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年代”的记忆 黄久胜

功利在久

　　“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算起，到目前已有近60年了。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在神州大地上持续了10年之久。

当时我只有十五岁，面对汹涌澎湃的政治运动无所适从，但也只能随波逐流，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之中。由于我从小生活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的言传身教，使自己从小就规规矩矩，不会越雷池半步。所以，整个运动中始终是个逍遥派，开会参加，喊口号举手，但从没干过打砸抢的坏事，更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

响应号召 徒步串联

1966年夏天，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全国一片混乱，课也上不下去了。为了响应号召，费县二中（驻梁邱公社）一行十七人于1966年11月29日组成串联队，汇入到全国大串联的洪流之中。一路上我们打着红旗，带着乐器，每见到人多的地方，就打开场子，表演节目，进行宣传。一路风餐露宿，每天徒步90华里。同学们的脚大都磨起了泡，但情绪高涨，唱着革命歌曲，呼喊着革命口号，没有一个人掉队的。当时的口号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特别是四个女同学，只有十四、五岁的年龄，也同我们男同学一样自己背着背包，就像当年红军战士一样坚强，男同学想帮忙替她们背背包，她们谁都不肯，经过四天的跋涉来到曲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在我们到达的当天，就发现孔府、孔庙、孔林刚刚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洗劫。北京五大红卫兵司令之一谭厚兰，带领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的学生同当地造反派一起打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府、孔庙进行了打砸，对孔林中孔子和后裔的坟墓进行了大肆挖掘。只见孔子的塑像被拉出大殿砸碎，大殿上的匾额被摘下，连同古书、字画、文物、牌位等堆在院子里，一把火全烧了。大殿上边的瓷兽也被用石块砸下，到处狼烟四起，一片狼藉。我们来到孔林，只见孔子的墓被掘开，仅见到几块砖头，并没见到尸骨。坟前“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砸为三截。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墓被扒开，棺材被抬出，暴尸于众。他老婆的墓也被扒开，红漆棺材，十分精致，棺盖已打开，我还伸头看了看，只见有半棺材中草药和红色液体，还有长头发，并未见尸骨。孔庙、孔林的墓碑和神道两边上的石雕像不少也被套上大绳，用拖拉机拉倒砸断了。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从来没见过如此野蛮的暴行，大家又怕又好奇，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目睹了这场浩劫的〝战果”。

到曲阜去的红卫兵实在太多了，当地政府根本安排不了。我们只好去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接待站。办完手续，大家被领进曲师大礼堂，只见男女共处一室，地下铺着苫子，没有席子，男同学睡北边，女同学睡南边。我大体估算了一下，这个大礼堂当晚至少住了一千多人，人多说话声音杂，南腔北调，一夜没停下，大家糊里糊涂的熬了一夜。第二天，到曲师串联，到处都是攻击院党委和两派之间相互攻击的大字报，我们对他们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根本没兴趣看，就在校园里逛着玩，看谁的高音喇叭大，谁的响。与其说是革命大串联，还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

在曲阜住了三天，我们又到全省学大寨先进典型，曲阜东郭大队参观学习。我们来到东郭大队，满眼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但见村内民房排列整齐，道路宽广干净。我们参观了敬老院、幼儿园、拖拉机站，特别是拖拉机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全大队有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播种机10多台，这在五十多年前的沂蒙山区是从没见过的。我好奇地爬上拖拉机看看这个仪表，摸摸那个方向盘，心想我们家乡何时才能达到这样的机械化水平，十分羡慕。

第五天我们又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向省会济南出发。一路上遇到好几辆送货回济南的解放军的空卡车，他们看到我们年龄太小，走路疲惫的样子主动停下来，想带我们一程，我们异口同声的说：谢谢解放军叔叔，我们是徒步串联，不能坐汽车。现在想来多么单纯，真是天真的可爱。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省会济南。我们是沂蒙山区的学生，从来没出过远门，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大城市，见到了火车，看到了高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红卫兵接待站把我们安排住省粮食厅，这时粮食厅的办公大楼全腾出来接待红卫兵。我们八个人住一间办公室，全是地铺，就是在地板上铺一层苫子就是床铺。室内有暖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现代化设施。一天两顿饭，每次给两个馒头，一碗白菜，如果不够就用玉米粥填补，但大家心情很好。每天去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看学生们相互攻击辩论，争做革命“左派〞。他们最怕〝保皇派”的恶名落到自己头上，所以，争着批斗学校及省里的领导。我们去看大字报，他们就一抱一抱的给我们送传单，经验没学到，传单收集了不少。回校后我们把传单反过来用来练字，有的拿回家去糊窗户，对其传单内容毫不关心。接待站给我们来济革命师生专门发了免费乘车证，坐车不花钱，我因为年龄小，不认路，每天跟着大我三岁的乐才同学身后，他上哪，我上哪，生怕走丢了。有一次挤公共汽车，我上去了他没挤上来，我都急哭了，驾驶员见状只好又停下来让乐才挤上来。在济南待了一个星期，原准备再去北京，当时红卫兵组织号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天气又十分寒冷，也出来半个月了，大家都想家了。对回家的红卫兵，地方政府有特殊政策，可给办免费火车票，大家一听决定回家。

好不容易挤上从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同学们都挤散了，我一直跟着乐才，所以，只有我们两人在一个车厢。上车一看根本没有座位，车厢里到处人满为患，就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想挪动一步都非常困难，想喝点水或上厕所，那根本就不可能。列车员也无法服务，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到了下一个大站也不敢打开车厢门，而是挂出来一张告示牌：“最高指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本次列车严重超员，无法上客，敬请原谅。”听说有的红卫兵小将爬上车厢顶叫做坐“敞篷车”，像印度电影那样。车站工作人员也不敢阻拦，稍加劝阻，车厢顶上的小将们就会齐声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回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兖州站是津浦铁路的一个大站，火车停三分钟。我们急着想下车，但车门没人开。乐才说：不开正好，咱跟着这车去上海玩，我说不行，急的要哭。乐才一看，只好求人把车窗打开，在众人帮助下把我送出窗外，把背包扔下来，他又从车窗里钻出来，他的脚刚一落地，火车就开动了，好危险啊。

奔赴矿区 向工人阶级学习

1967年1月，学校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三、五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织，什么战旗红、继红军、东方红、海鹰、海燕、卫东、卫彪等等名称响亮的组织在校园里遍地开花。我们海燕战斗队由4人组成，西宝为队长，成员由我、衍艮、少田，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计划去徐州、枣庄串联，向工人阶级学习。

费县二中到枣庄有40多公里的路程，从学校出发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雪，我们四人举着红旗，背着背包，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山路上，不时有人滑倒，弄得浑身像个雪人，但大家情绪很高。走在这样的山路上，使我们想起了万里长征，想起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累了，我们就唱革命歌曲鼓劲，渴了，就抓把雪塞进嘴里，好不容易，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枣庄。

经枣庄红卫兵接待站介绍，安排我们住进枣庄供电局的大仓库里。这仓库里地上铺了一排排的草苫子，上边连草席都没有，好在我们都自己带了被子，两个人一铺，一铺一盖，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我们心里其乐融融。

当天接待站通知我们，晚上在工人大礼堂有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给我们作报告，大家一听，十分高兴，草草吃了口饭就赶去大礼堂。

王强是刘知侠写的著名抗日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当我们赶到工人大礼堂时，那里已经坐满了学生，不多一会儿，有一位年龄在50多岁，浓眉大眼，两颊略带络腮胡子的壮年走上前台，主持人给大家介绍：这就是在鲁南铁路线上威震敌胆的大英雄王强。现在亲眼目睹了这真正的英雄，大家由衷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王强礼貌性的给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坐下来给大家做报告。他说我并不叫王强，我真名叫王志胜，家就是枣庄人，从小在当地混穷，长大当矿工，当搬运工，看到日本鬼子侵略咱中国，糟蹋咱中国人，心里觉得不平，就自觉地组织起来同日本鬼子斗争，但每次都被鬼子镇压下去。多亏来了共产党，组织大家成立了铁道游击队，我们才有了主心骨，大家团结一心，拿起武器同鬼子干。才有了“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智打票车”“夜袭临城”“打冈村”“上济南”“下徐州”，把鬼子打得喊爹叫娘。老百姓都称我们是“飞虎队”，我们在八路军中的正式番号是“铁道游击队”。你们小将们要向南去，可以到南通找我们的大队长刘洪，他现在是南通军分区司令员，其实我们的大队长有两个，最早的大队长叫洪振海，他光荣牺牲了，我让你们找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真名叫刘金山。在《铁道游击队》小说中把这两位领导的名字合为一个人，就是刘洪。你们要是朝北去，可以到北京二炮找我们的政委郑惕，他现在是二炮副司令员，当年我们铁道游击队政委共有六名，其中三位已经牺牲，小说中政委李政是根据先后六名政委的事迹艺术创立的名字。他们真正的名字是杜季伟、张鸿仪、郑惕、文立正、洪振海、王怀文。

一堂生动的革命斗争史报告会，使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激情满怀。

第二天，我们去枣庄矿务局，要求到井下学习矿工们的革命精神。接待我们的领导说，今天太晚了，我给你们安排好，你们明天早八点前到这里，我找人领着你们下井。次日，我们准时来到矿务局，看到还有北京、上海某大学的师生也在等待下井。我们一起共有30多人，大家来到更衣室，每人都换上工作服，穿上高腰雨靴，戴上矿工帽，每人还发了一盏矿灯。这时来了一位老矿工师傅，给大家讲了安全下井注意事项。大家列队来到矿井边，每十个人一组，依次序下井。我们下的这个井是2号井，在矿务局东北角不远处，下井坐的是上下直立的竖井电笼，总深度是150米，站在电笼里看到周边都是裸露的岩石和岩壁上哗哗流出的地下水，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到了井底后，师傅带我们从大行道来到工作面。大行道还比较宽大，可以用矿车把煤运到斜井旁，再用绞车拉上地面，而矿井工作面条件就差多了。我们去的工作面煤层仅一米左右，上下都是岩石，每隔3~5米就用一颗木柱子支撑着，工人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弯着腰用镐头刨煤。由于空间太小举不起镐头，有的矿工不得不横躺在地上，一镐一镐地把煤刨下来，再一锨一锨地把煤铲到旁边的“电溜子”上，由〝电溜子〞拖向行道（矿工们所说的“电溜子〞实际就是传送带）。干一个班下来矿工们只有一口牙是白的，其他地方全是黑色的，也分不清是男是女，是张三是李四，只能通过说话声音分辨出是某个人。

在休息时，矿工们听说有来自北京的男女青年，他们就欢迎给他们唱支歌。北京的同学就给他们唱了一支“咱们的工人有力量”和“北京的金山上”受到矿工们的热烈欢迎。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67年春夏之交，临沂“两派”斗争进入白炽化，武斗时有发生。学校也不上课了，我就约同学向民到临沂去玩。临沂离我们学校100多华里，我俩借了一辆自行车，到临沂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们找了个便宜的旅馆住下。当夜，就发生了临沂“两派”最大的一次武斗事件。双方都有伤的人，许多人被送进了医院。消息传到家里，父母亲万分着急，向民的父亲找到我父母说明情况，我父亲身体不好，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干着急。向民的父亲决定自己骑车去临沂找儿子。可怜50多岁的老人了，骑自行车100多里路到临沂，到处打听询问，又到各医院，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找，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到儿子，只好扫兴而归。其实我们根本就没去武斗现场。第二天，在旅馆里听说汤头有温泉，水自动流出来就是热的，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两人一商量，决定亲自骑车去一趟汤头，看看是真是假。我们亲身体会了一次洗温泉的感受，下午回到临沂。我们又去临沂烈士陵园（现改为华东烈士陵园）拜竭英烈，并合影留念。回家后，被双方父母狠狠批评了一顿，见我们安然无恙，也没有再动“武”了。

1966.12.10照于济南，左为作者，右为乐才。

1967年春，照于临沂烈士陵园，左为作者，右为相民。

赴徐州、枣庄串联介绍信

赴济串联免费乘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