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消失后乡村失去了文化传承人

聿曰土旦

　　传统中国，被称之为乡土中国，而乡土中国之所以有凝聚力，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承，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乡绅。所谓乡绅，其实就是乡土中国的灵魂人物。

　　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

　　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

　　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乡绅，又谓之绅士、缙绅或士绅。传统乡绅的资格是明确的，一般由退休官僚、暂居乡里的朝廷官员、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乡绅是一种帝制时代独特权力结构的产物，承担着“官民中介”的角色。古代中国素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在县级以下，乡绅阶层代替政府行使权力，为政府征税，摊派徭役，国家依靠乡绅通过宗法等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实际统治。

　　有学者对此概括得十分精辟：“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乡绅不一定是大地主，却都是读书人，他们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信奉孔孟之道，讲究君子修身，秉承“诗书传家”和“耕读持家”的理想，知书达理，家风优良，他们的道德品质被乡民们所推崇，他们的学问谈吐被乡民们所敬仰，乡民之间的纠纷乐于找乡绅调解，因而成为被乡民所崇敬的公共权威。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

　　乡绅热衷于传播文化、教化乡民，一个好的乡绅可以维持方圆数十里乃至于百里的风气和文教，但凡乡绅云集的地方，大多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大多数古代“乡绅”告老还乡后或长居乡里时，他们以白身布衣的身份去承担地方上的教育，利用民房或祠堂庙宇的空隙间作为课堂，兴办私塾、书院，让广大乡村儿童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于是一批批新的有志少年走出乡土，获得考取科举、外出做官的机会，到了晚年再度荣归故里，褪尽功名利禄，成为新的乡绅，这样一个人才老少往还的过程构成了古代中国士农的活性循环。有道是：“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

　　虽然不拿朝廷俸禄，但作为“在野之官”，一大批乡绅阶层活跃于乡村治理，在地方上垄断地位、名望、文教、经济等资源，具有行政、经济与文化优势，乡绅自然会产生种种非正式权力。由于诸人道德品质不同，乡绅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样性。

多数乡绅胸怀造福乡梓的抱负，承担诸如开展捐助活动、掌管乡村教化、维护社会治安、裁决民间纠纷、兴修公共工程、弘扬儒学等公共事务，成为远近乡邻的楷模。但也有一部分乡绅，由于依仗着雄厚资源，靠土地发家或经商致富，在他们身边聚集了恶霸、痞子等乡村边缘人物，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大肆兼并土地，鱼肉横行乡里。更有甚者豢养家丁，拥有私人武装，对乡民动用私刑，成为令人闻之变色的土豪劣绅。

　　需要说明的是，乡绅里面有地主，地主里面也有乡绅，乡绅主要是从社会地位上划分，地主阶层主要是通过经济条件来划分，两者之间并不等同，但由于乡绅阶层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确实更容易产生出地主。

但地主里面也有好有坏，不能以偏概全。旧时代的很多地主都是靠几代人的辛勤劳作积累下的家产，并非是依仗权势强行霸占而来的。地主并不都是悠闲地收着租子，大多数地主和雇佣的长短工一样都要干农活，尤其是在农忙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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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绅从来不是地主恶霸的代名词，乡间有恶霸地主，也有开明士绅，不一而论。一部分欺行霸市、高利盘剥的坏地主并不能代表全部地主阶层，更不能把地主恶霸与乡绅阶层划上等号。人的善恶不以财富论，任何阶层都有好有坏，为富不仁、穷凶极恶者都大有人在，就像在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中，也有“流氓无产阶级”。

中国农村基层社会能相对稳定地治理一千多年，足以证明绝大多数乡绅阶层并不是穷凶极恶、欺男霸女、恶贯满盈的天生坏分子，遍地“南霸天”，处处“黄世仁”，否则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超稳定的乡村治理体系。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

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如果放开历史的长镜头，那么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乡绅阶层都是乡村的文明脊梁，他们协助国家权力在基层的运作，维护着乡村礼治秩序，使乡村社会呈现出稳定、和谐、安宁的治理境况。

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发展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但“三农”问题依然是决定中国当下和未来兴旺盛衰的关键。眼下，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些旧有习俗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宗族观念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农村社会之中，农村地区出现了修族谱、修宗祠的浪潮，先富能人返乡治村，大学生回乡创业，一些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态在当下中国农村也重新显露出一些端倪和态势。

　　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引起令人不好的联想，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给这些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本乡人，以及重返农村的知识阶层、下乡都市白领起了一个名称：“乡贤”。他们会成为新乡绅阶层的生成基础吗？在他们中间，会不会分化出新的“土豪劣绅”？

（仅供参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