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14）我所遭遇的狼狈和难堪

耕夫

我的故事（14）

改革开放以后，招商引资成了各级党政的当务之急。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期《武威报》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长篇通讯，标题叫《菜，货鲜人，价烫手》，反映的是武威市（现在的凉州区）蔬菜公司陷入一桩官司而不能脱身，经营陷入困境的事情。稿子发了以后，我正在家里休假。一天同事严维新打来电话说，“了不得了，闯祸了”。原来正在自己感觉良好、得意忘形的时候，蔬菜公司的合作方、台资企业企鸿公司把我告到了地委书记那里，说是稿子反映的情况严重失实。而这家企鸿公司正是地委书记王国文牵线引进的。地委书记还没有怎么发话，一向对我甚好的行署专员杨兴昌首先大发雷霆，逢会必讲：我们在千辛万苦地招商引资，我们的记者却在拳打脚踢地打压招商引资企业。更尴尬的是，在一个企业开业活动上，我走进一个会议室，杨专员和地委曾副书记正襟危坐在正面。见我进来了，杨专员劈头就问：“老尚，企鸿公司的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要我解释，却根本不听我解释，又是一顿声色俱厉的批评。搞得我好没面子，灰溜溜的。后来社会上传出话来，要撤销我的编辑部主任职务。

地方企业和招商企业两个企业打架，导致地市两级领导形成对立。当时的地委委员兼市委书记李保卫，因为站在市上企业的立场上，坚决维护市上企业的利益，所以他坚持认为报道反映的内容没有问题，于是就自然地站在了我的一边，和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形成对抗。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但是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把我抓住不放。我的形势岌岌可危。

我们的魏副总编和杨专员私交甚好，他带我上门给杨专员做检讨。杨专员恰好有客人，没有接待我们。改天我一个人上门给杨专员作检讨，老兄客气了很多，简单聊了几句，就要我“找你们的部长（地委宣传部部长）谈去”。找到地委宣传部杨振华部长，他说“这个事情冷处理吧”，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事情出来，我当时的压力好大，我想离开武威调往兰州去。我在甘肃电视台的同学余克光给我联系《甘肃工人报》社，报社文总编说，来这里可以解决家属问题，但是要让我干上几个月看看。我想我在你这里干几个月，我给武威方面怎么解释呀？干几个月你改变了主意，我就没有退路了。后来想到住房、孩子上学等等一系列问题，我只好断了这个念想，再没有去争取过。后来这位文总编还问余克光，你的同学怎么样了？怎么还不来呀？这是一个进兰州市的好机会，我没有抓住，没有把坏事变成好事，很后悔了一阵子。王国文书记是一个书法家。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去找王国文书记要字，他二话不说，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元帅的这首诗正应了我的心境，我一直把王国文书记书写的这幅条幅挂在客厅里。

有人曾经说过，你想折磨一个人，你就让他去做报纸总编。当记者当编辑的电话不断，但是又最怕的是接听电话。有一天早上我就接到了一个可怕的电话。早上我还没有起床，报社编辑部的赵广军就打来了一个电话：“报纸二版通栏题里的市长郭承录（现在是省政协副主席）印成郭录成了。”我一听见这个消息，头就大了。 这既是重大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赶紧通知发行部，暂停发行今天的报纸，赶紧改版重新印刷。接着问办公室，给两个大院（市委市政府）的报纸送了没有。办公室的同志说已经送出去了。我让赶紧收回来销毁。再看昨天晚上签发的清样，一个大大的“尚”字赫然在目。一时疏忽，酿成大错。我后悔不迭！叫苦不迭！好在错报没有流向社会，没有和读者见面。太悬了！但是这仍然是一起重大差错、重大责任事故，差点酿成第二起收报事件。从录入、校对到责任编辑，从编辑部主任再到值班总编，人人受罚，我带头做了检讨。

我当了副总编以后，老是感觉一把手处处找我的茬。我很是纳闷、很是生气。有一天的编前会上，全体编采人员都参加。一把手又开始骂人了，骂着骂着话锋一转，阴沉着脸说，晚刊的值班总编脱岗，不坚守岗位。这几天我是晚刊的值班总编，这明确是在说我。而我昨天一直值守在办公室处理清样，哪里都没有敢去过，最后的清样也是我签发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在活人眼睛里下蛆。他一讲完，我怒不可遏地接着说：“你刚才的讲话，我有八个字送给你：胡说八道，一派胡言。昨天我一直值守在办公室，最后所有的清样都是我一张一张签发的。人证物证俱在，现在就马上查证落实。”一把手顿时慌了，哼哼唧唧，不知说什么好了。会草草收场后，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抱怨我不该在会上当着大家的面不给他留面子。面子已经撕破了。我责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留面子，更可恶的是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污蔑我糟践我？”他后来平心静气地和我谈了一次。原来是当初组织部门考察提拔他当报社一把手的时候，我说了“应该提拔，但是不应该安排总编辑的岗位”。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这句话，从而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我是一个本性平和的人，从来不愿意和人剑拔弩张。今天是把我逼到悬崖上了，这是让我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是我工作几十年中，正儿八经与同事而且是与我的上司发生的一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