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墟里烟（五十八）

银羽鸥

六十四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更深夜静，万懒无声。陶烨华疲惫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关闭那盏昏黄的小台灯，才用手掀开厚重的遮光窗帘，推开木格窗扇。凉风习习，月光如水，此刻的城区静谧而神秘。街头的路灯在迷离的夜色中孤独地亮着，让人感到一种无比的宁静和安详，整个城市仿佛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陶烨华每天都是如此，凌晨两点工作完毕，熄灯吹吹夜风梳理梳理思绪再就寝。

这是他来到上海后的生活日常。

米兰心知肚明，只是默默支持，从不干涉。

“一份情报，会影响一个战局，甚至改写一段历史。但很多饱经风雨，乃至献出生命的地下党人，在当时隐姓埋名，又被历史慢慢尘封。”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除公开战场外，中国共产党还开辟了一条隐蔽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无名英雄们行走在“刀尖”上，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风雨如晦中，与党组织保持及时联络，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秘密电台迫在眉睫。经过组织审慎考察，战斗中负伤痊愈的通讯连进步青年陶烨华成为组建电台的最佳人选。

地下工作，最重要的便是“掩人耳目”。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党组织找到战地医疗队才入党不久的护士骨干米兰，让她扮作陶烨华的妻子，掩护电台的工作。

日军的魔爪将中国进一步推向灾难的深渊。由陶烨华负责的秘密电台设在上海某处临街的一座楼房里。陶烨华换下军人装束，化名常毅岩，在附近市场一家机械厂当起了车工。米兰忍痛剪去了长辫，化名白玉兰，在家操持家务。

曾经是忙忙碌碌的战地医护人员，突然转而成为家庭妇女，白玉兰很是不适，提出要调换工作。

陶烨华对她说：“你不是愿意做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吗？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终生也做不完的事业。一个共产党员要有约束自己的非凡毅力，只有约束住个人的东西，服从革命的需要，服从了党的利益、党的纪律，党的事业才能成功，至于个人的一切应该融入其中。”

白玉兰被触动了。

那年５月，陶烨华成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秘书，协助开展华南地区工作。对白玉兰，陶烨华只交代了一件事情——“这个人是党中央派驻南方的代表，以后管他叫‘老关’好了，我们要好好保护他。”

陶烨华和白玉兰搬到了更为隐蔽的英租界一套白色楼房里。每次“老关”一来，白玉兰便去外面放哨，或买烟或到屋外做事，紧盯来来往往的人，免去他们的怀疑。

日军侵略的步伐却在加快，两个月间不断向上海等地增兵，形势急剧转变。“老关”提出组织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不久后，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陶烨华及时辅助总结经验，转达给中共北平市委。而后，北平、广州、重庆等地纷纷响应，一系列抗日救国游行就此展开，白色恐怖下的学生运动由低潮转向新热潮。

电台被伪装成了收音机，每到凌晨一两点，陶烨华便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即便闷得喘不过气来，他也要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发报收报。他们的生命时刻受到威胁。他们面对的，除了日本宪兵特务，还有伪政权警察特务。

一天夜里，周围突现“情况”，夫妻俩紧急撤退，躲进了一家旅馆。他们快速地观察着旅馆的地形，研究脱险的办法。危难之中，陶烨华说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台，掩护白玉兰；白玉兰却思量着陶烨华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

生死与共的考验下，那年深冬时节，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这对“假夫妻”正式结为真伴侣。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相互刺探对手的战略方针、兵力部署、军事动态等各种情报，中日双方相互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情报战，各方各路人马轮番上场，高潮迭起、异彩纷呈。　　

早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派出了上千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并建立了规模极为可怕的在华间谍网，为日后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做了极为充分的情报准备。为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顺带为可能的反共作战等做准备，国民党当局也积极努力建设自己的情报系统。虽然捅出了许多幺蛾子，但也为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反情报战的同时，也在沦陷区，甚至日本军国主义的老巢东京积极建立自己的情报网，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特工”。这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分出身，不分国籍，都在默默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期间，地下党主要工作重心是策反和统战，例如淮海战役中，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以及渡江战役中，江阴要塞参谋长王德容、参谋主任吴广文、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江阴要塞起义……这些起义都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也通过国民党高层获取情报，例如国民党参谋次长刘斐、吴石、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地下党斗争历史上，真正惊心动魄的是1927年8月至1933年2月的中央特科，这是周恩来一手创建的情报、安全保卫机构。

特科虽然前后只存在了八年，而其中真正比较活跃的时期也不过只有五六年，但是对于中共的情报和保卫工作却是意义极其重大，之后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抗战时期成立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调查部以及中共建国后成立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国家安全部都是由特科一脉相承，所以特科就是中共的情报和保卫组织的鼻祖。

特科成立之初下设第一科（总务科）和第三科（行动科），后来又增设了第二科（情报）和第四科（电讯）。

在特科的4个科里，第三科行动科是名声最响的，第三科担负两大任务，一是对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这也是后来特科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导致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撤往将死中央苏区的原因。二是惩治对中共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徒和敌方人员，其中负责惩治叛徒的行动队叫“红队”，也叫“红色恐怖队”，更有个“打狗队”的别名，当时在上海绝对是名闻遐迩。

红队最初是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中精选出的政治坚定、枪法精准又熟悉上海情况的人员组成，成立之初只有4支手枪，五六个人，到1929年8月就已经发展到40多人，不但有左轮、驳壳枪，还有催泪手榴弹（当时叫化学手榴弹），甚至还能够通过关系从驻浦东的国民党军队中调来机枪，可谓装备精良，人强马壮。

被红队刺杀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后来中统的前身）的重要人员有何鉴清、马绍武、钱义璋等人，其中马绍武原名史济美，是党务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党务调查科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

被红队惩处的叛徒比较有名的有：何家兴、贺稚华和白鑫，还曾经负责保卫在上海租界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组织过武装营救罗亦农的“劫法场”行动，可惜由于保存枪械的油脂来不及清除而功亏一篑。

地下党著名的“龙潭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都是特科成员，而他们的故事也是惊险曲折惊心动魄。

特科的这些行动，都是极富传奇性。

要知如何传奇的？且听下回分解。

（图片来源：网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