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昌碩篆刻閒章作品“我生无田食破砚”鑑賞

林道淡

　　近日在收藏品市场偶得一方清代篆刻大师吴昌硕先生制的篆刻闲章，印章石料是普通的福建寿山黄杜灵，这种印章石料虽然非常好用，质地干净，石钉极少，软硬度与田黄石差不多一样适中，行刀非常流畅。但是由于产量非常丰富，市场价格比较便宜，非常有利于艺术家放开手脚搞创作，因此深受篆刻家们欢迎。篆刻作品普遍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很多好的篆刻作品往往不是出现在名贵的章料上，比如许多当时非常名贵的田黄石和鸡血石印章上面所刻的作品都非常精细，但可能是因為石料太過於珍貴，篆刻家们都比较害怕偶然滑刀出错，因此刀法显得格外拘谨，造成印文的金石韵味明显不足。杜靈石章料價位比較便宜，就算出錯了也無所謂，可以磨掉再來，篆刻家可以放開手腳創作出自己想達到的藝術效果。这一方印钮做工水平也非常普通，一看就知道是徒工们的练手作品，市場上隨處可見。寿山石雕工也分三六九等，大师们的精品力作和徒工的练手之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福建有许多著名的石雕大师，但是再著名的石雕艺术大师也是从徒工开始，没有人能一步登天。

这方闲章唯一让我不忍放手的就是它的印文，这印文“我生无田食破砚”，让我感慨良多。吴昌硕先生出生于大家族，但是他的生母是小妾，他自己是庶出，庶出的孩子从小都低人一等，都是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虽然他天资聪颖，从小就获得极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就失去了家里唯一的靠山，遭到吴昌硕同父异母哥哥的排斥和虐待，夺去了家族财产的合法继承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19岁的吴昌硕放弃自己在家族中的一切财产继承权，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儿迁居多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定居上海，不仅依靠一方破砚一支笔一把篆刻刀独自谋生，还在书画篆刻艺术界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致王福庵和吴隐等人建立起西泠印社的时候，把社长的位置虚了好几年，一直等他过来就任。我认为这方印章既是吴昌硕的自我激励，也是向剥夺他继承权的人宣示的一种示威。

　　大清晚期，虽然城市工商业已经悄悄兴起，但是整个时代依然是农业文明时代，田地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最珍贵的财产，在上海虽然城市文化非常繁荣，但是很多在城里发迹的人也不忘回到乡下购置田产。古代社会还有一句话，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吴昌硕先生的书法篆刻艺术在他十七、八岁时候就已经在江南各地声名远扬，凭借手中一方破砚他就可以带着自己的一家老小行走江湖。最后选择在工商业非常繁荣的上海定居。

此时的吴昌硕先生仅仅只是一个年轻人，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带着妻儿老小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来创出自己的生存空间，仅靠自己的这一方破砚也能在上海立足并且还能养家糊口，说明当时的社会还是有文化人的独立生存空间的。满清帝国自从入主中原之后，一直都被江南学子所藐视，虽然多尔衮血洗“扬州十日”，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嘉定三屠”，依然无法收服江南学子那颗傲慢的内心，康熙皇帝开科取士曾经遭遇江南学子们集体抵制，三江（江苏、浙江、江西）学子们以北京秋季天气寒冷为由拒绝参加科举考试。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天下才子出三江”的传说，一场科举考试如果没有三江学子参与，其含金量就会大打折扣，康熙皇帝也不得不降尊迎合，在苏州建了江南贡院，让三江学子们免去舟车劳顿之苦，可是江南学子们即使当了官，也不太拿满清的官位太当回事，康熙年间的姚启圣一向来我行我素，他的官越当越小也不当回事，乾隆年间的郑板桥，一不高兴就弃官而逃，跑到街头巷尾卖画为生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吴昌硕先生也曾经花钱给自己买了一任知县，但是仅仅上任一个月就弃官而逃，回来后还给自己刻下一方闲章“一月安东令”以自嘲，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说明当时纯粹的读书人还是能够在不依附于体制的情况下，依靠一支笔一方砚也可以洁身自好。满清皇朝虽然非常野蛮和凶残，它还不至于打破读书人最后的一只饭碗，迫使他们匍匐在自己脚下求生而颜面尽失。想到这里，我的心里突然还对大清帝国产生了一些由衷的敬意。我想，这大概就是清末文化艺术品市场依然非常发达，因此清末的上海还能产生出一大批如蒲华、任伯年和吴昌硕等海派艺术大师的根本原因所在。

這方印章的刀法是以沉穩的衝刀為主，短筆劃處兼用切刀。構圖比較獨特，這也是吳昌碩先生構圖的獨到之處，它不是按照每一個單個的漢字筆劃安排，而是把整個印章中所有的文字筆劃進行統一空間分配，哪一筆應該放在放在哪個地方，如何安排，完全要服從整體構圖，字的大小是按照它自身的筆劃多少來安排，筆劃多的字就安排很大的位置，筆劃少的字只能受點委屈，只給一極小的空間，充分體現了吳昌碩先生印章構圖的靈活性和多樣性。

　　比起清代的读书人，今天的知识分子可算是够悲催的了，今天能够独自通过服务社会来获得自己的生存条件的读书人几乎完全找不到了。由于基础教育已经全面普及，信息传播方式方便快捷，代写书信这一门古代读书人的传统职业已经不存在了。个人签名、指纹和人脸识别技术，又把私人印章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现代电脑技术把书写的需求全部归零。看来能够让读书人独立生存的只有画画这一门，可是当代书画家如果离开体制给你的一身皮，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不管你的作品艺术水平有多高，也绝对无人问津。不用说年纪轻轻就可以拖家带口出来上海混世界，就算是他自己独自一个人能够在大上海活下来也是奇迹。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读书人能够游离于体制之外独自生存下来，因此我不得不发出一声感慨，吴昌硕先生最大的好运是他选对了时代了，他能够集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但是他老人家如果活在今天，他不仅会与当年一样没有田，那只破砚他也吃不得，现在再也不会有人会象王福庵和吴隐们一样，把西泠印社社长的位置一直都给他老人家虚着，他们自己几个人都可能会争得头破血流，哪有您吴昌硕先生的份！“安东令”倒是可以花钱买到，只是如果若不肯乖乖地在任上呆着，那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老舍先生《茶馆》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大清虽然不好，民国我饿肚子了”。