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兵（15):“排部”

向天一戈

在军队里，通常将各级指挥机构称为“连部”、“营部”、“团部”、“师部”、“军部”……，并延伸到领帅机关和和首长所驻的建筑或营院。“X部”这个非正式定义的称谓，其含义大约是“部队级别+指挥部”。即使到了最低级别的“连部”，也是由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等连级指挥员，还有文书、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和理发员若干工勤人员，共同组成一个小小的指挥机构。而再往下，到排、班就没这个说法了。我就当了四年这个没有“排部”的排长，全军最小的指挥军官。

我是1973年10月由步兵174团3营8连3排7班长调任1营3连3排长，由“兵头”升为“将尾”。当时我部驻扎在杭州中村营区，这是五十年代修建的我军第一代制式营房。格局是一个排一间大宿舍，3个步兵班每班9人，1个机枪班5人，加上排长，全排满员时就是33个人。

这么多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夏天往上熄灯后，上上下下几十顶蚊帐放下来，屋子里顿时显得密密匝匝，空气都不流通了。在那个年代电扇是“奢侈品”，这种去暑“大件” ，不要说基层连队，就是在师团一级都是稀罕物件。我们解暑的利器就是一把大蒲扇。

连队都是年轻人，步兵连的训练强度又很大，所以汗臭和脚臭是这个空间气味的主旋律，而到了夜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还夹杂着磨牙、梦话声，是充满着荷尔蒙的“交响乐”。好在当时年力壮，缺觉是常态，即使在这个环境里，也几乎不会有失眠。

作为与战士同吃同住的排长，步兵排排长一般都是跟机枪班住在一起。所以，机枪班貌似排长的“亲兵”，平时会有一个机灵点的兵“兼职”当通信员。排长的铺位也是大房间里位置“最好”的，靠角落，靠窗户，上铺不睡人，还有一张两屉桌和一把靠背椅，这个屋角被战士们戏称为“排部”。

那个时候，整天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从早操开始，到晚点名熄灯，一天就是训练、学习、开会和各种勤务，还必须要和战士谈话（当时叫谈心)，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所以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只有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训，各个班在组织学习或开班务会时，我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以趴在仅有的书桌上，看看书，写写日记（在连队时还能坚持写日记，到机关后却坚持不了了）。书桌的两个抽屉是可以上锁的，这就是我可怜的私人领地了。记得有一次师里一位首长到连队来检查，到各班排看一下内务。进了我们宿舍一眼看到唯一张书桌，旁边铺位上发白的被子和棕红色腰带，就知道是排长的位置。走近一看对被子叠的还挺满意（其实平时都是“亲兵”帮着叠的），就让我打开抽屉给他看一看，好在我的抽屉东西很少，就是训练教材、日记本和几本书，而且摆的很整齐。首长顺口表扬了一句，“这个排长还挺爱学习”。

　

中村的营房修建在一个大山坡上，依地势呈阶梯状高低错落布局。每排营房前有一个十来米宽的带状场地，可以进行班以下队列训练。我们三连在全营的最后面，再往后就是团卫生队战士和后勤勤杂人员战士宿舍。前后两排营房落差大约一人高，房子的间隔较大，后排房前砌石护坡到我们房子北墙有三四米的距离，中间种了一排枇杷树。由于这排树在我们这个平面上，所以树的管护和权属是我们连的。记得那一年是枇杷树结果的大年，满树挂着金灿灿的果子，可是敌不过那些馋嘴的调皮兵，很快就所剩无几了。唯有一根挂着一嘟噜枇杷的枝头直接伸到我窗前，这几个“幸存者”位置很低很隐蔽，站在后面房前地面上不容易看到（我们一直怀疑树上枇杷就是被后面那些闲得蛋疼的后勤兵“偷”的)。由于每年的枇杷都是没到成熟就夭折了，今年很想吃一回成熟的。我特地交代排里的兵，谁都不准偷吃我这几粒宝贵的果子，还要给我看好了，别让外面的馋鬼“偷吃”了。眼见的枇杷越来越大、色泽越来越浓，身旁的战士就劝我，“排长，咱把它吃了吧，要不留着太‘危险’！”我被他们说动了，打算第二天就享受这难得“硕果”，谁知“意外”还是提前来临了。这天晚上我们有夜训科目，23点才结束训练，按常规第二天不出操推迟起床。可起床时间还没到，就听见下哨的机枪班长的惊呼声，“排长，出大事了，枇杷不见了！” 我起身抬头一看，每天躺床上就能看见的“宝贝”不翼而飞了，搞得大为光火。知道肯定是后面那些后勤油子昨晚趁虚而入，但没证据也不好为了几颗小果子“打”上门去。气急之下，我掏出五块钱，往桌上一拍，说道 : “三机班长，中午给我派人去服务社买几斤枇杷回来，老子还非要把这枇杷吃到嘴不可！” 午饭后不久，我的小“通信员”就把枇杷买回来了，满满的一挎包，一股脑倒在脸盆里。排里的兵听到动静，呼啦一下围上来，眼睁睁的看着我，催着我赶紧尝一下，我顺手抓了两个，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塞到嘴里，说，“真不错，你们也尝尝。”话音刚落，盆里的枇杷已颗粒无存，众人大笑而散。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部队极少发生武器弹药被盗案件，而且那个时候战备的弦绷的很紧，要求“人不离枪，枪不离弹”。连队并没有兵器（军械)室，战士的武器和携行弹药就放在宿舍里的枪架上，而我这个排长的手枪就挂在床头。平时宿舍的门窗是不关的，白天有连值日员，晚上有营区哨。但是我们的敌情观念又是很强的，晚上站哨都是实枪实弹。连部每天都要去营里领团里下达的当晚口令，交接岗和查哨都严格执行口令问答。那时连队干部查铺查哨制度执行很严格，而且要求查哨时佩枪带弹。我们连的哨位按月在团部大门岗和弹药库哨位之间轮换。弹药库的位置靠近山边，位置比较偏远，有一次夜里下雨，我穿着雨衣去查哨。弹药库哨位是一排一个新兵站岗，嗓门扯得很大问口令，我回答后问回令，他却一着急说不出回令。我边走边说“你别紧张！” 他哗啦一下拉了枪栓，喝道:“我还没说回令，你不能往前走！” 我怕这二杆子真的会走火，赶紧说:“我是三排长，你别枪口对我，马上把保险关了，千万别走火了！” 看到他平定下来，磕磕巴巴说出了回令 ，我才走上前给他叮嘱了几句。第二天开干部会，我把这事说了，大家都乐不可支，都打趣说:“一排长，你的兵真可以，回令答不出来，还准备对查哨的动枪。”

1975年7月，我军与武汉军区1军调防。我师对调的1师驻河南许昌地区，我团接手的是漯河3团营区。1师的部队原来并不驻许昌，原驻地腾给xx军后，才部署在这个地区。营房刚修好没两年，很多配套设施都没有建起来。由于是在七十年代初“准备打仗”的大背景下开始兴建的，所以营区的分布严格按“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设计，一个营一个营区，营与营间隔都在三四公里以上。这样给部队管理和生活都带来很多不便，团里开会组织活动动辄就得车接车送，不派车走路得要一个多小时。而那时团里装备车很少，平时大部分都封存，生活保障车就是几辆嘎斯卡车。大型生活设施如服务社、澡堂、礼堂等都只是团部有，但是大部分营离团部太远，除了团直和2营可以去洗澡，其他的营都去不了。

1师的营房建设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垒墙的红砖自己烧制，盖屋顶的预制板自己浇筑，挖地基、砌墙、盖顶都是战士自己干，可想有多粗糙简陋。我们一个营500多人，没有自来水，全营只有一口机井，用水泵将井水抽到一个高架的蓄水池里，下面接了十几个水龙头。到了早晚洗漱、训练后冲洗、饭后洗碗都要排长队，周末要是洗衣服那就得小半天。要是碰到干旱天气，水位下降井水很少时，得先紧着食堂做饭用水。而到了雨季，大量地面水下渗，井水就会发黄浑浊。冬天气温最低时，水池的水不能提前蓄水，每晚得把水池水管的水放空，防止上冻。

　　

原1师部队的自建营房是非常低标的，24砖墙+水泥立柱+圈梁和横梁，屋顶直接盖水泥预制板，屋面没有保温层，就在预制板上做防水，再铺一层红瓦，这种房子典型的“夏热冬凉”。室内所谓的取暖设备就是用砖块砌了一个方台子，中间留着窟窿（大约是盘炉膛的位置)，没有炉膛炉条，没有排烟管道，所以取暖炉子是不能用的。

我们离开杭州时，每个连都拉一车煤留下，让兄弟部队一到新营区就能开伙。而这个号称“天下第1J”的老大哥部队，不要说留下烤火煤，就连伙房的煤场都清理的干干净净，连一点煤渣子都没有留下，好像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仅如此，连篮球架和晾衣杆都拔掉了，坚壁清野搞得极为彻底。

到了漯河后的营房，宿舍是没有大房间的，一个班九个人是两开间的屋子，床铺是在砖垛上搭铺板。而机枪班则住在单开间小屋子，三张高低床，一张两屉桌，就是“排部”了，办公（其实无公可办）和开会都在这里。只是每周的排务会（正、副班长参加）和党小组会时，机枪班的战士就得到其他班去“打游击”。不过毕竟屋子里人少了，也安静了许多。

大约我到三连不久，连里两个干部子弟就很自然的跟我凑到一起了。他们都是班长，军事素质和管理能力都比较强，就是有些“刺头”，干部们都有些怵他们。但是他们都很听我的，没事就凑到我这里侃大山。到了河南后，我这个“排部”相对隐蔽了些，到我这里来玩的人又扩大到一些城市兵，这群小子一到课余时间就跑到我这里玩，要“烟票”（那时买香烟凭票，而干部每个月都有若干包烟的配额），喝点麦乳精（没有咖啡，那是是极稀罕品），吹吹牛（交流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换换书（互通有无），也会发发牢骚，讲些怪话。我一般不太多说话，看着他们在那里闹，话说出格了制止一下。特别是我出去集训或休假回来，一定会到的很齐，有时候其他连的也会来。

在我当兵前后那几年，野战部队还是有不少干部子弟在基层连队。但到了七四七五年，留在连队的已经很少了。所以，在一个团里，干部子女基本都认识，到了营里就比较熟悉了。这个群体说实话，不是很受欢迎，特别是基层领导感觉头疼。

我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小热点，一来二去就引起连里干部和营里领导注意，曾在干部会上或明或暗敲打我，说什么“要和贫下中农子弟打成一片啊”，“不要搞小团体啊！”，“不要犯自由主义啊，”…… 我不得不有个态度，就跟这帮家伙说，“以后没叫你们，没事别过来烦我。” 还算不错，他们收敛了一些，但是还会时不时地来几个，我也会叮嘱他们注意别搞特殊化，平时要低调服从管理。后来这几个人或是留在部队，或是转业到地方，都还跟我保持着联系，很珍惜当年那份很纯粹的友谊。

1975年8月5日，也就是我们调防到河南的一个月后，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上游的板桥、石漫滩等大型水库溃坝引发的多米骨牌效应，下游几十座小型水库也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滔天洪水淹没了有三十个县市、一千七百八十万亩农田被淹，一千余万人受灾。而我们团所在的漯河就在受灾区域内，我们一营驻更是在洪水淹没区。

大约是在8月2日夜里，我们接到命令到沙河大堤加固河堤。4日由于各条河流都溢坝了，我们连回撤至驻地。5日凌晨从上游溃坝的洪峰到达我们营区，我们转移到一公里外的一个地势高的村庄。第二天水势继续上涨，我们营区已完全被洪水淹没，远远望去一片汪洋中只露出一座座尖顶。我们撤离时只携带了武器，其他个人物品都遗留在宿舍里，现在都泡在洪水里了。这个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多留了一手，那天抗洪出发前，我把自己的几本书和日记本用塑料袋包好，让战士站到高低床上铺放到房梁上。当时几个兵都觉得好笑，说，“排长，你这么小心啊，洪水还能淹到我们这里啊！” 可现在这个状况让大家都惊呆了，都夸我有先见之明。几天后洪水退去，我们回到营房，营院到处是泥潭和水洼，房子里是厚厚的淤泥。好在我们撤离时把门窗都打开了，所以没有大的破损。我一进门就抬头看那藏物之处，好险啊！水线已经到了房梁下缘，多亏我们这排房子地势略高一些，使我这点小东西成为留在营区唯一“幸存者”。我们留在宿舍里的被子蚊帐草席和储藏室里的个人包裹，全变成泥团了。连部的战士档案水泡后，字迹全花了融了，只剩下鲜红的印章还在。灾后上级补发了被装，重新补齐了个人档案材料。可是个人的文字资料就没办法了。那几本劫后余生的日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长期的连队集体生活，机械、单调、枯燥、清苦，还是会产生厌倦烦躁情绪。直到1979年4月，我从信阳步校毕业回部队后，任命为五连副连长，才不住集体宿舍了。后来调到师司令部工作，更是离开了基层连队。至此，我已经在连队工作了整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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