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结着记忆的《晚钟》

谦克

（奥赛宫巡礼之二） 巴黎，塞纳河左岸，一座恢宏的长条型建筑。建筑原是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奥赛火车站，为一九〇〇年巴黎万国世博会所建，二战后逐渐废弃。一九七三年，时任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批准了文化部的计划，将火车站改建为一座现代化的艺术殿堂。一九八六年，改建后的奥赛博物馆正式启用。原有的钢筋铁架都被藏匿于浅黄色的砂岩之中，与对岸的卢浮宫各烁其华，相映成辉。走进展厅，跃入眼帘的是奥赛宫的第一张名片——火车站时期留存至今的金色大钟。巴洛克风格的精美雕花，融合了二十世纪初期工业设计的元素——古典与现代混搭，机械与人性融合，浓烈极了的“蒸汽朋克”的风格。 视线沿着金色大钟缓缓上升，与玻璃墙面衔接的是博物馆的顶棚。顶棚是一百二十年前旧火车站的钢筋构架，宏大面积的拱形天窗，巴洛克风格的雕花图案，创造出一个孕育着光源的灿烂的天穹。 天穹之下，一片浩瀚的艺术星空。中间部分是雕塑区，陈列了十九世纪中叶至末叶的法兰西雕塑艺术家的杰作。 亚里士多德的青春Charles Degeorge（1837-1888） 绝望Jean-Joseph Perraud (1819-1876) 圣女贞德在多米Henri Chapu（1833—1891） 塔希修斯——少年殉教者Alexandre Falguière（1831—1900） 少年殉教者局部 年轻的塔伦丁Alexandre Schoenewerk (1820—1885) 被蛇咬的女人Auguste Clésinger（1814—1883） 一楼左侧的末端，是奥赛宫浩大的历史画区域。作品的题材或源自于古代神话，或采撷于历史事件，或尊崇于宗教场景，其昂扬、奔放的气势，庄重、严谨的构图，绚烂、奇突的色彩，雄奇、沉郁的画风，汇成了一道道震撼人心的饕餮盛宴。 悔恨Louis-Marie Baader（1828—1920） 基督教殉教者进入露天剧场Léon Benouville（1821—1859） 高卢妇女:罗马军队入侵的一幕Auguste Glaize（1807—1893） 被文火灼烤致死圣劳伦斯Pierre Lehoux（1844-1896 ） 神圣的悲剧Paul Chenavard (1807 - 1895) 科林斯的最后一天tony Robert-Fleury（1837—1911）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Jean-Léon Gérôme（1824—1904 ） 十九世纪是法国政治激烈动荡的时代，却又是法国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波诡云谲中孕育了瑰丽多彩的文化景象，这真是世界文明史上略逊于“文艺复兴”的奇观。参横斗转，朗星布空，只不过艺术之星是恒星，彪炳在天，蕴藉隽永；政坛之星是流星，明灭不定，行走无踪。奥赛博物馆是一片艺术的星云，编织着一颗又一颗永不陨落的星宿。库尔贝是一颗，很明媚，很灿烂，有时候会刺伤人的眼睛；米勒又是一颗，很温暖，很质朴，牵来的只会是无穷的安慰和蕴藉。中国有一句古话：“蕴藉不立崖异”，说的是为人要温和含蓄，不近悬崖，不树异帜，用在一百五十年前西方的米勒身上，或许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要聊的正是这位温暖、朴素的农民画家米勒和他的《晚钟》。 米勒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画像 （一） 米勒和库尔贝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同享盛誉的现实主义大家，却具有迥然相异的个性和风格。库尔贝张扬，米勒内敛；库尔贝华丽，米勒质朴；库尔贝骄傲，米勒谦逊；库尔贝敏锐，米勒雅拙。聊完库尔贝之后，再聊一聊米勒，就我来说，有着非凡的兴趣和意义。也许，我不该在篇头耗费太多的笔墨，细细一想，我的初衷也自有道理。奥赛宫天天贵客盈门，与米勒的贫寒逼仄形成了天大的对照。可幸的是，就在这一座高大上的殿堂里，侍奉着这一位农民出生、自身又是农民的世界级大师。 米勒的经典名作——《晚钟》摄于奥赛博物馆 不多说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和米勒的绝大多数画作一样，《钟声》只有半米的尺幅，却拥有史诗的涵量，史诗的气魄——天与地的分界静静地躺在黄金分割线上，三分之一的天空，三分之二的土地。土地是瘠薄、苍凉的，又是庄严、肃穆的，更是雄浑、壮丽的。朝光面是涵黄的赭红，陷落面是涵黑的熟褐。赭红和熟褐纵横交错，缓缓推向渗入了天光的涵蓝的赭灰。大地是父亲，无垠无极，舖进了苍穹；大地是母亲，无言无语，哺育着生灵。袅袅钟声缠结在晚风里，带来了宗教阒寂中的神圣。 天地永恒，亘古不变，三分之二的土地，稳稳地主宰着一整个画面里的世界。混浊的苍茫里缭绕着晚祷的钟声，一对农民夫妇放下手中的活计，男人低头默祷，女人合拳于胸，身后是推车和麻袋，旁侧是篮筐和铁叉。可以想象，麻袋里的土豆将送往仓廪，篮筐里的残余赖以果腹。一切都是命运所赐，无须怨天尤人，他们的欲望是浅薄的，浅薄到了无望，浅薄到了求乞，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在感恩。背对夕阳，见不清他们的面廓，只见得他们的身形——米勒的人物形象从来是质朴的：结实、圆浑的躯干，稚拙、迟钝的动态，不见天国园里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堆积着学院派艺术推崇备至的匠气和朽气，只见褴褛包裹着的夫妇，一种真正落进尘埃里的朴实和真切。这是米勒的一贯风格，在近乎麻木的悲怆里，依旧流淌着体恤、慈悲和虔诚。整个画面是灰褐的，唯一的亮色落在了镶嵌暮云的淡玫，勾勒车把的金黄，晕染粗布的赭红。细细思忖，这些亮色都是上苍赐予的，弥漫于荒蛮中的只有一脉脉虔诚极了的爱与感恩。于是，我想起了米勒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他的每一笔触仿佛都在施爱——施爱于启蒙造物的上帝，施爱于哺育万物的沃土，施爱于庇护生灵的苍穹，施爱于相伴相依的众生。…… 每一笔触都在施爱 —《晚钟》局部 施爱于启蒙造物的上帝 —《晚钟》局部 施爱于哺育万物的沃土 —《春》 施爱于庇护生灵的苍穹 — 《夜间捕鸟》 施爱于相伴相依的众生 —《嗷嗷待哺》 （二） 一九七八年，百废待兴，《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第一次入驻中国。站在米勒的《拾穗者》和《晚钟》面前，竟感受到一种狂飙落地般的惊愕。这是我第一次瞻仰世界级的油画，没有情节的铺垫，没有情感的烘托，一切都司空见惯，却让人迸出眼泪。二零二四年四月，我再访巴黎。徜徉于奥赛宫的画廊，总是在时空穿越的恍惚间流连，沉迷。回忆是苦涩的，而沉迷却是幸福的。在对包括米勒在内的法兰西绘画艺术的沉迷中，我摄下了一枚又一枚照片，力所能及地还原作品呈现出的辉煌。相对于五十年前只能凭借灰暗、模糊的印刷品学画的窘迫，如今的我是何等幸福。曾几何时，这些巨作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积聚于一本暗红色封面的画册，沉淀着主人五十年前的汗渍，五十年前的气息。就象电影蒙太奇镜头一样的神妙，赭褐色的土地渐渐隐去，叠化而来的竟是从天边伸展而来的无尽的黑土，竟是镶嵌其间的斑斑点点的残雪。是的，这是黑龙江，与米勒描摹的“巴比松沃土”风马牛不相及的黑龙江。记忆穿透了时空，完成了东、西方两块土地的无缝对接。就在这一块土地上，我认识了米勒，认识了米勒的《拾穗人》和《晚钟》。这是一个想绕却绕不开的话题。一九六九年五月，我们来到黑龙江的查哈阳。十五年前，写过一篇散文《丰收的小屋》，其中的一段话真实地刻画了当时的心境：“那一天傍晚，插满红旗的大卡车将我们送到连队。天色很阴，云层很重，抬眼望去，整个世界昏恹恹的，只是在天地的交界处泛出了一抹凄淡的惨白。送行的红旗远去了，我站在连队的十字路口，目送着这一抹唯一的亮色渐渐地消褪在相间的黑白里。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年代，不能有个人的抱负，不能有事业的追求，任何一点个人欲望的色彩都被视作罪孽。我茫然地望着这一片被无穷的黑白包裹着的旷野，心中一阵颤栗。”我一直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幸运在于我的机遇，幸运在于我的朋友，幸运在于我身上的某一潜质。这种潜质是浅薄的，刚刚萌出了芽，但是它还是让我摆脱了迷茫，在无边的混沌中找到了释放青春的泽国。这里，不能不提到我年轻时代的同窗挚友——宇廉。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画家，《枫》和《伤痕》将他推到了艺术的巅峰。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他和全国一千六百万卷入狂潮的“知识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一样，虽有异禀天赋，却依旧在苦苦的摸索中寻求理想之光。故事太长了，只能撷取其中的主干。同在黑龙江，宇廉已是个声名卓著的小画家了。宣传科依照宇廉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以绘画形式进行“两条路线教育” 的“红化小组”，成员便是昔日的同窗、如今的战友——宇廉、继璋和我。三个大男孩蜗居在丰收农场俱乐部后面的那间不足十五平方的化妆室里，其邋遢和随性可想而知。但在这里，成就了我们精神的圣地，理想的天堂，成就了我一生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留恋的时光。 真得谢谢宇廉，他从上海带来了一本自行制作的画册。在这本沉重得让今天的年轻人发憷的画册里，几乎囊括了俄罗斯绘画中的全部精英。遗憾的是，一个甲子之前的中国，西方的艺术(从政治概念而言，俄罗斯不属于西方)——文学、音乐和绘画，基本上是被屏蔽的。恢恢天网中，偶尔漏出了缝隙中的光缕，稀疏的，惨淡的，却又弥足珍贵。西方的艺术家都是有产阶级，身为农民的米勒便成了异类，于是，我们在宇廉的画册里看到了辛苦劳作的《播种者》和《拾穗者》，听到了旷野里缭绕不绝的《晚钟》。直到今天，我依然在疑惑：宇廉何来的渠道、何来的资源、何来的精力、何来的时间，收集、裁剪并黏制了一本截然不容于那个时代的绝品。这些源自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产画刊、杂志的作品，不管印制质量何等的粗劣，却是我们在那个时代财产的全部。就这样，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的克拉姆斯科伊、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希什金，还有那一位挂一漏万的纯西方美术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竟如影随形，如此紧密地支撑着我们的整个生命。在黑龙江丰收农场的小屋里，我和宇廉有过一次对话——“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些印制粗劣的画作，你觉得这条路走得下去吗? ”宇廉沉默不语，半晌，才迸出一句话来:“走不下去也得走啊，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是啊，有时候真觉得可怕，临到老了，依旧一事无成，我们该怎么办?”我的心一时紧缩，说不出话来。……是啊，就今天的少年而言，面临铺天盖地的选择，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然而，拥有选择和无有选择，又岂止是一个选择层面的话题。人生的选择，理想的选择，学业的选择，未来的选择，五十五年前的我们，何曾有过一丁半点自我选择的权利? 记忆，记忆，还是记忆。即便飘到了天涯海角，一经时机的触摸，还会鬼使神差般地聚合在一起。有人说，人死了，记忆便会逝去，我却说，代表一个时代的记忆，将永远存活在有良知的艺术家们用生命铸造的形态中，就象库尔贝的《画室》和《葬礼》，就象米勒的《拾穗者》和《晚钟》，就像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就像宇廉和他的伙伴们共同创作的《伤痕》和《枫》。 记忆，渐渐地消淡了，我来奥赛，毕竟是为了瞻仰大师们的画作。耳畔，依旧是晚风的抚拂，风中，依旧是钟声的缠结。一张涵着天光的巨毯正从天与地的分割线上徐徐舖开。天光是涵蓝的，随即注入了黄色，注入了红色，注入了紫色。当天光彻底消逝的时候，大地变成了无有任何形态的黑色。我伫立在米勒的巨铸前，感受着《晚钟》给予的神力——土地消失了，农人消失了，不足半米的画作也消失了，阒寂的无形中，一耸携着神力的天磨，正在我的心头细细地碾过。 米勒的名作《播种者》 《播种者》的素描稿 不同版本的《播种者》 米勒是梵高的偶像。在梵高不同的人生阶段，反复地临摹米勒的《播种者》，这是梵高参入主观意识的油画版本《播种者》。 米勒的名作《牧羊女》 《坐在岩石上编织的牧羊女》 （三） 米勒出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农家，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农民，一切理所当然，种地才是他最应该操持的本分。然而，天赋不会因命运的舖设而隐匿锋芒，当米勒长满厚茧的手执起画笔、搅动色彩的时候，平实的亚麻布上堆垒起一片厚重的静谧。这静谧饱蕴着宽容、祥和，更饱蕴着宗教赋予的庄严、神圣。 米勒出生地——法国诺曼底格鲁奇村（米勒的风景画写生） 另一版本的诺曼底格鲁奇村 米勒出生地——法国诺曼底格鲁奇村（米勒的风景画写生） 米勒作品《诺曼底海边的农舍》 在我的认知中，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有两位让我倾慕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画家，一个是米勒，一个是库尔贝。库尔贝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从他诞生的第一刻起，上帝便为他拿捏出优异的禀赋，出众的相貌，富渥的家境。依照库尔贝扶摇直上的生存轨迹，完全应该与上流社会推崇的学院派艺术融为一体，但他偏偏成了学院派的叛逆。在库尔贝的作品中，描绘出一系列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形象——烈日当空，两位筑路工在辛勤劳作：年长者腰背佝偻，半跪在污泥间敲打着碎石，在他身旁的是一位蓬头垢面的青年，他用膝盖顶起了装满石块的箩筐，脸庞已被烤灼成焦色。筑路工背对观众，但依旧能从破洞连破洞，补丁叠着补丁侧影中感受着困境中的苟且，绝望中的偷生。库尔贝是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他敏锐的思辨，犀利的笔锋，勾勒出眼里的这一个不公平的世界。然而，他毕竟是个上层社会的绅士，出生、教育和职业，决定了他高人一等的身份，他只能象救世主那样，站在尘埃的高处，以悲怆的目光俯瞰着脚下的芸芸众生，他的作品也便成了一篇篇抨击旧世界的学术性的檄文。 库尔贝的名作《采石工》原件毁于二战，留存的仅是复制品。 库尔贝的名作《采石工》 米勒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没有库尔贝的敏锐的思辨，也没有库尔贝的慨然的激愤，他就是一颗陷落尘埃的种子，萌出芽，冒出头，长成了一棵风中颤动的草芥。他以农民的惯性思维平视着周边的土地，黝黑的，夹杂着熟褐和土黄，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繁衍于此的法兰西子孙。面对生他养他的沃土，除了赞美和歌颂，还多了一份隐忍——隐忍她的贫穷和苍凉，隐忍她的陈腐和愚昧。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悲苦之中，他仍然发现了它的安详、美丽和希望。他真实地描摹了大地母亲的含辛茹苦，为的是唤起子民的体恤。由此，想起了罗曼·罗兰对这位伟大画家最中肯的评价：“米勒，这位将全部精神灌注于永恒意义的巨匠，远胜过刹那间烟消云散的古典大师。从来就没有一位画家像他那样，体恤并表现出大地母亲悲怆中的雄伟，贫瘠中的壮丽。”在我眼里，米勒的《晚钟》充满了人性。最人性的，也便是最神性的，米勒的心永远和上帝住得最近。四十六年前，我在米勒的画前迸出了眼泪，也许，这就是原因。记忆中的《晚钟》是一枚苍凉而瘠薄的纸片，它遗落在时光的隧道里，记录了年青时代的坎坷和希翼；现实中的《晚钟》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巨铸，它闪烁在不朽的星光里，承载着浩瀚宇宙中某一个行星种族的全部思想和才情。 珍藏于奥赛宫的米勒作品：《拾穗者》 珍藏于奥赛宫的米勒作品：《暴雨前夕》 珍藏于奥赛宫的米勒作品：《月下羊圈》 珍藏于奥赛宫的米勒作品：《用簸箕的人》 珍藏于奥赛宫的米勒作品：《牧羊女》 珍藏于奥赛宫的米勒作品：《把尿》 2024.04.25游访奥赛宫2024.06.30落成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