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张三异《廿一史弹词·注·题辞》

精卫

新都桂湖公园内的升庵祠

文体之有正变，谓非时遇之顺逆使然乎？何以明其然哉？时际休隆，珥笔纂述，则即以胸中瑰玮，发为文章，彤管流徽，赓扬盛事，此遇之顺而文之正也。
不幸而为孤臣孽子，忧谗畏讥，或招沈湘，或悲赋，致寄慨于虫鱼，因寓情于草木，其遇则逆，其文则变，所固然也。
然遇有顺逆，文有正变，而皆以不外劝惩扶正人心者，乃足歌咏于不衰。
余居恒披史，每思数十家之浩繁，读者猝难竟业，思得一指南捷诀。俾羲轩而下，元明以上，条分缕晰，言约旨赅，观者了如指掌，诵者洋洋盈耳，于以引掖儿辈，秘之家塾，卒戛戛乎难之。
乃偶于书肆断简中，得用修杨先生《廿一史弹词》，而窃叹先生之先获我心也。
先生以元辅令嗣，举制科大元，为天下第一闻人。不幸以议大礼放废，著书一百零九种，见行海内，而《弹词》一书，胡未之载。

清·视履堂藏版《廿一史弹词·注》

或曰此先生不得志于时之所为也，零裁云锦，碎剪冰纹，恐类诙谐，涉嘲谑，故秘而不传，未可知也。
予曰不然。文体虽变，而大义不渝。即如虞书府事，尝著功于九歌，毛诗三百，皆不离乎风雅。况先生博宗纪载，櫽括微言，褒贬一法春秋，而不必有知罪之惧，论列无殊班马，而不必操著史之权。
故变幻参差，纵横绝续，止借里谣巷咏以抒其吊古谈今之怀。意不主于诙谐，而实藉以提撕告诫，语非敢于嘲谑，而有裨于群怨兴观。
其声可供丝竹，而其义可供箴铭，其调吟悲慨，可兴愚夫愚妇，而禾黍流连，亦可悟贤君贤相。欷歔往古，接引将来，先生虽不显居其名，而其功岂出全史下哉？
倘后之读史者，不为昭揭，而使珠玉沈埋，谓非表章者之责乎？幸秀水诸公，什袭家笥，用光剞劂，庶不负作者苦心，并可为读史者之津梁矣。
独是先生以旷世逸才，擅一代著作手，极往古来今兴亡治乱之推迁，以及正闰僭窃之升沈，数十百家，言人人殊。

明·升庵（杨慎）书

而先生按节谐声，引商刻羽，出之一唱三叹，寓至微于至显之中，藏至奇于至平之内，是非全史博通，五经淹贯，能窥此乎？
第恐初学涉猎未周，达此失彼，将先生为劝为惩扶正人心之意，把卷茫然欲卧矣，爰命璜儿详为注释，务使事实可稽，义蕴昭晰，令读者开卷了然。
而予复广搜博采，更加纂辑，历寒暑数易稿而书始成。虽全史蕴藉未易表著，而属辞比事，先生之苦心庶几若睹矣。
嗣有知者，谓先生约众史之班驳，为便览之新声，俾读者事半功倍，以为扶腋之功臣可也，若谓揉全史之庄重，作艳绮之柔词，为涑水、鄱阳、毗陵诸公之罪人则不可也。
谓斯注释发明隐义，为古学片筏作弹词演义可也，若谓援古引经，出处明晰，断章取义，序次井然，于劝惩大义，可为前贤后哲之功臣，则不敢也。
而余因是窃有感矣。夫人生境遇顺逆，亦何常之有。向使先生遇际其顺，亦不过为卿为相泽被一时已耳，乌能憾慨淋漓，低徊于万千年之变迁，百数十君之得失，浑括于三万言内，而唱叹无余，与龙门涑水同其俯仰，可立言不朽也哉？
然则先生之遇逆也，而未始不顺也；先生之文变也，而仍不失其正也。乌得以类诙谐，涉嘲谑，莫为之后，致有美弗彰乎？因是梓而行之，为之序以公同好云。

明代陈洪绶绘《杨慎簪花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译文】清·张三异《廿一史弹词注》题辞

文体有正统和变化之区分，难道不是时运及遭遇的顺逆所导致的吗？凭什么说会这样呢？当时运昌盛兴隆，提笔著述，就会尽力抒展心中的才华，将雄才大志汇集成文章，方可颂扬盛事流芳千古，这是时运顺遂而撰写的正统文章。
在不幸成为孤臣孽子时，担忧被谗言所陷害、害怕被讥讽，有的招致沉江自尽，在这类情况下悲愤作赋、撰文，把感慨寄托于虫鱼，把情感寄托于草木，志向赋予山水......他们所遭遇的不顺，文章也就产生其变化，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遭遇有顺有逆，文章有正有变，但都不超出劝善惩恶、扶正人心的范畴，才能被永远歌颂。
我平时阅读史书，联想起史书浩繁复杂，延续几十家上百年，读者仓促之间难以将其读完，就想找到一个读书指南获取捷径。从伏羲轩辕以来，到元代明代以前，其文条分缕析，言语简约主旨完备，让观看的人一目了然，诵读的人觉得朗朗上口，用这样一字千金的书来引导晚辈，藏在家塾中，最终却难于做到。

清代《杨状元进谏谪滇南杂剧》，即刘蔼堂所撰《议大礼》杂剧。

偶然在书肆的断简残篇中，而得用修杨先生《廿一史弹词》，暗自感叹，先生先我一步编撰成书。
先生作为首辅的后代，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第一名，成为天下闻名的人物。不幸因议论大礼议之事被罢黜，他著书一百零九种，在国内流传，偏偏《弹词》这本书，为何没作记载。
有人说这是先生不得志被贬时所创作的，零碎剪裁如云锦、冰纹，恐怕类似诙谐，涉及嘲谑，所以秘而不宣、不流传，此说法未曾可知。
我说不是这样，文体虽然变化，但大义不变。就像虞书府事，曾在九歌中立功，毛诗三百篇，都不偏离风雅。何况先生学习广泛留下诸多记载，不乏概括微妙言论，褒贬依照春秋笔法，却不必有获罪的担忧，论述（《弹词》）可比肩班固、司马迁等巨著，却没掌握著史的权力。
先生经历仕途上的交错，从巅峰一下子跌倒低谷的变化，纵横断续，一言难尽，只有借民间歌谣来抒发他吊古谈今的悲愤情怀。词意不在于诙谐，而是借此提醒、告诫，语言并非用于嘲谑，而是有益于众人抒发怨愤、观察思考。
它的声音配以丝竹乐器，其意义可以作为箴言铭记，它的曲调悲慨，可以打动天下百姓，而对农作物的留恋，也可以让贤明的君主和大臣有所感悟。感慨往昔，接引未来，先生虽然没有显扬名声，但他的功绩难道在全史之下吗？

成都新都桂湖公园碑林。

倘若后来读史书的人，不加以宣扬揭示，而让这珍宝被埋没，能说不是宣扬者的责任吗？幸运的是秀水的诸位先生，珍藏在家中，进行刻印，希望不辜负作者的苦心，也可以成为读史书人的指引。
只是凭借先生绝世的才华，影响数代人的著作，极尽从古至今，兴亡治乱的变迁，以及正统和僭越、获取的升降沉浮，几十上百家，众说纷纭。
而先生根据节奏协调声韵，引领音律，表现出一唱三叹，把最微妙的藏在最明显之中，把最奇特的藏在最平常之内，如果不是精通全史、贯通五经，能够做到这样吗？
只是担心初学者涉猎不周全，顾此失彼，将先生劝善惩恶、扶正人心的意思，看书时茫然想睡，于是让璜儿详细注释，务必让事实可以查考，义理内涵清晰明白，让读者打开书就清楚。
而我又广泛搜罗、大量采集，进一步编纂，历经寒暑多次修改稿子才成书。虽然全史的蕴含不容易完全表现出来，但连缀文辞、排比事例，先生的苦心大概能看到了。
后来有了解的人，说先生概括众多史书的驳杂，成为便于阅览的新作品，让读者事半功倍，认为是辅助的功臣是可以的，如果说揉合全史的庄重，创作艳丽绮美的柔词，是涑水、鄱阳、毗陵诸位先生的罪人则不可以。
说这注释揭示隐藏的义理，为古学作弹词演义是可以的，如果说援引古代、引用经典，出处清晰，断章取义，次序井然，对于劝善惩恶的大义，能成为前贤后哲的功臣，则不敢当。

汉阳柏泉三甲张氏禹木公四代人增定、校註清·雍正树玉堂精写刻本《廿一史弹词·註》

而我因此私下有所感慨。人生境遇的顺逆，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假使先生时运顺遂，也不过是做公卿做宰相恩泽一时罢了，怎能感慨淋漓，徘徊于千万年的变迁、几十上百位君主的得失，全部概括在三万字以内，而且感慨无尽，和司马迁、司马光同样令人敬仰，能够立言不朽呢？
既然这样，先生的遭遇和不顺（但也并非完全不顺），先生的文章变化，但仍然不失其正统。怎么能因为类似诙谐、涉及嘲谑，没有人传承宣扬，导致美好的东西不被彰显呢？因此刻印发行，写这篇序来共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