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肥城是山东省泰安市属下的一个县级市，古称肥子国，已有2500年历史。1961年至1967年王良民在肥城任县委书记，政绩可圈可点。我出生于肥城一个小村，跟王良民并没任何个人关系，但1961——1967年期间我正在肥城一中读书，跟王良民之间也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上下级关系，换句话说，我就是肥城县委领导下的一名中学生。记得1963年我正上初二，一天学校通知，全校学生集体听县委主要领导人重要报告，我是第一次听县级领导人报告，心情即兴奋又紧張，我手拿钢笔不停记录，恨不得把所有语句都记下来，王良民的声音很宏亮，听得很清楚。我记得那个报告的内容就是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精神，其中最引我关注的就是关于党的基夲路线的论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当时认为终于接触到共产党的真经了，我当时正是追求进步时期，我不仅把党的基夲路线全记录下来，而且牢记在心，成为我追求进步，争取入团的主要理论指导。1966年文革爆发，运动初期王良民一直在努力领导这埸运动，还曾到肥城一中视察，还派了一个宣传部付部长到肥城一中具体领导运动。1966年8月份，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形势一下子来了个反转，王良民成了批判对像，炮轰肥城县委的声音不断响起。我所在的拾屯大队当时是肥城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当时大队领导人跟王良民关系很密切，类似于大寨陈永贵跟毛主席的关系，王良民经常到拾屯大队视察。这年八月份的一天我去上学，在大队部项屯村附近正巧碰上当时任拾屯大队党总支付书记的張洪发，此人架子很大，从前他从没跟我正面说过话，这次他居然喊住了我，跟我搭讪说话，他叮嘱我:小心点，57年反右斗争，给党委提意见的都被打成了右派。他可能听到了肥城一中有批判王良民的声音，才这样叮嘱我，他的儿子也在肥城一中上高中，不知他是否也叮嘱了。我因为我父亲的中农问题，处事一直很小心，当时在运动中一直很消沉，毫无建树。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后，下发了文革十六条，我读过后头脑有点开窍，正准备跟着造反派当文革闯将但还没行动，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那颗躁动的心暂时压下了。1966年10月份，我得到了一个去北京串联的机会，参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活动，见到了毛主席，我的心一下子又激奋起来，回肥城后我就跃跃欲试，准备参加造反派，参与肥城文革运动，为此我旁听了肥城一中某个造反派领导人组织的批判王良民的大会，这个大会在当时县委大礼堂举行，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王良民站在主席台中央接受批判。我当时特别留意王良民的罪行有哪些，但主持人的批判发言中并没掌握多少王良民的实质罪行，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汇河水利工程是以生产压革命，必须立即下马。那一年秋冬，肥城上马了一个治理汇河的水利工程，提到此事时，王良民面露难色，他缓缓说道:同学们！汇河工程是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要下马，我不当家啊！话音一落，立即爆发一阵批判声。过一会又提出另一个问题，要求王良民立即开除南栾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和党籍。这个南栾大队党支部书记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不清楚，他跟造反派有什么过节我也不清楚，但王良民当时的表现却记在了我的脑海中，他缓缓说道:同学们！我不当家啊，这得常委会研究。很快批判声又此起彼伏，主席台上已经有人在推掇王良民。还好，这次批判会并没给王良民戴高帽子，也没掛黑牌，也没激烈的武斗行为。这次批判会共历时2个多小时，我全程听了下来，我夲来想参加造反派，想去当革命闯将，这次会后我却取消了这个想法，当时的中学生才不到20岁，根夲不可能掌握多少王良民的罪证材料，也不可能批倒王良民，相反，王良民的表现却引起了我的同情，人家王良民讲的句句是实话，有道理，有原则，集体决定的亊，个人怎么能随便表态呢？后来王良民调离了肥城，再后来落实政策，官复原职，最后在太安市委农委付主任位上退休。纵观王良民在肥城6年的表现，我的评价是，有干劲，有魄力，有作为，有成绩的县委书记。1966年肥城各项工作已出现欣欣向荣的状态，那一年农业大丰收，我所在的拾屯大队收入分配是历年最好的，我家三口人分到400多斤小麦，加上自留地共600多斤小麦入囤，那一年也是我家最顺利的一年，是我最高兴的一年。据说王良民的后代还有在肥城落户的，证明此人对肥城是有感情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