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忆故居》说陈寅恪

无尘

读《忆故居》说陈寅恪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

竹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首《忆故居》，是陈寅恪所作，作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抗战胜利，陈寅恪却还流落成都。在举国同庆的日子里，从诗里却看不到陈寅恪丝毫的欣悦，却借思念故居，抒发着孤独、凄凉乃至忿懑的心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倭寇虽然赶走，可满目尽是废墟，山河破碎，危机四伏，国家分裂，民不聊生，一介书生又当奈何！进无匡扶之能，退难以安心治学，有什么值得庆幸的！旅居他乡，苟安而已。“且认”之中，太多无奈。

强敌虎视，兄弟联手；外患初平，手足相残。到1949年，两个阵营再度翻盘，政权之争诉诸内战，一面刀枪相见腥风血雨，一面疯狂抢夺黄金、物资、人才。

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当局，放弃北平前，派出专机冒着炮火把陈寅恪胡适等学者从北平“抢救”到南京。付出如此代价，并未让陈寅恪感恩追随，君子不党，他独自去岭南大学继续做他的教书匠。即便好友傅斯年再四催促，他也无意南渡。

他留下了，却不像多数留下的学者那样，热情拥抱新时代，融入新社会，颂扬新主义，努力做“新人”。对于现实社会，他永远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唯一值得他倾注热情的，只有纯粹的学术研究。1952年，新政府百废待举，要振兴学术研究，郭沫若派人专程到岭南请他执掌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这是多给面子的事。可他不仅不知感恩，竟然提出苛刻条件：他任职的所里要允许不信马列——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荒谬！他这是公然宣告：人是留下了，但不做工具人。如果不是他名气太大，当下就可以抓去劳改了。

他既不容于时，社会也容不下他。虽蛰居于岭南，难苟且而偷安。他不关心政治，政治终会找上门。1966年文革开始，陈寅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因为他曾辗转多国，自然极有可能是“美国特务”，受到专案审查，一份又一份的写书面检查材料，没完没了的口头交待，让这个会十几种外语、一肚子学问的老头身心崩溃。

晚景凄惨，孤独而去——这就是他倔强的性格所致的必然归途。其实，这样的结果，早见端倪。他在王国维自沉两周年为之写的碑文中就赫然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既是对好友王国维高度赞许，也是藉以明志，同时又是他悲剧人生的先兆。

关于陈寅恪的学问， 相信绝大多数人无法蠡测，也无须置喙。但这句话人们一定耳熟能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出自陈寅恪。更不知道这是陈寅恪以生命写就的一句话。这句话经黄永玉书写，孤零零地镌刻在他的墓石上。

他是被折磨死的。但他终究以死捍卫了精神的纯洁，“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时下，我们常被灌输的心灵鸡汤是：“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机会。”这固然没错，只有活着，我们才有机会讨论陈寅恪。但是，对于极少数宁愿以死明志、以死唤醒民众、以死保持精神之纯洁的人，我们永远要保持敬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再回头读“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句，感到先生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对自己作了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