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床边大学

水晶球

作者：68届高一二班 金晓青

个人简历：

1962年9月一一1968年9月，辽宁省实验中学学生，

1968年9月19日一一1970年5月

辽宁省昌图县大洼公社团结大队七小队知青，

1970年5月一一1971年9月，辽宁省兴城县新立屯公社胜利大队果树队知青，

1971年9月一一1976年6月，辽宁省锦州市777厂（华光电子管厂）工人

1976年6月一一1987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无线电二厂工人

1987年8月一一1998年12月，无线电二厂工会，直到退休。现居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刚参加工作时的我。

陋室苦读

一听床边大学，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是位残疾人士，在自己的病床上修完了大学课程。而我的这个“床边大学”，讲的却是当年我上函大时的艰苦环境和历程。

虽然我一直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却基于种种原因遗憾地失去了走进大学校园的机会。但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1983年夏天，我考上了河北大学函授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为了一名在工厂上班、不脱产的大学生。要做一名边工作边学习的大学生，对于我来说，想拿到毕业文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遇到的困难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当年，由于我和爱人老魏从东北锦州调到石家庄工作的时间不长，在本单位都没分到房子，我们先是暂住在我所在的无线电二厂的母子宿舍。后来老魏单位分到了一间和他们同事、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的单元房。面积不大，也就15平方。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睡四口之家。屋里摆放着从东北带来的一对箱子、一个碗橱柜、两把木椅子和有了老二后添置的一台缝纫机，连一张桌子都放不下。我要学习，就把书本放在缝纫机上，凑合着看书、做笔记。逢到学校要考试了，要看的资料增多，缝纫机不够用了，就只好把书本摊在床边上，摆上一溜，便于查找、翻看要掌握的知识。自我感觉还不错。这也就是“我的床边大学”的由来，不乏浪漫情调吧？！

读函大时的我。

不脱产的学习，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的缺乏。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到了雷锋的钉子精神，时间是靠挤出来的。那时候我除了白天要上班工作，下了班还要去托儿所接孩子，顺路买菜，回到家就卷起袖子洗衣、做饭。那时没有洗衣机、电冰箱，没有超市，无法买到现成的主、副食。要自己买米、买面，蒸馒头、烙饼、擀面条……而且还没有双休日。家务事堆成堆，回家想挤出时间看书学习，谈何容易？等到吃完晚饭，一切收拾完毕，也早就筋疲力尽，两眼开始干仗了。这时我才真正领会到了古人为什么要头悬梁锥刺股了。

好在爱人只要在家时，只要我拿起书本准备学习，他就会把带孩子、料理家务的事全部包揽下来。他非常支持我上函大。他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而我没上成正规大学，他总觉得这方面似乎对我有所亏欠。

1983年一一1986年间，四机部（后改为电子工业部）正大张旗鼓地搞电子行业的产品许可证的审查及各个部门的评优活动，老魏当时被聘为四机部的部级审查员，整年在全国东西南北的到处跑，根本顾不上家。这可“害”惨了我。他偶尔回家一趟，住不上2一一3天，就又开拔了。我曾跟他开玩笑说：“家都成了你的旅馆了，小儿子都快不认识你了。”

少了一个得力帮手，给我在生活上、学习上带来诸多不便。记得老魏又频繁出差的某一年，赶上家属院门前修马路，挖得坑坑洼洼的，自行车都无法通过。家中没面蒸馒头了，我去较远的一个粮店买面，用自行车驮回来后，绕道临时为我们出门不便开的一个侧门，肩扛着45斤重的面袋子，上到三楼家中。本来腰椎有毛病，长年腰疼，但我不干不行啊，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心酸无助，但仍然佩服当年的自己。

当然，爱人还是非常体贴、关照、呵护我的。每次出远门之前，都细心地询问我近期学校考试的时间，那时没有手机，互通情况很不方便。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老魏必定在我考试的前一天赶回来，助我一臂之力，让我吃个定心丸，安心考试，顺利过关！

我和老伴儿老魏。

钉子精神

刚到无线电二厂时我被分配到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作，每天检测、筛选二极管、三极管是否符合各种参数要求。这项工作不但绑身子，而且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加上有定额要求，所以每天下来都精疲力尽，白天根本就没有一点时间能看书。为了挤出时间学习，在有机会的时候我马上主动地要求调转工作岗位，这些地方都是别人不爱干的、又脏又累又苦的岗位，但是时间上稍微可以自我支配一点。

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后，厂里为了加强纪律管理，杜绝厂里个别人上班期间溜出厂外干私事，要抽调车间一些人充实到厂门口做纪律检查、考勤工作（自愿报名）。我马上报了名，从事起某些人看不起的看大门工作，这样能抓住时间上的一些空当，复习备考大纲里的内容。但这项工作没坚持多久，厂里又把我们这些人分配到别的岗位上了（还是自主选择）。我当时听说净化楼三车间缺个打扫卫生的，我马上自告奋勇的应聘去了。以为每天打扫完卫生，就可以有时间看书了。

这个车间的主任姓张，笔直的高个子，黝黑的皮肤。对工作极其认真，要求严格，人们称呼他“黑大张”。二层意思：一是人长得高、黑。二是对人对事铁面无私，毫不留情，拉得下脸来。车间许多人都有些怕他。我在这个车间干了一个多月，时值春季，黑大张要求一天打扫三遍卫生，拖走廊及公共场地所有的地板，擦走廊各处的窗台，清扫女卫主间……一天下来，汗流浃背，也没有多少时间抽空看书，远非想象的那么好！周围许多人不理解我：看着文质彬彬的一个人，心甘情愿来干这活，图什么呀？傻呀！都怀疑我精神出了问题。

后来厂人事科了解到我在原来的厂里一直干检验工作，较稳重、心细，就把我调到了四车间氦质谱工艺，从事管子微漏的检测工作。离开三车间时，黑大张说了句：“我还真舍不得放你走”。这算是对我的最高“奖赏”了吧！人们哪里知道，苦也好，累也好，工作名声叫人瞧不起也罢，全都是为了多看一眼书，为了学习付出代价呀！

我到了四车间，熟悉了氦质谱检漏的工作后，我十分知足。因为在这个岗位上，我找到并拥有了较多的学习时间。在没有检漏任务的工作之余，就是我捕捉到的看书学习的机会，尤其在考试之前的准备阶段，时间弥足珍贵！别人没活干时，就三、五成群，凑到一块儿唠嗑、闲聊。我就抓紧时间，拿出在家整理好、折叠成手风琴式的学习笔记、复习资料逐条强记、硬背。

没想到一举两得，自己没荒费微不足道的零碎时光，还得到了车间领导的好评：夸我坚守岗位，工作期间不窜岗，这是事后工段长告知我的，还说：谁的眼睛都不是白长的，一个人什么样，一目了然，谁心里都有数。

哈哈，老老实实、认真学习的意外收获！

和工友们在一起（左数第二人）。

苦中有乐

在备考期间还有一段插曲。记得1983年的春天，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我们厂当时就有两名女职工因执意要生第二胎，被厂里开除。当时，厂计生办在厂大门口张榜告知：两胎以上职工无论男女都要做绝育手术（本厂双职工，其中一人必做）。当时我又“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不是缘自坚决拥护当时的计生政策，而是为了做完手术后的十五天假期，可以为我赢得宝贵的复习、备考时间。当时二小子不满两周岁，我爱人坚决不同意我做绝育。我就瞒着他，和厂医院的医生沟通好，和厂托儿所的阿姨们打好招呼，请她们在我去做绝育手术期间多多关照我家二小子。一切都安排好后，我就毅然决然地去省医院办了绝育手术的手续。但由于当时需要做绝育手术的人太多，一时手术排不上号。

在等待手术期间，老魏不知从谁那儿得到了我去医院做绝育手术的消息，他那个火爆脾气，立马去医院，把我从准备手术的病床上拽了回来。主管计生工作的厂领导了解到我家大儿子有病，小儿子还太小的情况后，也只好让我先出院，绝育一事待以后再说。

这次我虽然躲过了一刀，但也痛失了十五天的备考时间，我心痛的源头，谁人知晓？

还记得为迎接一次大考，因家里屋子小，没地方，还怕影响两个孩子睡觉，就去一墙之隔的爱人单位办公室复习功课至深夜，忘了大院12点钟要锁大门的事了。等复习完功课，走到大门前，傻眼了：院门紧锁，值班的老师傅早已进入梦乡。我不好因为自己的失误叫醒老人家。仔细观察后，有了主意。幸亏那时大门的两侧是花墙，人上去有立脚的地方。于是我就攀上花墙的空隙处，翻墙而出。当时我还不足四十岁，还翻跳得动。

有一阵子咱们国家实行了一阵子夏时制，第二天的八点实际上是原来早晨的七点钟。在函大学习期间，有次恰逢大考，我就遭遇上了这个夏时制。本来时间就不够用，夜战几乎到天明。第二天又提前一个小时，那一整天我都是晕晕乎乎的过来的，难呐！！！

厂里组织郊游，我（前）和工友的留影。

函大那三年，几乎没过过一个完整、象样的节假日。函大的老师都是利用节假日从保定河北大学赶到石家庄给我们授课。那三年的节假日是我们这些函大师生最辛苦的日子。但在我心中，也是最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获得更多知识的宝贵时光！

还记得每逢考试前，各位老师上辅导课时，为抓紧有限的时间，经常延长课时，学生们唯恐老师强调、指明的内容、重点遗漏掉，不利考试，个个都憋着尿，不敢上厕所。等到下课，厕所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惨不忍睹！

还忘不了冬天下过大雪的冬夜，白天大雪溶化后，晩上冻成光溜溜的冰路，被大汽车、大货车的轱辘碾压成一道道的冰坎，弄得马路坑洼不平。晚上下课回来，好几次弄得我“人仰马翻”，车倒人摔。好在那时人还不算老，筋骨经受住了考验，没摔出个好歹。

有一年的年三十，傍晩时分，我正在床边，铺开战场，把书本及一堆资料摊开，准备大干一场。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爱人单位的书记、所长，办公室主任，利用职工都没下班前这段时间，给职工家属拜年来了。看到我床上摊开的书本一等资料和我一脸的尴尬，他们都惊讶的笑了。说马上过年了，你不张啰着做过年的吃的，还在忙学习，不做年夜饭，吃什么呀？我解释说，春节一过，马上要考好几门课程，平时没多少时间看书，好不容易放几天假，有点儿时间看书了，我得好好利用，我都没心思过年了。此后，在爱人的研究所就传开了：老魏的爱人大过年的还在家上大学呢！

可以说我上的这个“床边大学”，不仅是在家中的床边，更是在生活的旋涡中，滿眼辛酸泪，一腔求知情，从两脚踩出的泥水中淌过来的。

当初我报考函授大学时，厂里为了鼓励大家求知上进，说考上大学的职工都一律给报销大学三年的学费，在收到河大录取通知书后，我问厂教育科科长：“我被河大录取了，我的学费厂里给报吗？”因为我是自己报名参加考试的，所以科长很干脆地回答我：“不给报，因为你不在以工代干的岗位上，厂里没推荐你”。而厂里推荐的五名以工代干的人员只有一个人考上了。

就在函大即将毕业的前一个月，我所在的新华区教委举办了一次《我在成长》的有奖征文比赛。出于“小试牛刀”、碰碰运气的好奇，我将在函大学习期间写的两篇作文（作业）寄了过去。没想到都获了奖。组委会将领奖通知书发到了我们厂办。一时间，厂机关办公楼就炸了锅，众说纷纭。

函大毕业后不久，厂工会和厂办都抢着要我。因在基层呆的熟悉了，我不愿意去，车间也不想放。后来，还是厂领导说了话，我才去了厂工会，也许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了吧。

毕业那年的留影。

我很欣赏这段话：

生活给我蜜糖，我就安享蜜糖；生活给我考验，我就披甲上阵。生活是一株玫瑰，美丽与刺痛并存。我们既要学会静赏美丽，又要接受刺痛给予的成长！

1986年7月，我函大毕业了。爱人单位也分到了一套属于我们自己一家人住的房子。结束了我“床边大学”的生涯。

回首往事，虽然上的是所“床边大学”，那也是我这一辈子落子无悔的一段人生经历！难得而又珍贵！永生难忘！

2022年8月我（中间者）从石家庄返回沈阳和同学们相聚，几十年不见，不禁感慨万千。当年的少男少女如今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历经磨难，可我们的心却历久弥坚。

聚会上给我的特写。

文章作者：金晓青

美篇编辑制作： 高 晶

文章校对：赵宏音、乔军平

2024年8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