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上海博物馆体验中国古青铜器文化

天宫一号

上海博物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博物馆之一，一直以来都是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窗口。随着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建成开放，上海博物馆形成了东馆与人民广场馆双馆并立的格局，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 东馆位于‌浦东新区的‌世纪大道，‌定位为“世界看中国的窗口”，‌展览内容以中国古代艺术为主，‌类似“中国古代艺术史教科书”。馆内设有20个展厅和互动体验空间，展示中国古代艺术通史系列、海派与江南文化特色、文化交流系列以及互动体验系列。中国古代艺术通史系列展厅设青铜馆、陶瓷馆、‌玺印篆刻馆、‌玉器馆、‌货币馆。‌ 东馆建筑面积11.32万平米，设计新颖，立面蜿蜒起伏、造型典雅挺拔，强调开放性与共享性，引入自然光线，使博物馆内部的展览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最美景观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文化集聚效应。‌ 　　铜是人类最早利用的金属之一，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就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红铜器物。很快人类也发明了青铜，青铜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如锡、铅等的合金，熔点在700°C～900°C之间，其使用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进步，我国至迟在夏朝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在中国黄河上游的甘肃临夏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工具或饰物为主，而夏朝时期则出现了青铜容器和兵器。商朝中期，青铜器的种类变得丰富，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到了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样，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复。‌ 随着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逐渐减少，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胎体也更为轻薄。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青铜器的使用进一步减少。 　中国古代青铜器馆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体系最完整的中国青铜器通史陈列馆。，全面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和发展。展厅以中国青铜工艺的发展史为线索，分为萌生期、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融合期、复古期七个板块，展出公元前18世纪夏晚期至公元19世纪中叶清中期的3600年间的500余件精选展品，其中60件一级文物，展品展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充分表现不同时期青铜工艺的特点，展现中国青铜艺术的灿烂辉煌。此外，还有青铜器制作技术板块，生动展现古代劳动人民如何以惊人才智与灵巧双手，铸就了灿烂瑰丽的中华青铜文化。 镶嵌松绿石十字纹方钺（夏晚期）长35.6厘米，刃宽33.2厘米，厚0.9厘米。距今大约4100年到3700年。 钺：夏晚期的一种兵器或用于杀戮的刑具，同时也是一种仪仗用器，体现了王权或军事权力的象征，一直沿用至战国。 这件方钺造型古朴凝重，身上有精美的镶嵌装饰，中心圆孔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十字纹每三个为一组，一共六组，十字纹外又环列绿松石圈，精致秀美。刃部平口无锋，不具备实战功能，应当是一件礼仪用器。 镶嵌松绿石十字纹方钺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青铜器，其级别为一级文物。这件文物不仅因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装饰而受到重视，还因为它反映了夏朝社会的文化和艺术风格。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那个时期社会、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信息。其出土和研究对于了解夏朝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爵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青铜器之一。上博中国青铜器展馆萌生期青铜器展厅，展出有四件属于我国最古老那批青铜器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两只爵。一只管流爵，一只束腰爵。 夏管流爵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高20.6厘米，腹纵3.6厘米，腹横5.1厘米，腹深11.5 cm厘米。 整件器物装饰朴素而简单。敞口弧沿，双翼上展，狭长的器身下设有假腹，其上铸有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腹饰简单的乳钉纹、弦纹。假腹下接三棱形的足。与一般铜爵不同，它的器身一侧带有管形流，流上有2个曲尺状装饰，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有利于液体的自主溢出，是现存夏代晚期少数青铜容器中最为奇特的器形，匠心独具。管流爵容量很小，流的作用是倾注而非吮饮，因此是注酒器，不是饮酒器。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罕见。 此件来历可以追溯到1959年，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是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从上海冶炼厂废铜烂铁中拣选出来的，可惜的是，这件文物来源于废铜之中，人们对于它的发掘地或者传承的经历一无所知。另外，它被发现时，三只铜足已经破碎，现在看到的三足，是修复专家根据想象制作完成的。也许真实的夏代乳钉纹管流爵，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束腰爵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高11.7厘米，流至尾长14.1厘米，重200克。 爵是古代的饮酒器，相当于现代的酒杯。夏束腰爵有一个较阔的鋬和狭长的流口，虽然它的形制还比较简单，但整个造型趋于规整。夏束腰爵是3800年以前的青铜器，属于偃师二里头文化，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青铜器之一。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时代相比，中国的青铜时代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夏束腰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展现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技术进步，显示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大克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光绪中期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 通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内壁刻有290字铭文。 大克鼎是西周孝王时期的重型礼器。它原本属于西周时期的膳夫克，是为了追述其祖父师华父辅佐周王的功绩以及感谢周王对自己的重用和赏赐而制作的。 如果说哪种青铜器最有名，毫无疑问，就是鼎。鼎在古代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是国家和政权的象征。历来颇受富权达贵们的喜爱。 大克鼎与毛公鼎、大盂鼎、被称为“海内三宝”，均于清末出土自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附近。现毛公鼎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盂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之所以被称为“海内三宝”，主要是因为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大克鼎是西周孝王时期的器物，代表了青铜器转变时期的典型代表，大克鼎的造型庄严厚重，身上的波曲纹流畅优美，代表了当时高超的铸造工艺和艺术创造力。学术价值：大克鼎内壁铸有290字的铭文，这些铭文记录了作器者“克”的故事，不仅记录了克的祖父师华父辅佐周王的功绩、周王册命“克”的仪式和赏赐的内容，还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册命礼仪和授土授民的分封情况，是研究西周职官制度、礼仪、土地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书法艺术价值:大克鼎的铭文铸造精美，字体端正而质朴，笔势圆润且有劲力，呈现出舒展端雅之美，是西周晚期金文字体的代表，被后世书家称为“玉箸体”，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大克鼎于1890年在陕西出土后，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收藏家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潘祖年过世后，他的家人将大克鼎运回苏州老家。民国初年，曾有美国人以巨款求购，被潘氏后人断然拒绝。在抗战期间，为了保护国宝，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将其深埋地下，成功躲避了日本侵略者的多次搜查。新中国建立后，潘达于将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1951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举办了隆重的典礼表彰潘达于的爱国之举，由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沈雁冰（即作家茅盾先生）签发的奖状中说“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立，大克鼎也正式入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开馆时，大克鼎与另一件国宝大盂鼎一同展出，轰动全国。大克鼎是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德鼎西周成王（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陈翔九汪敬之先生捐赠 通高78、口径56、腹深35.4厘米，重84.86公斤。 敛口折沿，鼓腹圜底，一对立耳甚大，下设三条柱足。口沿下饰三组外卷角兽面纹，由两条夔龙组成，两侧配置倒置的夔龙纹，足上部饰浮雕状外卷角兽面纹，内壁刻有铭文。 【铭文】唯三月王在成周，行武王（福），自蒿、咸，王易（赐）德贝廿朋，用乍（作）宝尊彝。 【翻译】德鼎“德”是周臣，此鼎文记录了“德”跟随着周成王，自蒿地前往成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为周武王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之后，周成王赏赐给“德”二十朋贝，即四十串贝币。贝币，就是钱。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层次也不甚丰富，表现出了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此鼎是1962年汪敬之先生与陈翔九先生一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当年此鼎成为上海博物馆馆藏中的第二大鼎。德所作之器共有四件，其捐赠德鼎的是其中之一，上海博物馆现藏有德鼎和德方鼎，另两件德簋、叔德簋流失在美国。 四羊首瓿（bù）商代晚期通高38.8厘米，口径31.6厘米，底径29.1厘米，重1.4千克。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 瓿是一种盛酒器。 此瓿大口，短颈，广肩，深腹。肩部置羊首四具，间隔一鸟。腹部上沿饰有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腹部饰乳钉纹，圈足饰兽面纹，并有三方孔。四羊首瓿的羊首是通过分铸法制成，即先铸成瓿的主体，然后在肩部留有孔道，再在孔道上搭陶范铸成羊首，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全器铜质矿化，生成碱式碳酸铜，表面光泽翠绿，精美而神秘。 这件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装饰而闻名，不仅在器形上，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都具有高超的手法，被誉为传世国宝。 四羊首瓿的出土，为研究商代晚期的艺术和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四羊首瓿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纹扁足鼎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通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千克。 扁足鼎，传世和出土均很少。此鼎立耳、方唇、圆底，与其它商代晚期的扁足鼎一样，这件扁足鼎也是浅腹，器身的花纹抽象而神秘，下置三个龙形的扁足。每一个扁足既薄又宽，且两面都有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龙尾斜卷成落地的支撑点，这种扁足的设计使鼎的支撑点缩小到最底限度，但整个鼎却具有很好的稳定感，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鼎的腹部饰长鼻兽纹，图案结构别致协调。这件鼎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都很和谐，纹饰繁缛富丽。三条夔龙变足格外生动，与鼎腹的精美卷云纹和雷纹相映成趣味。如此清晰，如此灵动，构思非常巧妙，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 兽面纹罍（léi）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一前11世纪初）高43.5厘米，口径18.6厘米，重9.7千克 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 敞口外撇，方唇，高颈，圆肩深腹，圈足外撇。两侧肩饰兽首耳，另两侧腹下部饰牛首鋬。颈部饰弦纹两道，肩饰六处火纹，间有八处乳钉纹突起，辅以龙纹。上腹饰兽面纹，下腹连鸟蕉叶纹，圈足饰兽体目纹，雷纹为地，兽目突出，大小相辅，错落有致。　　 此罍圆润端庄，缛丽精致，大气而不失秀美。阴线刻抽象变形的兽纹与极其写实的牛首相对应，虚实结合，装饰风格在商代晚期的青铜罍中极具特色，是相当罕见的珍品。 亚＃方罍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重29680克 罍，方体，方口，有盖，直颈，肩部两侧各有一兽首衔环，鼓腹，正背两面各有一浮雕兽首，腹部正面下方有一兽首鋬，方圈足外撇。盖、颈、腹、足上均有8条纵向凸棱，盖作屋顶形，顶上有一钮。钮、盖、腹部饰兽面纹，颈、肩、足部饰夔纹。 全器的纹饰以极细丽的云雷纹为底纹，自上而下装饰六层浮雕状的花纹。口沿、腹上部、圈足装饰凤鸟纹，肩部饰对称龙纹，中间有大卷角正面兽首，腹中部及下部饰兽面纹，下端为利爪，兽角、龙尾等处耸出器表，凸出的纹饰以各种阴线为装饰，透露出狞厉神秘之美。 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此罍具雄奇厚重，精美瑰丽，是典型的“三组满花器”，代表了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盖、器有9字对铭，盖铭2行，器4行：亚（音酗）者（音司）以大子尊彝。铭文大意是：为祭祀历代先王后妃及太子而做该器。罍的颈部铸铭文两行四字，“孤竹亚＃，孤竹是国名，亚＃是作器者的姓氏。 孤竹国就在现在河北东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1973年，在曾经的孤竹国境内（现在的辽宁喀左县），发现了一批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面就有“孤竹”的铭文。 亚＃氏是商朝的一个贵族家族，其祖先亚＃是商王武丁的得力干将，曾在武丁的征伐中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受到了武丁的奖赏，亚＃方罍就是亚＃氏留下的珍贵文物。‌ 说明:此器名“亚＃方罍”，第二个字属于古汉字，上博在此器的铭牌上可以打出来，但本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只好用＃代之，实属遗憾。 牛首兽面纹尊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 敞口，内收颈，折肩，弧腹，圜底，圈足。肩饰透雕牛首铺首。腹饰外卷角形兽面纹，圈足有圆形镂孔。 兽面纹盉（hé）商晚期（公元前 13世纪一前11世纪）盉（he)，盛酒器和盛水器。古代将水称作“玄酒”，用来调和酒液浓淡，此器物用于调酒。此外，盉液可以用作盥洗。盉的形制为大腹敛口，前有长流,后有整鋬（pàn），把手)，有盖，下多为三足。始建于夏代晚期，至汉代比较流行。 西周晋侯苏钟 西周晋侯苏钟又称晋侯稣钟，1992年出土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 晋献侯的名字是苏，也被称为稣（su），苏是晋国第七代君侯，晋釐侯之子，周宣王六年至十六年（前822年—前812年）在位。其在位期间，因跟随周王征战东夷并取得胜利，受到周王的赏识和赐予，晋献侯为报答和颂扬天子的恩德，铸造了两组共16枚编钟，钟的表面刻有铭文，共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枚钟上。钟上铭文全部为利器刻凿而成，刀痕至今非常明显。所铸之钟被称为“王赐苏钟”，铭文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经过及周王将晋国的部队夸为周王室的“宿卫军”及周王的恩宠等文字。16枚编钟。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这套编钟“王赐苏钟”又称“晋侯苏钟”，因为钟的主人是晋献侯苏。 铭文概述：西周宣王六年，晋国国君晋献侯苏受命率军参加周宣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正月上旬，周王由位于陕西的宗周赶赴东部，于二月中旬到达河南的成周。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后，三月下旬周王带领大军到达今山东境内，在此分兵出击。周王命晋献侯苏北上攻击夙夷的老巢，先后攻克两邑后与自己会师总攻。晋献侯苏作战十分勇敢，大获全胜，在整个战役中斩首380人，虏敌94人，功勋卓著。战争结束后，为了表彰晋献侯苏的战功，周王在宗周的宫殿之中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先后赏赐给苏马匹、弓箭和祭祀用的香酒。 晋侯苏钟不仅是一套无价的国宝文物更是一本研究历史的“古籍”。且西周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晋献侯苏死后，这些“王赐苏钟”被用作陪葬。此外，晋献侯苏的统治时期与《史记》中的记载相吻合，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晋侯墓地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这套编钟是西周晚期晋献侯的随葬品。1992年8月，晋侯墓地8号墓遭到盗掘，大量随葬品被盗往国外，其中有14枚流落到香港古玩肆中；10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被盗的8号墓，出土了刻有铭文的两枚甬钟，铭文分别为“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帮助下斥巨资将14枚编钟买回。经过与晋侯墓地考古出土的两枚编钟对比，铭文前后相连，它们的价值得以确认。 西周晋侯苏钟是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2002年，西周晋侯苏钟被被国家文物局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西周仲义父缶霝（líng）　　西周晚期高44.2厘米，腹径31.1厘米，深35.3厘米 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法门镇任家村。与仲义父缶霝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著名的大小克鼎等。缶霝出现于西周晚期，沿用至春秋，是一种盛酒器。 母癸甗（yán）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通高38cm、‌口径23.3cm，‌重量为4.7kg。‌宋景文女士唐祖诂先生捐赠 甗，蒸食器。分上下两部分，有的连体，有的分开，上部的甑（zeng）用于放置食物，下部的鬲（Ii)用于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bi）隔开，用火煮水后蒸熟食物。 造型具有西周早期的特征，‌包括侈口深腹，‌口沿上有一对绹索状立耳，‌束腰分裆，‌三足下部作圆柱状，‌腰间有一兽首鋬。‌口下饰有三列云雷纹组成的环柱角兽面纹带，‌展现了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典型装饰风格。‌ 西周鄂叔簋（guǐ）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高18.5厘米，口径18.1厘米，底边方座15.1厘米。 鄂叔簋簋是一种盛放饭食的器具，方座簋是西周初期开始出现的新形式。鄂叔簋方座下有一个小铃，至今保存完好，稍有晃动即会发出悦耳的声音。方座表面饰鸟纹，极工整。 龙耳尊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一前7世纪上半叶）重量：29050g 该尊的体型较大，腹两侧饰龙形把手，龙首回顾，尾上卷，有四爪与腹相接，相接的部位有明显的结疤焊痕，这是先铸成器再覆铸龙耳的铸焊痕迹。肩饰斜角雷纹，主体满饰瓦棱纹，圈足施雷纹，这些纹饰构图都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显示了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 交龙垂鳞纹鼎春秋晚期（公先前6世纪上平叶一前476年)高23.5厘米，‌口径15.7厘米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宁公大墓中出土 鼎口沿立有外撇的附耳，深腹，腹中部内收呈束腰状，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底下置三个粗壮的蹄形足。这种束腰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楚文化因素，不见于其他区域。口沿以及附耳内外侧均饰浅浮雕的变形交龙纹，口沿下饰有双钩的交龙纹，中腰部有一道箍状弦纹。下腹部饰有四周层层相错的垂鳞纹，垂鳞纹上还有细密的交龙纹。足根部为圆目高突的兽首，其下还有浅浮雕的变形交龙纹。在腹部均匀分布着六个失蜡法铸造的龙形附件，姿态十分怪异，龙首作回顾状，头上有一对弯曲盘旋的双角，尾部分叉，双足与器腹相连接。 交龙垂鳞纹鼎是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之一，也是目前所见到的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之一。 战国商鞅方升 全长18.7厘米，升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周边及四角平正垂直，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 器外壁刻有铭文75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即商鞅，该件器物因此得名。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战国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陕西蒲城县），后转发至“临”地，晚清出土于蒲城县。 战国商鞅方升是国宝级文物，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是秦统一六国后造量器的标准器具，此器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 2013年8月19号，“战国商鞅方升”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五牛枕西汉（公元前202—8年）枕高36厘米，宽68厘米，纵长17.1厘米，重4.7千克。1972年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一牛。一侧无纹饰，另一侧以虎纹及双旋纹为底，其上有浮雕立牛三头。 八牛储贝器西汉时期，高51厘米，底径29厘米，重15.2千克，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 八牛贮贝器的设计和工艺代表了古滇国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其特殊的形态和装饰反映了两千年前云南先民的生活和文化。这件贮贝器不仅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权力、地位和财富，同时也是古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此外，八牛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许多海贝，这些海贝是我国最早的原始货币之一，因此，贮贝器在古代也被用作贮存贝币的容器，相当于两千年前的“存钱罐”。 芮伯启壶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前771年）壶高40.3厘米，口径11.2厘米。 盖顶装饰卷体凤鸟纹，壶身一周50只高浮雕的蝉，横竖布满整器。 壶身颈部为一周波曲纹（或称为山纹）；腹部由横竖排列的立体蝉纹分为四个纹饰块，每块皆装饰横列的三组波曲纹；圈足为一周立体蝉纹。颈部下两侧设置兽首贯耳。器盖内同铭：“芮伯启作釐公尊彝”，意为芮国国君启为其父所作的祭器。 龙纹镈（bó)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 镈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汉族乐器。盛行于东周时代。不像钟口呈弧状，为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 豫角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角是祼酒器。设盖，器口呈弧形，卵形腹下承扁三棱形锥足。腹部一侧设犀牛首鋬，反面相同位置饰犀牛首浮雕，运用犀牛首是此器最大的装饰特色。盖面饰兽面纹、犀牛首纹。腹部两侧饰外卷角兽面纹。器、盖同铭二行七字。 羊乙爵商晚期 兽面纹壶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簋(guǐ） 簋是盛食器，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饭食。始见于商代早期，是行用时间较长的青铜容器之一。 秦公镈春秋早期高38.2厘米，宽24.5厘米。 春秋时期的大型打击乐器，主要用于指挥乐队的。 龙形磬 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磬为击奏乐器。整体呈龙形。背脊置鸟形曲棱，下设长方形孔，用以悬挂，腹下置曲踞状足部。设有十个乳钉状枚，腹部中央的大枚为奏击点，龙首部设一枚为目，其余沿边缘排列，两面纹饰相同。青铜磬属于长江流域青铜器。 梁其钟 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前771年）规格为高53.5cm、铣间31.8cm。1940年陕西扶风法门镇任家村出土 钟口呈弧形，‌舞部饰有对称龙纹，‌篆间为两头夔龙纹，‌鼓部饰一对花冠龙纹，‌右侧有一立鸟纹。‌这些装饰元素不仅美观，‌也象征着权力和尊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和敬畏。‌梁其钟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了一件极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文物，‌为后人研究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梁其钟器主名梁其，官名膳夫。钲间及鼓部铸铭文七十八字，内容为颂扬祖先功德，并表示忠心服事天子。 梁其钟传世共五件，另一说法为6件，其中上海博物馆藏3件，南京市博物馆1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件，另一件不知下落。 　　走进青铜器馆，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远古的青铜器时代。这里，500余件珍贵的青铜器珍品让人目不暇接，令人叹为观止。展品以时间为线索，展示了从公元前18世纪夏晚期至公元19世纪中叶清中期3600年间青铜礼器、酒器、‌注水器、食器、‌乐器、兵器和饰件的优秀代表作，‌展现了古人精致的生活和对艺术的追求。‌ 馆内青铜器种类繁多，‌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每一件都是古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通过这些展品，‌可以深刻感受到千年历史的沉淀和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参观完毕，意犹未尽，不忍离去。此次参观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更是对文化自信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