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离休干部的往事回眸

高宽

朱云汉（口述） 高 宽（整理）

　　（编者按：离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朱老先生作为乌兰察布市教育战线的资深元老，在他接近百岁之际，还愿意把自己的成长经历与职业生涯变成文字留给后人。因此，老人家的“往事回眸”一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难得的、也是最为宝贵的研究和珍藏“财富”……）

　　我叫朱云汉，男，汉族，1928年农历3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宝莲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幼年，曾在老家的农村念过私塾，后入慈利县城读小学、中学。中学毕业后，1947年起在当地教书谋生，1949年9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脱下军装转业后，扎根于祖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在卓资县中学、察右中旗一中、乌兰察布盟师范学校、盟教育学院、集宁师专等校任校长。1988年，从乌兰察布盟广播电视大党委书记岗位上离休，开始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内蒙古这个第二故乡，我亲历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巨变与乌兰察布教育的发展历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鲐背之年、近百岁老人了。多亏赶上了好的时代，才有了我的健朗与长寿。在颐养天年的幸福岁月，幕幕往事常常在脑海里浮现，始终挥之不去。我想，能把一些金点记忆留给后人，也算不虚此生。

一、求学谋生

我家兄弟姐妹不少。作为父母第五个儿子的我，被过继给了伯父。伯父对我寄予厚望，十来岁的时候，送我与村里其它几位小伙伴（都是男姓）一起拜师求学——家长们联合用稻米雇来一位私塾先生。因为，那个年代，都是物物交换，人们手头很难有“钱”这个东西，粮食就是财富的象征和代表。于是，七八个年龄悬殊的男孩，依次给先生和“孔圣人”的牌位行了“跪拜礼”，正式成了学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启蒙教育做起⋯⋯朗读、背诵、描红——用毛笔蘸上墨汁，把先生用红土子水写在蔴纸上的笔划或汉字描黑——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学写字的基本方法。虽然也曾因未能完成先生留下的背书任务而受过惩罚——手心挨过老师的木板抽打，但总算慢慢“脱盲”——成了“识字人”。不过，在村里私塾先生名下我只学了一年，伯父又送我到慈利县城“治平小学”读书。这是政府办的学校，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公立学校”。随着读书年限的延长，学习的课程也逐渐增多——比如，慢慢有了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写字、珠算、唱歌等等课程。国文课也不再限于读写和背诵那么单调了，说文解字、开讲论道——先生给我们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明贤集》、《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还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学到的东西自然就越来越多了，我也一直很努力⋯⋯小学毕业后，竟然考上了“慈利县中学”，这在同村的孩子们当中算是佼佼者。但是，由于家境的原因，只念了一年就辍学了。在家待了一年后，又参加了插班考试，才重新回到学校，坚持到中学毕业。

旧中国，目不识丁的“文盲”比比皆是，“中学毕业生”也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文化人想找个谋生的差事是不成问题的。正好我哥哥在一所学校当校长，我也就顺理成章地于1947年当上了教书先生——在八腊庙小学任教，不再坐享家长的劳动成果，而且还能为家人生活的改善做一点儿贡献。因为，每年有四石（读音dan，容积单位。每石合十斗，每斗稻米约40斤）稻米的薪酬。

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但是，影响我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学校有一位与我同职的教书先生，据说在延安待过。他常常向同事们介绍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情况，讲述一些特别新奇的延安故事⋯⋯谁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当然，这也是我参军入党之后，脑子里盘旋过的问题。就是这位比我年长许多的教书人，以及他所叙说的那些人和事，勾起了我离开教书岗位、远走高飞的坚定意念⋯⋯

二、军旅留痕

我家乡的湖南省慈利县城，是1949年七月解放的，县域全境的彻底解放是在次年完成的。县城的解放，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带的出现，让许多热血青年魂不守舍。因此，我的几位中学同学先后在邻近县市入伍参军。这样的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更让我坐卧不安。那年九月，我也向朋友借了盘缠，跑到慈利南约80里远的桃源县城，寻求一线希望。恰巧在街头看到了一个解放军“文工团”的招员广告，参军的冲动再也难以抑制⋯⋯但，报名时却因没有文艺特长遭到现场工作军人的婉拒。本人不死心，后经多方打听，找到了“文工团”团长，软磨硬泡、毛遂自荐：说自己是教书先生，念过不少书，体格也不错，特别想当解放军战士⋯⋯这位“团长”看出我的真心实意，于是问我：你怕不怕吃苦？怕不怕行军打仗？怕不怕掉脑袋？他瞅着我的魁梧个头，端详着我的挺拔身姿，直视着我的乞求眼神儿，聆听着我铿锵有力的回答⋯⋯竟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可以说，没费太多的周折，我便穿上了军装，成了刘邓大军第十军28师“宣传队”的一名新兵。这支部队在桃源县城经过了短暂的整训，就向西南方向开拔了。在四十多天的行军途中，我随“文工团”的战友一起搞军训、扭秧歌、说快板、学唱歌⋯⋯慢慢才听说，这个“第十军”下辖三个师，其它两个师属“一线”部队，我们28师属“二线”部队。那时候，全军上下当时的征兵、集训、宣传、行进⋯⋯都是以解放四川成都为近期主要目标的。我们经贵州入四川，到达离军部所在地泸州较远、逼进成都的邛崃县城，已临近春节。原估计三个月才能拿下的成都，提前解放了。前线部队把俘获的国民党营以下军官遣送至邛崃县城，交由28师这支“二线”部队搞“集训”。当时，我所在的“文工团”因成都提前解放任务有变，于是我就被组织委任为“排长”，参与对吃了败仗的国民党营以下军官“施训”——向他们讲战局、讲战事、讲解放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等等。短短两个月的“集训”任务完成后，我就被调到28师一团一连当文化干事去了。这时，我们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四川省的泸州、自贡、乐山一带剿匪、征粮⋯⋯我所在的一连是炮兵连，连长马世泰很赏识我这个文化干事，1950年经他介绍我就入党了。预备期四个月后，如期转正。党员转正不久，我又被调到炮兵营营部当文化干事——负责所辖三个连的文化宣传工作了，自己也开始学习识简谱、教唱歌，后来还学会了拉二胡、吹笙笛等。1952年，因工作需要，我又从炮兵营被调到炮兵团政治处当秘书，开始接触资历更深的“老革命”、老军人。那一年，因抗美援朝的战情变化，我们部队也开始出川北上，做着随时跨过鸭绿江的迎战准备⋯⋯紧张而有序的“战训”之中，我的身体状况却出了问题——大口大口地吐血。部队首长不得不让我到石家庄医院去检查，结果确诊为“浸润性肺结核”。只好按首长安排住进了“解放军第四后方医院”接受治疗。半年后，也就到1953年年底了，我的身体基本康复。根据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趋势及恢复国民经济的国内形势任务的需求，组织决定安排一批军官转业，去支援地方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于是，我也被列入“转业干部”名单之中。就这样，1954年不情愿地脱下了军装。离开部队后，听说我们这个军一直也没有赴朝参战。但，我所在的28师也再没回师湖南与四川，始终在京津冀一带驻防，执行着不同的军政任务。

先后五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受益匪浅——我的战友，不少是贫苦农民出身，好多又是刚解放的翻身农民。他们感情朴实，特别肯吃苦，争着抢着去干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在基层连队只待了一年，连长是1942年的老兵，指导员是1947年参军的贫苦农民。他们虽然文化不高——战士们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苦孩子，但忠厚的性格、勇敢的精神、友爱的情怀⋯⋯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于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我在部队首长身边工作了四年，包括在团政治处的两年，受到的是另一种教育。通过誊写他们的档案知道：团长、两任政委都是卢沟桥事变后、较早参加抗战的“学生兵”，地地道道的“三八式干部”；团政治处主任杨宇庭，是1942年入伍的⋯⋯他们都有文化。有的，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工作，有的曾是国民党党员（国共合作时期的进步青年）。团首长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龄都比我长。他们很强的责任心、勤奋敬业的精神以及对上级命令执行时的那种坚决、果断和一丝不苟的忠诚，影响了我一辈子。

1970年，我被从察右中旗调回盟里重新筹建师范学校，首届乌盟“师训班”在丰镇隆圣庄开班期间，意外地从前来讲学的内师大教授们口中得知：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杨宇庭，是“内师大军管会主任”。得到此消息后，我专门去内师大一趟，才证实这位首长就是我在部队当“团文化干事”时的那位朝夕相处的“炮团政治处主任”。老首长还告诉我，董其武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后，我党中央为了给被收编的董其武部队“掺沙子”，才把我曾经待过的28师调换到内蒙古董将军部下，也就是师部设在山西大同市、驻防集宁的205师。当年我所在的炮团，就是驻在集宁桥西二道沟的“高炮团”，时任团长张克升还是我任团文化干事时的一名炮兵“班长”。再后来，我们还同去大同拜访、约见了我在28师炮团工作期间的团参谋长周永治同志。那年，这位“三八式”老兵正当205师副师长⋯⋯从这些意外相见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口中听说，杨丕成政委是在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的位子上去逝的；李某某也当过我的团政委，他是从副军级的位子上离休的⋯⋯迄今，首长与战友们的音容笑貌、鲜活身影、精神风貌、志向胸怀⋯⋯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虽然已是遥远的记忆了，却像发生在昨天。这大概就是难以割舍的军人情结吧？！

三、在北疆扎营

1954年，我们师100多位尉校级军官同时脱下军装，乘两节闷罐车箱统一被安置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支援这个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对我们这群没有家眷牵连、军旅历练过的单身汉来说，志在四方已成共识。分配工作时，让我去乌兰察布盟，我二话没说。先是说，让我到武川县（当时的武川属乌兰察布管辖），后又把我安排到了通火车的卓资县委宣传部当干事去了，与我一起到卓资县的还有其他十来个人。

1955年春天，内蒙古教育厅要办一个“中学领导干部培训班”，乌兰察布盟被配去五六个人。其中包括：孔庆成（集宁）、石剑山（丰镇）、诸葛瑞德和郝培利（莎县）以及我（朱云汉）。先后三个月的集中培训，我们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学校工作的许多相关知识。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孔庆成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当然人家学识渊博，令大家钦佩⋯⋯短暂的“培训”结束后，我就被安排到正在筹建中的卓资中学（盟教育局直接管理、重点投资的教育工程）任主任——其实就是学校的“一把手”，定为行政18级；让行政19级的郝培利当我的助手，他任副主任（注：1955年取消“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行政共23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数字越大，级别越低。行政18级，相当于部队正营职；行政19级，相当于副营职；行政13级就属高干了——相当于部队正师级）。就在这一年，我与1950年参军，后从部队转业、安排在供销社工作的卓资姑娘——张建清结婚。这更表明，我要在祖国的北疆——内蒙古扎根的决心。

按照政府的计划规定，新成立的卓资中学要从凉城县、卓资县和察右中旗三个旗县招生。因为，那时候凉城和中旗都还没有中学。

卓资县是山区，也是革命老区，虽然早有京绥（北京到绥远）铁路穿越，解放初百废待兴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当时办学条件的捉襟见肘⋯⋯1955年新建的卓资中学，只好借用“新民小学”的校舍。老百姓的生活相当清苦，而且世世代代都是文盲者比比皆是。翻身不久的农民，根本没有学文化的奢望。拮据的经济状况，甚至让许多家庭连送孩子离家住校读书、缝制一套像样儿行李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秋季学校开张，首届新生六个初一班级。1956年，我转任卓资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学校按政府计划——选址建校舍、增补教师。这年，凉城和中旗也成立了中学，卓中新增的初一六个班，全部来自卓资本县。1957年反右工作开始不久，一批行政级别很高的干部因故而下放到基层。15级干部王立夫由呼和浩特被下放到卓资中学任校长，我为副校长。校舍再扩建、师资再增员，新生依然六个班。三个年级共十八个班的一所初中学校，直到我离开卓中之前保持不变。卓资，虽然县域经济落后，卓中的校舍条件比较简陋，但政府却将一批内地省市最早由新中国培养出来、支边来乌兰察布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部分，优先分配到这里。他们大多是来自南方省份的高师毕业生，也有北师大的高材生，如聂锦鹏等就是北师大毕业的——师资力量可见一斑，因而毕业生的质量相当不错。

1958年，上级调我到察右中旗科布尔中学——即现在的中旗一中，任校长，一干就是十多年。亲眼目睹并亲手促成这所学校由初级中学，发展成为一所完全中学（1964年秋季）。尽管学校也受过“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等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干扰，我也在“运动”中几经“风雨飘摇”，甚至险象环生，但学校终究为改变县域文化教育的面目，提高当地公民的整体素质，提升中旗农牧民的文明水准，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也在蹉跎岁月的历练中——几次靠边、“跌倒”又爬起来，终于“相安无事”、挺了过来……

我在上述两个旗县、主政两所中学全面工作的那十几年间，先是贯彻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后又强调“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再后来又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等等。那时候的教育理论、思想，教育体制、学制，甚至教学原则、方法……基本都是参照或借鉴苏联的。比如，凯洛夫的《教育学》思想；五环教学方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贯彻“三中心”的原则，即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强调知识的系统学习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等等。学制是“六三三”，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后来，好像也执行过“五三二”的学制……这一切，都深深地刻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

那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从1959年开始，又进入“短缺经济”年代。所以，学校都有校田，自己种植一些蔬菜，还能为学生提供参加力所能及劳动的场所。学生每学期都有一周按班级集中安排的“劳动课”——参加建校劳动或到周边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学校年年都用学生食堂的泔水养猪，用以改善学生的伙食……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迄今，离开中学校长的岗位四五十年了，可一张张稚嫩的青春笑脸，朗朗的读书声，煤油灯下的苦读精思的熟悉身影，以及老师们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别是他（她）们对我理解、宽容、尊重与信赖的情怀，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四、为师资耕耘

1970年10月，我从察右中旗科布尔中学被调到集宁，进盟直单位工作。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件事？始终是个谜。我曾经琢磨：会不会与我“挖肃运动”中出了名的“死硬”有关？事情是这样的。“文革”疾风暴雨来袭后，大批的党政干部与知识分子遭受批斗，社会和生产秩序陷于混乱……从1968年底开始，内蒙又搞了一场挖“内人党”、肃清乌兰夫流毒的所谓“挖肃运动”，至使成千上万的无辜群众蒙冤受屈——内蒙古大地更加雪上加霜……

1969年，我被从察右中旗“五七干校”副政委的位置上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牛棚”，遭受了四个多月的皮肉之苦。与大多数被屈打成招的人不同，我是罕见的“死硬分子”——宁死没招。这是在中旗“公交学习班”时，“专案人员”给我“施刑”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后来“挖肃”急刹车，冤案得到“昭雪”，我重回学校主政。不久，“军管会”直接调我回盟直单位。我曾想，如果“专案人员”逼我“招供”时所说的那句话——你是全盟独特的“死硬分子”是真的话，朱云汉的臭名岂不是早为“盟革委会”和“军管会”领导尽人皆知了吗？！这会不会是自己“平反昭雪”之后，被上调至盟直的原因？不管何故？既来之则安之！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安排——挑起了“重振乌兰察布师范教育”的重担。

集宁师范因“文革”于1968年停办，其原有校址也划转成了后来的集宁四中。所以，乌兰察布师范教育得重新起步，必需从选址、基建等工作开始。但，当时“村村办学”的阵势急需大批老师。所以，必须有应急之策。以王景文同志为局长的盟教育局决定，先办“短训班”以解燃眉之急。于是，在“军管会”同意之后，我们就利用部队闲置的营房，先在丰镇隆盛庄开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语文和数学班——首届“师训班”的百余名成员，都是来自各旗县的“老三届”，或“插队知青”或“回乡知青”，他们在1971年春季始业时就配上了用场。

我任盟“师训班”党支部书记，王俊安（内蒙古师范学院教授）主管业务，聘请内蒙古师范学院的知名教授们前来授课。

1970年前后，是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历史时期。那时的生育不受限制，人口增长速度又快，兄弟姐妹七八个的家庭比比皆是，而且正是国家画地为牢——人们没有任何迁徙自由的特殊年代，再加上政府又相继做出了“村村办初中、社社办高中”（即，在每个生产大队办初中，在每个公社都要办高中）的决定，师资的短缺问题因大学、中师多年没有招生而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解决师资严重缺额的问题，主管“劳动指标”的计划部门满足要求，宣传和教育部门（当时，宣传部门是文教局的直接领导机关）一方面全力支持我们挖潜力、搞“速成培训”，另一方面又要求各旗县自己开办“师训班”以缓解压力，适应教育发展的需求。

无论是盟“师训班”还是各旗县“师训班”培养出来的教师，都成了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吃上“皇粮”了。当然，农村师资缺额的绝大部份是用“民办教师”（工分加补贴）这种用人机制解决的，城市的师资缺额不得不以“代课教师”的方法来填补。虽然“民办”与“代课”教师只要坚持干下去，后来都转正成“公立教师”了，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身份与收入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1971年，李文秀同志被派去红沙垻继续办语数“师训班”，我留在盟里筹办师范学校。上级安排宣传部门的贺希格图同志为“师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党支部书记，龙干同志为筹备小组组长，我为副书记兼副组长，吕少良同志负责师范学校的基建。组织决定，盟教研室与盟“师训班”合署办公，专职教研员全部在“师训班”任课，于是就有了凌波、聂锦鹏、王琪同志等一大批名师参于盟直师资培训工作。

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参照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办法，我们“师训班”的“受训”对象也是“推荐”而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差别也非常明显……但，学员们的劲头十足，大家都很努力。

1973年，乌盟“师训班”在集宁有了自己的校址——集宁三马路东段，现“师院附中”旧校区。上级调商都县副县长、16级干部师永春同志任校长，我任副书记副校长，李振忠、吕少良两位同志任副校长，凌波（女）同志为教导主任。

1976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恢复乌盟师范学校——“师训班”的名字退出历史舞台。我被任命为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苏耀廷、杨润、凌波（女）三位同志为副校长。

“文革”后期、以全新面貌出现的这所师范学校，不仅办“中师班”，还招收了“初师班”。尽管前进的道路曲曲折折，但从首开“师训班”到重新招收“中师”“初师”学生——正式恢复师范学校，我们已为乌兰察布教育的雄风重振，做了最大的努力——也算呕心沥血了吧。

五、让高校生根

“文革”前，乌兰察布盟是没有高等学校的。因此，从1970年开始各地大学陆续以“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也不得不把子女送到其它地方去“深造”。

1977年，高考制度中断十年后得以恢复。不过，当年是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的。我们发现，许多落榜者是因为“已婚”，他们文化基础扎实——“老三届”么！实在可惜！内蒙古自治区高教厅的领导也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建议各盟市办“师专班”……在这种背景下，乌盟教育局领导向盟委打报告 ，提议乌兰察布自己办“大专班”，很快就得到了盟委决策者的认可与全力支持。上下联动，齐心协力——师范学校解决校舍，政府部门要求每个旗县市各选送高学历、有教学经验的三名教师调到师范学校，而且让计划部门划拨“劳动指标”——于是，1977年9月在师范学校增设了“中文”与“数学”两个高师班。从此，“师专”就在乌兰察布这块热土上“诞生”了！

从1977年开始，我们连续办了九届“大专班”，在语、数班基础上逐步增设了理、化、政史、英语、体育等学科。 起初，办学经费，高教厅和教育厅都因没有自治区政府“计划批文”而不予划拨——因为，是计划经济，只好由乌盟地方财政自筹。那时候，自治区各盟市中，只有包头和哲盟的师专是按计划开设的，其它盟市的“师专”都没有名份，不过我们发放的“毕业证”其含金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要知道，先后九届、约3000多名我们乌盟自己培养的“高师”毕业生，他们大多数是在我盟安家落户的天北京、上海知识青年以及乌盟各旗县的插队和回乡“老三届”。他们基础知识根底厚实，又有强烈的深造欲望，因而学习氛围特别浓厚，教学效果格外显著。正是他（她）们撑起了乌兰察布教育这片蓝天。而且，他（她）们中的不少同志后来又成了政界精英——科局级干部比比皆是，县处级百人以上，厅局级者也达到了两位数；即使一直没离开教学岗位的，后来也都成了“教授级别”的大知识分子了。当然，还有一些毕业生读研后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而大显神通了。所以，我们创办的“大专班”，不仅填补了乌兰察布高等教育的空白，而且为乌兰察布教育的发展、经济振兴与社会事业的跨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83年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乌盟教育学院。我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曹世祥、张英二同志任党委副书记，孔庆连、高俊同志任副院长。

1985年4月，又批准成立乌兰察布师范专科学校，与教育学院合署办学，一个学校，两个牌子，承担社会招生、成人招生和函授培训等任务——乌兰察布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高等学府”——有多少学子在家门口就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又有多少热血青年因有了“文凭”而转换了身份？或用知识改变了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当然，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学历教育”的模式与途径各显神通，职大、夜大、函大、电大、党大（各级党校办的独立体系函授大学）风起云涌。后来，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大学也就成了我们这个地区的第二所高等学府……

1986年，我主动要求离开师专。领导考虑到我的年纪，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调到电大担任党委书记去了。这时，已实行“校长负责制”，党委书记的担子相对轻一些了。

1988年，我如期离休，为从事了三十三年的教育工作、也为约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离休后养身

从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完全中学）；从师范学校到师专、电大，这几种层次和类型学校的书记与校长，我都干过了，尝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领略了个中的七彩风尘……

“一生走过的路程，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震撼，可稳健坚实的步履，确实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脉动。青春的火花曾燃起执着的渴望，知识的海洋历练了年轻的生命。父辈的教诲时时警醒着迷途的知返，学园的校训日日指明着旅途的行程。

走上社会，鉴赏风景，投入奉献，收获成功。月下老人为我选择了伴侣，柴米油盐打理着美好的年成。生活普普通通，没有海誓山盟，历经坎坎坷坷，坚守理解为重。岁月好像插上翅膀，转眼步入夕阳晚红。继续乐观处事，凡事量力而行。企盼一生平安，追逐心中玄梦。

没有年龄概念，有兴还要攀登。只想过得充实，不求利益虚名，广结天下福缘，甩掉俗气平庸。一生积淀的智慧，何时拈来就用。一辈修成的品质，接人待物坦诚。保持健康的体魄，保持精力的旺盛，有志与同路人共享人生的乐趣，有志与年轻人一同追逐中国的梦”。

就让我用这段来自网络的诗句，表达离休后的心境，并作为这篇《往事回眸》的结束语吧！

2018年完稿，2024年7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