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探析黔中布依族谱</p><p class="ql-block"> 族谱是一族之谱谍，另有多种称谓：家谱、祖谱、宗谱、家乘等。据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注：据考证：“中国家谱的起源应自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其标志是口传家谱与结绳家谱，而口传家谱比结绳家谱是社会最基本的状况，主流的观念…所以说家族史是具体而微的国史，反过来国史是一个个族史的整合物、综合物，族谱的宗族史与国史的整体史，正是相为表里的”。祖谱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或地方史，也是一部家国关系的演变史，是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书写。”这些论断，说明了每个家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间，在休养生息时，总有族人振臂一呼修家谱，众宗亲响应，这是人性使然。每个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非常渺小，忽略不计，可藏在千家万户的族谱涓涓细流汇成了中华族谱的长江、黄河，源远流长！</p> <p class="ql-block">一、布依族族谱的渊源</p><p class="ql-block"> 布依族之有族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的历史产物，布依族历史上是越人的后裔。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越人尚无姓氏。看越国历代君王称谓：无余、无壬、无绎、夫谭、元常、句践、鼫与、不寿、王翁、王翳、诸咎、无余之、无颖、无疆等，可知他们没有姓氏，何况平民老百姓。我们布依族和壮族的直系先人为秦代居于岭南的瓯骆方国。公元前219年前后，秦始皇率兵统一岭南时曰：“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慰屠睢”，至此发动了秦与百越的战争。这也是中原王朝首次与岭南有了大规模的军事交锋和文化交流，当时称“大越首领”为“译盱宋”，这是越语汉译音词，可见当时岭南瓯骆还没有姓氏、更无族谱。</p><p class="ql-block"> 期间，百越各部落首领与秦设置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各级汉族官员交往，一来二去，受汉文化的影响，对姓氏有了认识，充当了重要角色。“岭南越人有姓氏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元鼎（前116一111）年间南越国宰相吕嘉、桂林间居翁、校慰司马苏弘、越将毕取及杀西于王降汉的瓯骆左将黄同”</p><p class="ql-block"> 鉴于地形地势和汉文化迁入的时间不一，百越各部落出现姓氏的时间也不同 。在这次民族大触合时期，秦王朝为了统治零零散散，民风民俗迥异的百越部落，基层汉族官员采取通婚或赐姓汉字单姓代替少数民族复姓进行忧抚改姓之策，从姓上同化文化。以“伍姓”为例，云贵高原、广西绝大多数“伍姓”布依族为百越部落后裔，属象郡管辖，可现回、壮、彝、土家、苗、满、蒙古、羌、布依及居住此地的古汉族均有伍姓，现在就不难理解了。</p> <p class="ql-block">二、时代洪流推进族谱的发展</p><p class="ql-block"> 从秦朝至明朝，各朝各代和云贵的交往更为紧密。秦朝传至后汉有1200余年，经西汉、三国至唐、五代十国后汉有15个朝代。据《汉书.地理志》注巨瓒日：自交跤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可见在百越地区，汉朝已出现“种姓”，这里的“种”是指民风民俗迥异的不同民族，“姓”是指姓名的姓。这有力佐证了从秦朝到后汉时代，百越各地区受汉文化的影响，已逐步出现姓氏文化，其中含布依族。以安顺辖区‘为例，布依族主要姓氏有伍、王、韦、罗、卢、马、李、廖、鲁、梁、潘、班、柏、韩、娄、罗等</p><p class="ql-block"> 明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或以后的“调北填南”，是汉文化对贵州最有影响的时期，也是家谱文化发展的初始时期。明朝加强了对土司的管理。</p><p class="ql-block"> 唐、宋时代，黔地为唐的矩州管辖，但实际控制者为地方势力，即羁縻州县首领皆为世袭，自我传承。唐僖宗乾符三年（876 年），太原人杨端率领杨家军进入黔北，建立贵州播州土司，统治黔北地区直至1600年，明朝派24万军队将之平定，设立遵义府；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建思南田氏宣慰司，统治黔东北地区。田氏自隋朝开皇二年（582年）间入黔，实际统治思州长达840年，黔东地区，田氏世袭千年，史学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称号，元朝未年，思州田氏土司管辖东至湖南湘西、南达广西桂林北部、西接贵阳、北抵四川、重庆，统领辖区687个蛮夷长官司；水东宋氏从唐初至明末（620～1630）长期统治贵州水东地区（今鸭池河以东贵阳地区及龙里、贵定和惠水等地）；水西土司是贵州宣慰司（治今贵阳）的俗称。明朝贵州彝族土官管辖的行政区之一。初隶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改属贵州。以上这些土司是黔地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实际统治者，土司下面还有成千上万的蛮夷地方长官司，据宋朝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羁縻州》记“元改羁縻州为土司州，仍以原羁州首领为土司州世袭土官”、”土官病重，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在明朝赵用贤等著的《明会典》的《土官承袭》中：明初沿袭元朝制度，土官只要交纳元朝发给的印信，表示降服，照袭原职。后来，由于土司官族中势力大者据力争袭，冒袭之事经常发生，以致地方纷争不断，年久不决，称兵抅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为了防止冒袭，规定“士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所谓“宗支图本”，就是开列承袭者本人的父祖姓名，说明是嫡生还是庶出，母为谁，与原任土官的关系等。在这士官承袭的政策指导下，在贵州各地土官最关心本族的“宗支图本”或“亲供宗图”，这是土官承袭的关健。这使族谱在黔地上层流行起来，之后，渐渐的传到基层各村各寨，各民族各姓！</p><p class="ql-block"> 可在明万历（1573～1620）年间，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5载，轮戍于广西梧州（今等县西北）和都康州（今等县中部）的”土兵”，大多还是“有名无姓。”可见当时滇黔桂还有荒蛮之处，受汉文化影响较小的地方，姓氏族谱文化发展得较晚，而在安顺地区，据清《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志～氏族志》曰：“安顺诸氏族中，因客、土杂居，互通婚姻，由汉而夷化者有之，有夷而汉化者有之。”这部融合于布依族“由汉而夷化者”带来了他们的家谱，或修撰的家谱在布依族中流传，这期间，同姓附合者有之，远族传抄者有之，也有仲家文化人自修的家谱。总之，自清初以来在布依族中如上述几种形式出现的家谱，都称为“江西籍”，民间据此代代口传至今。</p><p class="ql-block"> 总之，黔中布依族谱的发展，是时代洪流发展的产物，无论布依族，还是其它少数民族，甚至汉族，都认同提倡“同姓一家亲”理念，姓氏文化、族谱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份。这也体现了族谱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p><p class="ql-block"> 资料整理：伍荣美</p><p class="ql-block">2024.8.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