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承恩三春雨 千淘万漉出深山——邹栋章回录之三、四

水源邹梁章

三）应征入伍

按照共和国宪法，每个适龄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政府提倡这样，原先的民众觉悟没有这么高。本地历来流传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时的村社干部最难的是征兵工作。

干部们怕我们这些适龄青年跑路，每个人都有干部看管，白天晚上都集中在队部，经半个多月的开会、学习、体检，在二十多个青年中，只有我和一位姓罗的战友身体合格。罗姓战友因为已经结婚生子，有些迷恋家庭。小两口哭哭啼啼，难舍难分。而我好象没什么压力，只是母亲以泪洗面，我只得反过来宽慰母亲。但母亲提出来要我结婚再走，这个要求确实有些为难，时间非常仓促，怎么算也做手脚不来。虽然父母帮我定了娃娃亲，是洪湖县的张家，但张家愿意嫁女吗？

六十年代初，父母关系好的都认亲家，娃娃还没成年，就定了亲事，男方要一年向女方家送节礼，在懞懞懂懂中我去过张家几次，对我的小妻子没什么印象，每次我去张家她就躲去外面，这就要结婚了么？紧急请动媒人，去张家求婚，好在岳父母通情达理，只是说，由于时间紧，嫁妆有些简单。

母亲千恩万谢了，急急请动亲友，举行一场非常简单的婚礼。结婚后我仔细地打量新媳妇，婑婑的个子圆圆的脸，长长的辨子，小巧的嘴，五官端正，说话大方。

洞房时，我问她:“喜不喜欢我，我一个五大三粗的黑脸男人，你怕不怕？”

她说:“男人就该是男人的样，你又不丑。从今往后，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今生跟定你了，愿你不要嫌弃我。”

我又说:“我这一走好几年，家里条件差，加上弟妹还小，在这个家里你会很辛苦的。她说:

“男人就该出去闯一闯，栽在灶门看不到外面世界，没有出息。至于弟弟妹妹多，是好事，一年小二年大，长大了人多热闹。”她还说:“我一定会帮忙照顾弟妹的。”

通过与她的对话，我出门就有了很大的底气。虽然她只有十七岁，她考虑的事情超过了她的年龄，我不由得喜欢上了她。我暗暗决心，为了她——我人生道路中的福星努力奋斗。虽然只相处十多天时间，我们结下深厚的感情。临出发时，她半夜起床为我整理行装，依依不舍地送我到监利县城。

分别的时刻还是来临，她拉着我的手说:“要经常给我来信，记得家中还有一个时刻等你的人。不要担心家里父母、弟妹，我会替你照顾。家里条件也会慢慢改善的，安心在部队上好好干吧。”

阳光村只我和罗姓战友，全监利集合起来却有二千多人。我们一起乘船，经一昼夜来到安微省合肥市，就地参加集训。集训场地很宽，房子特别多，全国各地来的新兵也多，经两个多月的训练后，我被分到宿州地区固镇县。

我服役的这支部队叫地方公安部队，担任警卫首脑机关、看守监狱及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的任务。中央称公安部，省称公安总队，地区称公安大队，县称公安中队。我被分到固镇县中队，担任警卫铁路桥梁的任务，也兼管一座看守所。

固镇县的这座铁路桥梁连接京浦线，京浦线是国家运输大动脉之一。中队在桥的两端一百五十米处，各设一个岗哨，不准行人靠近，发现即抓，真的是荷枪实弹，有临机处置权。

至于监狱也是日夜站岗放哨，岗楼设在最高处，哨兵对地上和监所看得一清二楚，时刻警惕犯罪分子越狱或暴动。管教干部也由公安战士担任。

基于部队的性质，任务也很单纯，每天除站岗放哨外，就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主要学毛主席著作。军队最高层搞了一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建设四好连队，培养五好战士”。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部队的传家宝，不仅要会唱，还要在理解的前提遵照执行。每次组织学习后，还要交流学习理会，写心得，记日记，几乎人人都要过关。当时部队里要有些比我都不如的文盲，写心得体会确实很难为他们，那也得写。

体能训练必不可少，天不亮就开始野外徒步十公里，除枪械外还要额外负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尤其是野外生存训练，讲究利用地形地藐，摸爬滚打。按照首长说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一切训练只为打仗，比之野战军一点也不含糊。

通过大半年的训练，我甩手榴弹在四十米开外，步枪三次实弹射击都打出了好成绩，还获得一次“特等射手”的称号。军事训练让我从一个老百姓过渡到一个合格的军人，老兵们对我也刮目相看。八个月后我被提拨为副班长，用上了冲锋枪，当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喜报被家乡政府送到家中。在参军的第二年，我已经是班长，和连长、指导员走的比较近。我利用这个便利向连首长提出三个改善连队伙食的建议，得领导的同意并鼎力支持。

因为我们是陆军，伙食费每人每天只有四角三分钱，吃饭要搭配玉米粉、高梁米、红苕片子粉，这对我们南方人很不适应，特别是战士家属来队，还要自掏粮票，另加二角钱的伙食费，搞得事务长很不好意思。我在值勤时发现，淮河水夏高冬低，每到冬天便露出大片大片的河床，在我眼睛里这都是肥沃的土地，于是我建议连队种一季冬小麦。连首长们合计一下时间，正好与冬小麦的生长期吻合。于是，在一个冬天里，全连总动员开始种小麦。

没有农具怎么办？我们就去当地供销社求援，购置了几套。没有耕牛怎么办？我和战友们五人一组在前面用背包带拉。关键是没有种子，于是我们只好到附近的农埸去求援，这个农场是我们连队的拥军爱民的关系点，多年来连队都对他们帮扶，自然是问题不大。因为河水把肥沃的泥沙带上河床，我们连种麦子几乎没有施过肥，第二年早春我们连获得一个大丰收。

第二件是种菜。连队领导找附近的公社求了二亩地种菜，六个班分班作业，抽一个战友长期看守。我们连的战友种菜热情很高，二亩地改决了大问题。

第三件事，我们找地方百姓购得四个小猪仔，不须操心饲料，平时的剩汤剩饭就可供应猪食。有时战友散步，走到河滩边扯上几把野菜，回营房时顺手扔到猪栏，也是好饲料。能吃到便宜猪肉，战友们的心里还是美兹兹的。

由于生活伙食的改善，练兵热情空前高涨，政治学习也很有劲头。年终，我们连被为四好连，我带领的班成为全连尖子班。连长指导员都把我当做贴心人，连队大小事情都征求我的意见。

在部队讲究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还成立士兵委员会，并定期召开民主会议，采纳不同意见，士兵与干部非常融洽。按照毛主席的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团结。”“革命队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事实上战友之情浓如血肉之情，有的战友家遇到困难，别的战友还以他人名义寄钱寄物，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且很贫穷，但比现代人讲感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更没有老兵欺负新兵，干部打骂士兵的现象发生，社会也比现在和谐。

　　四）听党指挥文革之中显身手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文头版转发。当时的主席、付主席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小将，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各地高校，地方学校学生停课闹革命，全国各地开始“串连”，后来机关、团体、企业都不上班，政府、党委瘫痪，各地都在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他们的批斗会，还戴高帽子游行，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各地，各团体都自行组织造反司令部，自封为司令，占领党政机关办公的地方，局势有些混乱。

开始中央军委下发文件，指示军队不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要部队坚守阵地，可是到了后期，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又揪军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把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省军区的负责人甚至军政指挥员都揪出来批斗。这么做就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他老人家大发雷庭之怒，说这不是要毀我长城吗？不久之后这邦人也就垮台了。

这时派别斗争非常严重，就安徽来说所有的造反派分两派，一个是“好派”，一个是“屁派”。时任安徵省委书记李葆华被造反派夺权，另外成立以安徵省军区司令员严光为首的新革命委员会。一方大声叫好，一方说“好个屁。”这就是“好、屁”派的原由。

后来发生了全省大武斗，为了取得武斗的胜利，造反派开始抢枪乱军，先抢人武部和正在值勤的战士手中的枪支，后来就抢驻军的枪支与子弹。上级命令部队将所有枪支御下枪栓，凡遇造反派，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更不准对造反派开枪射击。以至于有的战士枪支被抢，人被打死。还有的部队被打散，很多战友跑回老家，半年不敢归队（后来归队时还补发了伙食费，衣服及津贴）。部队被冲散不是战士的责任，全国都有此类事件发生，以安徽为最。

经一段时间动乱，军委派了6408即12军开赴安徽。12军军长李德生亲任安徵省“支左小组”组长，同时任省军区司令，公安总队司令，并将军区独立师也归李德生统一指挥。

6408部队几万人开进合肥市游行，车辆枪炮威武地展现在市民面前。步伐整齐雄壮有力，就有造反派居高临下向部队放枪，部队仍丝毫不乱继续前进，也没向造反派还击。有战土当埸被打伤，两边的战友搀扶着继续前进。群众非常感动，连称“不愧是朝鲜战场上坚守上甘岭的英雄部队！”接着又解决了芜湖的武斗事件，渐渐地安徽两派武斗趋于平静。有次中央开会，主席亲自点了李德生的名，问:安徵的李德生来了没有？李德生马上站起来说:报告主席，我来了！主席说，你就是李德生，多大年纪了？李马上回答，五十五岁。主席说，很年轻，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五十五出山虎，你是怎样解决芜湖事件的？李答，我们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造革命舆论。毛主席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革命了好多年，不懂得舆论的重要。革命就要大造革命與论，这个教训要牢记！

这些都是在传达上级红头文件时听到的，在心里留下很深的映像。

李德生是湖南人，55年受銜时被评为少将军銜。抗美援朝胜利后任南京军区12军军长，长期驻江苏北面，安徽出现乱象后急调12军支左，对各级政府、学校、厂矿等实行军管。那时全国的军队，都按毛主席的“三支两军”指示行事。三支就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就是军管、军训。

我们连队也分散在驻地各政府机关，我个人也派在县公安局刑侦部门，专管民间的一些死伤案件，处理打架斗殴事件都是我们军代表。

有一次李将军来宿州军分区视察工作，接见在该地的三支两军的代表，我有幸一睹李将军风彩。李将军确有人中龙凤之藐，谈吐清淅有力。

因为全面接收了地方政权，当时从上到下军管一条线。军分区接管地区各机关，县人武部接管县委机关，各乡镇人武部为一把手，村级由民兵连长为一把手，各车站各码头都派军代表。经过几年时间的治理，各级组织逐渐稳定，稍后实行归政于民，兵归营房。

1969年主席决定召开第九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会后，中央领导人、常委、政治局成员都出现了很多新面孔。李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总政治部主任，还兼安徵省省委书记，十大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看来头，好象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李德生是我见过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了，真是世事如棋局局新。

1969年冬，我已是服役四年的老兵，连长指导员找我谈话，要我准备当连里干部，并说“为了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派了几次外调人员，你们家乡就是有人反映，你的父亲有很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要等待澄清，提干的事我们都很着急。”此次谈话后就派我去滁州专区去接新兵。

我的父亲有什么政治问题呢？后来查知，最主要一件事就是，“私分”集体粮食。我父亲在担任生产队长期间，眼见乡亲饿着肚子搞生产，禾场里大堆大堆的稻谷无权享用，便心生一计，通知全队户主晚上“偷”粮食。我父亲藏身于稻草堆上，如果谁家贪心“偷”了第二次，父亲就以咳嗽声警告，结果还是被上级巡逻队发觉。因为饥饿，所有人连夜用木棍辗米，辗米的声音虽然很小，但整个墩台齐齐发声就比较大了。“偷”的稻谷全部被搜了回去。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

所谓的经济问题，就是讨鱼摸虾，结队偷偷贩往江西。文革时，大字报上就有这一条“罪状”，标题是《走资派还在走》。这也不是被饥饿逼的吗？

……

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我去的是凤阳县。到凤阳县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宣传征兵工作中，并对征兵对象进行走访，遂一落实。我带的新兵在集训地训练了一个月之久，随即带回连队。这时指导员告诉我，提干的事军区没有批准，要我再等一年，连部再次报批，或有希望。

我很感谢连队领导的知遇之恩，但我决定申请退伍，虽然他们再三挽留于我，但我意已定，他们只好同意。指导员告诉我，提干的事没有解决很可惜，入党的事不要地方证明，我们集体出面，到人武部去批准。并说“你这么优秀的战士，连个党组织关系都不解决，实在说不过去。”因为我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又立功受奖，出席过省军区、军分区学习毛著积极份子大会。

1970年春我又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