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庄记忆（一）

张庄的二妞

致远去的大爹爹

一

我已经好久不跟孝银大伯聊天了，不光是我，庄上的其他人也不怎么与他聊天。他的耳朵在五厘米外实在是听不见什么声音了，大家跟他说句话非得把嗓子喊破。久而久之，88岁的孝银大伯成了庄上年龄最大，话语最少的老人。他虽然不再轻易听到外界的各种声音，但81年前关于他父亲的枪声会经常在他耳畔响起，刺痛着他的心。

这个炎热夏日的某一天上午，我走进了孝银大伯的家。大伯佝偻着身子，给我挪开了一张红漆大板凳。我俩坐在各自的大板凳上，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敲锣打鼓吼天吼地式的聊天。大伯向我讲述了那个永不消失的枪声的始末。其间，大伯几次眼含泪花。我很自责，让一个耄耋老人回忆自己父亲被害的经历，把那块缝补了八十一年的伤疤再次层层揭开并抖搂着给我看，我觉得自己有点残忍。但是，为了张庄的记忆，我和大伯必须痛苦地面对一次。

二

孝银大伯与我家同宗近门，都属于张家大院子这一房。大伯的父亲姓张，（名讳）福康，我称福康大爹爹（爷爷的意思）。

大爹爹生于晚清末年，从小家里就很穷，家里有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弟弟。大爹爹的父母没有土地，靠租种别人的地来维持生活。日子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就着杂米野菜稀饭，还是能把肚子填饱的。大爹爹父母为了维持艰难的日子，东拼西凑给家里买了一头驴和两块大磨盘，办起了一个简易的磨坊。这磨坊除了给家里磨米磨面，有时也给庄上人加工米面。磨坊加工所得的一铜元两麻子的收入让大爹爹一家对生活充满了盼头。

民国二十三年左右，大爹爹成家了。大奶奶是本村一户刘姓人家的姑娘。年轻时的大奶奶是大张庄公认的美丽、贤惠、勤劳、善良的女子。可是这么一个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女子，命运却没有善待她，灾难在她婚后的二十年内如影相随。

大爹爹和大奶奶成家后，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小名叫灯狗子。又过了两年（1937年），孝银大伯出生了。两个新生命的到来使这个穷家小户整日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同年，那个在中国土地上插满了膏药旗的鬼子却扼住了全中国人欢笑的咽喉。从此，整个张庄人东躲西藏，人心惶惶。

又过了三四年，鬼子把膏药旗插入了高邮、宝应和兴化三交界地——古镇临泽，距张家庄直线距离3.5公里。面对着敌人的封锁和杀戮，周边的不少村民在新四军的领导下，暗暗抗敌，大爹爹就是其中一员。由于组织纪律的需要，大奶奶对此毫不知情。她只知道大爹爹越来越忙了。

三

1943年农历腊月十六，逢三九节气，也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寒冷季节，距中国人的春节还有十多天。

日子虽苦，张家庄人秉承着祖先的传统，对农历新年还是有一份期盼的。在不被敌人侵略的空隙，他们把破碎的村道打扫干净，把土墙土壁上的蜘蛛网用芦柴秆卷走，条件好一些的人家还准备了一些香蜡纸烛等过年时到庄上的大祠堂里祭拜祖先。他们想通过自己粗陋的迎新年仪式驱走那些岛国来的恶鬼，祈祷中国生灵不要再受涂炭。可是，万事最怕可是，村民们的一切祈盼行为都显得苍白无力，以后的几年日子不仅没有变好，只有更烂。

这一天，阴风冷冷，滴水成冰，黑沉沉的老天好像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阴谋。上午，大爹爹对大奶奶说出去一下，看看是否有过年的东西要买。大奶奶对大爹爹近日忙碌的身影无暇顾及，因为家里体弱的公婆需伺候，两个不足10岁的小孩也需要照顾。庄上人也在各自的忙碌中过完了苦冷的一天。

天渐渐黑了，天气更冷了，大奶奶家里的杂菜粥已经在灶台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一家人就等着大爹爹回家一起喝口热乎粥。可是，他们还不知道，家中的顶梁柱永远也不会喝上这碗热粥了。

天黑透了，万籁俱寂，整个大地被寒冷的空气包裹着。漆黑的夜空里有一个黑影在急急前行，他时而把棉帽子压压低，时而把手伸向棉袄里摸摸那纸条是否还在。寒风中的他已经在多条偏僻蜿蜒的小道上盘行了近一个小时，巧妙地躲过了敌人在子婴河边设的卡口，再过半个小时，穿过敌人的碉堡，他就能把信送到新四军派来的联络人手里了。

临泽后河那儿有个叫万桥沟的地方，是他无法绕开之地。敌人在那儿砌着一座碉堡，碉堡固若金汤，碉堡上的一个个枪洞口像夺命死神的一双双眼睛紧盯着革命人士的血肉之躯。

快了，快了，他已经模糊地看到了前面已经被拆掉还剩断壁残垣的新隆庵的轮廓了，新隆庵后面不远处就是敌人的碉堡。他不由得更加警惕起来，弯腰用食指把落下右后脚跟的鞋提了提，敛气屏息，生怕因自己的呼吸声引来敌人。

寒冷的黑夜，危机四伏。此时，在新隆庵的破墙角处，一只黑洞洞的枪口早就瞄准了他。新隆庵南门前有一条干涸的小沟，当他冲下沟的南岸，准备再爬上沟的北岸时，敌人对着他的胸膛开响了罪恶的一枪。一道火光闪过，冒起一阵炝着血腥的白烟，这白烟又迅速被寒冷的空气包围，扑灭。此后，周围再无声响。他倒下了，带着未完成任务的遗憾，带着对一家人的眷恋。

四

恐怖的枪声刺破了寒冷的夜空，他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那沟坂下的冻土被热血融化，渗透，俨然成了一大朵血红的杜鹃花。他的生命定格在最美的三十岁。

第二天一早，新隆庵附近的村民们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他。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路边出现一具尸体不足奇怪，逃荒要饭生病的在沟坂路旁去世的太多了。

那个区的什么官来了，简单地察看一下，就吩咐村民们按照以往惯例在村外的坟地里挖坑埋掉。其中有个村民看不出了一丝不同，他说：这人看上去不是一般的人，他有枪伤，不是被人谋财害命就是被敌人杀害的。从他的穿着上看既不像有钱人，也不同于一般的逃难人。衣服虽旧，但缝补得服服帖帖浆洗得干干净净。脚上的那双青布圆口鞋的鞋底还清晰地呈现出细密整齐的针脚。建议大家找些破席子稻草裹一下再埋。村民们听之有理，就这样草草安葬了他。

五

大爹爹虽忙，但从没有彻夜未归的时候。那一夜，大奶奶越等越焦急，越想越害怕，这年月，一个人如果不能正常回家，必定是凶多吉少。天一亮，大奶奶就叫来了大院子里的几个近门兄弟，请他们帮忙寻找大爹爹，可是连着找了五六天，也没寻着大爹爹的下落。眼看就进入腊月二十四了，庄上人被战争侵袭得所剩无几的对春节的喜悦之情已经消失在死亡的阴影中。恐惧在蔓延，在叠加。

一日，庄上来了一位亲戚，他的外甥女是张庄的媳妇。他也是另一个地方的什么负责人。他们在闲话叙旧的过程中聊到了大爹爹失踪的事，这人连忙想起在镇里开会那天听说的新隆庵附近的枪杀事件。他把听说来的事讲了一遍，庄上的几个年轻男子立即往新隆庵附近的坟地赶去。

封土很薄，第一锹下去就碰到了他的手臂，说来也是挺奇怪的，都五六天了，那只被锹碰伤的手还在滴血。手臂上又盛开了一朵火红的杜鹃花。整个人还没被扒出来，大奶奶已经看到了那双由她熬了多个夜晚才纳好的千层底。这双鞋非常跟脚，大爹爹平时舍不得穿，只有每次悄悄外出才穿。这双鞋走了多少路，送过了多少信?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那殷红的杜鹃花知道。至此，在场的人还是不明白大爹爹为什么会遭到枪杀?他们在大爹爹满是灰土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但纸条上一个字也没有。在场的有个人也许就是情报组织的成员，他把无字纸条拿走了，据说他在一碗明矾水中读懂了那张纸条。

六

大爹爹牺牲了，当地的负责人也认可了大爹爹的英雄壮举，他们用从新隆庵拆下的两根好木料给大爹爹打制了一副薄木棺材。

大爹爹下葬不久，本来体就弱的父母也因承受不住丧子之痛相继离世。矮小拥挤的茅草屋里经常传来大奶奶伤心欲绝的哭声。这座茅草屋就像冬日里在寒风中摇晃的狗尾巴草，枯黄，没有生机。

此后，大奶奶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年的孩子，照顾着未成年的小叔子，日子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面对租来种的11亩地，大奶奶更是陷入了“纵有健妇把犁锄，禾上陇亩无东西”的困境。村官们知道后，派人帮助大奶奶种了四年的地。这也算是那个时代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人的一种补偿吧。斗争还在继续，革命尚未结束，整个国家的命运跟那座茅草屋一样可怜，令人心疼。

以后的五六年，无数英勇将士们重复着大爹爹的脚印，推动着革命的车轮向敌人的炮火走去，又在炮火中绽放成一朵朵永不凋谢的杜鹃花。

新中国建立后，大爹爹牺牲的故事随着生活的安定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话题圈，张庄人谈及此事的人越来越少，70后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孝银大伯成年后，由于自己认识有限，遗憾地错过了为大爹爹申报烈士的机会，但他也继承了大爹爹的遗志，和大伯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成了共产党员。再后来，大爹爹的两个孙子也参加了解放军，并光荣地入了党。

不求英名留青史，但留正气满乾坤。今天，我用力不从心的笔墨记下大爹爹的故事，并希望在史册中没留下名字的张庄人能在《张庄记忆》里有一两行文字。

写到最后，我双手合十向远去的大爹爹致敬，祝英雄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