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公传

柳增胜

作者，朱留心。绘画，朱留心。

第一章 宏族才俊

东晋年间，北方枭雄频繁搏杀而争国主，南方佞臣相互倾轧而虎视皇权，南北火并，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于此五浊恶世，净宗应运而生。

欲说净宗，必首说其初祖——庐山东林寺远公大师。

远公大师（公元334——416年），另一方面，对于老庄哲学思想更是全面掌握、深刻领会。

此外，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口讷而心辩，有硅璋之质，到“性度宏伟，风鉴朗拔”。

在气质上，高尚、高洁的人格品质，博大、恢弘的气度，卓尔不群的见解，细致缜密的思辨，无论是博学有声望的年老持重之士，还是潇洒豪迈、有高超智慧、有广泛知名度的年轻俊才，都对其赞美钦服。

《高僧传》记述：“博综六艺，尤其善于老庄，性度宏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至焉。”

公元346年，

即，晋穆帝永和二年。

远公十三岁。

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交天下贤达，开阔视野，寻找人生真理， 这一年，随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

同行者，还有同母弟弟慧持。

当时的许昌、洛阳一带，不仅是儒学中心、经学中心，还是魏晋三玄之学的发源地，这里，游学者多时达数千人，可谓名流济济，俊杰云集，各种思想在此交流、交锋、交融。

远公在游学时，同学之一者为范阳卢嘏，卢嘏具体事迹史无记载，然其祖父卢谌稍有声望，曾出仕西晋，好《老》《庄》之学，后为石虎所用。卢嘏南渡，不知其所从事。

后来，其子卢徇从广州发兵，路过庐山，拜访远公，此是后话。

公元350年，

即，晋穆帝永和六年。

远公十七岁。

这一年，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

慧持从此开始读书，他学一天，当别人学十天。

慧持身高八尺，风神俊朗，是远公的追随者，也是有事相互商量的好伙伴。

公元353年，

即，晋穆帝永和九年。

道安大师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在此讲经说法，此时从其学者甚多。

第二章：追随道安

公元354年，

即，晋穆帝永和十年。

二十一岁的远公，经过八年游学，不仅积淀了雄厚的知识，而且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更重要地是结识了不少天下才俊，于海内消息，时刻通灵。然而，无论是从书本上，还是从现实中，无论是在与先生的谈论上，还是在与朋友的探讨中，都找不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可行之道。

于是，就想渡过长江，去拜访当时著名隐士范宣子，希望和他一起共同隐居。

可是，这个愿望很快破灭。

其原因是条件绝对不允许。

因为：当时，后赵国主石虎已经病死，中原地区一片混乱，处处贼寇横行，南去的路已经被完全堵塞。

恰在这时，道安大师正在太行恒山建寺弘扬佛法，其声名和德业在大众之中广为流传。

因慕其名，远公和弟弟慧持便动身北上，以期问道。

（太行恒山，即大茂山，在今河北保定境内，从春秋到明朝末年，大茂山一直被称为北岳恒山。）

远公一见道安大师，立刻产生无比崇敬之心，由衷地感到，这是他真正的老师。

于是，便与弟慧持，投簪落须，委命受业。

注，《出三藏记》为“委质受业”，与《高僧传》“委命受业”不同，委质，是放下礼物的意思，委命，是把生命或命运寄托给他人。此外，开始听讲《般若》的时间也不一样。《高僧传》是听完《般若》再拜师，别扭。我以为《出三藏记》更为妥帖。

此后，听道安大师讲《般若经》，豁然而悟，于是感叹道：“儒道九流，不过是秕糠罢了。”

这时的远公兄弟，经过八年游学，已经囊空如洗，连衣服、被子都无力购买。

有一个沙门名叫昙翼，见远公虽然贫寒，但仍旧苦学不辍，就资助灯烛之费，远公三辞，然昙翼言辞恳切至诚，道安听到后，十分欢喜，就夸赞：“昙翼这样做，真是懂人心意。”

远公也十分感动，从此开始，和众弟子一起，随道安在太行恒山，

博览经书，孜孜不倦，妙参般若，发问细微，上问道于师，下切磋于同好。

道安大师十分欣慰地说：“使道流东国的重任，就落在慧远身上了。”

公元357年，

即，晋穆帝生平元年，

远公二十四岁。

这一年，开始升座讲经说法，听众有不解之处，远公便援引《庄子》的义理为连类，采取格义的方法，令听众清楚明白地领悟，由于这种讲经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师特许远公阅读外道书籍。

还是这一年，道安大师率领徒众数百，还冀部邺城，住受众寺，常宣法化，远公随之，协助道安大师讲《般若》经。

邺城，古代著名都城，遗址范围包括今河北临漳县、（邺北城、邺南城遗址等）河南安阳北郊一带。

遗址主体在河北临漳县20公里的漳河河畔。南距安阳18公里、北距邯郸40公里。

三国时，曹操击败袁绍，在邺城营建王都，此处先后为曹魏、后赵等六朝都城，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四个世纪之久。

临漳遗址1988年被国务院定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月，发现2895件东魏、北齐石像及残件。是建国以来出土最多的佛像造像埋藏坑。

依此推断，道安大师以及远公在邺城，除登坛讲经说法之外，还建造了不少佛像，现在发现的东晋出土佛像建造风格应该是道安大师、远公所传授的方法。

第三章 艰难弘法

公元358年，

即，晋穆帝生平二年。

前燕国主慕容俊攻破后赵，势力极度扩张，而道安大师及其弟子弘法之处，正属于其管辖范围，由于国主慕容俊不太信佛法，所以道安大师处境十分艰难，甚至不得不四处转徙，面对眼前窘境，他曾经感慨地说：“天灾旱蝗，盗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

为谋修持之处，道安大师曾率徒众奔走王屋山、女修山，均因不可久居，只作短暂停留。

因为此故，远公受道安大师之托，在代县西北三十里外的抵茹山依岩石建造白仁岩寺，半山腰有洞，建好后，远公曾栖息此间，人称“慧远洞。”（详见王杲升《慧远大师首创白仁岩寺》，东林寺净土文化研究会主办《净土》杂志，1999年秋。）清代光绪年间《代县志》载明代戈谦《白仁岩记》文章说：“白仁岩寺为晋代沙门远公所肇造，有碑可考。”

但白仁岩寺毕竟局促，道安大师徒众数百，实在难以容纳，又贼逼甚切，远公等众弟子只好离开晋地南下。

他们首先经过陆浑。

陆浑，在今河南洛阳市嵩县东北一带。

汉代设陆浑县，西晋改属河南郡，县内有陆浑关，为由河北进入河南的一条重要通道。

陆浑乃伊尹故里，建安文学兴盛之处。

在这里，远公随道安大师栖身山中，“木食修学”。

所谓“木食修学”，就是吃树叶，啃树皮。

但道安大师敏锐察觉到，正因为陆浑地理位置重要，兵家必争，所以不宜常驻，于是，在此栖息短时间后，继续南下。

第四章：夜渡黄河

公元359年，

晋穆帝生平三年。

这一年，远公等400多名弟子随道安大师离开陆浑，乘夜渡过黄河天险，昼夜兼程，向南进发。

他们借着电光，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只见有两根系马的方木，两木之间挂十只笼子一样的马蔸，可容一斗左右的饲料。

道安大师走到门前，大喊一声：“林百升”，主人听见有人喊他名字，急忙出来接待，见是一群并不认识的和尚，以为遇到神仙。

事后，慧远等众弟子问及其中缘由，道安大师笑答：“双木为林，一个马蔸可盛十升，他一共挂十个，不是百升吗？”

远公及众弟子恍然大悟，无不佩服师父的机敏睿智。

第五章：分张徒众

从公元360年至公元364年，道安大师率领远公等众弟子一直在陆浑至南阳一带的路上开展弘法活动。

公元364年，

晋哀帝兴宁二年。

远公随道安大师南下襄阳，途经南阳治下的新野，道安大师意识到：“不以国主，则法事难举”。

为了多方弘法，道安大师决定于此分张徒众，具体做法是：命法和入蜀，以彼处“山水可以休闲”；命竺法汰东下扬州，并说：“彼多君子，好尚风流。”

竺法汰话别道安大师时，说：“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于焉相望矣。至于高会净国，当期岁寒耳。”

第六章：破除心无义

竺法汰与道安大师分别之后，在东下途中，偶感微恙，不得不暂时滞留荆州。

消息传来，道安大师急派远公代表自己前去慰问。

远公到了荆州，侍奉竺法汰养病数日。

病愈，竺法汰告诉远公：荆州盛行“心无义”，实为外道邪说，必须破之。于是，大集名僧，命弟子昙一和远公一起与“心无义”宣讲人物道恒论战。

心无义，是东晋中期的义学僧支慜度创立，它吸收了魏晋玄学的“贵无论”。

所谓心无，就是无心于万物，但承认万物实有，也就是空心不空物。佛教认为，万物皆空，一切皆有因缘合和而无自性，心无义显然与色空的观念抵触。

论战之时，昙一和道恒各据经典，针锋相对，往复不已，难分高下。

争至夕阳西下，殿内昏暗，双方于是相约，明日再辩。

次日，远公出场后，几次攻难，道恒理屈词穷，不住用塵尾装模作样地拂扫桌面，这时，远公问：不是说心无障碍吗，不快回答问题，在哪里像穿梭子一样，来回摆弄塵尾干什么？

在座诸人一起笑起来，道恒顿时逃之夭夭，诸人一哄而散，从此，心无义在荆州绝迹。

第七章：襄阳弘法

公元365年

即，晋哀帝兴宁三年。

远公随道安大师在南阳时，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习凿齿于本年度四月五日，致信道安，邀请他和远公等四百多名弟子去襄阳弘法。（信中说：“兴宁三年四月，凿齿稽首和尚。”见《宏明集》，习凿齿《与道安书》）

年底，远公随道安大师南下襄阳。

到达襄阳后，住白马寺。

道安大师一住下，习凿齿立即前往拜见，见面后当众手指自己介绍道：“四海习凿齿。”

道安大师用手指天，应声而答：“弥天释道安。”

道安大师诙谐之中饱含的豪迈之气，令习凿齿十分折服。

他们二人的对话，机锋相对，禅意盎然，被一时传为佳话。

自这年起，远公随道安大师住襄阳，奔袭暂息，诸事暂时得以安定。

道安大师志高才雄，在襄阳的十五年间，除广泛弘法外，更是不懈地翻译、注释佛经、制订戒规，不仅为佛教在襄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佛经自汉代传译以来，因年代久远，往往不知译者，奥旨难寻，道安大师努力搜寻佛典，将其校阅过的佛经编篡成《综理众经目录》，时间跨度为：上自汉光和以来，下至东晋宁康二年（公元374），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部经典目录。

道安大师写的很多经录，如《安般注序》《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序》，详考译者和年代，阐发经典要义，指出流传历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道安大师还抄录不少经文，加以辨伪，指出佛教和其他经文的区别。

此举开创了目录学、史料学，使后来编纂佛经有所依凭。

在襄阳时期，道安大师尤其重视研究般若学，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作《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钩深致远，穷其奥旨。

远公善述文，在资料梳理、典藉校勘、文章润色等方面是道安大师最主要的得力助手,一些重要的铭赞，道安大师会放手让他去做。

在襄阳期间，道安大师还制定了一些戒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食法，三曰步萨差使悔过等法。”这些戒律，远公不仅参与细节的制订，而且力行恪守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发扬光大。

正如汤用彤所说：“道安六时行道，已有倡导之事，其后慧远乃行其道也。”

第八章：构建寺庙

在襄阳，有五座寺庙，可以见证道

安大师以及远公等僧众的千秋功业。

第一座寺庙是白马寺。

来襄阳后，道安大师和远公等众弟子住在由习凿齿资助修建的白马寺中。白马寺位于襄阳习家池内，在这里，道安大师讲经弘法、教化一方。

第二座是檀溪寺。

道安大师率400多名僧众来襄阳，白马寺庙狭，就在大众资助下又建檀溪寺，檀溪寺建于如今的襄阳卫校内，按史书记载，有“五层之塔，房舍四百”，是东晋时襄阳最大的寺庙，从远公文章中可以知道，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檀溪寺的构建，并对资助人、建寺人以及各种具体情况都十分了解。

寺庙建成后，道安大师打算铸一尊丈六释迦佛像，佛像的具体设计、建造都完全由远公负责实施。公元375年4月8日，佛像建成后，远公《晋襄阳丈六金像赞序》也同时完成。

在赞序中，他讴歌了释迦摩尼佛的伟大德业，抒发了渴见佛陀的愿望以及弘法的心情，赞序最后记述了金像建造的经过。

从远公文章之中可以看出，金像是远公反复揣摩、精心构思、心中有了精准的形象后，再指导自己的门人铸造的。虽然制作的十分精美，但用的时间并不长。

远公的这篇赞序是我们研究他在襄阳时期思想、情趣、弘法经历的一篇重要文献。

大佛建成不久，前秦国主苻坚派人送来外国金箔倚像、金座像、接珠弥勒像。

送来的外国佛像之中，有一尊铜像形象古怪，不为人所重。

道安大师说：“佛像形象虽佳，但髻形不相称。”于是命远公和众弟子在铁炉中锻冶髻形，不一会，一颗舍利子，光焰焕发，照亮满堂。

道安大师说：“佛像既灵异，就不必再费力。”

众人这时始知师父之用意。

此后，远公协助道安又于郭西精舍建丈八金铜无量寿佛。

第三座寺庙是谷隐寺。

道安大师来襄阳后，很多人仰慕其大名，纷纷投其门下出家为僧。

僧人渐多，于是，在当时襄阳各位名士的资助下，道安大师和远公等弟子建造了谷隐寺。

谷隐寺位于习家池的西边不远处。其建成后，屡经兴废，在抗战时期被毁。只寺前两棵银杏树，历经千年尚存。以情理而推，谷隐寺所建时间应在檀溪寺之前。

　第四座是铁佛寺。

铁佛寺则流传着一个道安大师用铁佛镇水的传说。

东晋年间，汉水从城墙的西门外流过，时有水灾。

道安大师率远公等众弟子和习凿齿铸佛像“以镇海眼”，铁佛寺因此而建。

铁佛寺的大殿保存至今，位于襄城惠民医院院内。

　　第五座是甘泉寺。

这是远公单独主持修建的一座寺庙，从筹资到寺庙布局，从佛像设计到其他具体事宜，远公事无巨细，一一悉心筹办。

甘泉寺是道安大师对远公高度信任、放手施为的一个见证。

它表明，远公在协助其师筹办一切事宜的同时，还独立开创一些巨大的僧团基业。

2012年10月，有市民在襄城郑家山东南面山腰处发现了“甘泉”二字石刻，为甘泉寺的定位提供了依据。（参见“2012·襄阳道安论坛”文献）

自道安大师、远公在襄阳弘法建寺庙之后，佛教在襄阳日渐兴盛。至乾隆年间，按《襄阳府志》的记载，襄阳周边已经有大小寺庙近百所。

第九章：暂住江陵

公元373年，

即，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

此年，桓温之弟桓豁为征西将军，桓豁礼敬沙门，曾经悉心照顾病中的竺法汰，闻道安大师在襄阳，便盛情邀请其师徒去江陵弘道，此时，远公便随道安大师应桓豁之邀，暂住江陵。 次年，朱旭序镇守襄阳，因久慕道安大师盛名，再三恳请桓豁放还道安大师，此时，远公只好又随老师返回襄阳。

朱序常常去道安大师居住的白马寺拜访，逢人感叹道：“安法师道学之津梁，澄冶之炉肆矣。”

第十一章：驻锡匡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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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81年，

即，晋孝武帝太元六年，

远公一行几十名弟子离开荆州上明寺，南行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高耸，环境清净，四野空旷，足以息心，便决定在此住下。

远公于是率众入山，作进一步考察，只见庐山北麓有一龙泉庵，因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已经十分衰破。此时天气炎热，众僧大渴。

远公于是发愿：“如若此处可以建立精舍弘法，请神灵助力保佑，让地下涌出佳泉。”

说完，以锡杖驻地，只见一泓清泉，汨汨而出，于是，众人心下大悦，就以庵作精舍，名为龙泉精舍。

今天，人们瞻仰东林寺，在大殿后面可以一眼清澈的水井，石上刻有：“卓锡泉”，据传这就是当年慧远大师以杖叩地出水之处。

第十二章：西林东崖

据远公在《庐山略记》中说：

精舍西边有一片杏林，是董真人所植。

董真人名奉，字君宜，晋安郡侯官人。

善于医治各种疑难杂病。

凡是治愈者，不收取任何钱物，但要在山上种杏树五株，久而久之，一片茂密的杏林便郁郁而生。

精舍东边有一悬崖，没有人能够攀登上去，曾经有山民看见一个穿和尚服装的人，凌虚直上，到了悬崖顶部，则回身蹲坐，不久，与云气一齐消失。

由远公的记载可知，他在进入庐山之后，对周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了解的一清二楚。

第十三章：驱蛇行者

远公与众弟子在龙泉精舍安身之初，苦于山上杂草丛中蛇太多。当然，蛇不会伤害僧人，但却给修道、弘法以及出行带来很多不便。

一日，从山下走来一名行者，前来侍奉远公，此人善于驱赶蛇虫，不知他用什么招数，自来后，蛇便不见踪迹，人不知其名，便呼为“驱蛇行者。”

第十四章：重逢慧永

远公驻锡庐山之后，住在西林寺的慧永法师闻讯欣喜异常，立刻前来拜会，故知异地重逢，不胜感慨。

二人原来就约定同去罗浮山，因道安大师留远公在自己身边，慧永就先行去岭南，不料走到浔阳，被太守陶范所留，只好住西林寺弘法。

今日二人在此不期而遇，不知是巧合，还是是天意。

慧永潜心经典、性情谦和、待人诚恳、善于辞令。

他除在西林寺修行外，另外在旁边山岭置一茅室，名曰“凌云精舍”，室内香气四溢，禅思之时，身旁有一白虎相伴，有人来访，便将虎遣至山上。

但若远公去访，白虎温顺如猫，众人感到不可思议，只有慧永法师知道因由，他对远公十分钦服，时时请益。

第十五章：庐山转经

公元382年，

即，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远公来庐山息心的第二年。

浔阳一带遭遇百年大旱，沟河无水，地表干裂，禾苗枯死，人畜多病。

远公见此不觉忧心，便率众弟子在龙泉精舍转《海龙王经》求雨，经未转完，一龙从精舍旁边溪水中腾起，迅速变大，顷刻之间，庐山周围数百里普降甘霖，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是年，五谷丰登。

贫苦百姓无不感谢远公及其弟子之恩德。

于是，改龙泉精舍为龙泉寺。

第十六章：神运殿

远公及其弟子初来庐山时，慧永曾多次邀请他们与之同住西林寺，远公见慧永所居亦颇局促，就婉言谢绝。慧永见前来向远公求法者日渐增多，就找到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对他说：“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偏狭，不足相处，如何？”

桓伊于是为远公在山的东面建立房殿，即东林寺。

关于东林寺建造的位置、规模、以及竣工日期，史料记述不一。

但一则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即：远公到庐山之后，前来听讲大法者络绎不绝，最多时达万人之众，皈依者更是日见增多。远公尝思扩展寺庙，但苦于无木。

一日，梦中有山神告之曰：“不必发愁，木将运至。”远公醒后，看见眼前一池，木材次第从水中涌出，不禁大喜。

有了木材，建造大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故将此殿叫“神运殿”。

现庐山东林寺大殿后有“出木池”，据传就是当年山神从水中搬运木材的地方。

第十九章：讲经台庵

关注

随着远公的盛名远播，各地来庐山之人日益增多，东林寺已经难以容纳信众的驻足，远公只好在庐山及其附近的柴桑建立寺庙，这样的卫星寺庙多达十多所，其中“讲经台庵”最具传奇色彩：

据传香炉峰西南有一峰，峰顶有一巨大磐石，可坐百人，下有风洞、云顶二石头室，远公常坐在磐石上给大众讲经，故其名曰“慧远讲经台”。 远公又在台旁建庵，在此作《涅槃经疏》，疏成，掷其笔，笔停空中不落，故名“掷笔峰”。

太元年间，远公于香炉峰边，讲经台北，建上化成寺庙，一名普照寺，于庐山锦涧桥北建中大林寺；

于庐山塔尖山西北建龙泉寺；

于庐山南香炉峰下建遗爱寺……

而今，除东林寺外，以上这些寺庙荡然无存。（见龚斌《慧远法师传》）

第二十一章：译经般若台

僧佑在《出三藏记集序》说：“提、什举其宏纲，安、远振其奥领，渭滨务逍遥之集，庐岳结般若之台。像法得人，于斯为盛。”文中的提、什就是提婆和鸠摩罗什，安、远就是道安和慧远，而庐岳结般若之台，就是在庐山东林寺建造般若台。

所谓的般若台，其实就是一所精舍，专门辟造这么一处所在，远公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在此处研究大乘般若学，完成庐山佛学体系的构建。

庐山东林寺般若台，营建于公元389年，即东晋太元十四年。

般若台建造好后，提婆僧伽自洛阳南来浔阳，远公“闻其至止，即请入庐岳。”（见《高僧传》）

提婆僧伽，小乘佛学专家，“入道修学，原学名师，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昼夜嗟味，以为入道之府也。”（见《高僧传》）

远公将提婆僧伽请进般若台，

请重译《阿毗昙心》及《三法度论》。参加译经者是一个庞大的团队。

远公主持并自始至终地参与。

提婆僧伽主译，庐山僧众协助。他们采取的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焚香拜佛之后，僧伽提婆手持梵文经书，先行诵读，然后，再翻译成晋朝当时流行的语言，比丘道兹先记录下来，然后，再将翻译成中文的经文念诵给大家听，从中文的角度，看其是否合乎佛学思想、是否把握了经文含义、文字转换是否准确、语言是否顺畅。

以前在襄阳，远公曾经协助道安大师译经和整理经文，对这项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这次译经中，更是以对经文无限恭敬之心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及对语言文字信达雅接轨的态度，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实操实做。

远公殚精竭虑的严谨态度、孜孜以求的精准方法，令人肃然起敬。

次年冬，在反复润色，词意圆融畅达后，远公重与僧伽提婆对所翻译的《阿毗昙心》及《三法度论》又重新进行校正，确信万无一失，然后以为定本。

定稿时，另有众僧上座竺法根，支僧纯等八十人一齐参与。

此外，江州刺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作为檀越，也一并劝佐而共立。

在译经的同时，远公深感僧团：“初流经江东，多有未备，感禅法无闻、律藏残阙”，于是毅然决定派遣弟子法净、法领西求众经。

后二人不辱使命，逾越沙雪，旷日岁返，于408年回中土，皆获梵本，得以传译。

西域佛经和长安所译的经书，江南僧俗能够得以阅读，远公功不可没。

后秦姚兴初年，精通《十律诵》的罽宾沙门弗若多罗来长安，与鸠摩罗什共同翻译这部经书不到三分之二而圆寂，远公深表哀痛，不久，又一精通律藏的昙摹流支也于公元405年秋来到关中，远公闻讯，立即派昙邕携书问候通好，信中慨叹，佛法东流四百余年，沙门戒律所缺甚多，希望昙摹流支能将《十律诵》翻译完毕，以成胜业。昙摹流支读信后，深为感动，于是不负远公所托，滞留长安，与鸠摩罗什一齐继续完成弗若多罗未竟之业。

第二十二章：山中素王

东晋时，庐山和关中是佛教的两个中心，后秦与东晋虽是敌对之国，然秦主姚兴笃信佛教，对远公推崇备至，西域沙门以及后秦佛教徒众更是公认远公为大乘菩萨，西域佛教弟子在焚香顶礼时，必面向东方，望庐山而遥拜远公。

在江南，远公被朝廷以及大众尊为为“山中素王”，虽影不出山，迹不入尘，但却不停地化兼僧俗，前来问道听经者络绎不绝，闻者或醍醐灌顶，或茅塞顿开。

但也不乏狂徒不以为然。

一个叫慧义的沙门，自负傲慢，对远公弟子慧宝说：“你们都是一群浅薄的人，所以才对师父推服，看我难倒他”。等他到了庐山，正逢远公讲《法华经》，几次想发难，因为害怕以至于衣服之内大汗淋漓，出门告诉慧宝：“远公这个人，听他说话，再看容貌，真值得佩服。”

远公容貌严肃，有时令瞻仰者心颤，有一个沙门持如意要敬献，不敢当面和远公表白自己的心思，就偷偷把如意放在座位一边，溜之乎也。

第二十三章：化度殷仲堪

公元392年，

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

这年十一月，黄门郞殷仲堪被朝廷任命刺史，掌管荆州、益州、宁州三州军事，往荆州赴任时，因久慕远公大名，过庐山，特来拜访，并请教《易经》。

远公带他登临北涧，边走边为其释疑解难，虽转移景物不知疲倦。

殷仲堪问远公：“《易》以何为体？”远公答道：“以感为体”。

殷仲堪又问：“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吗？”

远公笑而不答。

殷仲堪于是便将个人感悟和盘托出，远公见他滔滔不绝，便指着一处溪水笑道：“君才之辩，就像这流泉一样奔腾不息。”

后人便将此溪命名为“聪明泉”。

远公夸赞殷仲堪之言，大有深意，可惜他未能理解。

第二十五章：答王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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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99年，

即，晋安帝隆安三年。

司徒王谧来书向远公致敬，说自己：年始四十，衰同耳顺。

针对其悲观，远公开示道：古人不爱尺壁而重寸阴，观其所存，似不在年长，檀越履顺而游性，乘佛理以驭心，因此而推，复何羡于遐龄？

王谧读后，大受鼓舞，精神顿时为之一振。

远公的“乘佛理以驭心,何羡于遐龄”之论，成为后世的至理名言。

第二十六章：登高赋诗

公元400年，

即，晋安帝隆安四年。

这年，六十七岁的远公与徒众三十余人游庐山石门，登高赋诗，远公兴致勃勃，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

公元404年，

即，晋安帝元兴三年。

远公于本年再游庐山，作《庐山记略》及五言《游庐山诗》，同行者刘成之、王乔之、张野皆和其诗。

远公的《庐山记略》托意深远，文辞从容，是描写庐山风光的第一篇记游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十八章：立身行道

佛法无边，是在一次次度化有情和制服外道的过程中被验证的。

菩萨，只有在与魔鬼的较量之中，才显示其神通、智慧和勇气。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格力量所发出的光辉是由对手的狡诈和卑鄙反衬出来的。

远公的庐山弘道岁月，几次惊涛骇浪，都是以桓玄为首的权臣掀起的，远公在护法的过程中，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打压，他都是不动声色地力挽狂澜。

桓玄，桓温之幼子，有大志而心存狂悖，喜交名士而常傲慢。

公元399年，

即，晋安帝隆安三年。

此年，桓玄为江州刺史，欲伐殷仲堪，路过庐山，传远公觐见，远公以“年老体衰，不堪下山”为由而婉谢，但桓玄好虚名，恐怕人指责其轻慢贤者，只好入山见远公。

其部下劝阻说：“以前殷仲堪对远公十分尊敬，你最好不要去拜见。”桓玄轻蔑地回答：“岂有此理，殷仲堪不过是死人罢了。”

于是，桓玄骑高头大马，率虎狼之兵，飞扬跋扈，直奔庐山，见到远公，看其面容慈祥，为人谦和，然其身后，有不可名状之威仪，顿感震撼，好似有一种无形的强大之力在暗自推他，慌忙下马，急忙近前拜见。

此时桓玄较劲之心迫切，便引《孝经》之句问远公：“不敢毁伤，何以剪削？”

其意是指责远公，出家便是不孝。

远公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依据《孝经》凛然而答：“立身行道。” 远公之言，襟抱宏达，品节高直，令桓玄钦服，他请教了一些老庄玄学之后，便又探问远公对讨伐殷仲堪的结果预测，见远公不答，再三逼问：“何以见愿？”

桓玄的这种提问，充满陷阱，若远公预料殷仲堪胜，必获罪于他，若预料他胜，必被他借机大造舆论，不仅和殷仲堪之间产生隔阂，还会影响远公声誉。

远公见他如此设计圈套，便淡淡而答：“愿檀越安稳，使彼以无他。”

远公此答，有五妙，不违佛旨、不屈威势、不咀故交、不问俗事、不失礼节，答即非答，非答即答。

桓玄在回去的路上，与部下谈论远公高尚的人品、卓越的才华以及论事的机智时，由衷地赞叹：“实乃平生所未见。”

第二十九章：明报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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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2年，晋安帝元兴元年，桓玄斩杀司马元显，挫败朝廷讨伐之军，志得意满，为开脱自己杀伐屠灭、从理论上否定因报论，便寄书远公，开门见山，咄咄逼人地说：

“佛经认为杀生是重罪，要下地狱受惩罚。冥界中的审判，如影相随，音响相应，我有怀疑，为什么？按佛教的说法，水火地风，四大结合而成身体，身体是灵魂积居的地方，灵魂寄居，使人的身体津液通畅，但它与身体有天壤之别，岂止是气的精粗有所不同，所以，它也没有可以受到伤害的地方，杀生并不会伤害到灵魂，灭身体也等于灭天地之间的水火一样。

又问：人类与一切生灵的本心，有许多爱欲，利己之心，是最深的欲望，若因感性欲望而产生报应，那么，佛教之道理何在呢？

再问：众生的常情是重视生命，不可丧失，产生这种常情的理由，是私恋自身的迷惑，应该开导使其达观，明白大道，对于这种迷滞，怎么用报应理论来对待呢？

针对桓玄的提问，远公总览全文，就其“立言之津要”进行解答，他首先阐明了佛教业报的内在义理，并对业报论的教化方式加以辨析，在此基础上解答了桓玄的疑问。

前后两答中，远公均首先阐明业报宗旨，作为问答的理论依据，聚散非我、处有同无的心神、无明贪爱私恋之惑而有的业报等“事”和造善恶业定受赏罚报应。

三者及其关系，构成远公业报宗旨的要点。

针对第一个问题，远公运用业报宗旨中不知“聚散非我”，则造业定受报应的道理，反驳“杀身无害于神”的谬论，以破除桓玄的我执；

针对第二个问题，运用业报宗旨中，不知“处有同无”则迷心神而有业报的道理，解释了业报与自然之说相违的质疑，以破除桓玄的法执。

我执、法执既破，则“群疑同释”，当能破除邪执。

针对桓玄所提出的为什么不晓示心性之理，直接消除私恋，还要强调因果报应的疑问，远公指出，由于众生迷滞深重，只有先讲因果报应消除迷滞，才有可能显发心性，阐明在教化的方式上，应考虑众生的根机，因材施教。

远公对因果报应之深理的进一步阐明，不仅化解了以桓玄为首的心怀不轨军阀对净宗法门的发难，而且为净宗法门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庐山弘法的岁月里，宣说因果报应，是远公一贯的讲法模式。

据《高僧传》所载：远公“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

远公的这种以宣说因果而使大众明心性的善导方式是睿智的。

正如印光大师在《彻悟禅师语录》中所言：“善谈心性者，必不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大明乎心性。”这种由事达理的教化方式，体现了净土“有门”的特征，因而被历代祖师所重视，被士林所景仰，被大众普遍接受。

自远公之后，这一弘法模式为历代诸师所遵循，世代受传，遂成不变之永则。

读到《明报应论》后，桓玄虽然赞叹远公的文章的高妙，但并没有停止他对佛教的打压逆行，继而，他又劝远公罢道登仕，远公“答词坚正，确乎不拔，志逾金石，终莫能回。”（见《高僧传》）

第三十章：沙汰沙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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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2年，

晋安帝元兴元年。

经过长时间与其他权臣的明争暗斗，桓玄得以总揽朝政，此时，他又把挑衅的目光转向佛教。

他认为沙门“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 经过一番搜罗，他列举了佛教几大罪状，诸如：“天府为之清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因此，他下令沙汰沙门，但摄于远公威望，同时又在命令后边特别提出“惟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列”。

桓玄此举，用心险恶，他抓住沙门之中确有瑕疵可指这一事实，大肆渲染，为一些本来就对佛教有成见的人提供攻击口实和朝廷条令依据，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沙门产生误解，从而站到自己身边来，以便借机消弱佛教，更为险恶的是，从表面看，他是尊重远公，庇护庐山，但仔细一分析，这完全是借刀杀人。

因为：

其一，所有的寺庙都在沙汰沙门，独庐山不在搜检之列，庐山就必然处于孤立的地位；

其二，虽然庐山是道德所居，远公望重天下，但齿亡唇寒，其他寺庙沙汰沙门后，庐山必然处于无援的局面；

其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被沙汰的沙门必对庐山和远公产生嫉妒之心。

桓玄这样做，意在挑起庐山与佛教界产生矛盾，把远公推到风口浪尖；

其四，桓玄的根本目的不是沙汰沙门，因为，个别沙门行为或有不检，则属内部事务，完全可以自己整肃。

对桓玄的险恶用心，远公当然洞若观火，他随即挺身而出，写下《与桓玄论料简沙门书》。

远公在文中首先对沙门目前出现的杂芜并存现状，表示出自己的忧郁“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混然沦湑，此所以夙宵叹惧，忘寝与食者也。”

接着，从澄清佛教的角度，肯定了桓玄这样做的积极意义：“令饰伪取容者，自绝于假通之路，信道怀真者，无复有负俗之嫌，如此，世道交兴，三宝复隆于兹”，并且说自己也“寄命江南，欲托有道以存。”

写到这里，话峰一转，对沙汰沙门的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除桓玄所说的“能申述经诰者”外，“或有福之人，内不毁禁，而迹非阿练若者，或多诵经，讽诵不绝，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年已宿长，虽无三科可记，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这类僧人也不能沙汰。

另外，辨别沙门的清浊也极为不易：“若边局远司，识不及远，则未达教旨，或因符命，滥及善人，此最其深忧”。

远公不亢不卑，通过一些合情合理的建议，不动声色地将桓玄推到了难堪的境地，

内不毁禁不可沙汰；

讽诵不绝，而不能畅说义理者不可沙汰；

年已宿长者不可沙汰；

虽无三科可记，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不可沙汰。

如果沙汰这些沙门，桓玄就是对遵纪守法者、对诵经者、对老者、对有德者有意迫害，桓玄当然不敢这样做。

最后一条建议，更是高妙完美，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话里有话，它一下子点中桓玄的痛处：“若边局远司，识不及远，则未达教旨，或因符命，滥及善人，此最其深忧”。

桓玄虽位高权重，但势力范围只在都城附近以及沿江一带，边局远司未必买账，即便买账，若借机滥及善人，还是桓玄之过，对此，桓玄一经点醒，能不精心？

桓玄最后沙汰多少沙门，史料不载，但远公一篇奇文，挫败了桓玄毁伤佛教的阴谋，使无数沙门免遭凌辱，令人击节赞叹。

远公德业，山高水长。

第三十一章 沙门不敬王者

沙汰沙门事件不久，公元402年，即元兴元年，桓玄又提出“沙门必须礼敬王者”的要求，其目的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佛教的独立性，摧毁佛教之教义。

“沙门礼敬王者”乃旧论重提，早在公元340年，即东晋成帝咸康六年，辅助晋成帝的庾冰就曾提出“沙门必须礼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人一并反对，双方反复辩论，最后，赞成何充之论者居多。

时隔六十年，桓玄再次抛出这个理论，他先给手下“八座”写信，承袭庾冰之观点，认为他当时说理不足，而何充则沦丧明教。

桓玄的幕僚王谧则与之发生激烈争论。

桓玄于是将争论的书信寄与远公，请他判答。

远公一眼看出桓玄之用意，他坚决站在维护沙门尊严，捍卫佛教教义的立场，凛然答书桓玄：“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敬王者。”

桓玄看到远公答书，踌躇未决。不多时，桓玄篡位，即下令：“道人勿复致礼”。

但远公却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写下《沙门不敬王者论》这一佛教重要著作，全文共五篇。

在家第一。

本篇主要论述：在家就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已有奉主之礼。

出家第二。

本篇主要论述出家遁世以求其志，变俗已达其道。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内不违其孝，外不失其敬。

求宗不顺化第三。

本篇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论证求宗不由于顺化的观点。主张应以“泥洹不变”来看待生死自然，泥洹冥神绝境，为无生无灭的状态，这正是佛教所提倡的人生哲学观。

体极不兼应第四。

本篇主要论述释迦与儒、道出发点不同，但终极目的一样。

形尽神不灭第五。

本篇是《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阐述的形尽神不灭思想是远公佛教哲学思想基础，远公认为神是不灭无尽的，神存在的状态是一般人无法描述的。“非卦象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其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奇幽致。”“神也者，园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神无穷无尽，不会消失，是生命运动的终极原因。

《沙门不敬王者论》是亘古第一奇文，远公以不屈强权的高尚品格，勇于担当的宗教领袖风范，卓越的才华，超强的智慧，捍卫了佛教的尊严，使佛教的精神光照环宇，说远公乃“东方护法菩萨”，当之无愧。

今天，每次读《沙门不敬王者论》，都对远公有高山仰止之敬。

公元405年，即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被桓玄挟持的晋安帝从江陵还至京师，途径浔阳时，辅国将军何无忌劝远公出山迎接。据《晋书.安帝纪》说，晋安帝是一个不会说话、不知寒暑、不知饥饱的任人摆布者。

从安帝《答慧远诏》可知，这次会见，是安帝提出要见远公的。

但远公还是以“先婴重疾，年衰益甚”拒绝了。

晋安帝只好下诏表示自己因不能与远公相见而“徒增叹恨”，并将一些礼物送给庐山。

第三十二章：沙门袒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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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9年，

即，晋安帝义熙五年。

江州刺史、镇南将军何无忌邀请远公、慧永雅集虎溪。

不久，御史中丞郑道子，写了一篇《与释慧远书论沙门袒服》，向佛教发难。（见《出三藏记》）

文中提问，“沙门袒服，出自佛教，合乎礼吗？”

远公读后，作《沙门袒服论》明确而答：“当然可以袒服”。

接着，他论述了袒服的意义：

中国虽无袒服，但古印度早已有之，对所尊表示尽敬，对神灵表示虔诚，都必须袒服，这就是礼；

从生活的角度看，动必以顺，人的行动多用右手，右袒比较方便。

至于更深的意义，在于“世尊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使名实有当，敬慢不杂。然后，开出要之路，导真性于久迷。令淹世之贤，不自绝于无分。希进之流，不惑途而旋步。于是服膺圣门者，咸履正思顺，异迹同轨。”

辅国将军何无忌读远公之文后，节外生枝，作《难袒服论》，何文据古代习俗，对“动必以顺”提出质疑，据《老子》三十一章“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责难沙门右袒：“宁可寄至顺以凶事，表吉容于丧容哉？”

为此，远公又作《答何镇南难袒服论》，文章采取先顺后逆的方法，论证佛儒旨归统一，文曰：“常以为道训之与名教，释迦之与周孔，发味虽殊，而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接着，阐明儒家之仁爱与释迦之慈悲不分优劣，在此基础上，说明儒家之礼教与佛教之戒律不同，儒家所说的吉凶避趋信条，不过是方内之人，未达大道而遵循的格言。

出家人“遁世遗容，反俗而动”，“虽貌同实异”，不以生累其神，不以情累其生，冥神绝影，生死祸福早已脱离，何须信奉这些说教？

远公与何无忌之论证，其实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交锋，在佛教面临强大冲击之时，远公又一次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三十三章：通好罗什

远公“孜孜求道，务在弘法，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咨访。”（见《高僧传》）

公元401年，即，后秦姚兴弘始三年，四大译经家之首，佛经翻译学鼻祖，凉国国师鸠摩罗什到达长安。

公元402年，姚兴之弟姚嵩致书问候远公，并介绍了鸠摩罗什的情况，姚嵩笃信佛教，早已素仰远公大名，乐与为他们二人相互引荐。

次年，远公致信鸠摩罗什，并赠法衣和法物，以表敬意。

鸠摩罗什高兴地收下远公所赠之物，并立即答书。

他以“东方护法菩萨”称号赠远公，并以为远公具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等五财”，对远公所赠法物，谦称：“人不称物以为愧”，并回赠“鍮石双口澡罐”，以备法物之数。

公元403年秋天，远公致书鸠摩罗什，探讨宗教之中一些深奥问题，二人通信现存十八章，被后人编为《大乘大义章》。

法身问题是二公商榷的主要问题之一。

围绕法身为什么会生、其像状是什么形状、它有何身、口、意业、寿命有多长、法身如何生成等等，二公各抒己见，细琢深研。

法性是二公探讨的又一个问题。远公提问：法性、如、真际这三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有不同的解释？鸠摩罗什答：实像和法性不是语言和思维所能认识的。

远公所思考的这些问题已经探入到一般人难以探测的深度，他的认识也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今天，我辈只能从文字上了解他的论题，实在难以进入他思考的轨道，更无法理解他的宇宙思维，对鸠摩罗什的论述也同样如此认知，二公相互钦佩，才智无有高下，其妙论高谈之深旨，后人岂可妄猜？

第三十四章：法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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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5年，

即，晋安帝义熙元年。

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传到庐山，远公《法性论》已完成二章，《大品般若》所说的法性名涅槃，常驻不变，不可坏不可灭，与远公的法性论甚为符契，此后，鸠摩罗什读到远公的《法性论》，对他提出的“至极以不变为宗”极为赞叹，他说：“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

可惜，《法性论》原文今已遗失。

后秦国主姚兴对远公也十分钦佩，时常致书问候并赠礼品，同时还令其弟姚嵩作使者前来赠送珠像。

第三十五章：大智论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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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经过多年呕心沥血，译完了《大智度论》，这部经典是大乘中观学派的主要论著，为龙树菩萨所作。

姚兴为此致书远公，请他为之作序，远公认真阅读后作序，并复书姚兴，谦逊地说：“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体羸多病，触事有废”，“至于研究之美，当复期诸明德”。

远公见《大智度论》卷帙浩繁，为方便阅读，组织僧众，在不失本意的基础上，将其删削而成简本，简本编成后，远公作《大智论抄序》。

《大智度论序》已佚，但《大智论抄序》尚存。

《大智论抄序》是远公重要的佛学思想著作，读者自可捧读深研。

第三十六章：世表之人

公元409年，

即，晋安帝义熙五年。

三月，广州刺史卢徇率兵略地至豫章。

兵进浔阳后，卢徇入庐山拜见远公。

卢徇乃远公作儒生时，同学卢嘏之子，虽为掌兵之人，却善书画琴棋。

有僧人劝告远公：“卢徇为国寇，与他交往，恐怕会被人怀疑。”

远公坦然地说：“佛法中情无取舍，有见识的人自然会知道，与卢徇相见，用不着担心什么。”

卢徇在山中住了几日，远公与之共叙旧情，并对他警告说：“你虽然是个风雅之士，但是却志存不轨。” 卢徇下山后，送来粮食和名叫益智的山果，远公致书答谢：“捐饷六种，深抱情致，益智乃一方异味，即于僧中行之。”

这一年的十二月，刘裕击败卢徇后，有人对他提起卢徇曾在庐山住过，并提醒说：“慧远和卢徇交厚，不是一般关系啊。”

刘裕不以为然：“远公是世表之人，不会有什么。”不仅不怀疑，而且派人入山，向远公致敬，并送钱财粮米。

僧人见此情景，对远公倍加钦服。

第三十九章：丧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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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公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前来学习的弟子，莫不依拟，曾为众人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一起执卷记录并且秉承他的旨意。

雷次宗后来另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写信嘲笑他说：“以前和你在远公面前共同领授此义，现在你把讲义写出来，称为雷氏，不害羞吗？”

第四十章：千载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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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6年，即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这年初秋，远公偶感身体不适，八月初，病重，初六，远公端坐，弟子叩首，请求饮豉酒，远公拒绝说：“以酒疗病，律无明文”；弟子又请饮米汁 ，远公摇手说：“时以过午;”最后，弟子请他饮蜜和水调和而成的浆，远公命律师查阅经文，看是否允许，经文尚未批阅完毕，远公圆寂。

据《净土圣贤录》记载：远公圆寂之前，曾三见圣相，前两次见后，他从未和人提起，第三次，是义熙十二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东龛，才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菩萨、大致至菩萨，左右侍立。

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

佛告诉远公：“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你，七天以后，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佛陀说完，又看见莲社先被度化者，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刘遗民等都在一旁，他们上前对远公稽首说：“师父早已发心，为何来晚了。”

等佛率众菩萨远去，远公把所见到的情景对法净、慧宝讲述后，说：“从我开始居住这里，十一年中，三次看见圣相，这次又看见，我一定要去净土世界了”，于是，自治《遗诚》。 据《高僧传》记载：远公圆寂后，门徒呼号悲恸，如同父母往生，僧俗前来吊唁者，比肩继踵。

远公圆寂前， 怕大众凡夫之情难舍，嘱咐弟子将其遗骸露于松下，展哀七日后再由弟子收葬。

浔阳太守以及众弟子，在山的西面凿圹开冢，庄严肃穆地安葬远公遗骸，谢灵运为远公造碑文，宗炳在寺门前为远公立碑。

远公的图像被画工画在寺中，供远近僧俗前来瞻仰。

远公善属文章，娴熟各种题材，为当时士林之翘楚，所著有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为历代所重。

远公圆寂之后，宗炳著《明佛论》，颜延之析《达性论》，周顒驳斥《夷夏论》，郑道子著《神不灭论》，皆禀承远公。（见《佛祖历代通载》）

附：莲社部分高贤简介

参见莲社的123人，除十八高贤外，其他人事迹鲜有历史记载，有记载者，或有生卒年月，或无，通过各种资料综合归纳，现将莲社部分人员生平趣事简述如下：

刘遗民

刘遗民，生于公元352年，东晋永和八年，卒于公元410年，即东晋义熙六年。

原名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汉楚原王之后。精通《老》《庄》以及诸子百家。自小丧父，事母至孝。谢安、刘裕爱其才，竭力推荐其为官，坚决推辞。因爱佛理，入庐山拜于远公门下，远公问：“官禄魏巍，为什么不要呢？”他回答说：“君臣相互猜疑，晋室没有磐石那么坚固，却有覆巢之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有什么可为的呢？”

刘裕因为他不屈服权贵而做官，就给他旌一大号，名曰：“遗民”。

过不多久，雷次宗、周续之、宗炳、张诠、毕颖之等同来庐山，远公问刘遗民等人：“诸君到这里，难道忘记游净土的目的了吗？”

刘遗民于是作《发愿文》，刻石以记事。

刘遗民曾致书关中，与鸠摩罗什、僧肇探讨经义，很受二人推重。又作《念佛三味诗》，由此可见其专念坐禅之意。

半年后，在定中见佛光照地，尽是金色。

又过十五年，在正念佛中，见阿弥陀佛，玉毫光照，垂首慰接。

刘遗民说：“要是如来为我摩顶，给我覆盖上衣服就好了。”不一会，佛为其摩顶，用袈裟覆盖在他身上。过不多久，又见自己入七宝池，莲花清白，水湛蓝，有人项上有圆光，胸上出“卍”字，指着池水说：“八功德水，你可以饮一些。”刘遗民饮后，觉得甘甜美妙，等到睡觉时，还觉得毛孔有异香，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净土缘分到了。”

这时，他请僧人替他转《法华经》数百遍，等到庐山僧人都到时，他对佛像焚香，拜后说：“我因为释迦摩尼佛遗教，才知道有阿弥陀佛，所以，这香先供养释迦摩尼佛，其次供养阿弥陀佛，再次供养《妙法华经》，之所以能得生净土，就是诵此经的功德，我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生于净土。”说完，与大众道别，卧床上，四面合手气绝。

时年五十九岁。

张野

张野，字莱民，住浔阳柴桑，与陶渊明有联姻关系。善写文章，喜交友。田宅都交给自己的弟弟，入山拜远公，崇尚净业，远公圆寂后，谢灵运作铭文，张野作序，第一次自称门人。东晋义熙十四年，与家人道别后，入室端坐而逝，时年六十九。

周续之

周续之，与刘遗民、陶渊明为浔阳三隐。少年时精通《五经》《五纬》，时号“十经童子”。养志闲居，穷研《老子》《易经》，与公卿交辟，从不屈就，布衣蔬食，终生不娶。入庐山事远公，参与莲社。

戴逵来书质疑因报论，周续之曾与他反复论战。远公将《三报论》寄与戴逵，戴氏才服。

周续之卒时，春秋六十七。

张诠

张诠，张野族人之子。喜欢读坟典，耕种之时，不忘带经书以读。曾被庾悦启用为浔阳县令，他笑道：“古人以容膝为安，如果屈志去追求俸禄，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于是，就入庐山依远公，深入研究佛教经典，有深刻的感悟，后来无疾而终，终年六十五岁。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阳人，殷仲堪、桓玄聘为主簿，均不赴任。

后入庐山，追随远公加入莲社。卒时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伦，博学，明了《诗》《礼》，入庐山追随远公，在东林寺东边山脚旁立馆。

卒年春秋六十三。

释慧永

慧永法师，十二岁出家，与远公同师道安大师，共同相约结庐罗浮山，后来远公被道安大师留住，慧永法师准备自己先去，经过浔阳，被陶范留住，于是留栖庐山，主持西林寺。

慧永法师在庐山峰顶别建一处茅室，室有异香，其常在此禅思。

因此，人把此处称为香谷，有一猛虎与他同居，人来访，将虎赶走。

远公初到庐山，曾劝桓伊为之建东林寺。义熙十年，卧病在床，忽然整敛衣服，寻鞋下地，人忙问缘故，慧永法师回答道：“佛来了”，说完圆寂，异香七天才散，遗体藏于寺庙西南，终年八十三岁。

释慧持

慧持法师，远公同母之弟，幼时读书，一日能抵常人十日，年十八，和远公同师道安大师，遍学众经，游刃三藏。

随远公一同来庐山，徒属三百，慧持法师为上首。

豫章太守范宁曾请其讲授《法华经》《阿毗昙论》，听众从四方云集而来，琅邪王珣写信问范宁：慧持与慧远哪个优秀？范宁回答：“他们真是一对贤兄贤弟”。

鸠摩罗什在关中，与之遥相钦敬，经常与他通信探讨佛法。

隆安三年，辞别远公入蜀，远公留他说：“人生爱聚，你为什么喜欢离散呢？”慧持法师回答：“如果滞情于爱聚，就不用出家，既然割舍欲望求道，正是以西方作为期望的目标。”

后来，其在成都龙渊寺，大弘佛法。

义熙八年顺寂，时年七十六。

释道生

道生法师，俗姓魏，巨鹿人，从小随竺法汰出家，面对经诰，一看就能背诵。治学之年，便登台讲座，吐纳明辨，即使是年老有资望的学士也不敢与之抗衡。

开始进入庐山时，以入道作为首要，慧解作为根本。

曾游学长安，受业于鸠摩罗什，关中僧徒，都极为钦佩他的神悟。常感叹说：“自从佛经流传到东方，翻译的人便面对重重的阻力，都是停留在解释字义上，很少有人能把意思解释的圆融通达。只有得鱼忘筌的人才可以和他论道。”

于是校阅真、俗，精炼空有，研思因果，确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大义，并且著有《二谛论》《佛性常有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他的论述，覆盖了旧的说法，奇妙而有渊源。

那些只从字面上讲经的人，纷纷讨嫌和嫉妒他。

法显曾经翻译《泥洹经》，经文有一句话：“除一阐提，都有佛性。”道生法师认为：阐提是含生之类，怎么没有佛性？肯定是经文没有全部传过来。

这种认识遭到僧众讨厌，以为他叛经离道。

他说：“如果我背经，就长恶疮，如果我说的对，舍寿之日，就登狮子座。”

后来，大经翻译过来，《圣行品》上说：“一阐提，虽然短善，也有佛性”，大家看到这里，都很惭愧。

在被摈弃后，道生法师南入虎丘，聚石头为徒，讲经说法，当说到阐提有佛性时，群石点头。

半月之内，学众云集。

一日讲经，忽然雷震佛殿，有龙升天，故将寺改为“龙光寺”。

没多时，辞别大众来庐山参加莲社，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在庐山升座说法，将尽结束时而圆寂，时年八十五。

释昙恒

昙恒法师，河东人，从小依从远公出家，十三岁便能讲经，内外典藉，无不融会贯通。

常有群鹿在他的座位周围，很驯服、很温顺。

自从到庐山，专心修净业。

圆寂之时，合掌端坐，厉声念佛，时年七十二。

释道炳

道炳法师，颍川人，俗姓陈，自幼出家，远公弟子，精通经律，兼明《老》《庄》，志节孤俊，言行一致。于念佛三味，从无间断。义熙十四年，（418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拜见，恭敬地请他为山之王，因为他讲经能继承远公的法脉，僧俗都认为他道源纯正，一致宗仰。

元嘉十八年，公元436年，集合众人念佛坐化，终年七十一。

释昙诜

昙诜法师，广陵人，自幼从远公出家，勤修净业，善于讲说，注《维摩经》行于世，曾经著《穷通论》，一明宿修，著《莲社录》，以记往生，能识鸟兽毛色俊钝性，洞晓草木枝干甘苦之味。

元嘉十七年，集合大众说：“从建寺到现在五十年了，我到西方净土，是在最后边。”说完，跏趺念佛百声，闭息气绝。

终年八十岁。

佛驮耶舍尊者

佛驮耶舍尊者，义熙八年，来庐山入社。

其事迹在远公德业简述中已叙。

佛驮跋陀罗尊者

佛驮跋陀罗尊者，又名觉贤，

其事迹在远公德业简述中已叙。

释昙邕

关中人，俗姓扬。

形长八尺，勇武过人。先是追随道安大师，道安大师圆寂后，投庐山事远公。

昙邕法师事迹，读《高僧传》原文方得趣，兹录如下：

“为远公入关，致信鸠摩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鼓击风流，摇动峰岫，强悍果敢，专对不辱。”

因为远公“神足高抗者其类不少，恐后不相推谢，因此以小缘槟邕出，邕奉命出山，容无怨杵，乃于山之西南营建茅屋，与弟子昙果澄思禅门。”

释僧济

僧济法师，生卒年月不详。

晋太元中，入庐山，从远公受学，大小各经以及事典书籍，都能游炼心报，贯通其深刻的要旨，年过三十，就出浔阳开讲，历次充当元匠，远公每次都对他说：“与我一起弘扬佛法的，就是你啊。”后来，一次在山上稍停，感到病重，于是要诚西国，想象阿弥陀佛，远公赠给他一支蜡烛说：“你可以安心静养，把蜡烛挡住记时的刻漏。”去世时，终年四十五岁。

（见《晋庐山释僧济传》）

释法安

释法安，生卒年月不详。

善戒行，兼习禅业。

法安作画像需要青铜，一时无法解决，夜里梦见一人，绕到他床前说：“这下面有铜钟”，醒后掘地，果有铜种二口，于是便造成了画像，后来，他以铜协助远公铸造佛像。（见《晋庐山释法安传》）

释道祖

释道祖，吴地人，生于公元348年，即东晋永和四年，幼年有才思，精勤务学，入庐山七年，山中受戒，各随所习，日有其新。远公每次都夸赞道祖容易开悟，如果都像他这样，就不用为后生担忧了。 同学道流撰各种经目未能完成，道祖帮助他完成。道祖后来到京师瓦官寺讲经，桓玄每次都去听讲，曾经说：“道祖后发，胜于远公，但入博不逮耳。”

桓玄篡位后，曾经让道祖做官，道祖称病不去。

公元419年，即元熙四年，道祖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释僧徹

释僧徹，生于公元383年，即东晋太元八年，卒于公元452年，即南朝宋元嘉二十九年。

太原人，俗姓王，落笔成章，颇有文采，十六岁到庐山，投簪委质，追随远公受业，遍学众经，犹精《般若》。二十岁，远公让他讲小品，当时大家不认可，等到登台，词旨明晰，听众挑不出错误。远公对他说：“向者劲敌，并无遗力，汝城隍严固，攻者丧师，反轸能尔，真是不容易。”于是，门人都对他推服。

释道温

释道温，生于公元397年，即东晋隆安元年，卒于公元465年，即南朝永光元年。安定人，俗姓皇甫冉。少好琴书，事亲以孝闻名。

年十六，入庐山，追随远公。

后去长安，又师童寿。

元嘉中，住襄阳檀溪寺。

擅长大乘经，兼精通数论。（见《高僧传》）

释慧要

释慧要，远公弟子。生卒年月不详。了解经律，长于巧思。山中没有计时的刻漏，就在泉水之中立十二叶芙蓉，随泼旋转，以定十二时，丝毫不差。

又能作飞鸢，可以飞几百步。

与远公来往密切但未入莲社者三人，今选取二人以简述其事迹，此二人者，陶渊明与谢灵运也。

陶渊明

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更名陶潜，别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田园诗人，浔阳三隐之一。

生于公元365年，即东晋兴宁三年。

卒于公元427年，即南朝宋元嘉四年。

陶渊明对远公极为推崇，

一次，听远公论事后，曾对人说：其话见识高迈，“令人颇发深省。”《杜诗注》

远公结莲社，以书招陶渊明，陶说：“弟子嗜酒，如果允许饮，就去。”远公允许后，陶渊明就去造访。因为是勉励使他入社，于是攒眉而去。

远公居庐山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

送客到虎溪，虎总鸣号，陶渊明居栗里，道士陆修静居山南，远公送二人，说话其道道合，不觉过虎溪，虎大叫，三人相对大笑，今世流传《三笑图》记此事。（见周景式《庐山记》）

谢灵运

东晋著名山水诗人。

本名公义，字灵运。

年少好学，博览群书，恃才傲物，为人推重，

公元412年，即晋安帝义熙八年，谢灵运入庐山拜见远公，一见之后，肃然心服。

欲入社，远公拒绝：“你头发黑而稠密，胡须长而美，面容与身体相戾，不是令终之相，请多积阴德，戒饬三年后可以来。”

谢灵运怒道：“学道在于心，安能以容貌取人？”远公笑而不答。（嵩仲灵《抄书记》）但谢灵运并不灰心，出资为东林寺穿凿流池三所，种植莲花，除此之外，又建译经台一处，台在东林寺后山，谢灵运在此翻译《涅槃经》，后人感怀，多有诗词歌咏，因凿池为台，植白莲池中，名其台曰“翻经台”，今白莲亭即其故地。（陈舜俞《庐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