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艳情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上）

海之蓝

一、创作

在进入明清艳情小说的研究之前，我们应该给此类小说定位。这些被称为艳情、色情或猥亵小说的作品，是市井社会流行的粗糙制作呢，还是文人有意识的编写? 其中所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呢，还是仅仅代表了上流社会的淫欲横流?

(一)制作与创作

艳情小说创作之动机，或为迎合世俗，以取蝇头之利，《吴江雪》中指出："这样小说，世间极多，买者亦复不少，书贾借以觅利，观者借以破愁。" 康熙年间一书坊"啸花轩"即刊刻艳情小说《醉春风》、《灯月缘》、《巫梦缘》、《梧桐影》、《杏花天》、《恋情人》、《浓情快史》等多种；或为人生情趣之表达，如《春灯谜史》作者就毫不掩饰地说："作之者有羡慕不已之心，而待之也。"《欢喜缘》作者在跋中也表白自己创作艳情小说是"奇想所幻，遂成此篇"。或谓此等书为禁欲主义之反动，实际上更多的是非理性的宣泄，所谓的反动意识微乎其微，正如管达如所云："中国婚姻不自由之制，诚非社会之所宜。然向之著写情小说者，初未尝有见于此也，徒教人以挟妓饮酒、逾墙穿穴、一夫多妻诸不道德之事而已。使人人心目中有一才子佳人之思想，视寡廉鲜耻之事，恬然不以为非。"

受时代风气之影响，艳情小说多有序跋和评语，而序跋的作者和小说的评论者，绝大多数和小说作者一样使用笔名、假名而身世材料无从查考，如《玉楼春》之评点者无缘居士、《弁而钗》之评点者奈何天呵呵道人等，虽隐藏身世，但仍可见其穷途无奈之生活和心态。

根据《欢喜冤家》改编而成的《巧缘浪史》、《艳婚野史》、《百花野史》、《风流和尚》；根据《左传》的有关记载和《诗经·陈风·株林》敷衍而成的《株林野史》；根据《太平广记》、《绿窗新话》中关于杨玉环的故事改写而成的《玉妃媚史》等，明显是书商为了牟利而进行的粗制滥造。但像《欢喜冤家》这样的小说又是文人的严肃创作，其中有作家观点的表达，编写者西湖渔隐主人将自己的小说与庄、列、屈、宋、史传相比："世俗俚词，偏人名贤之目；有怀倩笔，能舒幽怨之心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诼之奏。"作者表示自己写作的目的在于"公之世人，唤醒大众"，其对人情世故的分析往往人木三分，在对声色放纵进行批评的同时，又对男女之欲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宽容，表现出文人情欲观的矛盾性。像《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天缘奇遇》、《寻芳雅集》之类文言中篇言情传奇，其文言或半文言的语言，掺杂诗文的写作手法——诗文的大量掺入既是对唐以来的文人传奇传统的继承，又是受宋元明市井说唱技艺的影响，尤其是其中所表露的思想观念。如《怀春雅集》对情欲与礼教的独特调和方式，《天缘奇遇》等以才子佳人的故事外壳所表现的纵情尽欲的世俗人生观，《如意君传》淫欲描写中的史鉴意识等等，都体现出文人的进步观念。

实际上，确定这些艳情小说品位的依据，除了文字、艺术水平之外，观念的表达更为重要。对情欲的肯定，往往带有市井色彩，从《诗经》到明清时期的民歌小调，除了文人搜集者带有个人偏好的选择原因，不可否认民间社会对食色这人生两大基本需求的关注。同时应该注意到，像明代冯梦龙《山歌》、《挂枝儿》为代表的山歌时调集，实际上也是明朝后期文人思想观念的表达。虽然冯梦龙、汤显祖这样的文人在对情的歌颂的同时，对欲的放纵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戒备，但这并不妨碍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放纵，甚至将欲海漂流当作文人风流。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清代以至于近代，明清时期的一部分艳情小说即此种情欲观念的表达。

虽然不能将通常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艳情小说与《牡丹亭》这样的在当时有口皆碑、在后世被奉为文学经典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其表达的思想观点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如《一片情》采用话本体制写市井故事，其表露的模棱两可的情欲观，与《金瓶梅》、《野叟曝言》、《红楼梦》等文人小说非常相似，一方面对男女情恋表示肯定，将出于纯粹肉欲冲动的淫奔也视为"理势之必然"，将人的情欲与鸟兽虫蚁相比，认为对雌雄阴阳情欲的敏锐感知，正是人为天地万物之长的标志，对违背情理的婚姻中的受害者的背礼行为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对守节提出了疑义，同时又将情欲放纵的责任推到女性身上，向男性提出了警戒，给沉迷欲海的男女以适度的果报惩罚。从整体上说是以欲为情，所谓的以情止情，实际上体现了文人作者的矛盾，其结果是"劝百而讽一"，正如刊刻者在序言中所说的"不讽人以正而讽人以邪"。再如《金瓶梅》，开首提出关于酒色财气的劝戒，最后又以因果报应作结，表现了对情欲放纵的劝戒，但是小说对性交过程的详尽描写，又流露出欣赏的意味，表现出对欲望的张扬。如《巫梦缘》将淫欲的放纵，称为才子的多情；《灯月缘》作者表示要"撇却利名担子，说些儿女情恨"，将儿女情恨归纳为情和色，"不徒取色，贵乎有情"，所谓的情，不过是与粗蠢的奴仆的"一味莽撞"不同的温柔性爱；《闹花丛》云："拨雨撩云真乐事，吟月咏风是良媒。将男主人公与多个女子的乱交与《牡丹亭》中柳梦梅和杜丽娘相比。

 (二)自娱与表现

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当有一部分为自娱而作。如《闹花丛》作者在序中说，自己传写风流故事，"只以自怡"，本不欲刊刻行世，然而友人"必欲寿之梨枣"，"予亦不能强，俟之而已"。《醉春风》的作者开篇以一首词表达自己的创作心态："醉里神飞，越正初秋风月情肠无说处，满眼飞飞蛱蝶。欲草兴亡书几叶，墨干笔软心多咽。想风流底事无关节，闲伸纸谩饶舌又谁怕人言喋喋，写艳词了得似，总不如一笔都描出，流传也无休歇。" 兴亡书不仅写起来吃力，而且让人徒增悲凄，哪里如写艳情故事，既可自娱，又可娱人，也可能流传永久，至于别人如何评论，且不要管他。再如《肉蒲团》，小说选取性的视角探讨道的参悟，本身即带有调侃色彩，开篇词云："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风流院放逐衰翁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当亦为作者自道。另外如《株林野史》、《昭阳趣史》等借历史躯壳，讲艳情故事，虽亦标榜史鉴，而实张扬情欲，为自娱心态之表现，如嘉禾餐花主人云："有限年光休错过，等闲虚度少年时。""欲图身外无穷乐，且尽生前有限时。"

但是也不能否认，有些艳情小说作者以相对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于艳情中寄托人生感慨。《桃花影》的编写者檇李烟水散人在跋中先讲述自己穷愁潦倒的处境，"贫苦无聊之极"，"貂敝囊空，愁城难破"，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抒发愤懑无聊磊落不平之气，所以他希望作者能"以意会而信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魏玉卿交美人，中科举，获功名，又得获赠财产，骤得富贵，最后拥美人而享荣华，达人生极乐之境界，而"纵活百年终觉少，风尘碌碌何时了"，于是又修仙而得长生，如此等等，皆为失意文人理想之抒写。虽稍显庸俗，但却真实，其功名富贵与佳人兼得的人生理想构想，与才子佳人小说并无二致。作者在叙述自己的构思过程时说，他阅读了明朝的中篇艳情传奇《天缘奇遇》，"尤羡祁羽狄之佳遇甚多也"。《天缘奇遇》中的才子祁羽狄先后与寡妇徐氏、玉香仙子素兰、桂红，有夫之妇金园，名门闺秀玉胜、丽贞等多女交合，而又科举及第，中探花，拜翰林，以监军使率军出征，讨平叛乱，名重天下，升任左丞相，位极人臣；他娶美姬十二，艳婢百人，宅后设园，与诸美人优游其中；又得仙女指点，还精固神，修炼成仙，人生理想于此已极。同样表达对祁羽狄的艳羡之情的还有《闹花丛》，作者给小说男主人公庞文英安排了一系列的天缘奇遇，"然尤不若祁羽狄之佳遇甚多也"，但即使如此，庞文英的包括功名富贵和艳遇在内的佳遇已经是作者在现实中无法企及的了。在宣扬纵欲之乐的《浪史》中，男主人公浪子在登黄甲、娶二美人及十一侍妾、享受人间极乐之后，亦挂冠归隐修道，其挂冠的原因则是因为世事反复："世味不过如此，天下事已知之，何必吾辈主持。"小说中的另一人物也说："千古以来，未有今日不成世统，吾做甚官。"对现实失望，隐于色，正是明末风流文人的选择。

艳情小说中的劝戒值得注意。多数艳情小说都涉及了因果报应，然多数以劝戒为幌子的艳情小说，或曲终奏雅，或者是零星的讽劝话语淹没在连篇累牍的性描写之中。至于对男性的劝戒，如"始信无锋刃，教人骨髓焦"，"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联系到男性社会中广为流传的房中书，倒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劝告。《肉蒲团》的作者反复说明："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帷之乐，不无近于淫亵，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 先借孤峰长老阐述因果报应，最后以未央生和权老实参悟因果作结，小说将奸淫称为债，强调还债之必然，但是小说对性交场面的津津有味的描写又让人怀疑作者反复宣扬的劝戒主旨。即是从以淫报淫看，男子淫欲而女子受报，将女子称为参悟打坐的肉蒲团："请抛皮布袋，去坐肉蒲团。须及生时悔，休嗟已盖棺。" 而未央生、权老实、赛昆仑皆参透因果而成大道，不仅为男子纵欲开脱了罪责，更给淫欲男子以无限希望，男子淫欲，女子受报，而男子又能于女子的受报中参透因果而成正果，则男子如何能不纵情淫欲? 怎能不让男子感到"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 所以《肉蒲团》实际上是男性作者的纵欲宣言。类似的还有《绣榻野史》，主人公东门生和他的前辈西门庆一样，沉迷于淫乱世界中不可自拔，幸运的是东门生没有像西门庆那样遭到轮回果报，其奸淫的对象一个变母猪，一个变母骡子，一个变公骡子，需东门生杀死母猪，骑过两个骡子，那三个人才能偿完果报，而东门生一旦忏悔，出家修道，很容易就得正果。在赤裸裸宣扬淫欲的艳情小说《浪史》中，浪子们纵情淫乐、享尽富贵之后，又升入仙界。佛教和道教的出世观念与淫欲的放纵在艳情小说中的奇怪结合，是明清男权社会中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

其实明清艳情小说创作的自娱、劝戒和言志动机，往往糅合在一起。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清代艳情小说《姑妄言》。作者曹去晶在自评中表示自己出于一片善心，一片菩提心，劝人向善，"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句虽鄙俚，然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从表面看，这是一部劝世文，以因果报应之说，戒淫欲，戒势利，戒负情薄幸，淫乱者如卜通、易于仁、龙飏、阮最，势利者如钟趋，忘恩负义者如王恩，皆受到现世果报。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是艳情描写之集大成，乱交、群交、兽交、同性交，几乎无所不包，性欲的满足几乎成为小说人物人生追求之唯一动力和目的。作者虽然给这些淫欲男女安排了相应的果报惩罚，但对人物性能力的强调，对性事的张扬，荤笑话的大量穿插，都流露出欣赏的态度，与其他艳情小说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与其他艳情小说不同，《姑妄言》阐发的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批判以及文人情怀的抒发。作者在《自序》中即表达了知音难求的感慨，他解释小说命名之意说："以余视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贵中人妄，势利中人妄，豪华中人妄，虽一举一动之间而未尝不妄，何也? 以余之醒视彼之昏故耳。" 然而同时那些"妄人"又以像作者这样的文人为妄："盖宇宙之内，彼此无不可以为妄。呜呼! 况余之是书，孰不以为妄耶?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然妄乎不妄乎，知心者鉴之耳。" 小说中与势利世界中的淫乱男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人钟情和作为其陪衬的文人干生、梅生。钟情才华出众，为人大度，一进仕途，即清正廉洁，一心为国，直言进谏，赤胆忠心，其心地慈善，常救人于危难，而一旦知国事不可为，毅然辞官隐居，于国破之后，遁人空门。梅生品格高洁，在勘破世情后弃绝功名。钟情、梅生、干生等不仅是功名势利世界中维持文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欲望横流感情荒芜的沙漠中的一湾清泉。钟情和钱贵一旦相识相知，坚守真情，矢志不变，小说中虽然亦写到二人的性爱，但皆以暗喻手法简略带过，不像对其他淫欲男女那样做铺陈描写。小说更强调的是知己之感，在这个淫欲横流与势利的世界，偏偏一盲妓能识英才，而落魄文人将盲妓女引为知己，亦隐喻了对势利社会的深深失望。

 (三)情节的模式化与思想的模式化

明清艳情小说的写作方式因其创作动机而不同。一般的说，纯粹自娱或娱人的艳情小说，一部分是由书商所操纵，以赢利为目的，因而文笔粗劣，如《欢喜缘》、《浪史》等，即使如《闹花丛》的作者声称有感于《天缘奇遇》中祁羽狄之遇合而作小说，其中寓有人生感慨云云，但大致上仍为自娱，宣扬以淫欲为主的世俗之乐，作者在跋中交代写作缘起说："今岁孟秋，友人有以庞刘事倩余作传，予遂援笔草创，而两旬才就。"这是由别人提供故事素材而组织加工，作者以为花费的时间太长，由此亦可见其他同类小说写作之仓促，更不用说其他几乎无所寄托的纯粹宣淫之作了，其艺术形式之粗糙也就可以理解。由别人命题而编写的另一个例子是《桃花影》，作者在自跋中说："今岁仲夏，友人有以魏、卞事倩予作传，予亦在贫苦无聊之极，遂坐洙水钓矶，雨窗十日而草创编就。"作者署名檇李烟水散人，或即徐震号秋涛子。另一部署名秋涛子的小说《春灯闹》，有东海幻庵居士的跋语云："乃秋涛子方沾沾焉，闭户摛思，以应书林氏之请。"十日即草就一部小说，其速度之快必然使其艺术大打折扣。至于《欢喜冤家》这样的小说，创作态度认真，写作时间较长，作者在序言中说，庚辰春正月遇闰，其时瑞雪连朝，"慨当以慷，感有余情"，于是开始写作小说，至重九日方完成，作历时半每有余。

明清艳情小说情节的模式化倾向，很大程度上是辗转模仿而形成。有的艳情小说作者自己即承认对其他小说的模仿。经常被提到的小说是《天缘奇遇》，像《闹花丛》、《桃花影》、《春灯闹》等都采用了《天缘奇遇》的模式。《巫梦缘》中的风流才子王嵩被比作《天缘奇遇》中的男主人公祁羽狄，而王嵩的奇遇更超过了祁羽狄，其最后功名、富贵、美人兼得，与《天缘奇遇》大同小异。《杏花天》中的才子封悦生积德行善而获致富贵，得赐姓为御商，是《天缘奇遇》的另一种形式。《灯月缘》中真生的以元宵灯会奇遇为开端的一系列艳遇，《春灯迷史》中金华的被解释为前生缘的风流奇遇，《肉蒲团》中未央生的性冒险，如此等等，都是以男子的风流艳遇为内容的性漫游。

一些具体细节也有模式化倾向。如偷换模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男子为奸淫女子，通过媒介如卖珠婆、媒婆、道婆等接近女子，而于黑夜同床时偷偷换为男子；一种是女子想与男子偷情而又不好开口，在男子与其他女子交合时，暗中偷换替代女子。第一种形式主要出现在以劝戒为主的艳情小说中，处于主动地位的男性角色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如《碧玉楼》中王百顺通过冯妈妈使用替换术奸淫了黄玉楼(第十回)，《浓情快史》中的武三思接近韦后(第二十回)，《欢喜冤家》中的香菜根则自色假扮为卖珠婆奸淫妇女(第四回)。第二种形式更多，如《杏花天》中的珍娘和封悦生各自有意，由卞玉莺撮合，珍娘假扮卞玉莺而以为封悦生不知，封悦生亦假装不知(第七回)；《春灯闹》中的水氏与娇凤偷换以与真生欢会(第七回)；《桃花影》中尼姑了音假扮静修与魏玉卿交合(第二十四回)；《株林野史》中夏姬将错就错与黑对交合(第十回)；《巫山艳史》中巫娥冒名秋兰，暗中掉包与李芳欢会(第六回)，如此等等，都是女子主动使用调包计以图与男性主人公欢会，而此计亦正中风流才子下怀。艳情小说如此也因之暴露无遗。以严厉之刑罚，包括"杖一百"、割舌头、割上唇连鼻尖，倒悬楼上饮水三而死等，甚而杀死全家，以致有人称为"几于桀、纣"。之所以如此严禁，是担心士民军人沉溺于其中而"不事生产"，更何况其中多有"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而亵渎者。至于所禁毁之小说，也限于《水浒传》、《剪灯新话》之类。《剪灯新话》受禁毁之原因，据《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七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奏云："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惩，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 一是因为内容之怪异，或假托因果表达对历史之理解，或如《华亭逢故人行》、《水宫庆会录》写人鬼、人仙之奇遇寄托现实人生之感慨；二是有伤风化，如《金凤钗记》写兴娘鬼魂附着在妹妹身上与崔兴哥私奔。严禁《水浒传》是担心市井小民效而仿之，啸聚山林，扰乱社会，威胁国家，所以不仅要烧毁书籍，更要收集砸毁原板。色情小说似乎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实际上皇帝不仅自己阅读，而且以自己的行动，为色情文学提供崭新素材。明朝戏剧家朱有燉《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奏宜赍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 据说朱元璋洪武年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赏赐，" 或亦以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人乎?"[微信公众号·棠山书院·文章] 明代地方法令对色情文学亦少有涉及，卑视倡优是防止后学子弟因之沉溺于游乐；禁止迎神赛会搬演杂剧故事，不仅仅因为其"孟浪不经"，主要是怕"日费千金"，特别是在饥馑之年更为严重；禁酒肆唱妓，是为了"省浪费"。提及色情文学，时人竟然与时文、佛经、道经并举，认为皆当禁止。即使是民间舆论，也不像清代对艳情文学之深恶痛绝，文人学士反而以此为风流表现之一种，不仅参与艳情文学之传播和创作，甚而以艳情小说之男主人公自况，所以袁宏道称被后人视为淫荡之尤的《金瓶梅》为"满纸烟云"，黄训要从情节放荡之《如意君传》中引出历史鉴戒，冯梦龙这样的正统文人对充满色情内容和靡靡情调的民间小唱亦赞赏备至。至于家训将艳情文学和尼媪、牙婆、媒婆等并提，以示警戒，是希望子孙上进，保持家业，竟然也少有对艳情小说专门之批判。明初尊崇理学，女性贞烈几乎被奉为宗教，即使在色情文学泛滥、社会风气淫靡的晚明时代，一边是极度的放纵，一边是对女性贞烈的更为严厉的要求。这种矛盾在艳情小说中亦有鲜明体现，一方面，男主人公的放纵需要女性的放荡；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的忠诚，时时流露出处女情结。这种矛盾调和的心态，也是明代社会心理的一个缩影。从男性中心的视角，艳情文学得到相对的宽容，而这种相对宽容使得艳情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

二、禁毁

清代的情况有了变化，特别是清中叶以后，无论是朝廷、地方还是民间，对艳情文学特别是小说都高度警惕，严厉谴责，甚至毫不留情地禁毁。吏部考核官员竟然联系到"小说淫词"："如有违禁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买看者，系官罚俸一年。若该管官员，不行查出，每次罚俸六个月明知故纵者，将该管官降二级调用。" 自顺治至同治，对艳情文学之禁令越来越严厉。顺治朝禁刻琐语淫词，"违者从重究治"。康熙二年命将编造琐语淫词之官员，"内而科道，外而督抚"，皆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论处"；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多次下令对淫词小说"永行严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康熙帝本人对艳情文学也表示了极大关注，"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云云，当亲见淫词小说之流行。雍正朝严令"务搜版书，尽行销毁"，"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买看者杖一百"，措施可谓严厉。乾隆帝更意识到淫词小说对满族风俗之腐蚀，因而严禁翻译《西厢记》成满文。嘉庆朝多次发布谕旨，禁止旗人演唱戏文，不准官员进戏园，严禁官员蓄养优伶，并对小说多次禁毁，如嘉庆七年曾下令内阁禁毁"不经小说"。嘉庆十五年，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嘉庆帝下谕旨指出艳情小说不止所奏数种，名目众多，皆应严禁；十八年，又严厉强调要着力稽查销毁，不要视为具文；又规定以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否则以违制论处。道光帝亦亲自下命将坊肆刊刻及租赁之小说板书尽行销毁，同治帝下令查禁焚毁传奇和小说书版，皆非常严厉。至于地方官长对淫词小说禁毁之严厉，更比朝廷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朝廷禁毁令之发出，多先由地方官员上奏陈述。如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汤斌发布告谕，谴责江苏坊贾为射利而编纂小说传奇，宣淫诲诈，坏人心术，败坏风俗；道光年间浙江巡抚严厉责备书肆藐视法令货卖租赁淫词小说，支持地方士绅设局捐资收买销毁淫词小说之版片书本。另外如浙江学政、杭州知府、湖州知府、仁和县令、萧山县令等皆发布文告禁毁艳情小说，其中同治年间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最为有力。丁日昌于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出任江苏布政使，十二月被任命为江苏巡抚，革新吏治，整顿旧军，减免捐税，改良社会。而其改良社会之一策即为查禁淫词小说，于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十五日发布通饬令云："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平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之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 两次查禁淫词小说共65种，包括剧本、弹词、房中杂著、文言小说、通俗小说等，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及其续书，《女仙外史》、《绿野仙踪》等神魔小说，《龙图公案》、《清风闸》等公案小说，以及《金石缘》、《鸳鸯影》等才子佳人小说外，多数为描写男女淫乱性生活的艳情小说，今天能看到的艳情小说几乎都在其目录之中。

(二)民间之戒备

至于民间对于淫词小说之态度，和民间对于淫欲之戒备相应，更和民间社会对贞节观的坚守相符。地方对艳情文学之禁毁，实际上多由地方士绅发起。官员的私人箴言将禁邪淫作为重要内容，"万恶之首，实唯邪淫，况居高位，式化非轻"，不仅不应向君主进献淫书，而且应该经常上奏禁止天下编辑淫书，禁卖小说，禁写春画。对艳情小说之戒备更是各种家训、家诫、闺箴的重要内容，闺阁训诫亦言及淫词小说，告诫闺阁女子"淫艳之书，不置案头"，"案头不置淫书"，至于修身齐家，淫欲之戒首当其冲，因为万恶淫为首，"不许览山歌小说"，"不藏戏文小说"，因为戏文小说中多描写才子佳人"苟合成欢，百般丑态，无不尽其情致"，不仅引诱少年子弟和无知妇女之情窦春思，而且影响正学之修养，所以应该将《情史》、《艳史》之类小说"以毒蛇猛兽视之"，以小说导淫，"劫去人心，世风大坏，不能复返矣"，甚而可以将淫词小说比作杀人如麻的长平之战，"譬若追吴师，杀人礼尚执。长平与咸阳，天地为饮泣"。清规、学则、乡约、会章等，也将对艳情小说的禁毁作为重要条目之一，更有小说书坊联合签署协约，发布公告，共同禁毁所谓"淫书"。如道光十七年十月六十五家书坊在城隍庙公议规条，拈香立誓，各书花押，禁毁淫书版本；协议七条中还提到与外省书坊的交易，协约规定，凡是外省书坊来兑换小说者，先将书目交书院审核，如果有应禁书籍，马上销毁，只付纸价，如果不经过审核而私下交易，一经查出，罚款十倍。鉴于禁毁淫词小说之难，又有人倡导删改，"收毁淫书，搜罗必难遍及，况利之所在，旋毁旋刻，望洋惊叹，徒唤奈何"，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一个釜底抽薪之法，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选取其中稍微可取者，将其中淫秽之处删除后，补入关于造作淫词小说的果报以警诫撰述和阅读小说者，"仍其面目，易其肺肝，使千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诸书，一旦汰其芜秽，益以新奇"。此种删改之法可以扩大到各种演义小说。书坊联手禁毁艳情小说有种种障碍，为利益所驱使，当仍有书坊阳奉阴违。而地方士绅联合设立的专门销毁淫词小说的书局于此尤力，如浙江全省绅士联合上书学政要求设立书局收毁淫词小说，并呈上《江苏办理成案》一种作为禁毁淫词小说操作之参考，附《捐资设局章程》详细说明捐资之方式。中上层文人对艳情小说多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对艳情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欣赏艳羡，艳情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就对前代艳情小说中男性主人公的风流艳遇羡慕不已，甚至有文人干脆摹仿艳情小说主人公的生活，在明代后期，文人的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各种变态的性爱好，被称为风流；另一方面，文人又对艳情小说非常警惕，特别是在家诫家训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后学子弟免受淫词小说的污染，同时对艳情文学及其创作者进行严厉的批判和谴责。中下层文人和民间社会对艳情文学异口同声的批判，一方面说明艳情文学的泛滥对世俗道德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世俗社会对礼教道德的坚守，而礼教道德在上层社会中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对《金瓶梅》的矛盾态度实际上就是中上层文人对艳情小说态度的体现，如董思白认为《金瓶梅》"极佳"，又表示"决当焚之"；袁中道认为这部小说"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又责备这部小说作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是一部诲淫之书，但是也"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所谓"听之而已"，指可以允许小说在上层社会中传抄，但是不能由书坊刊刻而在市井社会中流传。

世俗社会对于淫词小说的抵制，一方面向可能的读者提出警告，另一方面又以因果报应之说警醒小说作者悬崖勒马。金圣叹评点传奇小说，不轨正业，因而结局悲惨，报应惨烈；李祯因为作《剪灯余话》，不得人乡贤祠。概"夫淫为万恶首，今则不顾廉耻，乱用心思，撰此淫书，坏男女之人心，败天下之风俗，是自居首恶，并陷他人于首恶也。此种罪孽，与十恶五逆，定加百倍，死无人身，永沉地狱，固其宜也"、"不有人祸，必遭矢殃"(一劝文人)，"奉劝凡系淫艳书传，誓不受梓，则淫书不绝而自绝，技也而进于道矣。子孙必然读书识字，昌大门闾也"(一劝梓友)，"夫开设书林万恳绝此淫书，概不发刻，并不收兑，所谓积阴功于冥冥，获福利于昭昭也"(一劝书肆)。清代汪辉祖云："他人之孽，皆我所造，人谪鬼祸，忏悔无期，自来文人，多悲薄命，未必不由于此。"清代同治六年重镌《汇纂功过格》特别提到编撰淫词小说之过："编撰一淫秽词说，百过。若以编撰射利，另论钱计过，出资刊刻者，计所费百钱一过，因而发卖取利，又计所得百钱一过。"清代周馥表示："若见有淫词曲本，更鄙其人，遂不与往来。"郝培元感叹："今人之才，百不逮一，而狂妄轻薄过之，作为淫词艳曲，稗说杂言，发人阴私，轻则折其福寿，重且因以贾祸，哀哉!"但是亦有为淫词艳曲辩论者，如清李仲麟就认为："若作淫词艳曲，原以儆戒人为恶，人乃略视其戒，或竞痴心想慕，将效为恶，纵恶事未必即行，而作者之心血造孽实多。故凡淫词小说，在作者能度看者之心，则落笔自然不苟，在看者能揣作者之旨，则淫书亦可论道。"

《红楼梦》被禁毁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红楼梦》作者对才子佳人小说描写男女私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第一回中借空空道人之口表白自己的小说"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小说中所涉及男女情事，如王熙凤与贾瑞之风月宝鉴，贾琏与多位女性之淫乱，秦可卿之淫丧天香楼，皆隐约朦胧，与艳情小说相距甚远。然在清中叶以后的小说禁毁风潮中，《红楼梦》亦未能幸免，甚至有谓之"诲淫之甚"，"宣淫纵欲，流毒无穷"者。其遭禁毁之真正原因在于其中对满人的隐约嘲讽。满族官员那彦成认为《红楼梦》为邪说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忍隐未行。"嘉庆年间，安徽学政玉麟将禁毁《红楼梦》付诸实施，他焚毁了一个庠士私下编写的《红楼梦节要》的书版，据说效果较为明显，"一时观听，颇为肃然"，可惜其他地方官员没有仿效禁毁的。玉麟说明禁毁之原因："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污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逸，将有恶终'者哉。"道光帝即位后不久，颁布了小说禁毁令，真正的小说戏曲禁毁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红楼梦》及其续书在禁毁之列，而本次查禁的主要对象为"淫词小说"。在江苏按察使裕谦发起的禁毁淫词小说的运动中，一次收缴淫秽小说116种，包括了《红楼梦》及其续书。浙江士绅张鉴发起而得到浙江巡抚、学政支持的禁毁小说戏曲活动所编写公布的《禁毁书目》中，《红楼梦》及其续书被列于淫秽小说之中。书坊主采用的对策是改头换面，将《红楼梦》改名为《金玉缘》出版发售。清人陈其元分析何以将《红楼梦》列为淫秽小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明军，山东郯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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