品的形象不但远高于一般浮雕，还结合了圆雕的方式。大悲阁的东墙、北墙和西墙全墙满布壁塑。西墙以文殊、观音为中心；东墙以普贤、地藏为中心。

正面的海水云气上，一百多位罗汉、菩萨、神将力士围绕着骑在白象上的普贤菩萨。在众多人物的上空，云朵中有飞天，有飞龙，甚至还有亭台楼阁。梁思成作为建筑学家，他就特别看中那些飞在空中的亭台楼阁，说“其中有重层的阁，简直可以说是慈氏阁或藏殿（按指转轮藏）的模型；有重层的八角阁，是后世所少见。” 看看这些菩萨武士神将，个个面相、表情、身势不同，还带着强烈的唐风。唐末与宋初，只隔着短短几十年的五代，可见这些壁塑是与宋初大悲阁的建筑同时期完成的。

梁思成先生在描述完这些壁塑后说：“现在阁的本身已毁，这塑壁的前途，的确是我们所不宜忽略的一件要事。”

然而，梁先生最耽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日本侵略中国占领华北时期，华北伪政权头目王揖唐为显示“政绩”，于1944年组织大修隆兴寺，四处募钱，重建了大悲阁。据说募来的钱大多没用在工程上。王揖唐把大悲阁全部拆除，才不管什么壁塑佛像什么的。又把大悲阁两边并没有坍塌的附属楼殿御书阁和集庆楼全部拆掉，用这两座楼的木料来重建大悲阁。大悲阁门面原为九开间，缩减为七开间，里面的观音原有42臂，除胸前两臂，其余早已不见。重建时用木料做了40条臂膀，外面緾上布，除上油漆，安在菩萨身上，成为千手观音形象。

建国后，1950年代，国家拨专款对隆兴寺做了全面维修，转轮藏、慈氏阁等落架重修，大悲阁、摩尼殿、天王殿等等大殿做了修整和重新油漆彩画。现在走进大悲阁，看到的是焕然一新的内景。

尽管如此，这座大铜观音仍然算不上艺术的珍品，这后装的40条手臂更是僵硬死板。绕到侧面一看，原来铜菩萨铸造时，在背上预留有手臂插孔。原来手臂啥样现在谁也没见过，1944年维修时，就直接把木棒棒插到插孔里，大小臂一样粗细，几乎没做任何塑形。所以这些手臂一点没有肉感，臂弯处更是直不楞登。 四壁的壁塑就不用再想了。 所以，我并不太关注“大佛”，却对铜像脚下的石台基发生了兴趣。石台基呈平面正方形须弥座构造。在下方云水和上方莲台之间，就雕有一幅幅雕刻小像，有如绘画中时兴的“宋人小品”。题材多是力士、伎乐。难得的是，这些雕刻小品，多是中国风格，少含西域风。

先是，台基檐角的力士引起我的注意，后来看到，力士是台基承重的象征，有多处表现。

那鼓起的肌肉，那扎紧的臂带，那中国的发式，那低头抬肩的承重感，表现出强大的张力。 由于力士们努力扛住沉重的莲台，得以让伎乐们轻松地表演。 吹笛 腰鼓 说唱 舞蹈 打击（有点像今天的木琴？） 吹法螺（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西域人，发型、服饰、右袒的装束，都显示着一个印度佛教徒的形象） 琵琶

走到了大悲阁，以参观节奏而论，就是到了高潮。过了高潮，还有不大不小的尾声。

大悲阁的后面，是弥陀殿，那是明朝人的作品，也是为隆兴寺造了后门。

弥陀殿中，中间一位金装阿弥陀佛，两边的胁侍菩萨右边是观世音菩萨，左边是大势至菩萨。不知道为为什么，不让两位菩萨好好地站着，让她们俩挂在梁上，菩萨而做“梁上君子”，岂不怪哉！

走出弥陀殿，应该算是后花园了。但花园里又有一殿，原来是50年代维修的时候，从其它寺庙里移来的，叫毘卢殿（毘，pí，读皮）。

毘卢殿里供的是毘卢佛，毘卢佛即毘卢遮那佛的简称，毘卢遮那是密宗的根本佛。元朝以后，密宗大行其道，在宫廷中也十分流行。这所毘卢殿和供奉的毘卢遮那佛，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生母李太后所御制。

隆兴寺本是显宗寺庙，把密宗殿搬在显宗寺院的后花园，这也是特殊年代的决定吧。

殿内的佛像很特别，是三层四面毘卢青铜佛。

四面青铜佛坐在三个青铜鼓的莲台上，逐一缩小。佛像铸造得不错，面相、衣纹看上去都挺舒服。 三座青铜鼓遍身铸满小佛像，成为千佛绕毘卢的效果。 最后还有点余兴，寺院的后花园也不错。 正定城里原来街头巷尾经幢不少，大约都是废弛佛寺的遗留，移向隆兴寺后花园，也很美。 再加上湖水粼粼、临波水榭…… 恰是那“姹紫嫣红开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正可以丽娘会梦梅，张生见莺莺……中国寺院花园，演出多少当歌当泣的人生故事……

仅仅为了这座隆兴寺，就值得来正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