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逝去的青春

7252022侯文葳（拒私聊）

　　1969年在同学的鼓动下，我们班的9个女生带着对革命圣地的无限向往一起到陕西省延长县插队，因为哥哥已经去了东北兵团，弟弟是67届连窝端，已经定下来要去陕北。两个姐姐大学毕业都去了外地。我是68届，可以留下来等待分配。当我向母亲提出随要好的同学去陕北时，她真的不想让我走，但是按照那个时代风气，也没有极力阻拦。家里尽力为我们准备了下乡需要的物品。

象许多知青一样，我和弟弟每个人买了一个24元的大木箱。我俩骑自行车来回跑了140多公里，到顺义县城买到了两条花人造面被面，还跑遍京城买了一件棕色条绒外衣。我们也没有忘记给贫下中农带去礼物，都是领袖象。

1969年1月25日，我们出发了。记得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没有送我，我也只说了一句，“妈，我走了”就离开了家。

初到山村

　　一列火车拉的都是知青，先到西安，然后坐卡车颠簸了很远的山路，到达延安。我们终于看到了日夜向往的宝塔山，心里有些激动，虽然延安宝塔山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巍峨，但每个人还是在延河畔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插队的安沟公社。只见士路上轰然几声巨响，腾起一阵黄烟，吓了一跳。听带我们来的同志说那是欢迎我们的礼炮。想想大概是埋的炸药当作礼炮了吧。那是这个公社第一次来汽车，十里八村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都到公社等待知青的到来，也看看汽车是什么样。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千山万壑都是青一色的黄土，山上叫塬，山下叫沟。去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会去到一个什么样的村子，那一天可见识到了沟与塬的区别。在沟里，可以沿着河的走到村里，箱子用驴驮，道路虽有起伏，但坡度不大。住在塬上就不同了，知青硕大的箱子，有的用驴驮，有的就由老乡背着，一步一步在陡峭的山路上前行。

我们八个知青被村里的老乡簇拥着沿着安沟河向插队的村子走去。村里的娃娃，婆姨不时翻开我们的衣着，看看穿的什么。感觉走了很远的山路，天都黑了，才进到村子。（照片21岁延安宝塔山照）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二圪台村，村里只有19户人家。与左边的三圪台村，右边的林瓦村共同组成二圪台大队。农民住的都是土窑洞。

窑洞是黄土高原特有的民居形式，属于就地取材。修的时候，把一面山坡垂直刷成90度，然后向水平方向打洞。上边是半圆拱，下边是直边，挖好以后在入口处安上门窗，就可以住人了。有经济条件的可以垒石窑、砖窑。也可以在窑洞内墙抹一层灰，刷成白色。窑洞冬暖夏凉，如果地址选得好，住上百年也不会塌，地质没有选好的新窑，可能没住进去就塌方了。国家为每个知青拨了80元打窑洞的钱，但是，为了安全，我们住的都是旧窑洞。

二圪台村位于安沟河边，家家背山面水，有一个较大的院子。当时陕北农村没有电，4个男生和4个女生各一个窑洞，睡的大通铺。点的煤油灯，里面黑咕隆咚的。农民为我们准备的生活用具除了装米面的缸外，就是脸盆大小的铸铁盆。老乡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问我们“我的说话，你的骇下骇不下？”。我们回答说：“不害怕”。他们还是问“骇下骇不下”，我们还是说不害怕，反复了几个回合，终于明白，他们问的是听懂听不懂。怎么说呢，时间长了，我们慢慢懂了不少陕北话，与普通话相比，语音不同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用词不同，比如：男人管女人叫“婆姨”，或者叫“我窑里的”，大人管小孩叫“娃些”，管父亲叫“达”，劳动叫“受苦”，开始干活叫“搂操”，我们这些知青，不管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都叫“大学生”。因为那里最多只有初中，其它的学制多数人都不知道。

住下来以后，我们才明白，那个铸铁盆子原来是农民为我们准备的尿盆。当时陕北农村走向文明的口号是“人有厕所，猪有圈”。农民家里大多数都没有厕所，大小便在自家院子里，大便后石头或土疙瘩当手纸。大便一般叫鸡狗吃掉了。所以，村子里只有大队部附近有个厕所。由于路远，夜里就不能去，因此，每个家庭尿盆必备。我们在北京，家里有独立厕所。刚去不习惯蹲尿盆，住时间长了，夜里去厕所不方便，也就入乡随俗了。

访贫问苦

到农村时是冬天，活不多，按照我们从报纸和各种宣传得来的信息和当时的思维，到那里的第一件事是带着毛主席象去访贫问苦。开始村里的一位教师领我们去了好几家人都是中农家庭，感到不理想。反复问了好几次，得知山里有户人家是雇农，叫呆娃，住在山里头。一天雪后，我们四个女同学踏着雪进了山。顺着沟走了有2里地看到半山腰的窑洞。但是，山坡路又陡又滑，走不了两步就往下溜，根本上不去。幸好一个同学穿的布底鞋，勉强爬到半山腰拿了把老撅，一步一个坑地为我们开路，才算到了这户人家。看到这一家人，我们都惊呆了。黑洞洞的窑洞里，土炕上连张苇席都没有，爬着几个光屁股的孩子。孩子的妈妈因为小时候生病中风，嘴歪眼斜的，正朝我们乐。孩子的父亲长期喝山里的泉水，生的大骨节病。打量着这户人家的窑里，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墙上钉着的木板上，却有四本毛泽东选集。这让我们拿着毛主席象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如果带的是吃的或者穿的该多好呀。那时我们第一次知道，在中国还有如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后来，这家的一个孩子，不幸病死了，按照当地的习惯，死了未成年人，用碎石掩埋在河床边上，发大水时让洪水带走。

这次访贫问苦对我们震动很大，以后每次回北京，我们都要带回大包的米花，很多水果糖，女孩子们喜欢的发卡，让村里每个小孩子都能吃上，每个女孩子都能带上。

砍柴

　　下乡以后，我们过上了农民的生活。拿到的粮食是玉米粒、麦粒，驴推磨，一个上午只能磨几十斤，我们八个人几天就吃完了。烧的柴火要上山砍，成堆的柴火，用不了一个月，就剩一半了。没有蔬菜，只有农民汲的酸菜和盐巴。刚到农村，有人为我们做饭，柴火也是生产队帮助我们砍好的。我们从小受共产党教育，懂得到农村本来就是应该吃苦，而且应该自力更生。有一天我决定大家上山去砍柴，于是，带着老撅上了山。当时的黄土高原，阳面坡地都开了种庄稼，阴面山坡生长着满山坡的灌木，最多的是狼牙刺。狼牙刺耐旱，耐瘠薄，是黄土高原最适合生长的植物，对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那个时代，人们没有环保意识，为了生存，一架山，一架山地把灌木齐根砍光，用作柴烧。越砍离家越远。我们当时同样没有环保意识，只是学着农民去砍柴。砍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们很快就砍倒了不少小树，但是要把这些柴拿回家可犯了难。大家无可奈何地看着满坡的柴休息，守株待兔等待乡亲到来。终于等来了村里一位壮年人。他用荆条拧成绳，把柴一根一根摞到一起，用老撅在枝枝权权的柴捆上有顺序地上砍，用绳紧紧地捆上两道，就做成了四四方方的柴捆，再绑了两道可以背的荆条绳圈，我们就能背着柴下山了。这个活叫梳柴。象用梳子梳头一样，用老撅把七枝八叉的柴理顺。这位老乡一边帮助我们梳柴，一边念叨着“运动真厉害呀，怎么把娃们弄到这里来老受苦”。无论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是自愿来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的，是来农村扎根的，老乡只管摇头。他说经常会有运动把城里人弄到这里，待上一阵，就会离开，我们也不会待长久的。那会儿，我们还抱着扎根农村的决心，哪里听得进他的话。总归他帮我们梳了柴捆，也教会了我们，冬天燃料的问题已经无忧。

快乐的春节与节后的贫困

　　我们到陕北后半个多月（2月16日除夕）赶上春节。农民过春节非常热闹。陕北人把小米、玉米面磨的特别细，掺水，发酵后，摊在直径大约15厘米的鏊里，做成一个个小发面饼，熟了以后，饼子再合成半圆，两面焦黄，陕北人叫馍，非常好吃。我们初来乍到，什么也不会，就由生产大队书记的母亲，盘腿坐在炕头，一排4个鏊，一个一个摊，摊了整整一笸箩的小饼。过年，农民还酿米酒，带着酸味的米酒，我们也品尝了自酿的米酒。由于已经和村里的文子”娃都混得很熟，大家一起快乐地吃着馍，唱着歌，度过了离家的第一个春节，尽管想家，但是我们没有哭。

　　节后和农民一起去“受苦”。在我们到农村之前，这里的女娃基本不下地，由于我们的到来，一群女娃和我们一起干活去了，干活之间说说笑笑好不热闹。聊天之际，有的女娃就说起，村子有些人开始出发要饭去了，我们非常惊愕。原来，每年春节一过，正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村子里有几家就要断粮，有些老人要饭是因为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家中的孩子们吃。像前面说得呆娃年年都要去要饭，还有一些家中缺少劳动力的老人，也要去要饭。直到阴历五月端午，才能够吃上新麦子。

农村的劳动价值是按照一年的收入计算的，男的青壮年干一天可以挣10个工分，男的老人和小孩大概是8分，妇女7分。我们去的前一年，一个整劳力一天工作的价值是0.15元，相当于一斤多麦子，也相当于北京三根冰棍钱。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一个农民，辛辛苦苦干上一年，如果收成好，仅仅能够养家糊口，要是收成不好，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我们不知道当时毛主席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想的，当我们明白在这里工作一年，仅仅能够把自己喂饱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曾经的理想抱负，特别是当时常常喊出的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口号，一下变得那么遥远。

清明蒸老馍

　　别看陕北人穷，吃粮食可比较讲究。由于玉米面磨特细，可以活成团，蒸发面糕，从来不像北京农民吃玉米窝头，粗轧轧的。麦子只磨四道，蒸出馒头白花花的，好看又好吃。特别是清明，他们都要把馒头蒸的特别大，称老馍，还做成各种形状，祭奠先人。看着他们蒸的馒头很好玩，我们也想蒸回老馍。

早起幺着驴推磨。陕北的驴很苦，每天吃不饱肚子，还要转磨，一斗粮食推不完，腿就打软，卧在地下不肯起来，农民靠用鞭子抽，勉强把它抽起来，继续推，推着推着，又卧地不起，这样往复循环，一才能推完一斗麦子，有的驴实在受不了，也可能会累死在磨旁。那天，早上的驴刚刚推了两遍麦子，就不肯走了。我们看见斗里的面已经够蒸一顿老馍的，就给驴解了套，让它歇着。村子的女娃都来参加我们蒸老馍，还做成鱼、刺猬、蛇、兔子等各种花样。把馒头放在锅里，等待着掀锅的时刻，想象着一锅暄腾腾、白花花的馒头呈现在眼前，心中充满了期待。可是，一掀锅，我们都傻了眼，各个馒头爬在蒸笼上，还有点发亮。原来是面没有发。后来问了老乡，我们才明白，麦子磨两道，只有蛋白质出来，第三道和第四道是淀粉，只有淀粉和蛋白质混合的白面，才能发酵，蒸出暄腾腾的馒头，我们的麦子只磨了两道，面根本发不起来。我们在陕北插队三年，到第三年的时候，生产队终于有了柴油机的磨房，你可以根据需求，决定出粉率，60%是富强粉，85%是标准粉，村子从此告别驴推磨的生活。

麦收

　　1969年夏天，是陕北麦子丰收的一年。在陕北高原，麦子种在山坡上或者塬上，玉米种在沟里，完全是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打的粮食就可以富裕地生活，如果老天不给力，就要饿肚子。我们插队的地方，每个人平均大概有六亩麦地，收成好的时候，麦子每亩最多只能收到200~300斤。由于大部分是山坡地，没有足够的牲畜，也没有机械设备，收的麦子全靠人背肩扛。有的麦地就在附近的山坡上，有的地离村子大约在10里地。麦收可是重体力劳动，每天要翻两次山，背几十斤重的麦包，走几里山路，累得大家腰酸腿疼。农村收麦子，一般男劳力割麦，打捆，女劳力背麦子。村里男劳力给自己家婆姨，女子打较小的捆，背起不那么费力，留下大捆就是我们知青的。有一次，我背着自己的麦捆飞快下山放到场上，又去接另一个女同学，见到她已经被麦子压得泪流满面了。但毕竟是收获，大家还是喜在心头。

打麦、扬场，晾晒以后，金黄的麦粒堆成山，开始分麦子了。这里分麦子不用秤称，而用斗量。斗是木制倒梯形容器，一斗麦子大约三四十斤。斗装满以后要由权威人士抹平，这个权威人士就是生产队长。那年，我们8个知青分到2千多斤麦子，好多呀。秋收以后，又分到许多玉米，一年的口粮不用发愁了。现在想想，那时农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并没有我们这些城里人的份，我们在那里虽然也干活，但是仅仅在春天锄了几次草，就分了人家那么多口粮，对农民来讲，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中国的农民一向逆来顺受，并无半点怨言，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雨夜惊魂

　　陕北的秋天是雨季，经常阴雨连绵。一个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睡得正香，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噼里啪啦的落石的声音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赶紧说，“坏了，窑洞塌了，快跑”。拉着睡在身边的小丽，跑到门口。外边正下着雨，我们只穿着内衣，四个女孩子冻得直哆嗦。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定了定神，我想起枕边有手电筒，决定进去看看。虽然同伴极力阻止，我还是提心吊胆地进到窑洞里，拿到手电筒时，窑洞的地上已经灌满了水。我用手电一边照一边向窑洞里边走。看了看，并没有发现窑洞坍塌，只是后面的山墙上泥水突突地向窑洞里灌。大家赶紧穿上衣服，去找大队书记想办法。书记和我们住的不是一个高度，要到他们家的院子得爬一十多米山坡。半夜三更，到处都黑洞洞的。

　　由于下雨，平时很好走的黄土路变成了泥路，一路走一路打滑，好不容易爬到到他家院子，他家的大狗在漆黑中突然窜出来，朝我们拼命狂叫。（陕北的狗是真正的看家狗，很凶，有一个北京知青去给老乡看病，就因为大狗窜出，吓得后退了几步掉下了悬崖，永远失去了生命。）我们不敢靠近院子，就拼命喊书记的名字直到把他喊了出来。他很镇定，扛了一把老镢，领着我们冒着雨去看水情。到窑洞顶上一看，原来窑洞上边确实塌方了。地面塌了个大洞，直径大半米，泥水一个劲儿往里灌，全部灌到了我们睡觉的窑洞里。书记拿老镢把塌方的坑挖了挖，填了些石子和泥土，把流入窑洞的水引开，告诉我们先回去吧，白天再找人夯结实。回到窑洞，看到窑洞后面水流确实小了，我们开始淘水。大约2个小时，淘得基本能下脚了以后，我们又爬到炕上睡觉了。整个过程，我们四个人都没有掉一滴眼泪。第二天早上，房东醒来得知夜里发生的险情惊诧地说，你们怎么还敢在窑里睡呀？我们淡然地回答，半夜三更，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在陕北高原，虽然是干山万壑，但是山头是平的，每当下雨之前，就能看到远处塬上天上的云飘落到地上，越来越近，那就是雨来了。有一次，在山上干活，远远地看到雨来了，我就往山下跑。还没有到家，瓢泼大雨倾盆而下，还夹杂着雷声，大雨把我淋成了落汤鸡。当时知青点养了一只猪，老母鸡也刚刚孵了一窝小鸡，坐在窑里我默默地想，这些猪和鸡也不知道怎样了。待大雨过后，我冒着小一些的雨出去寻找，看到大石头磨下，老母鸡张着翅膀，把一窝小鸡都护在翅膀下，猪也舒舒福福地躺在别人家的猪圈里哼哼。看来这些生灵自我保护意识都很强的，只有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傻瓜。

教书生涯

　　插队干农活一年以后，生产队书记跟我谈话，叫我到小学校当民办教师。刚到农村，我们就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太落后了。全村写的大标语，毛泽东的“泽”字都写成三横。有的小孩子都10几岁了，还没有上一年级。

这里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一至四年级是出校，五至六年级是高小，我们下乡之前，这里只有初小。那一年生产队决定办高小，用许多木材盖了新教室，只有两个公办教师不够用，我被选中当了小学老师。教六年级算数的老师是师专毕业，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请我把六年级的练习题全部按照步骤做了一遍写在他的本子上，就当备课了，后来做饭的厨师告诉我，如果我不帮他把习题做出来，他的课就没法教了。

生产大队学生不多，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教室有时可以放两班分别在两个年级读书的学生。我教的是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里同时给两个班级的学生上课，一个年级的学生布置抄写的作业，另一个年级讲新课，然后，再换过来。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没有多久，就感到聆听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是一种享受。

这里小孩子上学，学费不多，但是全靠自己挣。最常见的是，背上一捆柴，到公社去卖，换回钱交学费或者买学习用具。有的家里鸡下了蛋舍不得吃，也卖成钱，换回学费。生产队分了大枣，拿到集上卖，也是经费来源。

因为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也没有教学大纲和辅导材料，我为自己设定的教学目标是：语文要教会孩子读书、写字、写文章，算术要教会孩子基本的算法。农民对学校教师特别的敬重，把孩子交到你手上是都会说一句话，“老师，不听话就打”。我们在这里教书，就希望适龄的儿童都能上学，因此在村予里拼命动员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小孩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教书上，我费了不少脑筋。

　　农村小孩，也有聪明的，对新知识很敏感，学得比较快。但也有一些学生教起来很头疼。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孩子，已经上了三年学还一个字都不认识，上课时间还经常捣乱。经过教育，上课不再捣乱，改成了睡觉。我对他的要求不高，每次下课以后，教他认字，一年下来，总算认了不少字。

我们房东10岁的女孩，通过动员终于上学了。有一次听写生字，她按照听写的顺序，一个一个字写下来，横成行，竖成列，交上卷子后一看我们都傻了眼，竟然没有一个字我们能认识。心想大概没有约定俗成之前，文字就是这么发明的吧！

一个家里世代没读过书的孩子，他的哥哥放羊，每次回来把羊赶到一个窄巷子里，一边让羊通过，一边数数，有人问他有多少羊，他会说“135对半”，你再问他有多少个，他就不知道了。也是因为数量概念不清，有一年招兵，就没去成。这家人因为劳动力多，生活还算殷实，上学的时候，家里给孩子买了当地不多见的圆珠笔。这也是个非常难教的孩子，有一点进步都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

教小孩子算术也不容易，有一道题讲的是大型无轨电车有几个轱辘，小孩子马上问“老师，什么是无轨电车？”。山里的孩子要见卡车还得去镇上，哪里知道什么是无轨电车。我就在黑板上给他们画一个，虽说没什么画功，几个轱辘还是数得清的。为了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每次回北京的时候，我总是买许多小画书，交给小孩子们保管，借阅，让他们读书，开阔眼界。

教算术最费力的莫过于除法。乘法因为有乘法口诀，又朗朗上口学生们很快就学会。除法就不同了，为了教几个不会除法的孩子，我整整用了一个假期的时间，反复给他们讲分与和的道理。

教孩子们写作文更加不容易。无论你出什么作文题，总有一些小孩把类似“天大地大……，河深海深……”等同样的套话抄在文章里，完全文不对题。我每次都是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地教他们修改作文。对于套话，由于是歌颂领袖和共产党的，那时候不敢一下划掉，就用括弧括起来。告诉他们每一篇文章应当围绕主题去写，写出特色，而不是抄写套话。学生告诉我，那些套话是以前的老师让他们抄的，并且告诉他们，无论写什么作文只要套上就是好作文，弄得我哭笑不得。

缺医少药土法看病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偏远山区，离县城45里山路，要翻两座大山，离公社15里地。公社也没有正经医院，只能算是个卫生室。农民都是过着听天由命的生活。插队3年，我们亲眼看到两个小孩子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有一天，我感觉左手食指疼，起初，仅仅隐约作痛，很快就疼痛难眠，打听到刚好有北京301医院的医生来到安沟公社，就走了十几里山沟路看医生。北京医生看了以后说是得了指头炎，是由于手被刺扎的比较深，内部化脓发炎，必须手术切开，引流才能治愈。那时只有内科医生没有手术刀，医生就找了个刮胡子刀片，用酒精消毒以后，给我开了刀，连脓水带血水排除后，用凡士林油膏浸的纱布条塞进伤口，包上纱布。后来手指头治愈以后，留下一厘米多长的伤口至今。

我是插队点的知青组长，一直坚强地面对各种困难，照顾知青点的每个同学，回到北京经常给家里人讲农村有趣的故事，从来不说怎么艰苦，以免家人担心。可是有一天，正在地头干活的时候，收到爸爸的来信，表示听到有些家长说在农村很苦，应该寄些吃的，决定以后每两个月要给我们寄一些报纸和香肠、油炒面，当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这一哭不要紧，因为正在月经期，突然闭经了，以后四个月都没来月经。由于对生理卫生知之甚少，我也没太在意，只是觉得有时上山腿发软。后来，村里来了个赤脚医生，我跟他说了情况，他给了一盒黄体酮针剂。知青点只有3个女生，没人学过打针，我就鼓励同学试试，结果拿着针管一扎，针没进屁股，歪了个85度，不能用了。老乡知道了我的事，开始每天给我采摘新鲜的益母草，放在舀水的大瓢里，放上红糖熬水，喝了不到一个月，月经终于来了。回北京后，我才把这是告诉母亲，母亲很难过，说这对女孩子是大事，幸亏有热心的乡亲们，真落下病就麻烦了。

有一次，同去的小莉发烧，听说用黄蒿在胸前搓能退烧，我就在给她搓了两个小时，第二天，烧果然退了，只是把她的胸口全都搓红了。

如今想起这些插队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由于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生活，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更加有韧性，更加坚强。

第一次回家

　　忙碌了一年，秋收以后，经生产大队批准我和一起插队的4个女同学踏上回家的旅程。从插队的地方到北京，首先需要翻2座大山，步行45里山路到县城，再搭乘长途汽车到延安，从延安乘汽车到铜川，铜川乘火车到西安，西安才有到北京的火车。整个旅程完全顺利，至少需要3天。遇到任何特殊情况就要延长旅程。我们插队的村子没有通长途汽车，带的行李又很沉，生产队派一名社员，么了一头驴，帮助我们驮着行李，带着丰收的小米、糜子、大枣我们上了路。经过一年的锻炼，翻山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到了在离县城还有一段距离的半山腰上，那个社员怕天黑赶不回家，说什么也不肯送我们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说服不了社员，只好自己扛着行李，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上长途汽车到延安时天已经黑了。当时，陕北有十几方知青在那里插队，分散在周边10个县，延安是知青的聚集地，也是回家必经之地。

　　由于到的晚，旅馆没有合适的房间，只好5个人挤在一个三人间的房子里。

那时，延安的旅馆冬天没有暖气，生的煤火炉子。我们脱掉的衣服没地方放，就搭在脸盆架子上，我的一件条绒外衣摞在最上面。累了一天，大家倒头便睡，很快就进入梦乡。半夜里，一股刺鼻的味道把我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啊，脸盆架子倒在了烧红的炉子上，我的那件条绒外衣和另外几件衣服正冒着熊熊火苗在燃烧，先醒的一个同学在灭火，两个同学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瞪着火苗发呆。我赶紧喊，着火了，快灭火啊，大家这才都行动起来把火整灭。打扫战场，损失惨重。我的一件条绒衣裳，烧掉了一条袖子和一个前襟。另一个同学的棉裤烧了一个直径大约20cm的洞。到了早上，几个同学去吃早餐，我没有心思吃饭独自躺在床上琢磨，忽然想起，妈妈在插队时给我带的钱都缝在外衣口袋里，不知哪里去了，还有陕北家门的钥匙。在屋里仔细寻找，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桌子底下静静地躺着一卷钱和房门钥匙。仔细看看，钱虽然在折叠的地方烧了几个小窟窿，但还比较完整，心中稍事轻松。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拍一张延河水宝塔山有照片是我们早就约定的计划，还要继续执行。待同学吃饭回来，又发现两个问题。一个同学的围巾带在脖子上不翼而飞，另一个同学的头发被别人剪断了一绺却浑然不知。那时，有些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以后，不像我们一样乖乖地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到了一个无人管束的地方，他们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净做坏事。这两件事无疑是这些人干的。但是，又一次的挫折没有改变我们照相的计划。于是就有了历史性的昭片。虽然夫情凝重规记录了一段难忘的故事。

　　从延安到铜川需要乘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由于返程探亲知青很多，车票不好买，必须通夜排队才能买到。我们几个轮流排队，直到清晨售票窗口开门售票。最后一班是我排队，快到跟前的时候突然通知，每人只允许买一张票。在旅馆房间里的同学聊天聊得正欢，全然不知道售票处发生的事情，我这里急得不得了。排到跟前只好买了一张票，又跟后边排队比较远的知青打了招呼，急忙跑回旅馆叫人，4个人夹到已经招呼的知青那里才买上到车票。由于车票没有买到一起，我单独上了一辆长途客车，其他四个人在一辆车上。铜川当时只有一趟开往西安的列车，如果赶不上就要等一天了。下了车到铜川火车站，我也不知道其他四位同学是否已经到了，正在犹豫，两个同学拉着我就往车站里冲，刚刚进车箱，火车就开动了，这样也逃了铜川到西安的火车票。到了西安，怀着紧张的心情混出了车站，顺利买到北京的车票，连夜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当然只是硬座车。在列车上，我开始忐忑起来，烧了衣裳，回家怎么向妈妈交待呢。那时北京人普遍不富裕，为买件可心的条绒衣裳，曾经跑遍了北京城。在插队去延安的路上只穿了三天，以后就没舍得拿出来穿过，这次回家才从箱子底拿出来穿上，谁知道，一天就烧得面目全非了。想着想着，眼睛开始不舒服起来。找了个镜子照着一看，眼睛全红了，得了红眼病。

由于父亲下放，哥哥弟弟兵团的兵团，插队的插队，没有人接我们。列车到了北京，我们大包小裹上了大一路公共汽车，我觉得跟现在的农民进城没什么两样。满车人看着我们，黑黝黝，胖乎乎的。得知我们是陕北插队回来的都表示了热情。终于到家了，敲开门，看到母亲新添的白发，听到许久没有听到的声音都有点陌生。我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妈妈，衣服烧了，长了一身虱子。妈妈没有责怪我，只是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赶紧烧了水，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烫上。

　　翻山越岭的回家之路着实不易。被人撂在了半山腰，衣服烧了、围巾丢了、头发让人剪掉一绺、通夜排队买票还差一点买不到票，害了红眼病。但是，一切都没有挡住回家的脚步。我喜欢北京，思念北京的亲人，回到北京，我喜欢骑上自行车在大马路上观风景。经历了这样的旅程，我们成熟了。从此以后，不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从来不掉一点眼泪，总是千方百计地战胜它。

从北京回乡下的时候，我们换了路线。从北京乘火车到山西的侯马，从侯马换乘一段火车加上长途汽车到河津。下车后雇农民把行李拉上步行到禹门口，从一座吊桥步行到黄河的另一岸，再乘汽车到韩城，从韩城乘长途汽车到临镇，然后翻40里山路才能到村子。这一行我们10个女生浩浩荡荡。山西河津的农民那时就很狡猾，我们下车时，无论怎么讲价他们都答应，急急忙忙地把我们的行李抢着搬上手推车，等走到离村子比较进的时候，他们就把车停下来不肯走，要求加钱。然后出来个领导模样的人出来从中调解，取个中间价。我们出发前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小伎俩，所以，把价钱控制在心理可承受的范围内。从禹门口过黄河，虽然没有什么危险，但是第一次走悬索桥，前面是很远很远的路，桥下是打着漩涡的黄汤似的河水，心里还是有几分紧张。到了韩城，我们住到最便宜的澡堂里过了夜，第二天，乘长途车到目的地天已经帮黑了。我们不同村的知青分开了，只有四个人在一起。那天很晴朗，月亮也很亮。山路上除了我们，一个其他过客都没有，从塬上走到沟里，心里还是有些害怕。想起老乡说这条沟里曾经出过豹子咬过人，身上更有几分寒意。我让大家每个人手上拿块石头，万一碰到野兽，好做防身的工具。走了4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了村庄的灯火，扔掉了手里的石头，全身都松弛下来，我们终于又完成了一次壮举。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由于过度的砍伐，黄土高原的野生动物已经少之又少，豹子这样生存困难的动物早已绝迹，否则，我们几个女孩怎么对付的了呢！

插队的日子已经过去近55年，回想起那段岁月一直历历在目，无论如何，那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