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 刘满衡

阿莫

《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 刘满衡

在我们的生活里，仔细回想与父母的交流真不算多，好像每一个时期大家都在忙碌自己的事……

岁月无痕，往事如烟，家里的故事多是母亲平时陆陆续续讲给我听的。

父亲的曾祖父是老家方圆乡里的一位老郎中，医术高明，德高望重，悬壶济世一生，九十九岁那年某天，坐着轿子出诊归来，躺在靠椅上小憩而安祥仙逝。

父亲的祖父曾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任过刘氏宗亲在长沙开办的光裕煤栈的账房，1933 年为父母一手操办婚事，次年离世。

父亲的父亲是长沙一所女中的厨师，在父亲十一岁那年（1924 年），得病耽误，抱憾而去。

母亲娘家是半工半农户，外公彭石玲，世家木匠，手艺一流，常年带着两个弟弟和工程队在乡里四邻包揽房建工程。

母亲也因此多得益娘家接济，武奇兄的小学读书就是跟随外公断断续续在富家私塾完成的。

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像座大山耸立着。他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也是一位坚韧不拔的汉子。一岁丧母，十一岁失去父亲，寄养在叔父家长大，十四岁就离开家乡，四处奔波、闯荡……

1929 年，父亲十五岁不到，经族人介绍到长沙第二女子中学做杂役，一年后又去湖南大学化验室做杂工，烧水、清洗实验用具。期间，因救了一名煤气中毒（冬天闭门烧炭洗澡）的老师，20 岁那年被其推介到长沙湖南机械厂学钳工……父亲的命运开始有了新的转折。但是，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发起了全面的战争。武汉失守后，对长沙的轰炸日趋频繁。

父亲讲过一个故事，1939 年的某一天，日本鬼子轰炸长沙，湖南机械厂坐落城郊，工厂用汽车疏散工人躲避轰炸，父亲跑晚了，人多，没有爬上汽车被挤摔了下来，只好躲在路旁的荷塘里，结果那一车人全部炸死无一幸存，父亲庆幸大难不死……

1939 年 8 月，父亲携带全家三口（母亲、大哥、大姐），随湖南机械厂迁往祁阳……

1944 年 8 月，长沙、衡阳相继失守沦陷，工厂遣散，父亲又带着一家四口（母亲、大哥、大姐、二哥）逃出祁阳，步行返回湘潭老家。逃难一个月途中，二哥中暑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夭折。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父亲在老家种了一年田地，生计难为，又选择去了新化锡矿山机电厂打工；1948年经熟人介绍，来到衡阳一家铁路车辆厂（衡阳冶金厂前身）做工。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大哥、大姐、二姐）含辛茹苦，打柴、做饭、种田……里里外外，实属不易。

1950 年，父亲把武奇兄带到衡阳，并指导他考上了铁路中学（后因株洲田心技工学校开办，招生不收学费，毕业安排工作，为减轻父亲负担，故转考株洲田心技校，三年后毕业留厂）。

1953 年初夏某天，母亲正在田里插秧，村头响起敲锣声，有人喊话：城里若有亲戚投靠，可迁户口进城，最后三天，赶快去乡里办入城手续，过了这个村，没下个店……母亲听后，扔掉手里的秧苗，拔腿就回家拿了相关资料，当天就到乡政府、区公所办好了迁移户口的手续。10 天后就带着大姐、二姐和我坐火车来到衡阳。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很惊诧，还说，往事如烟·“招呼都不打，就把人都带过来干什么？乡里屋谁守，田谁种……”。母亲说“你倒想得好，你一个人在城里享清福，我母女几个人在农村做牛做马，子子孙孙怎么办，做一世农民，做一世牛马啊！……”。父亲苦笑着接受了现实（这是母亲在晚年反复讲给我们听的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

来衡阳后，我们寄居在工厂附近的一户颜姓人家，这里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以种蔬菜为主，大家相处十分和睦。 母亲也在住地不远的地方挖了几块菜地，记忆中，我在菜园子里跟母亲一起玩了三年。

1955 年，工厂新建了一批职工住房，父亲也算是厂里的老资格技工了， 故第一批就分配了一套（两室一厨）连体房（一排 6 户），我们终于在城里 安居下来了，一家人住进了新房不亦乐乎。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家里话不多，但说了算，只有母亲有时偶尔回顶几句，在大多数的日子里，父亲一直是权威，是家长，要就不开口，要就说一不二。小时候，我和姐妹们都很怕他。 父亲离开我们后，我才经常缅怀他，心里难过，为什么生活这么漫长，我们却交流得这么少，聊得这么少，多少话没有说就永远地走了……

难道父子之间真的没有话说了吗？肯定不是，永远的遗憾就是这么留在心里……

有时候我在梦中醒来，我在我们几十年生活过的日子里搜寻我和父亲的交集……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五岁），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带我去江东 茅坪街的集市买菜。那天应是雨后阴晴，道路一片泥泞，父亲把我高高举起骑放在他的脖子上，我第一次感到惬意，因为我高高在上，熙攘的人群尽在眼底，马路两边摆满了菜摊，我更多关注的是烤大饼、炸油条的摊位。转了半边街，父亲的篮子里已经装了不少瓜菜了，在一个茶馆边炸油条的摊位上他把我举了下来，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油条，他在茶馆里边喝茶边听渔鼓，那一天我真的很开心……

我长大了，记得快要上小学了，父亲第一次带我过江西到市里去（那 时我们住在江东区的郊区），我高兴极了，他牵着我的小手走了很久，出了 一身汗才走到湘江边的一个大码头。他告诉我，旁边是大姐芝珍读书的学校（衡阳市七中）。我们走下宽宽的青石板码头，坐上了渡船，这也是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走在热闹的街市上，第一次在大街上顾盼不暇，第一次这么兴奋。不知道逛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否累了，我记得我在一个小人书的地摊上蹲了下来，他也蹲了下来，他在堆放一排排的小人书摊上挑了两本《三国演义》，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本叫《走马荐诸葛》，回来的路上，他就一直给我讲这本书的故事，为什么选了这么一本书，我不知道，但他讲一个人物（徐庶）孝顺母亲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上学以后，印象中我感觉父亲很少关注我了，几乎每天晚上，一个人倒杯小酒，吃几粒花生米，没有几句话说，我们也习惯了饭桌上的沉默。也许是一天下来太辛苦，也许是一大家子的生计压力，那时两个姐姐都在上中小学，我也上学了。1957 年底，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

1958 年全国大跃进，父亲所在的工厂大量招工人，大姐正上高中二年级，父亲要她停学进了工厂。母亲也偷偷报名进厂当了一名普杂工，可是上班没几天，就被父亲骂了回来。

家里也的确乱了套，几张嘴要吃饭，母亲不得不回到家里继续当她的家庭妇女了。家里的负担她不仅仅是半边天，在我们子女心里，她更像顶梁柱。

1960 年，年轻的共和国进入了一个苦闷期，史称三年的“自然灾害”期开始了。那年我十岁，念小学三年级，二姐考上了道南中学（市 11 中），妹妹才二岁，但我们感觉到苦日子来了，最明显的是没饭吃了，每天一日往事如烟·三餐就是一小碗稀饭，整天都是饥肠碌碌的饿得发慌，父亲也仅仅比我们 多吃一碗浓一点的稀饭。那个时候一个星期难吃几片肉，平时印象中除了萝卜白菜就是南瓜冬瓜了，每个星期天父亲从菜市场买半斤肥肉煎油，煎油渣子成了我们周日的奢侈品。我和妹妹每人二三片，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回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印象最深的是不到一年，母亲严重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腿从脚背肿到了小腿，用手指一按，一个小凹印半天弹不起来。我记得当年母亲发了一张救济卡，每个星期可以二次到居委会去领煮熟的黄豆，每次可以领一碗回来，然后，母亲每餐给我们分配一勺黄豆以补充营养……

那三年，老百姓的日子真的过得好艰苦，缺吃少穿，吃的用的都凭票供应，人们饿肚子、穿补丁衣服司空见惯，家家都一样，贫苦不分，也很少听到怨天尤人的议论。为了补贴饥荒，我们在自家的门口空地上，母亲挖了二块菜地，自己种点瓜果蔬菜补充我们的饮食，我们姐妹几个感到母亲比父亲干的活多多了，比父亲还要累……

那三年，我还在读小学，大姐已参加工作独立出去了，二姐在念中学，妹妹还小，才二三岁，一到星期天，母亲就带上我去酃湖的农村，在农村挖过的红薯地里刨红薯根和漏下的小红薯，有时二姐回来了就带上我们一起去发电厂的江边排放口淘挖烟煤灰……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不是在菜园子里就是在饥肠碌碌的感觉中匆匆地过来了……

我的中学时代父亲好像也没操什么心，报考中学也是武奇兄和二姐的建议，三年的初中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老三届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1966 年下半年至 1968 年，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为了保卫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共产党不变成修正主义的政党， 全国人民都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投身到一场错误的“革命运动”中。在 1966 年至 1968 年的三年里，老三届的学生，我和二姐都参加了这场荒唐的“革命”，上街游行，高喊革命的口号，在学校、街头抄写大字报，散发 传单，到北京和各地爬火车串联，轰轰烈烈地自不量力地奋斗了三年，也经历了几次激烈地武斗。

这个时期，我感到了父亲的存在，和对我深深的关切…… 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他是红色政权的守护者，我成了所谓的“造反派”， 他关注我的一举一动，生怕我在社会上闯出什么乱子。

有一次，由于我在学校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并担任了学生组织的头目，而被厂里的对立面抓捕关进了厂部医院后院，他很焦急到处找关系，把我“释放”出来，并第二天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了老家株洲大哥的家里避难。

1967 年——1968 年夏，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失控阶段，阶级斗争也在社会民间分化为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革命形势从“文攻”发展到“武斗”，全国一派混乱，许多地区两派开始拥有武装，战斗时有发生，参加史无前例运动的人们进一步分化。质疑对错让我也陷入了深深苦闷……

1968 年 7 月，衡阳的文革局势混沌，我们也沉于迷茫中。我逃亡在外半月，不久在株洲老家被捕押回衡阳。父亲得知消息后，二天没有上班，到处在几个关人的地方寻找我，听说好几天都寝食不安……

我被押回学校后他来看我，我才知道，他心里还真有我这个儿子。我 心里第一次因为父子的亲情而感动，想哭……

以后，我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又从农村招工在一家建筑公司 当上木工，他才把心放下来。我也感到父亲虽然不多言语，但他一直关注 我成长，也对我有信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林彪事件”爆发，“文化大革命”热潮往事如烟·也开始降温，但阶级斗争的局势并未放松，对阶级队伍的清理又提上议事日程。记得有一天，父亲郑重其事地找上我，说要我帮他做一件事，又是第一次感到事情很严重，他要我拿一个本子听他叙说，要我认真地记录并整理，我第一次听他详细地说到他的经历，他的身世，他的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

我很惊讶，我苦命的父亲，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一个少年时代就远离故土家人外出打工的漂泊者，一个在乱世打拼、血泪自己吞咽从不诉苦的汉子。我一边流泪，父亲也含着眼泪不停地诉说……直到这时，我对父亲平时的严厉和寡言才有了理解……

我参加工作从学徒做起，到后来当上公司的技术员，读大学，调入市政府工作，再当上政府的副区长，父亲一直是平静地看着我成长进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满意和欣赏，那种分量只可意会……

直到1991 年底，我说要辞去副区长职务去深圳而与他商量告别时，他第一次久久地拉着我的手，问我为什么，现在不是干得很好，为什么要远走他乡？我再一次感到他其实很在意我。我说，我是学你的，我说当年不是你四处闯荡，我们也不会有今天，他眼睛湿了，没再说一句话把手松开了……

离开父母的日子里，尤其是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常思念他们，他们是那么的普通、平凡，那么的朴实、无求，但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哺育、成长，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倾注一生一世的心血和全部。中国人啊，平生唯敬祖辈，更愿为下一代生命奉献自己，父母省吃俭用为的都是让孩子们好好长大，好好做人，修身，齐家，独善其身……

来深圳以后才有了离家的感受，我也开始拼凑父亲的印象。父亲从小成了孤儿，在他祖父的关照下，勉强读了四年私塾，也看过几本老书。记得小时候给我零星讲过三国的故事，背《三字经》我没兴趣，他也就再没要求过我，更多的是他也没这个闲心。有点印象的是他一到星期天，喜欢自己上街买菜，有时就在马路边看他人下象棋，一蹲就是半天。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下了班就在八角亭边的报栏看报纸，关心社会时事，常常是母亲让我去那喊他回来吃晚饭……

退了休以后，习惯不改。不久厂门口邮政所开了一个书报摊，他每天都去买一份《羊城晚报》带回来看，直到来了深圳，仍然是每天早上自己出去吃早点，顺便带一份《羊城晚报》回来。老花镜不够用了，就叫我买了一个放大镜，天天坚持阅读。这一习惯也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成了我的终身好。

来深圳三年后，我把父亲母亲接来深圳安居了。 三年后，他走了，在一场错误的“积极”治疗后（痔疮手术），他遗憾地离开了我们，那年他刚满87岁。

父亲是在乱世中度过半生，因常年漂泊在外打工谋生，养成了他的孤僻谨慎，他不交朋友，与世无争，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为人正直。父亲是一个聪明勤奋的人，心明事理，性格倔强，技艺精湛，深得同仁尊重。在家里他是一个夫权、家长作风鲜明的人，一生吃了很多苦，一直都是独自担当，从未听他抱怨过、骄傲过，晚年淡泊、平静、安然…… 谈到我母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情，我感到我是趴在母亲背上长大的。我才满三岁，母亲就把我和两个姐姐从农村带到了城市，但是虽说来到了城里，共和国刚成立不久，衡阳冶金厂当时也还是百废待兴的条件，工人们有条件的住在间隔简陋的职工宿舍，有家室的自己找房子住，父亲当年也就近租住在了离厂不远的农村里。母亲本是农家妇女，进城后，不忘本色，为了帮父亲养家糊口，就在家附近开了几分菜地，两个姐姐上学，我几乎天天跟着母亲在菜园子里玩耍，直到五岁才搬到新房，正式成为了一个城里的孩子。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善良、慈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农村乡下务农、持家，迁居城市后又往事如烟·相夫教子，把我们四个孩子（大哥已自立）拉扯大，辛苦了一辈子。我们 长大了，成家立业了，父母也老了…… 在移居深圳的日子里，我大姐、二姐退休后也相继随子女来到深圳，因初来乍到，住房有点紧张，父母接来深圳后，开始在小妹家住了一段，后父亲跟大姐一家住在一起，母亲一直在二姐家长住，我们一大家都相距不远，经常周日团聚，其乐融融。 2007 年六月初七的傍晚，母亲因重感冒住院不治，她拉着我的手不舍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她九十二岁。

父母在深圳相继离世，我非常怀念他们，也十分热爱我们这个大家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传承了淳朴、善良、真诚、务实的家风，和睦相处，相互牵挂，下一代的成长阳光健康，活跃在各自的事业和生活中。

我们感恩父母，感谢兄弟姐妹间的亲情，愿我们这个大家庭长久和睦，幸福，子孙发达兴旺……

2016年秋于梅花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