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只待成追忆（1）

雲峰夢溪

—恰同学少年

　　李义山晚年那首含蓄深沉的《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很让人共鸣。其实，无论古今，人过不惑之年，在闲静之余，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人生过往的一些经历产生回忆或怀想，且不说那些经历有多么多少高大尚或特别之处，也许更多只是些凡人凡事，但它会总印刻在经历者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些事虽已过几十年，仍记忆犹新。对于普通人而言，倘若不借助文字或影像等介质将之记录留存下来，这些故事和经历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泯灭不存，如云霓消散、春梦无痕。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中便有了传记、忏悔录、史诗歌赋、散文杂忆、碑刻铭文等这样的作品。那些文学大家的作品自不用妄评，即使一些普通人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当时的人生点滴和所思所想，哪怕文字踔厉，仍能触动人心。多年后，自己或他人翻看这些从前写下的日记，纵然纸黄墨淡，无论字迹娟秀或歪扭，毕竟那是在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具有那个时代特点而真实存在过的事与思，读之总会读出一种别样的情感滋味，好似听一曲余音绕梁，回味不尽的音乐、品一杯尚有余温的香茗。已进天命之年的我不时隐隐感觉，如自己能动笔写一点过往经历的文字，特别是大学时代的往事，因为那时光是多数人一生中最清纯阳光、最充满激情和最值得回味的。若凭着记忆即使动笔只记录下一些片段，哪怕不完整、存在误记、瑕疵。在我看来，这与阅读一些自传、大家散文杂忆或翻看普通人某些陈年日记的情感滋味何其相似，若是自忆的文字，就更显“家之弊帚，享之千金”了。我不时联想起曹丕《典论·论文》中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未若文章之无穷。”等这些话。虽然自知自己的文字达不到曹丕所谓“文章”的高度，但我心中仍生腾出要将我大学生时代在昆明四年的读书生活经历和感悟写成这篇文字的冲动。

　　一九八四年七月，刚满十七岁的我高中毕业，考入了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校在昆明北教场山头。虽然是专科，但冠有“高等”二字，在那院校不多、规模不大、录取率较低的年代，也算是一件让许多人艳羡的事了。那年八月底，我告别了故乡，孑身一人、历时三天、转三趟三种车，怀揣着梦想与未来到了举目无亲、从无踏足过的省城昆明，开始了四年难忘的读书学习生活。那年代读大中专的学生是幸运的，没有学费、书费和各种杂费负担。各种费用几乎是免费的，学校每月以饭票、菜票的形式补助给每位学生数十元伙食费。一般家庭哪怕是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学生，只要每月添补一点生活费即可顺利完成学业。新生一入学，学校给每位学生配发了警服。夏装为上白下蓝，冬装为上下全蓝。85年后，又换装“83式”警服。最大的幸运是一毕业就分配工作，即可自食其力开始自己新的人生，不存在毕业就失业的情况。

　学校的小地名叫殷家箐，解放前此地为阅兵、操练、屯兵之地。学校前身历史悠久，成立于1950年，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管会公安部公安学校。1978年学校更名为云南人民警察学校，幷首次面向社会招生，开设学制两年的中专教育；1984年秋刚升格为大专，更名：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制三年，至于升格为学制四年的本科更名为云南警官学院那是我毕业十五年后2003年的事了。

　　我们这一批学生是学校首届专科生，专业为侦察专业，仅招录了106名新生，其中有12名女生，有德宏李小平、洪建玲；昆明王学青、刘秀芳；玉溪杨丽坤、周萍；思茅铁梅、肖静；昭通秦晓娟、大理李春梅、楚雄李云琼、临沧陈红等。女生因少而显得珍稀，她们个个骄傲地像冷艳的山茶花，穿上制服，阴柔中透着一丝刚气，英姿飒爽，俗话说：花艳诱蝶，谷黄招雀，常引得本校和外校许多男生垂涎。我们这批学生在学校称为侦察一队，学生来自全省十六个地州市，与尚未毕业的中专生全部加起来，全校总学生数不超过600人。 报到入学后，我感觉与中学时代相比，虽然都是当学生和读书，其实读书生活与中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开始还有一点不适应，我们队甚至有一位曲靖的王云良同学入学两三个月就自动退学复读，次年又考入了西北工业大学，入学前还特地来校一趟叙旧告别。我们侦察一队，分成两个区队，每区队有十个班，我分在一区队三班，男生全部住在一楼，每宿舍有六人，全是高低床，我宿舍的同学分别来自呈贡的孙兵，江川的王伟、通海的王春考、鹤庆的王明辉和临沧的陈岗。女生则全住在四楼两间宿舍，当年，八四级的男女生多数还是比较矜持，往来之间都会保持一点尺度。不像现在的后生开放、率性。

　　从昆明莲花池沿路宽仅八米坡弯绵长的教场路行五、六公里就到学校大门。一进门，可见学校依山分层而建，面积不大，大约不到三百亩，几乎可一览无余。校墙内有一栋高三层的教学楼、三栋两层及一栋四层的学生宿舍，办公楼、图书馆各一栋，学生食堂两个，外加一个供食一二十人的回族食堂，学校操场两个和校墙外后山的足球场和射击场各一个；那时的学生宿舍楼没有卫生间和洗浴室，所以学校还有一个位于回族食堂旁的集体共用洗浴室以及三个分布在校西、南、北角的公厕。校内的楼前、楼后和人行车道边，种满了已树高六、七米的翠绿柏树，时时散发着阵阵柏脂清香；在校礼堂和教学楼之间有一个十亩左右的正方形并用一米多高的铁栏杆圈围的花园，园内纵横两条园蹊旁种植了几十株已四至六米多高的樱花树。每年花开时节，绚烂多姿，宛如彤云。常引来许多外校的学生来观赏和拍照留影。

　　与我校一墙之隔的是五华监狱、校北不到一公里路是省政法专科学校和云南第二监狱，翻过学校后山那条人迹踩出的三公里长毛路就到了黄土坡，那里就是云南交通学校所在地，我高中同学何明华在那就读，再往西站方向走就是云南艺术学院，我学弟张引在那读书。我们学校所在位置有些偏僻，在昆明城北边，离城较远，当时那地段没有公交车，进城的是一条曲折坡湾的教场路，且仅此一条，若进城一趟，因没有公交车，来回全靠脚步丈量。到云南民院、云师大、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至少六公里，这其中会经过几家现在我已忘记名称的单位、云南武警总队、云南冶金工校和云南纺织学校，快接近莲花池的路边还有些农民的菜地。

　　学生上课必须着警服，这首先是基于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的要求，也多少遮蔽了像我这类家境窘困学生的心里暗伤。入学头三个月，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就是队列训练，三个月后，才全日上课。那时，还没有手机和电脑，不可能刷手机、上网或游戏，要了解一些资讯，就是书报杂志，那时的春城晚报十分叫卖。下午课少空闲时，就是我们到各宿舍闲聊或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的时间。同学中借阅《福尔摩斯》的频次较高。我那时每周从图书借读一本书，有时在图书馆或宿舍书看累了，就拿出当时十分畅销的庞中华钢笔字帖来临习，主要是为在写信或年节明信片时不至于因字丑而汗颜。

　　学校负责我们侦察一队操行、内务管理的队长叫秦仲伯，年纪四十多岁，是部队转业的，人清瘦干练，话不多，操一口浓重宣威方言；干事叫莫光耀，昆明本地人，二十多岁，一张红润的娃娃脸，说话时常显得有点羞涩，他是学校前两届中专毕业的留校生。学校每天早上七点吹哨集合点名出早操，跑步约五公里（周日和雨天除外），这对于学生强健体魄可谓益处多多；到晚上八点二次到教室集合点名，点名的好处就是不出一月所有的同学都能识人知名了，几年点名下来，同学的名字几十年都不会忘记。与部队一样，学校到晚上十点吹哨熄宿舍灯就寝，这些管理制度雷打不动，一直持续到毕业，这对于学生组织纪律意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警校课程设置与中学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已无中学时的数理化史地等课程。虽开设语文，但内容除必读范文外，更关注是公安应用文写作。也学英语，但为副科，基本是应付式学习。其他课程的就是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公安工作相关的课程有：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预审学、刑事侦查学、政治侦察、刑事摄影、基础法医学等，另外，学校还开设警体、拳击、射击、摩托车驾驶等课程，还简单学过计算机BACK语言。学校授课的老师，通过他们在课堂偶尔的自我经历简述，可以判断出，多数是些从事过公安工作多年的老公安，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理论水平，如教授《刑法》的司宜南老师，讲课提纲要领，既有理论，也有一些实际案例，能引人入胜。有的则是从别的院校调过来的，主要教授非公安专业科目，讲授《党史》的那位已我忘记名字的老师，一口浓重的湖南湘潭话，如果摘除眼镜十分像饰演毛主席的古月；至于从院校毕业分配来的老师尚不多，基本是年轻教师，他们则是有理论，却少工作实践，如讲授《刑事诉讼法》的白伟老师，带着一幅差不多将半张脸都要遮掉的眼镜，就是刚才云南大学毕业的，授课则浅显易懂。讲治安学的老师的一句；治安就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中间管空气”让我记得几十年；上法医课时，老师拿来些活兔子，用水闷呛死后，让同学解剖，以观察窒息而死的尸体及器官特征，课后一些兔子被些同学悄悄拿到校外小馆子红烧了。坦白的说，那些年，我花在学校所开设课程的学习时间很少，每次考试虽在都及格分数以上，但没有高分或特别成绩突出的，也许许多同学与我想法大概也差不多，同学间成绩差距不大，学校没有各科成绩或总分排名的做法，大家也没有谁是成绩特别突出的学霸的感觉。对于男生来说，既是激情燃烧的年纪，又是在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热播后余温尚在之际，所以对擒拿格斗、拳击、射击和三轮摩托车驾驶这些阳刚课程，热情很高。后来任了公安厅领导的郭宝，当年是我们的拳击老师，犹记当年他的主张：擒拿要速战速决，勿拖泥带水。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制度，每周六下午和周日是休课时间，是学生们最放松、惬意的日子。同学一般会换上便服相约到其他院校找同学、老乡，或到城里游逛购物，或到昆明一些风景区游玩。我最常去的是到云大会张许生，与他们高谈阔论，聊谈哲学人生；到云南民院找贾云生，通过他认识认识了民院的一些男女同学，还衍生出一段朦胧无疾而终的情恋故事，那是后话；也进昆明师专寻周文山，然后去新建设影院看场电影；有时也去其他学校找同学老乡，但周日都按规归校。当然，同学中也有不离校的，要么是等其他院校的同学，要么洗衣物被褥或办其他事务的。若逢元旦、五一、国庆等节假日，特别中秋节，那是学生们开心狂欢的日子，相处要好的无论是本校还是外校的，就会拼钱拼物、凑饭菜票相邀一起集会，或开怀畅饮、或四处游玩。我人生第一次酒醉就是85年元旦在云大东二院张许生宿舍与他们同学一起畅饮喝醉的。多年后，他与他宿舍的同学大多去了国外，通信联系时谈及醉酒，犹记未忘；85年国庆，与罗元昌、政法专科的姜生相约第一次去了澄江抚仙湖，最庆幸的是，至今抚仙湖的水依然那么清悠。

　　那时，同学们皆是些青葱少年，最大的也不到二十岁，虽来自各个地州，操着各种方言，有地域、民族之别，性格之异，但同学之间相处还算融洽，有相互吵闹的，却从未见过出手打架的。同学们该上课就上课，中午皆午休，一到晚饭后空闲的那两个小时时间，同学们精力充沛，常相约结伴到在教场路或离校不远的后山散步，或到操场打球。一般都会赶在晚上八时点名之前归校自习。学校礼堂常免费发电影票，放一些新电影，外校的学生也常来观影。我们每区队教室都有一台十八寸彩电，只是在足球世界杯、奥运之类的赛事才能观看电视，这两种情况晚上就不点名了。偶尔，一些班级的同学也会组织那时刚刚兴起的交谊舞晚会，以怡乐放松身心。

　　除周六外，每晚上十点，熄灯号吹后，躺在在床上，同宿舍同学总会天南地北、远见近闻，八卦龙门地聊一阵，有时也会评头论足某个女生或老师，或给起个绰号等。如某话少者封“铁木珍”，某稍胖者赐“虎妞”，某高个给个洋名“东方琪洛娃”。引《庄子·说剑》：“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给某警体老师的雅号为“十步先生”；借李白《侠客行》诗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为某语文老师赠雅号“事了先生”。夜岗巡查的队长经常在吹熄灯后，到学生宿舍外巡查，在窗外驻足察听，一次，某宿舍就被大声呵斥“你们叽叽喳喳什么，还不睡！”吓得大家不敢再出声，但巡岗一走，大家又热闹起来。周日因为一些同学进了城、去了风景区、或到外校找了同学，一般来说，那晚入睡前的话题最丰富。也有的同学，熄灯号吹后，没有睡意，在水果成熟季，会悄悄翻出校墙，潜入后山果农的果园，去“摘”一些水蜜桃、梨之类水果与同宿舍的分享。一次某宿舍男生，又乘夜黑风高去“摘”农民在后山种植的梨，因响动过大，被果农发现，放狗来追，他几个不愧在学校的天天晨跑，健步如飞，连狗都追不到，逃回宿舍后，相视哈哈大笑。那时，学校的伙食不错，菜品很多且便宜，一个小炒肉就三毛五，一个串荤也就两毛；早点四两米线、面条就两毛钱，相仿拳击手套大小馒头三分钱一个。我经常爱与来自保山一个年纪不大就有络腮胡的回族同学的罗元昌相处，我不时光顾回族食堂就是受其影响。毕业后，他在保山的家和单位我都去过，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

　　1986年初，即将期末考试然后就放假时，一天傍晚，我去球场与同学们打球，一番激烈地跑动后，口鼻感到咸咸的，吐痰擤鼻一看，发现口鼻中有血。当晚，我在同学的护送下去离校最近的昆明解放军五十七医院检查，确诊为急性肺炎。回校向秦队长报告后，也许担心会传染，当晚学校派车送我到昆明安宁长坡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一住就半年多。是年6月15日出院，到学校请求补考复学，未获准，只得休学，回家修养。上帝关了你一道门，自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修养期间，我颇有收获，读了些书做了些笔记，幷开始临习柳公权的《玄秘塔》。

　　自1985年起，学校有了治安和侦察两个专业，每个专业150名学生。87年2月底我归校后，就转到八五级侦察二队续读。因此原因，我常与同学戏谑自己硬是将三年的专科读成四年的“本科生”。到了侦察二队，侦察队有三个区队，每区队50名学生，我被分在二区队。读书生活节奏一切照旧，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换了宿舍，换了同学、换了教室。队长变成了一位操东北口音的女队长，名字叫李惠娟，年纪四十多岁，稍胖，卷发圆脸，和蔼可亲。这时我宿舍安排在仅二层的八五级女生单元楼，这栋单元楼上下两层、每层各四间宿舍。我住在一楼，同宿舍的同学，分别是文山的蒋仕坤、嵩明的张绍宏、建水的陈金祥。与我们宿舍紧邻的是治安队的三间女生宿舍，有十五名女生；二楼四间宿舍则全部是侦察二队的女生宿舍，有十五名女生，两队的女生个个青春四射，美丽尽绽。与八四级女生相比她们的好像更开朗些，时常能从她们的宿舍传来小合唱。因我们宿舍在单元楼的出入口，像门卫似的，这些女生们就戏称我们宿舍为“保卫科”。也许是近水楼台的缘故，这些女生碰面几乎都打招呼。逢周末不外出时，一些女生还常来我们宿舍聊天或打双扣扑克牌，开学收假时一些女生还会带点土特产送与我们分享。侦察二队女生我至今记得，有昆明的朱丽萍、白涛、戴继红、腾蕾、郑小青；大理的苏晓燕、文山的余燕、孙建芬，德宏的李波、杨赛芬；曲靖的王红、楚雄的刘红、思茅的王有琼、丽江的杨丽娟、怒江的杨卫红等。不论八四、八五的女生，想必现在皆早已为人妻人母，不知身材是否依旧轻盈？朱颜是否已被无情的岁月凋伤？

　　那年月，在校时总感觉毕业遥遥无期，1988年上半年，学校安排我们实习三个月，我与女生李波同学分在畹町公安局实习，在畹町局的刑侦、预审、缉毒都感受了一遍，看过刑案现场，与缉毒队民警一起抓过毒贩，夜里到山野小路设伏堵卡，在预审审讯关押在看守所的嫌疑犯，与他们进行斗智斗勇地较量，为毕业后迅速进入工作角色做了扎实的铺垫 。

不觉中一晃眼实习结束，就到了7月的毕业季，我们的学生生活马上就要划上句号，同学们都将告别学校和朝夕相处的师生各自返回的家乡， 同学们依依不舍之情写在脸上，耿耿于心。即将毕业前，同学们除学校组织的毕业合影外，同学互赠照片，在纪念册上写下感人的留言，那时没有手机，留的联系方式就是家庭地址，最记得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朱嘉铭老师给的我留言是过于宏大的“天下为公”四个字。再看有些小情侣，家乡各在一方，即将各奔东西，不知此别可否再续情缘，分别时，竟如柳永《雨霖铃》词中那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我虽无男女别情，离校的那天，还真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那心情与徐志摩写的《再别康桥》很相似，“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每读《诗经·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句诗文，我总会遥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和珍贵的同学情，如诗意所叙：当年我们如春风中飘拂的柔弱柳枝，而今经历人生一番苦雨，已两鬓如雪。人生本来就是个减法，想做的事一定要做，想去的地方一定要去，相见的人一定要见。对于人们常说的“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这句话，我幷不十分认同。来日不一定方长，后会未必有期啊！我在八四级、八五级各读了一年半。警校同学八四、八五级相加起来有250多人，分布在全省各地。工作后，曾到各地出差，我见过一些同学，大家都格外欣喜。当然，也有同学因公因私来到德宏找我，然后大家相聚小酌一叙。虽然八四、八五级的同学在昆明组织过数次同学聚会，我曾参加过那次八五级毕业二十年在昆聚会，但非所有同学到齐，且已变得相见不敢认了。学校一别，多数同学一辈子从事公安工作，多年的成长和磨砺，成为位高权重的领导者有，而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和科所队长者众；也有已离开公安从事别的工作；还有少数几人下海经商，更有个别的蹲监入狱，轰动全国的“杜培武冤案”，杜培武这个当年阳光清纯、操一口普通话的小伙子就是我们侦察二队的同学，当年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有此一劫。当然，许多同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联系过，音信皆无，相忘得让人感觉仿佛彼此都未存在过似的。还听说，有的离开云南到了省外，甚至还有的或因公牺牲或因病已离开了人世。

　　岁月倥偬，日月如梭。毕业已快四十年了，人是物非，别梦依稀，我已两鬓斑白。然而对于当年学校和同学的怀想，这情结我总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概括。感觉与“乡愁”有那么几分相似，便“篡改”余光中的《乡愁》表达此思绪吧。

那时候，怀想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家乡在那头。

毕业后，怀想是一条漫漫的长路，我在这头，学校在那头。

而现在，怀想是一往情深的思念，我在这头，昔日同学在哪头？

未完待续。

2024年7月毕业季于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