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伦理思考

零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疾病，精神病学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诸多伦理困境。为什么会有伦理困境呢？因为现代文明所有的权利都是基于人的权利的延伸，人的权利源于自由意志，而精神病却面临着自由意志的缺失和自知力的缺失。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丧失了社会意义上人的属性，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存在。那么他所有的权利都需要被重新考察。

第一，精神病人有结婚的权利吗？这个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因为任何行动我们都要追溯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如结婚的时候不管是西方的牧师还是民政局办事员，都会对你进行意志征询，问你是不是自愿和某某结婚。因为结婚这个行为是建立在你的自由意志之上的，所以对精神病人来说，那些轻度的，间歇性的精神病，在他意志清醒时应该被认为具有自由意志，也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

而那些重度的精神分裂，妄想狂和癔症患者，一般不认为具备自由意志。既然没有自由意志，那么就不应该有结婚的权利，同时他们还有刑事豁免权。

如果轻度精神病人要与他人结婚，还必须尽到告知的义务，就是他的配偶必须有知情权。现代大多数国家在司法实践中都会引入知情权这个原则，隐瞒精神病史的婚姻一般认为是无效婚姻；

第二，精神病人有生育后代的权利吗？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个医学问题，那就是精神病是否会遗传给下一代。虽然大部分精神病有显著的遗传特征，但如果医学判断某种类型的精神病不会遗传，那么基于夫妻双方的自由意志，他们就可以繁育后代。

但是如果属于遗传性精神病，精神病人还有生育后代的权利吗？如果夫妻双方都知悉了生育的高危性，并且是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理论上说也可以，但前提是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而且不应该把这种风险转嫁给社会。这也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原则。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在实践中对于遗传性的精神病，医学一般不建议他们生育。至于法律有没有规定这一条，我不太清楚；

第三，对那些具有明显攻击性、伤害性的暴力精神病患者，国家必须介入对其进行身体控制，以保障社会和他们自身的安全。对暴力型的精神病人应该由国家对其进行管控，而不应该交给个体完成。因为个体不专业。他们在控制暴力型精神病人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更多伤害。

精神病除了自由意志缺失导致的伦理困境，另一种特殊性在于判断的难度。现代医学对生理性疾病的判断是明确的，量化的，它可以通过仪器检测出来。但是对很多精神类疾病，很多判断标准只能通过经验和主观完成，存在很大的偏差。但宽松或者苛刻的标准都会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把精神病人放在社会中，或者把正常人判断成精神病，都会对人的权利构成巨大损害。

我们谈过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导致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人们对价值层的东西接受度越来越高，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传统上被认为是精神病的，在现代已经被认为不再是一种疾病。比如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类疾病中删除。2019年，世卫组织将跨性别去病化，精神病的范围也随着现代医学和观念的调整在不断变化。轻度精神病的去病化在西方正缓慢成为一种趋势。

轻度精神病的去病化观念反映了当代医学对正常和异常的边界的重新界定，对医学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一种反思，体现的是现代文明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敬畏。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中甚至认为，西方文明是在癫狂与理性的碰撞中产生的。福柯说尼采的疯狂，梵高的疯狂都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不一样的纯粹性。西方思想界在反思精神病的过程中，努力捍卫了一种多元化生活方式和多元化的价值观，提倡了一种新的人性观。

根据“思想史万有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